向死而生（道法自然）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能够直面自身作为生物必有一死的事实，并选择活下去，就等于用行动回答了哲学的终极问题。

明白了这个道理，再回望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困扰，它们便自然显得不再重要了。心理学中的恐惧管理理论试图证明（或证明了）——人类出于本能的一切行为背后的终极驱力，便是试图逃避自身作为生物必有一死的事实。

宗教通过许诺字面意义上的永生来吸引信众，国家/文化/社会则鼓励人们去建立世俗的功业、为宏大的事业添砖加瓦，以此许诺一种象征性的永生——虽然你会死，但我们会记住你这个人。挪威哲学家彼得·维塞尔·扎普菲（Peter Wessel Zapffe）也教导相同的道理，两者的理论融合起来并互相补足之后便是这样的：

最常见的应对方式是“否认”、“隔离”——直接否认自己会死，或者否认死亡便是一切的结束，并把一切关于死亡的想法从意识中驱离出去，由于这一防御机制在触发时是“最靠近自我意识的中心”的，所以被称作“近端的防御机制”。



其次则是“分心”——娱乐至死，吃喝玩乐、刷短视频，用各种琐事填充自己的生活，此即海德格尔所说的，普通人“沉沦式”的生活。

最后则是“锚定”、“英雄主义”——把自己献给国家、文化、公司、宗教等共同体，试图在混沌的意识中，找到人生的锚点；让其赋予生活意义、秩序和延续的希望。锚点破裂，人就会崩溃，死亡焦虑也会被唤起，所以，人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的锚点，狂热的民族主义便是其代表性的体现。由于这是距离自我意识最远的，所以被称作“远端的防御机制”。人们虽然能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但却往往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们会觉得自己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但其实不然，人的一切行为背后都是有原因的。

当个体觉得自己符合其内化的文化世界观的标准，并因此配得上该世界观所提供的象征性或字面意义上的死亡超越方式时，他便拥有了自尊，自尊和锚定是一体两面的，两者被合称为“文化方面的死亡焦虑缓冲机制”。

从这个角度看，走在向死而生的道路上的人，可以说是在违反生物本能而行，那也无异于逆天而行了。

这是一种入世的、非宗教的精神修行，是注定孤苦的。但谁理解了它，谁便获得了开启全新人生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