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亭暮秋，寒蝉凄切，一阵凉雨刚歇。我静静地站在汴京城外的驿亭下，天色昏黄，护城河岸的杨柳在晚风中摇曳。身旁一叶兰舟泊在水面，艄公低头收执着缆绳，等着送我启程。而我却紧握着一双纤纤素手，怎么也不舍得松开。
“你真的要走了吗？”她哽咽着问。我点点头，没有说话。四目相对，都已泪眼朦胧，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雨后初霁的秋空下，一片离愁在无声蔓延。远处传来城门楼上的更鼓声声，我知道我不能再拖延。最终我颤声道：“保重，等我回来！”话音未落，已是泪如雨下。
晚风吹来阵阵杨柳萧索之声，我心中一痛，转身登上兰舟。艄公一声吆喝，船篙点水，轻舟缓缓离岸。我回望长亭，她依旧伫立，一抹飘飘罗袂，含泪凝望。两岸秋色迷蒙，暮霭沉沉楚天辽阔。终于她的身影模糊在朦胧烟波中，再也看不见。我失魂落魄地跌坐在船头，只听得橹声悠悠，江水东去。我闭上眼睛，任冷风吹干脸上的泪。
船开远了，岸边依稀传来她哽咽的吟唱：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船行江中，拂晓的薄雾中浮现出两岸依依杨柳。我不禁想到自己的姓氏——柳。古人折柳送别，柳条是离情的象征，而我这个名叫柳永的人，却要亲身经历这般刻骨的离愁。我凝望着晓风残月下的杨柳岸，心中一片苍凉。这一别之后，就算有再多的情谊，又能跟谁倾诉呢？
晨曦在雾海中轻轻地颤动，我愣愣出神，恍惚间思绪飘回多年以前。
我的名字叫做柳永，我的祖籍在福建崇安。雍熙四年左右，我降生于父亲为官的任城。父亲给我取名叫做三变，字景庄，或许是希望我能够如灵动的麋鹿一般卓然不群。但后来这个名字被我改掉了。
我的父亲叫柳宜，刚正耿直，曾在南唐后主李煜的手下任监察御史，时以敢于弹劾权贵著称。南唐灭亡后，父亲归顺北宋，先后任过县令、通判等职，官职并不显耀。因为他排行老大，字虞宾，人称柳虞宾。
我父亲博学而有经世之才，性情方正，却也颇具文学素养。他与北宋初期著名诗人王禹偁交情深厚。幼年时我经常听父亲讲起他在南唐为官的旧事，他时常感念故主李后主的才情，闲来会低声吟咏李后主的词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神色黯然。我虽然幼年不甚了解，但能够感觉到他内心深处对故国和才情的复杂情感。这一些词句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原来文字还能如此婉转缠绵，诉尽人间悲欢。
我们柳氏本是河东名门之后，曾祖柳冕在晚唐时任御史中丞。到父亲和叔父辈，五兄弟在南唐、北宋皆有仕途建树。我上面有两个哥哥，柳三复、柳三接，他们都中了进士，在朝为官。
生在这样的书香簪缨之家，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读书、考试、科举的氛围，长辈们对我这个排行第七的幼子也寄予厚望。“柳七”就是乡里人对我的昵称。小时候的我聪颖好学，诗书过目不忘，音律天赋尤佳。父亲见我爱鼓捣乐器，经常告诫：“勇儿，矢志为文，经世致用，切莫沉迷丝竹。”但每当夜深，我偶尔推开书本，偷偷地吹奏一曲自编的小调，父亲在房内听到也没有责备我。
然而在我们那个时代，科举登第方为正途，这也是我接下来注定要走的路。太宗至道末年到真宗咸平年间，我随父亲辗转各地任所求学。父亲晚年调任京师开封，我便于十几岁在汴京度过了少年时光。
开封也叫汴京，乃大宋国都，万邦来朝，锦绣繁华，市井繁弦管丝竹之盛为天下冠。我每日清晨苦读四书五经，夜晚偶随父亲出席文会，结识一些名士门第的子弟。他们中有人风流倜傥，私下也舞文弄墨，填词作曲，以此为趣。我受到感染，私底下写了不少小词，自弹自唱解闷，歌楼酒肆的艳妆歌姬也成了我们这些纨绔少年偶尔流连的所在。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与几位朋友偷偷溜出府，在汴京最大的教坊樊楼里面看歌舞。我躲在角落里，望着台上歌女曼妙的舞姿，听着曲师们拨弄的琵琶弦音，只觉得心驰神往。那一瞬间，我仿佛体悟到了词曲的美妙，它能够把人带离现实，沉醉于另一个世界。
回家之后，我废寝忘食地填出一阕又一阕词。虽说稚嫩，却引来周围伙伴的称赞。年轻气盛的我暗自得意，甚至一度忘了科举才是正经事。
但科举的钟声很快敲响了。大中祥符元年秋闱在即，我二十二岁，首次参加进士科考试。考场上我提笔疾书，但满脑子才情涌动，下笔行文不自觉带了一些浮华辞藻。我毕竟平日诗词歌赋读得多，反倒对时文八股的板滞不甚适应，结果可想而知。几个月之后放榜，我名落孙山，连榜尾也未挨着。我握紧拳头暗暗发誓，为了前程也为了父亲的脸面，下一刻一定要金榜题名。
可惜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科举之路远比我想得崎岖。大中祥符二年春试，我卷土重来。然而此次落第的原因我后来才知，并非全是才学不及。原来就在开考前，真宗再次颁布诏令，严禁举子读非圣之书及涉词浮靡者。而我的名声在京师考官之间已有所传闻，有人说我平日多游侠邪，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是一个沉迷于风月歌词的公子哥，怎么会被古板的考官看中？果不其然，这一年我依旧榜上无名。
我怀揣失落走出贡院考场，街上人潮熙攘，但没有一处是我的容身之所。远处传来卖唱女悠扬的曲调，我茫然四顾，只觉得天地之大，却无我柳三变一席之地。时值盛世，朝廷歌功颂德的氛围浓厚，我不甘泯然众人，想以才华谋得一席之地。
景德二年八月，朝中立九岁的皇子赵受益为太子。我抓住这一时机，精心构思了一首颂圣词《玉楼春》，借以庆贺皇太子册立，希望能够博得青睐。我堆砌了“庆云披雾，龙楼凤阙郁峥嵘，碧池灵沼龟鱼戏。画栋雕梁丹雘饰。升元嘉庆，皇图三叶芳联比。帝尧聪明睿智，商汤果敢英武睿。”等
华美 辞藻，满心期待地托人把此词送入宫廷。我希望能够刮目相看，然而却毫无音讯。后来才听说真宗对我的文才并不欣赏，自然不会仅凭一首贺词就破格录用我。
这一回我再次受挫，心灰意冷。接连几番失意，我索性暂别考场，醉心于词坛风月。白天我在家摆开诗案，潜心研究历代词曲；夜幕降临，我便结伴留恋于汴京的歌楼酒肆，邂逅繁华的教坊和勾栏瓦舍之中有数不清的歌女舞伎。她们靓妆倾城，能歌善舞。我经常混迹其间，以才子自居，挥笔为歌伎们记席填词。
也不知是少年心性使然，还是潜意识里的反叛。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视填词为末技，觉得有辱斯文。可我却偏偏流连于声色场所，沉溺于此道不能自拔。说来也怪，我为歌伎所做的词越发大胆直白，毫不避讳艳情艳态，以至于越来越不被正统文人所容。但在烟花巷陌，这些俚俗艳词大受欢迎，许多教坊乐工争相传唱，连寻常百姓也能哼上几句。有歌伎得了我的新词，曲长身价竟能暴涨十倍，纷纷以厚礼相求，让我为她们量身填词。我的名声在勾栏瓦舍之中如日中天，以至于民间流传一句话：“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意思是只要有人烟饮水的地方，就有人传唱我的词。我柳永一时之间成了市井里最红的词作家。
那些年里，我结交了不少歌伎好友，其中有一位歌女与我情投意合。她经常对我说：“柳郎，你的词唱到人心坎里去了”。每当她轻吟我心写的词，我都会痴痴地望着她。几杯薄酒下肚，竟升起“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念头。科考落地的苦闷，在温香软玉的安慰中似乎都烟消云散了。
我开始告诉自己，功名不过浮云，不如沉醉今朝。我心中的愤懑化作一腔却自风情万种的词作。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既然仕途无门，不如就此以词为业，做一个不带乌纱却名扬青楼的白衣卿相。
某天，大醉归家，我提笔写下了一首宣泄牢骚的长调《鹤冲天- 黄金榜上》。笔锋所致，满纸皆是不平与狂傲之气。写完这首词，我长笑一声，只觉得胸中块垒尽消。是啊！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我以无冠之身自封为卿相，雨带不屑，分明是在嘲讽那些身居高位却不识才的权贵。我想告诉这个世界，功名利禄算什么？且唤我一生浅斟低唱。
此词一出，顿时在落魄书生之间引起强烈共鸣。他们传抄、传唱、争相传诵，把我柳永视作同病相怜的代言人。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痛快淋漓的作品竟成为我日后仕途艰难的诱因。
乾兴元年冬，宋真宗崩逝，子宋仁宗即位。仁宗初年，由刘太后听政，朝政诸事一如旧轨。我依然过着浪荡才子的日子。然而耳边开始流传着一些风言风语，有人说：新仁宗听过我的《鹤冲天》，对我极其厌恶，扬言科举再遇柳永，定将黜落。起初我不以为然，只当这是同行妒我才名编排的讹传。我想不到几年之后竟一语成谶。
天圣二年，宋仁宗亲政已有两年。我在青楼醉生梦死将近十年，年近不惑，慢慢开始觉得岁月虚度。每当酒醒时分，我都会想起年迈的老父，想起幼时寒窗苦读的初心，不禁羞愧难当。我不敢就此沉沦，这一年我决心重拾进取之心，再赴科举。
告别了朝夕相处的歌女好友们，我闭门谢客，潜心攻读经史，矫正文风。为了与过去轻佻的形象决裂，我特地去衙门更改了姓名，改原名三变为永，改字景庄为耆卿。永，以为长久，我希望新的名字能给我带来长久的功名；而耆卿，则带有对年长之公卿的期许。这改名之举在坊间传为笑谈，朋友戏称我：“这柳永，要永远滞留在公卿之列啊”。我只是淡然一笑，把嘲讽当成前进的动力。
这一年，我满怀信心走入考场。然而科举考官并不念及我壮心，结榜时我再次名落孙山。这是我第四次落第，消息传来，我茫然若失。试问世上有几人承受得住如此反复打击？我几欲怀疑，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年轻时写的一些艳词，老天就永远与我作对吗？
久久惆怅，我不知道该往哪去，就不自觉地又踏进了熟悉的勾栏瓦舍。我用歌伎的笑颜和杜康的甘醇淹没了我的痛苦。那一段日子，说实话，我的心情与年轻时已有不同。往日恃才放旷的柳三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漂泊人。
我写下了许多羁旅行役之词，借山水抒发飘零之感。比如那一首传唱一时的《凤归云》，我描写旅途风景的细腻与惆怅，层次井然。在名作《八声甘州》之中，我登高远眺，感秋伤怀，写下了“渐霜风凄紧，关何冷落，残照当楼”的沉郁句子。据说多年之后苏轼读到这三句，连连称赞世所罕见。
而词的下阕，我拟一位倚楼盼归的佳人之眼，写尽相思之苦与悔恨。“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有人在我这一段时期的词中读出了奔波各地的悲哀，感叹：“柳耆卿，这是悔恨蹉跎岁月了”。
实际上，行走江湖多年，那一段漂泊无定的岁月让我渐渐看清了一个事实：大宋王朝的价值体系里，没有我们这些不合时宜之人的立足之地。上层士大夫追求名节道德的统一，像我这样表达个人离愁别恨、纵谈儿女情长的作品，注定被排斥在官方认可的价值之外。填词在他们看来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哪怕有一些达官贵人私下里也爱听，却不肯公开承认。
在这森严的道德壁垒前，我的才情仿佛被困在一个暧昧而边缘的小世界里。是啊，我的听众多半都是一些歌女和寻常观众组成的小天地，他们在我的词里寻求片刻的共鸣与快慰。而庙堂之上的那些人怎么会理解这种烟火人间的真情呢？
然而命运在我四十七岁这一年终于来了一个峰回路转。庆历元年，宋仁宗念及科场之中久未如愿的年长士子，特开恩科。我踌躇满志地第五次走进贡院。这一年，我的鬓角已生出几缕白发，科场之上多了不少后辈考生。然而我心态反而平和许多，不复年少时的浮躁。经历了岁月打磨，我的文章少了雕琢，多了几分沉稳。
四月，金榜揭晓，我不敢去看，让人代我打听。当有人冲进来高喊：“柳兄高中”时，我怀疑自己听错了，反复确认名册上那个柳永就是我。我喜极而泣，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仰天大呼：“父亲大人，孩儿不负所望”。胸中郁结多年的失意伴着眼泪一并倾泻而出，我终于当官了。
新科进士入仕，我的起点并不高，我被授予睦州团练推官的职位。睦州在浙江西部，是一方州郡。团练推官是属于副职的小官，职责是协助州官处理军务。我欣然赴任，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实事，洗刷曾经的不羁浪子名声。
在睦州任上，我秉持着父亲的教诲，勤勉为政。睦州知州吕蔚是一个宽厚的长者，他起初也耳闻我风流才子的过往，对我有所保留，但很快他就发现我处理公事细致周全，又体恤百姓疾苦。
在景祐元年的冬天，睦州大雨成灾，许多民房被淹。我与知州大人一起冒雨踏看灾情，建议开仓赈济，减免税负，受到当地百姓的称赞。过后吕蔚拍拍我的肩膀，感叹说：“柳推官，你果真大才，不像坊间传闻那样不羁”。我苦笑着说：“下官少时不懂事，愧对清议，如今愿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不久，吕蔚上表朝廷请求为我升官。他上奏说：“柳永办事勤谨，有惠政于民，才可大用”。然而此举在朝中引发了一场非议，一些台谏官素闻我的艳名，在御前对我极尽抨击，认为我品行不端，不宜重用。有一位侍御史郭劝更是弹劾道：“柳永初入仕，未立功，岂能轻率擢升”。仁宗听罢，未置可否，只是搁置了吕蔚的奏章，我也因此错失了一次晋升的机会。
吕蔚知州把这个消息委婉地告诉我时，我强作笑颜道：“下官资力浅薄，不升也罢，容日后再励功业”。可转身回到驿馆，我却长叹一声，心中不是滋味。我没想到朝廷对我的成见如此之深，过去的风流韵事竟然成了官场上的隐形枷锁，让我难有出头之日。但尽管仕途不顺，我在地方任上仍不改做事之心。此后几年我辗转任职于多地，尽心尽力尽责。我先后担任过杭州余杭县令、定海县晓峰盐场盐监等职。在余杭做知县时，我兴修
水利，清丈田亩，政绩颇佳，百姓感恩戴德。每到一处地方，临别时总有百姓自发送行。
有老人拉着我的手说：“柳青天，再留下来几年吧”。我的眼眶每每为此湿润，原来我并非不能为官，只是缺少被信任的机会而已。然而在京城里那些达官显贵眼中，我始终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浪子。多年来这种偏见有增无减，我也曾经试图自荐于权贵门下，改变他们对我的看法。
庆历三年，我受人引荐拜见宰相晏殊。晏相公也是一个名满天下的词人，可他身为国之重臣，终究讲究士大夫之体面。听闻我来头，翻了翻我呈上的诗文集和词稿，微微一笑：“柳贤弟文采斐然，只是填词终究是小道”。言下之意就是对我的词才不屑一顾。我脸上一红，连忙辩解：“学生也通经术，词不过娱情所为”。
晏殊只是淡淡的点头：“且努力经世致用”。我告退出府……
莫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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