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决定投资风格？

有些人会在后天成为价值投资者，而有些人也许天生就是。

就以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为例吧。他是巴菲特的导师，代表作有《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和《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格雷厄姆寡居的母亲是个小投机者，在“1907年大恐慌”（Panic of 1907）中赔得一干二。当时格雷厄姆年仅13岁。

格雷厄姆永远也忘不了童年那个“耻辱”时刻：母亲让他到银行去兑现支票，而银行柜员问经理，格雷厄姆夫人是否“值五美元”？

成年后，格雷厄姆青睐遭到投资者普遍唾弃的公司。用他喜欢的话说，这些公司的股票“死掉比活着更有价值”。在几十年的投资生涯中，格雷厄姆的收益遥遥领先于大盘。

再来看看已故投资大师约翰·邓普顿爵士（Sir John Templeton）。邓普顿的父亲是田纳西州温切斯特（Winchester）的乡村律师，也是一名投机者，做棉花期货交易。有一天，他回家告诉年幼的儿子们：“孩子们，我们赔光了；我们破产了。”邓普顿靠打零工挣钱，艰难读完大学和研究生。

1939年，27岁的邓普顿拿出100美元，让经纪人给他买进所有股价不超过1美元的美国上市公司股票；在四年时间里，他的投资翻了两番。

邓普顿曾说：“人们总问我哪儿的（投资）前景好，其实这是个错误的问题。正确的问法是，哪儿前景最悲惨？”

格雷厄姆和邓普顿青睐便宜的“价值”股，而不是波动迅猛的“成长”。。。。。。正文详见六耳证券。
（本则转自六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