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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你读过庄子，就会发现一个颠覆认知的道理：夸你的人和骂你的人，其实是一回事。
为什么这么说？庄子在两千多年前，早已把这件事讲透了。
一、是非标准，从来都是相对的
庄子在《齐物论》里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什么意思？他有他的一套是非判断，我有我的一套。标准和立场不同，结论自然不同。
庄子还打了两个生动的比方：人睡在潮湿的地方会腰疼，泥鳅会腰疼吗？人爬到高树上会胆怯，猿猴会胆怯吗？各有各的性，各有各的“对错”。同样的道理，夸你的人有他的一套标准，骂你的人也有他的一套标准。你今天被夸，只是恰好符合了某个人的喜好；你今天被骂，也只是碰巧违背了另一个人的判断。
这两种声音，从来不代表什么“绝对真理”。它们只是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下的反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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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陶谷依附宰相赵普，想借势往上爬。他帮着赵普排斥窦仪，还诬告过李昉。可赵普也看不上他，始终没有真正重用他。
史书评价他“急功近利，嫉妒心重，过于爱惜名声”（奔竞务进，多忌好名）。
他一辈子最高做到礼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正三品），看着是部级高官，干的活儿还是翰林学士承旨那一套，给写材料。始终没进过宰相班子。
晚年他照镜子，对别人说，我这长相太贵气了，早晚得戴貂蝉冠。貂蝉冠是将相才有的冠饰，意思是我早晚得当大官。要说吧，官还真不小，可就是没当上宰相。
禅让那天，他觉得自己最机灵。
却看他像个傻子。
他以为自己踩准了时机，结果这个时机，踩了他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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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工作能力强，这是提前知道结局。演得太过了！
赵匡胤当场就看懂了这个人：他不是称职的翰林学士，而是一个急着表忠心的赌徒。
史书说，太祖甚薄之。“薄”不是骂，是懒得理你。
仪式继续进行。轮到宰相范质了。范质站在下面，他代表的也是前朝，一动不动，没有跪，没有拜，没有任何配合的意思。赵匡胤向他走过去，先行了礼。
后来太宗赵光义评价范质，说宰相里面，能守规矩、珍惜名声、保持廉洁的，没有人比范质做得更好。唯一可惜的，就是当年周世宗去世的时候，他没有跟着殉死。
陶谷是第一个跳出来表忠心的。结果重点评价的，是那个在禅让时一动不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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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隆元年（960年）正月初五接近傍晚，陈桥驿的戏彻底演完了。
赵匡胤要接受禅让当。
按规矩，这出戏得一步一步来：小柴宗训得“主动”让位，大臣们得依次劝进，翰林学士最后宣读文书。一切要看起来像即兴表演。
偏偏这个关节上，翰林学士承旨（机要秘书）陶谷站出来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份退位诏书，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一句：“已成矣。”
退位文件我早就写好了，您直接签字就行。
按正常流程，这时候文书根本还没准备。可陶谷不但准备好了，还揣在怀里，当着满朝文武掏了出来。这个速度，暴露了一切。
陈桥兵变和禅让就隔了一天多。一天多的时间里，陶谷把退位诏书写好了，还精确地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时掏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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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人的“沾沾自喜”，是他们永远困在底层的代价
这些low人常常沾沾自喜：觉得自己认知很高，觉得自己的生活和关系里从来不吃亏。
他们确实不吃亏——因为只要有一点风险，他们就缩回去了；只要有一点便宜，他们就扑上去了。短期看，他们确实“赢”了无数次。
但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他们永远只能待在底层社会。
像一只动物园里的猴子，蝇营狗苟，争抢眼前的三瓜两枣，直到生命结束。
没有积累，没有成长，没有深度关系，没有跨越周期的视野。他们的一生，就是一场漫长的、低水平的、重复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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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格是怎么形成的？
极致的短期自利人格，几乎总是来自动荡的环境。家庭内部就是这样的关系：父母经常吵架，农村地区男的打老婆，女的嫌男的穷跟别人跑了——这些例子不胜枚举。学校内部，拉帮结派、欺负弱小的风气也一直存在。这些东西会把一个人的价值观塑造成：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操控和利用，人和人之间就是要分大小王。因为没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和受
教育环境，所以他们发展不出“道德”这种需要长期主义的追求，也建立不起稳定的价值观。生活环境动荡，看不清以后，只能追求当下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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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人不一定是世俗意义上的“没有道德”。他们的问题在于：一旦关系加深，初始边界模糊之后，进入博弈阶段，他们绝不会手下留情。这就好比两个人共处一室，中间画一条“三八线”。这条线应该划在哪里？对于动物本能驱动的low人来说，他往你那边推一点，自己的生存空间就大一点。他会一直推，直到你退无可退。只要关系进入相持阶段，他们一定会不停地攫取利益。这不是恶意，这是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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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low人？
一切行为都由短期自利的动物本能驱动的人。
动物本能包括：慕强凌弱、趋炎附势、拉帮结派。这些人平时不怎么动脑子，大脑里是一团浆糊，没有确定的道德标准，也没有一致的价值观。他们思考问题不可能跨越周期——但“短期主义”和“自我利益优先”这两条，是绝对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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