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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真的不要去嘲笑“博傻”，
因为在生活中，那么多不炒股的人，不也在用比股市更夸张的方式，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博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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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期然又是周末，时间过得真快，上周的股市帐户坐了过山车，股市总是给人希冀但又给人失落。
情绪低潮中，于是又拾起笔来，将这小说又修订了一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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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信使
股市如果始终只是给参与者带来痛苦，那么其实吸引不了任何人，它的诱惑力在于，总会在你接近绝望的时候突然给你一点甜头，如同黑暗中的星光，让你再次看到希望，不甘就此罢手。
1998年4月初，就在我资产缩减到不足1万2时，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炒股，并第一次萌生了退出之心，但就在那时，两只新基金“基金金泰”和“基金开元”上市了，由于这是新生事物，老股民多数在过去的“老基金”上栽过跟斗，个个将信将疑，只作壁上观，而我这个“次新股民”，那时依然胆大，一看价格这么低，于是在“基金开元”4月7日上市的第一天，就以1毛3的买价，满仓杀了进去。其实我完全没想到它们会受到市场热炒，仅仅第二天盘整了一天，第三天就迅速涨停，第四天再度涨停，价格达到了1毛6，我在狂喜中欣然卖出，帐户资金再次迅速恢复到了1万5。陡然间，再次踌躇满志，自信爆棚，深信自己终于苦尽甘来，找到了未来持续赢利的钥匙。
其实，在金融市场，经常会有人在短期内创造暴利，但无数事实证明，只要把观察周期拉长，那么，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暴利不太久后就会被抹平。因为，创造暴利的操作一定蕴涵着巨大的风险，经常追寻暴利必然同时意味着经常冒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交易者的操作结果往往和他的操作惯紧密关联。
这就正如一个人如果每次见顶都能成功逃离，那么，他必然也每次见底大多未能抄底，并且，往往其实还没到头部他就早早出局了，因为，如果不是如此谨小慎微，那么就不可能经常逃顶。反之，一个交易者经常能短线投机迅速获得暴利，那么他必然也时不时会马失前踢，周期性发生几天内突然损失30%左右的巨痛，因为，如果不是冒着这种风险进行博击，他也就必然不可能时不时赢得暴利。
从这个角度讲，短期的暴利其实什么也不意味着，除了极其个别的做到了能稳定累积短期暴利的天才型大作手之外，多数人并不能靠着短期快速暴利做到长期保持资金曲线上升，那么，你帐户资金短期波动的剧烈无非使你内心的波动也相应剧烈而已，你可能会更激动，可能会有更多的彻夜难眠，甚至可能会早生华发，并在暮年时更易与心脑血管疾病结缘。除了这些，还能如何？然而清醒却并非快乐，了然却徒增伤感，反而是1998年4月初，我买的基金在三天里20%上涨，带给我的喜悦与自得，令我无限感怀。记忆中卖出基金的那几天，我连骑车回家都要哼着小调。
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这世间仿佛不仅能量保持着守恒，甚至连开心与郁闷也保持着总量上的平衡。98年4月中旬，全省党代会召开，省委书记离休，但新任书记并非像小道消息盛传的那样由省长接任。而是由中央派来了封疆大吏。一个罗卜一个坑，如此一来，产生连锁反应，我们部长原本如同囊中之物的省委副书记职位，无可奈何地轮不上了，部长岁数也不小了，这次无法升迁，据说只好等过些天调动到临省当政协副主席。
四月末的一个中午，我在省委大院外面的马路上，与部长迎面相逢。印象中，以往每次看到他，要么是前呼后拥，要么是轿车相送，从来没有像那天这样，就他一个人，如同其他普通的老人，微微耸着肩，低垂着头，沿着大院围墙外的马路沿，悄然地走着。
我一向不大跟领导套近乎，何况面对的是一位与我地位相差如此悬殊以至于连套近乎都显得无意义的省级高官。我们部长是省委常委，除了部里的工作，还要处理很多其他事务，除了为数不多的全部干部大会，多数普通干部是并没多少机会与部长打照面的。所以，我估计，部长八成不认得我。换做平时，我把头一埋，也就过去了，可是这次，我却有些心中不忍，于是离得很近时，主动打了个招呼，“X部长，您好！”部长本来低着头，仿佛在想什么，听到招呼，抬起头来，友善地朝我点了点头，笑容里有着平时少见的如同邻家老人般的慈祥，而且那眼神，似乎他竟依稀辨得出部里有我这么个小干部。
擦肩而过之后，过了一小会儿，我往回看了一眼。部长已经离得很远了，高大的法国梧桐排在马路沿上，郁郁葱葱，生机勃勃，使部长的背影被衬托得很小，他远远地独自走在成排的大树下，那景象，竟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我心里突然涌起一些感慨，那么多人，在为了小小的一官半职而费尽心机，可是，即使走到了省委常委这样的级别上，依然有那么多把握不了的东西，想想，令人惆怅。
然而，想得明白并不意味着就舍弃得下，其实，机关单位里多的是聪明人，面对人世的无常，许多人肯定比我感慨更多、体会更深，然而，即便悟透了又能怎样？感慨之后，面对现实利益，我们依然只能去争，去抢。
着就如同股市中的我们经常明知道某些股票并不怎么样，但我们依然去买，原因仅仅因为我们认为有人会愿意用更高的价格买它们。这在投资术语上，叫做“博傻”，并常常被嘲笑。然而，请真的不要去嘲笑“博傻”，因为在生活中，那么多不炒股的人，不也在用比股市更夸张的方式，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博傻”吗？
人终究是无法战胜欲望的，这或许便是人生常常悲剧收场的缘由。就如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手里的股票很可能会跌，但却依然不断寻找不跌的理由，怂恿自己冒险坚持一下，希冀着在坚持的最后一秒迎来大涨。可见我们都并不愿意正视各自可能面对悲剧，屁股决定脑袋，用各种方式极力为自己置身其中的生活进行辩护，因此我们才总会挖空心思为自己已经买进的股票寻找无数持有的理由。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股票和生活的辩护人。
但同时，每个人又都是一名信使，向世界泄露他的那种生活中暗藏的秘密。这非常类似于股票的K线，一方面，K线本身就是当事者与辩护者，但同时，它又是泄密者，而这一切，完全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与视野。1998年4月，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下部长寂寥的背影于我而言就是一个K线组合般的信使，察一叶而知春秋，观滴水可见沧海，冥冥之中，仿佛有个声音在我耳畔说，最繁华时最悲凉。
每个人又都是一名信使，向世界泄露他的那种生活中暗藏的秘密:最繁华时最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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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苦行
结婚之后，我的生活并无太大改变，除了住得更远，上班要骑四十分钟自行车之外，其他一切照旧。不过，工作方面，倒是出现了点新鲜事儿，那就是，我们单位98年春节前后，再次要招录一批公务员。这次是招6个，其中我们处有一个。
与以往的全省公务员考试一样，春节前是统一笔试，春节后则是各单位自行面试。我们单位的面试就在部里的会议室进行，许多同事都好奇地主动去旁听了，包括我。报考我们处的人里，有个叫 “贾明武”的，给我留下了印象。一眼看去，让人觉得他似乎是天生就该走仕途的那种人：脸上总带着谦虚谨慎而又特诚恳的微笑，不多言语，但说起话来总是头头是道，抬手投足十分沉稳。后来才知道，他在原单位就在人事部门呆着的，怪不得历练出一身小官僚气息。当时我有预感，很可能通过面试的人有他。
其实，对于谁被招进来，我并不特别在意，我所在意的是，希望能让新来的人接手我目前的工作。自从96年进单位以来，我一直干内务，基本提高不了业务能力。和我同年考公务员进单位的五个人，别人都没干内务，惟有我在干，显得有些不受重视。如今，既然我们处新招了一个人，这对我来说，是最佳的将内务工作转移出去的机会。
我的烦恼在于，该不该去向蒋处长说说。趁着新人还没来正式上班，我提前将意思表达出来，或许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当然，去说或许也不好，仿佛工作挑三拣四，这就有些需要权衡利弊，我在说与不说之间徘徊，下不了决心。
转眼三月就到了，新招录的名单已经正式公布，我们处招进的，果然是小贾。对于新进公务员的安排历来是这样：如果还是应届本科生、应届研究生，那就等7月毕业后正式报到；如果是已经工作了的，则招录后立即办理工作调动。小贾不是应届生，因此他很快就会来上班，对我而言，再不能继续犹豫了，万一蒋处长根本没考虑内务的事，我不提醒一下，小贾来了之后，直接就做与内务无关的工作，只怕到时候想换更加麻烦。
于是我找了个周末，提了两瓶酒，去看望蒋处长。
进屋之后，我打量了一下蒋处长的家，真的十分简单。蒋处长的老伴在小学教书，两个儿子都三十多岁了，不再在家里住。蒋处长很客气，给我泡了杯茶，一起聊天。蒋处长说：“小雷啊，你很上进，很懂事，我自己儿子要有你这么挣气就好了。”我当然回答：“哪里那里。”这么客套一番之后，我提出了不干内务的想法，蒋处长委婉却很坚决地拒绝了。
我心里失望极了，一大心愿，显然就要落空，不禁心情变坏，发了几句牢骚。蒋处长一下子严肃起来，批评了我几句，说：“小雷啊，你这个年轻同志，很聪明，也很有才，但是干工作拈轻怕重，还沉迷炒股，要不得啊，我们年轻那时候，干工作那可是从来不讲条件啊。”
我心里想：“我和你是两个时代的人，干嘛要我和你们年轻时比？没有可比性嘛！要比，就跟同龄人比嘛。”可是，这话说出来就又显得计较了，只好不说，气氛变得稍微有些尴尬，我不便久坐，于是告辞。
蒋处长明显地并不想收下两瓶酒，但显然怕拂了我的面子，勉强还是收下了。
过了两天，蒋处长找了个机会，提了两盒礼品咖啡，趁中午没人的时候拿到我办公桌前，说是自己的老战友送给他的，他喝不惯咖啡，送给我，免得浪费了。
我知道，蒋处长是不想欠我人情。我想，这次去找蒋处长，不仅没解决问题，反而弄得蒋处长对自己印象差了许多，实在是得不偿失。
看来，在机关单位里，确实要学会被动地等待，主动了不好。被动一点，反而少很多烦恼。什么东西都是上级发给你的，他要给你，就是你的，他要不给你，你要也要不到，不如不去要。
三月中旬，小贾就来报到了。这个年轻人，比我刚进单位时还要兴奋，还要认真。他住得远，上班要骑一小时自行车，但每天都做到了全单位第一个上班，风雨无阻。这一点，比我强多了。我刚来那个月，开始几天上班很早，可是，不久就觉得并没什么人注意，于是渐渐也就随大流，踩着点儿上班了。如今看来，并不是别人没注意，大家的眼睛其实是雪亮的，大家都注意到了，偏偏不说，就看你能坚持多久，当你坚持到让他们吃惊的时候，他们才会把他们的注意表达出来。我当初毕竟是才毕业的，不明白这个道理，而小贾则显然深谙此道。
这个小贾，别看其貌不扬，但满脸诚恳，稳重踏实，谁让他做事都会觉得放心。穿着上，不时髦，但干干净净，很适合机关需要。每天，他的头发都整理得一丝不乱，皮鞋一尘不染，他仿佛一支擦得呈亮的钢笔，随时准备着被领导使用。
我在那时，毕竟已经转正，相对于小贾他们这几个新招的尚处于试用期的公务员来说，就算是单位的“老人”了，所以，我对小贾，说话是有点居高临下的，然而小贾一点也不介意，总是笑眯眯的，其态度之友好，弄得我不忍心继续居高临下了。
何况，小贾的工作态度，连我也觉得没得说。一方面认真完成蒋处长交办的工作，鞍前马后地跑，博得了处长的好感，另一方面，即使对老童和我这种无权人士，也不疏忽，时常主动问有什么需要做的。仔细算来，小贾做的事其实并不比我多，但给人的印象，却积极很多倍。所以，到了后来，不仅蒋处长总说小贾的好，其他人也都这么说，“XX处今年招进来那小伙子，真是非常不错。”
这话有个潜台词，意思是上回招的我，便算不上“非常不错”，一来二去，小贾就把我给比下去了。我对此并不特别在乎，因为我本来就一直犹豫于是否干这行，甚至内心深处从来没打算干一辈子公务员，所以，对小贾的表现是否在我之上，说实在话，并不太在意；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有些不爽。“破罐子破摔”其实是人的一种普遍心理，我索性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炒股上。
然而炒股和干其他工作不同，其他工作，基本上都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惟独炒股，付出越多收获不见得越多。尤其在大熊市，最好是对股市毫不付出，看都别看股票一眼。但那时的我，却如同缘木求鱼，热切地盼望着抢每个反弹，辛辛苦苦地买来卖去，结果却越亏越多，连续好几次短线失手后，1万5就只剩下1万2了。这再次悲剧地证明，在股市，绝对不能奢望去获取每个小机会，恰恰相反，必须抓大放小，主动过滤掉所有小机会，而只耐心等待大机会的到来，越懒惰越好，越无为越好。
有舍才有得，股市里真正能使你告别贫穷分割线的机会，绝不是在熊市中不断试探，以图幸运地捕捉到“苏宁电器”来获得。
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是穷人多，富人少？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太渴望寻找类似于“苏宁电器”这样的逆潮流个案了。
甚至不少人常常说，“牛市赚钱不牛逼，熊市里能买到苏宁电器那才叫高手”，这是多么肤浅的话啊，但正因其肤浅，反而最为大众所接受。
但真正的投资大道却是：堪破牛熊分野，牛市打鱼，熊市晒网。绝不试图捕捉熊市里的另类牛股。
能分辨出牛市的来临，并积极顺应牛市趋势，这才是投资的基本功和正途。
不立足于从鉴别牛熊入手，却渴求抓住极其个别的特例，这类似于旁门左道，本质上是人心之中的自大与膨胀。
然而，那种自大却恰恰是多数人共有的心理，正因此，通往财富的道路才如此艰难，成为一种寂寞的苦行——你不但要忍受失败的打击、奋斗的苦痛、世事的艰辛，还要忍受所有自大膨胀的人对你冷嘲热讽。到最后，你发觉你身边只有空空的旷野，你独自行走，寂寞而略带忧伤，慢慢地攀登在没有尽头的山脊上。
禅宗六祖从五祖手里接过袈裟之后，披星戴月，连夜潜逃，以免被其他人追杀。
从古到今，我们听到无数充满浪漫主义的豪言壮语，于是我们相信人定胜天，相信战胜命运，相信爱，相信和平，相信“蜘蛛侠”这种特例的力量。
但是，我们多数时候却不曾明白，这个世界是由无数自私的心灵组成。
当六祖拿到袈裟时，就意味着其他的人失去了荣耀和权柄，这样一个跳出三界外的佛门还充满了凶杀和贪婪，更何况我们的尘世。
世上偶有特例，但对多数人无意义，作为常人，我们一切行为的模式，都不应以个案作为复制模板，而时刻要谨记最普通的规则，因为最普通的，才是对我们有效的。禅宗六祖从五祖手里接过袈裟之后，披星戴月，连夜潜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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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号，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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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欣赏立刚兄的才华，
非常敬重立刚兄的人品！！
但立刚兄的性格中似乎有点缺陷：
想法太多，不够专一。
建议立刚兄把每一个作品完成后，
再去写另一个作品。
无油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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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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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股评家
那之后的一两个月，老童每天都在忙着规划他的新房装修，尽管，其实要到春节后才交房。而我呢，则每天忙着分析昆明机床的走势，然而它却全然不理睬我的所谓分析，自顾自一头往下，不断创出新低。
97年12月底的时候，我的昆明机床已经套了三个多月了，对于一个经历了一段频繁短线交易的新手来说，三个月的持仓显得特别漫长，但是，那时我一直有个幻想，那就是，既然自己之前广电电子被套，靠着耐心不仅解套而且获利了，那么，这次在昆明机床上，我也应该能解套。这种自己给自己的期许，使我完全没意识到，此一时彼一时，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又如何还能简单地类比呢？
咱们普通股民炒股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幻想，尤其爱用自己曾经的某次成功操作，作为幻想的依据。其实，那是在不自觉中，将自己的那次成功进行了模式化，并变成了自己内心的偏见与成见，使我们如同喜欢追赶自己尾巴的小猫一样，在追寻内心成见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确认，从而迷失了方向。
在如今，我明白了偏见与成见是人性的一种，几乎是不可克服的，而无数个体的偏见与成见，共同组成股市里常见的流行病和偏执病。
投资者必然有偏见，于是股市必然阶段性陷入偏见的暗角，这是理解股市种种非理性变化的关键，也是理解整个金融市场的玄机。当然，理解了并不见得就能做得好，这话有时候是对的，著名的江恩理论的创始人江恩却破产而亡，知道太多，并不见得就能有个好结果。
反而是许多只关注技术的趋势交易者，他们或许对股市并无很深认识，但严格按照个股趋势执行纪律，遇突破就追进，遇跌破均线就离场，这样做并不需要对股市有很深认识，却恰恰能从股市赚钱。
因此，有时候我也在感叹，炒股这东西，实在微妙，难以言说。
回忆那次我在昆明机床上的迟迟未能止损，还有个原因是受了股评家们的鼓惑。作为新股民，难免迷信所谓“专业人士”，尤其是那种出现在电视上的“权威”。中国人历来对出现在正规公共媒体上的面孔，是特别容易盲从的，即使是我这种内心其实很有个性的人，在进入股市不久的那些阶段，也是每天坚持看电视股评节目的。
97年从下跌之初到年底，绝大多数股评家们都在一次次呐喊着“抄底”，仿佛你今天不买，明天就会痛心疾首。正是在那种氛围下，多数股民如同温水里的青蛙，渐渐被煮得无力跳出。
在今天，我想尽可能用客观之心，去说一说所谓股评家。他们就像一群吐着白沫的螃蟹，丑陋并且脸皮上罩着硬壳。
中国最出名的股评家，十年前是谁？他们如今在哪里？又还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甚至，不需要十年，哪怕只是五年，又有谁还依然活跃？可想而知，如果一个职业连五年的平均个体寿命都无法达到，而且又并非诸如体育和舞蹈等吃青春饭的职业，那么，这个职业的自身的虚妄度多么触目惊心。
其实，如果将一个股评家说过的话，连续记录三年，你会发现他简直就是在不断地自相矛盾；又如果，将一个股评家所推荐的股票，连续跟踪统计三年，你会发现他亏损远远超过赢利。事实上，我们所有中小投资者中，有几个人是靠听了股评家的话，实现了财务自由的？如果按照股评家说的做就能赢利，那么，中小投资者的赢利比例，不至于是十分之一了。所以，这从结果上反证出，股评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言论对于中小投资者获利，是完全没有正效益的。
那么，既然如此，为何还需要股评家这个群体存在呢？这个问题，曾经困扰我很久，直到我领悟了股市是一个生态链之后，才随之明白了股评家的价值。
我们知道，股市这个生态链，要保持运转，就必须不断将作为食物链底层的中小股民拉入股市，如何才能不断将不炒股的寻常百姓变成股民呢？这一方面需要有赚钱效应，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各种道具和途径，才能充分吸引新人。
电视股评节目，由于利用电视平台直接面对千家万户，因此，是吸引不炒股的人变成股民的最佳渠道之一，而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不可能没有嘉宾去说话，否则节目就会缺乏权威性，缺乏专业感，本质上也就缺乏了迷惑度，所以，必须有嘉宾侃侃而谈，才能达到通过电视节目不断为生态链引入新的血液的目的。于是，股评家这个职业，也就应运而生了。
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分析，我们才会发现，股评家的知名度其实和他们的正确率并无太大关系，因为从来没有任何机构去监督和统计过每个股评家的正确率，甚至也许将来也永远不会有。所以，股评家们最重要的素质，是口才和装做权威的能力，甚至是娱乐性。
也正因此，这个筛选机制决定了真正优秀的炒股高手不会去当股评家，而当股评家的那些人则多数并非炒股高手。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其本质在于这个生态链的分工，无论是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及分析师，还是电视上的股评家，他们在这个生态链里最重要的作用，不是真能帮股民获利，而是能吸引到更多新人参与。因此，资本市场的所谓“专业人士”，其实他们的专业是将人拉进股市，而并非股票投资本身，多数证券专业人员炒股实战水平低得惨不忍睹，却还不自知，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一个新股民一旦多次对股评家失望，他渐渐就不会再看股评节目了。事实也确实如此，看股评的人都是新股民，老股民都不看股评的，但是，生态链残酷的一面又出现了：股评节目根本不需要老股民看，甚至根本不在意老股民，因为你一旦成为老股民之后，炒股已经成为你的生活惯，你就再也跑不掉了，你的钱就永远在股市里流转。生态链在意的是新股民和暂时尚未炒股的潜在股民，股评节目真实的目标人群也恰是他们。至于你们这些老股民，任你们自生自灭吧，爱看不看，谁在乎。
多么冷酷的生态链啊，此刻，当我写下这些时，我的心里没有愤怒，没有恐惧，没有恨，甚至没有波澜，而只是，有着深深的疲倦。我平静地讲述着这些，记忆里那第一次深度割肉，渐渐再度清晰，97年底，昆明机床跌到了3元2左右，而且整个股市跌跌不休，看不到希望。我在98年初将它割了，每股亏损1元1毛，共亏5000元，我好不容易攒起来的2万元，又只有1万5了。
时间确实是过得很快的，我的1997年就这么摇摇晃晃地过去，我的1998年随即迷迷糊糊地到来。记得1998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早，1月23日就春节放假了，我们单位发了些年货，清单如下：金龙鱼牌色拉油一桶、大米一袋、阿尔卑斯巧克力糖一铁盒、腊肉十公斤、香肠十公斤。另外，每个职工两千元过节费。
以前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时常听一些传闻，“某某银行年底每人发三万元啦”、“某某工商局春节压岁钱三万啦”，或者，“某某机关年终红包每人两万啦”……大学生容易轻信，当时我毫不怀疑。如今想来，都比较可疑。我们单位在省级机关里待遇中等偏上，也不过如此，有些机关应该更差。当然也有些效益好的单位，不过应该也多不到哪去，否则大家早就闹开了。
春节前几天十分清闲，每天都是看报。拿着年货，喝着香茶，等着放假，这样的生活不能说不惬意。在这种惬意中省视自己，我更清醒地发现，我之所以想辞职，不是嫌公务员钱少，事实上我们的收入水平在社会上已经是中等偏上，何况还有稳定的福利；更不是嫌这里有什么辛苦，我们的工作，算是够悠闲的了；也不是嫌这里没有机会、没有竞争，事实上，机关里暗流涌动，处处都有竞争……然而，最关键的问题恰恰在这里——这里的竞争，不是我喜欢的竞争，这里的机会，不是我想要的机会。所以，我时常感觉到一种来自心灵的痛苦，这种痛苦与股市割肉的痛苦扭合到了一起，令我更为颓废，仿佛对什么都失去了激情。
或许，正是为了让我从这种颓废中出来，让我有一些家庭的责任感，简潞主动对我说，“我们有空去扯结婚证吧。”那时，还没有裸婚这个词，但却是事实上的裸婚，我们有两处住房，但都是各自单位里的临时合住宿舍；我们有两辆车，但都是自行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98年春节后不久，就欢欢喜喜地结婚了。婚后简潞公司比较有人情味，把她那间宿舍分给她独自住，我搬过去，在门上帖了个喜字，简单办了几桌酒席，就完成了结婚形式。股评家就像一群吐着白沫的螃蟹，丑陋并且脸皮上罩着硬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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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结局我已经全面构思好，男主人公最终出家为僧
[引用原文已无法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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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油
[引用原文已无法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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