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假修真：小散混股市！

半年后，公司有个内部晋升机会，总监助理，一个萝卜一个坑，无数人盯着。
主要竞争者，就是小A和老K。
按业绩，小A是部门第一，甩了老K一大截。按资历，老K熬了快五年，也该轮到他了。
这事儿就变得很微妙。
小A跑来问我，说“凡哥，你说我该怎么办？这个机会我真的很想要，但K哥对我恩重如山，我要是跟他争，是不是太不是东西了？要不我退了吧？”我说，“你想退，可以。但你想过没有，你退了，这个情，老K他接得住吗？你这是在帮他，还是在害他？以后你们俩还怎么相处？”

小A一听，也对。
我说，“很简单，公平竞争，各自凭本事。你上去，以后拉他一把。他上去，以后也会念你的好。别把职场当江湖，没那么多义薄云天，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小A听进去了，决定好好准备竞聘。竞聘前一周，大老板突然找小A谈话，说让他把手头一个核心项目的全部数据和复盘报告，整理一份出来，下周一开会要用。
这个项目，是小A熬了三个月，一手做起来的标杆案例，也是他这次竞聘最大的筹码。
小A没多想，老板要，那还能不给？
他找到老K，说“K哥，我这边竞聘PPT还没做，老板又要得急，你能不能帮我搭把手，一起弄一下这个报告？”
老K满口答应，说，“没问题，你安心搞你的PPT，报告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小A感激得一塌糊涂。
周一开会，小A信心满满地等着老板在会上用他的数据。结果，老板压根没提这事儿。
他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多想。
周三竞聘，小A讲完，反响平平。
轮到老K，一上台，所有人都惊了。
他讲的，正是小A那个核心项目。数据、逻辑、复盘、规划，比小A自己准备的还要详尽，还要深刻。
最要命的是，老K在结尾，不轻不重地说了一句：
“这个项目，从一开始的构思，到中间的每一个执行细节，再到最后的复盘，都是我在小A身后，一点一点指导和把控的。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但有时候，经验和格局，比单纯的执行力更重要。”
小A当场就懵了。
他看着上侃侃而谈的老K，那个曾经帮他刷饭卡、借他车、给他转钱的“亲哥”，第一次感到一种刺骨的寒意。
结果毫无悬念，老K晋升 

我认识一个人，叫小A。
前几年在一个头部互联网公司做运营，人很聪明，肯下死力，关键是情商高，嘴甜，会来事儿。
带他的师傅，部门老人，我们叫他老K。
老K对小A那叫一个好。
手把手地教业务，毫无保留。
中午吃饭，总是主动帮小A刷卡，说自己有公司餐补，吃不完浪费。
小A加班晚了，老K会把自己的车钥匙扔给他，说，开我车回去，明天早上再开过来就行，比你打车方便。
甚至有一次小A家里急用钱，还没开口，老K看他状态不对，私下问他是不是有困难，二话没说，直接转了三万块给他。
小A当时感动得，就差给老K磕一个了。
他跟我说，“凡哥，真是遇到贵人了，老K就是我亲哥。以后他在公司一天，我就陪他一天，他要是有什么事儿，我第一个上。”

我当时就笑笑，没说话。
有些坑，不自己踩一遍，别人说的再多，也只是耳旁风。 

世界上最恶心的关系，就是同事关系，千万不要相信有例外，
有人表现得人畜无害，一定是装的，同事就是一群互不相关的人争名夺利

还有一次，曾国藩要提拔一个将领。这人打仗很勇敢，战功也不小，但曾国藩观察他平时待人接物，发现他对下属颐指气使，对上级却卑躬屈膝。曾国藩就没有给他重要职位，因为这种人只会向上负责，不会向下负责，带不好队伍。
他识人的标准很简单，就是看一个人在没有利益关系的时候，是怎么对待别人的。对家人好不好，对仆人好不好，对陌生人好不好。这些不起眼的小事，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本性。
曾国藩用人也有讲究。他不用完人，因为完人不存在。他用人看的是这个人的长处能不能用，短处会不会坏事。有个将领脾气暴躁，经常得罪人，但打仗勇猛，曾国藩就把他放在前线，不让他管后勤。有个文官做事谨慎，但缺乏魄力，曾国藩就让他管钱粮，不让他带兵。这种用人之道，说白了就是看透人性。不指望人完美，只要把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让他的优点发挥出来，缺点被限制住。曾国藩能把一群泥腿子训练成能征善战的湘军，靠的就是这种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曾国藩小时候笨到什么程度。有个贼躲在他家房梁上，等着他睡觉后偷东西。结果曾国藩背一篇文章，翻来覆去背不下来，背了大半夜还在那里重复。贼实在受不了了，跳下来把文章背了一遍，骂了他几句就走了。这个笨小孩后来做了一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开始写日记，每天记录自己的言行，给自己打分。今天看书走神了，记下来，批评自己。今天说话得罪人了，记下来，反思原因。今天早上赖床了，记下来，明天改正。他把这件事坚持了几十年。每天晚上睡觉前，必定要把当天的事情梳理一遍。哪里做得不好，就用朱笔批注。这种自我解剖式的反省，让他对自己的毛病看得清清楚楚。
别人犯错可能不自知，他犯错必定记录在案。别人改错靠自觉，他改错有账本可查。日积月累下来，那些坏惯被他一个个揪出来，一个个改掉。从最初的贪睡、贪吃、说谎、发脾气，到后来的待人接物、为官处世，全都在这本日记里被反复打磨。
这种笨办法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需要极强的自制力。大部分人做不到的不是写日记，而是做不到真实面对自己。曾国藩能从一个资质平庸的人变成一代名臣，靠的就是这种对自己毫不留情的改造。

陶侃虽然寒门，但也要脸的，他哪不想从自己这辈开始变成顶流士族。
陶侃也是人，不是神。
只要是人，就有小九九，就有利益算计。
摸准了，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劝陶侃，温峤说的软话，那个王愆期则是说狠话。
软话是，你能得到什么，狠话是，你会失去什么。
市面上有一个观点，人在决策过程中，对于损失的厌恶远超过对于得到的喜感。
通俗的说法就是，你掉了100块钱，和你捡到100块钱相比，前者对你造成的情绪波动更大。
于是，你会倾向于选择避免产生损失。 

相比潘富和吴庆夫，上元县知县吕贞的罪名看起来“温和”得多——他只是“阻滞政令”。
洪武年间，朱元璋推行“见丁着业”政策，让每个成年男子都有田种，有活干。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结果到了吕贞这里，却卡住了。有个叫王七的百姓来告状，说自己按政策该分到田地，却迟迟办不下来。一查，吕贞收了别人的钱，故意把事情压着不办。
《大诰》里，朱元璋痛骂吕贞：“有司惟在宣布条章，引民遵守，民若钦遵，实官之福也。”地方官的职责就是宣传执行朝廷政策，百姓遵守了，官员才有政绩。吕贞倒好，公事不办，私事卖力，最后落得个杀身之祸。
吕贞的案子看似简单，实则最能说明问题。潘富、吴庆夫是赤裸裸的恶吏，人人得而诛之。吕贞却是“正经”的朝廷命官，七品县令，进士出身。他不算贪得无厌，也不算横行霸道，只是“稍微”收点钱，让政令“稍微”慢点执行。
但正是这种“稍微”，才是最可怕的。因为它表明：恶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个系统的常态。从皂隶到巡栏，从差役到县令，每个环节都有人伸手，每个层级都在分利。

为什么？因为潘富有钱，因为潘富“懂事”，因为帮了潘富，以后自己家里有事，也能找这号人物疏通。更重要的是——潘富代表的那套体系，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态。今天帮潘富，明天遇到事，就有别的“潘富”来帮自己。
最后，追捕者在崇德县（浙江嘉兴桐乡市）找到了潘富的藏身处。那是豪民赵真等人的宅院，赵家家资数万贯，平日里养着五十多个无业游民充当打手，还跟附近两百多户人家结成私盐贩卖网络。
官差刚到，赵氏兄弟立刻把潘富转移到千乘乡的寺庙里。僧人澄寂、周原善更绝，直接召集两百多个壮丁，把追捕者围困了整整一夜。混战中，官差被杀死一人，杀伤一人。直到天明，僧人才放这些官差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