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记录

27博弈策略 | 策略性发疯
今天从一个博弈情境讲起，叫“懦夫游戏”（game of chicken）。

马路上的“懦夫游戏”
在中国各大城市的马路上，时时刻刻都在上演着这一幕：你在车道上好好开着，旁边车道上有车硬要挤进来。你让还是不让？
你当然不想让，但他既然干得出硬挤这事，当然也不想撤回去。谁让谁输。
这就是懦夫游戏。
让我们把它说得戏剧性更强一点。这样，你和对手各开一辆车，在单车道上迎面对开，谁先拐弯谁输，拐弯的是懦夫。
最好是你不拐弯，对手拐弯，你是英雄，只有光荣，没有损伤；
其次是你拐弯，对手也拐弯，大家都没面子，但无人受伤；
再次是你拐弯，对手不拐弯，光荣属于对手；
最坏是你不拐弯对手也不拐弯，双方非死即伤，而且观众觉得你们是脑残。
为什么同样是不拐弯，赢了就光荣撞了就脑残？因为世界对你的评价是看结果的。以结果论英雄，就这么现实。

要怎样，才能当英雄不当脑残？
博弈论告诉我们，这个懦夫游戏有两个均衡点。在这两个均衡点上，对双方来说，给定对方的选择，改变自己的现有选择都没有好处，所以双方都不会离开均衡点：一旦到达，就此锁定。
这样的均衡点叫纳什均衡 。它得名于约翰·纳什，普林斯顿大学天才的数学家，如果你看过电影《美丽心灵》，你会对他有更多了解。
你不拐弯，对手拐弯，这是一个纳什均衡，因为给定你不拐弯，那对手最好的选择就是拐弯；而给定对手拐弯，你的最好选择就是不拐弯。你们都没有理由改变选择。
如果只有一个纳什均衡的话，只要双方不傻，信息充分，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达到这个均衡。
不幸的是，在这个懦夫游戏当中有两个纳什均衡，一个就是你拐弯对手不拐弯，一个就是对手拐弯你不拐弯。这两个均衡是互为镜像的，一个对你有利，一个对你不利，哪个会变成现实？

谁比谁更疯狂
博弈论大家、诺贝尔奖得主谢林给你出主意：你抢先把方向盘拆下来，扔出窗外。
为什么要扔出窗外呢？因为必须要让对手看到，让他明白，就算你想拐弯也拐不了了，所以只能是他拐弯。
为什么要抢先呢？因为如果被他抢先把方向盘扔出来，就只能是你拐弯了。
抢先把方向盘拆下来，杜绝拐弯的任何可能，这是超级疯狂呢还是超级理性？
懦夫游戏极为常见。
——公路上别的车坚决要挤进来，你的车坚决不让道，这就是个懦夫游戏。
——家里只有一台电视，老公坚决要看世界杯决赛，老婆坚决要看还珠格格大结局，谁也不让步，这也是个懦夫游戏。
——美苏最接近核大战的时刻是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坚决要在古巴布署导弹，美国则要坚决制止，这是个有案可查潜在代价最大的懦夫游戏。
一边说不放弃我就打你，一边说打我就更不能放弃，谁会先拐弯？要看谁更疯狂，或者，要看谁装疯装得最到位。
光吹牛是不行的。大家谁不是吹牛出身，谁怕谁？必须要到两车迎面相撞前的电光石火间，才能知道谁比谁更疯。
如果双方不约而同，同时拆掉方向盘，同时扔出来，那就是灾难。眼睁睁看着两车对撞，不死即伤。
这就是疯狂的代价。

疯狂也好，装疯也好，走到悬崖边缘，这威胁要有效，就得让对手相信他真的有可能掉下去。威胁这一方如果稳如泰山，那威胁就毫不可信。要让对手相信他可能掉下去，威胁一方就得真的是有可能掉下去，哪怕他自己并不想。
也就是说，悬崖边缘（brinkmanship）策略要有用，前提是它确实有失控可能，想控制也控制不了。是不是装，在这里已无意义，这就是疯狂，极度理性与极度疯狂合二为一。
请问，谁的疯狂记录更可信？谁在此时此刻更令人信服地自证已疯？
如果你对答案心里有数，对谁更有可能拐弯这件事，也就该心里有点数了。

混合策略：偶尔发点疯
懦夫游戏不仅在国家之间上演，在生活中更是无处不在。但凡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时候，就有懦夫游戏的影子，但这个世界并没有因此变成疯子的天下，因为正常人还有一个逃生通道：随机发疯。
大体正常、随机疯狂，这件事博弈论上有个术语，叫做混合策略 。你不能不发疯，那样会被疯子吃死；你不能总发疯，天天对对碰，世界很快毁灭；你得偶尔疯一次。
偶尔是多久发次疯？
发疯的概率取决于输赢的各种后果：输赢有多重要？对撞后果多严重？如果算出来的概率是1/4, 就是说，平均下来，每玩四次，你发一次疯。
对手知道你这个人是1/4疯，3/4不疯，但不知道眼下这次你发不发疯，最好是你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对疯子的终极威摄。
混合策略很常见。打乒乓球的时候主要攻击对方反手，偶尔偷袭正手，这是混合策略；美国第一次海湾战争只把萨达姆赶出科威特，第二次却直捣巴格达非推翻萨达姆不可，这也是混合策略。
接下来，我要给你讲一讲“混合策略”在生活中的延伸运用，首先你要克服的是对一致性的崇拜。
真实世界中的混合策略名声不好，如果你常用混合策略，会得到许多骂名：自相矛盾，表里不一。
因为人们特别重视一致性。言行要一致，前后要一致。无论历经什么处境，社会要求一个人得始终如一，做不到就是伪君子。
我在一个五百人的大群里做过一个测试，发现恨伪君子的人比真小人的要多。因为真小人好歹还有个一致性。对一致性的爱好基至超越了善举恶行之分。
以前写过篇文章《自相矛盾才有第一等智慧》，我说，一致性崇拜必然导向悖论。
比如说，现代社会重视多元，主张宽容。这本来很好，但推到极处，问题来了：对于不宽容，要不要宽容？这是一个悖论：如果回答“要”，那么对不宽容的宽容，导向不宽容；如果回答“不要”，那么对不宽容的不宽容，也是一种不宽容。
过度追求一致性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帆船竞赛：必胜的策略
今天一路讲下来，我们更明白，一致性崇拜不仅错在会导向哲理上的悖谬，还在于它不懂得现实中随机的价值：随机发疯是我们免于被疯子统治的惟一办法。
真正的智者拥抱混合策略。正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菲茨杰拉德所说：“同时保有全然相反的两种观念，还能正常行事，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
保有理智，随机发疯，对真小人伪君子的执念笑笑让它去，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想保命全身也好，想平步青云也好，都离不开混合策略。

到了荐书时间。
每个人都需要懂点博弈论。许多现实难题对应于博弈论的经典情境。在生活中识别出这些情境，我们便知道下一步选择的方向。
比如这是零和博弈还是非零和博弈？这是猎鹿博弈还是囚徒博弈？等等。相应地，你知道该选择单一策略还是混合策略，合作还是背叛；决定什么情境下要发信号，什么情境下不能发信号，什么情境下要相信对方的信号？
博弈论的书多得要命，如果你悟性好随便哪本都好，了解博弈论这件事比通过读哪本书来了解它重要得多。我给你的推荐是《策略的艺术：在生意与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博弈论专家指南》（The Art of Strategy: A GameTheorist‘s Guide to Success in Business and Life）。
两位作者当中，迪克西特（Avinash K. Dixit）是著名经济学家、普林斯顿经济学教授，近年来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强有力竞争者。另一位作者是巴里·纳里巴夫（Barry Nalebuff）。读过我的得到专栏《王烁·大学·问》的朋友对他应该很熟，他是耶鲁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弈论专家，连续创业者，谈判高手，活学活用博弈论的人精，有兴趣去读专栏里的极简谈判课系列，保证有收获。
当年一翻开这本书，我就看到个案例，恍然大悟。
案例是这样的：帆船赛，风向多变，一船领先，一船紧追。请你给领先者设计一个必胜的策略。
答案是：模仿，无耻的模仿。
无论风往哪个方向吹，无论紧追一方采用什么战术，如何变换，领先者只需要如法炮制，亦步亦趋。这个战术本身好也罢坏也罢，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差距不会缩小。赢多少无所谓，赢就行。
我瞬间明白。当时，我们团队离开原来的平台，在新平台上重新出发，遭遇个苦恼：无论我们做什么，用什么方式做，都毫无悬念地被对方复制过去，原样再现。这个案例揭示了其打法逻辑。
这打法与有几年无论出现什么互联网新业务新技术，腾讯都要照样做一份是一样的：你做什么我做什么，然后用我的某个既有优势压住你。
假如世界上只有两家竞争者，这确实是个有效的策略。
还好不是。
读这本书，你会有许多我这样的开悟时刻。

土豆儿，问你哦，我一诺千金的四四到哪里去了呢？ 立志立德立言立行的四四到哪里去呢？
遇见帮我捎个话儿，赶紧收心回来吧，谢谢你哦~

17年年初的时候，我曾在老师贴中贴过一个打新表，表中有两列，新股市盈率和市场平均市盈的对照。
为什么会这样贴？因为我看到这个数据时，直觉告诉我，创小板的股票太贵了。
既然贵，跌就是合情合理的。

为什么我认为18年绝大部分时间是震荡市？
1、给足内资上轿机会？你不逢低买入，那是你的问题，错过别埋怨；
2、涨太高，对外资缺乏吸引力；
3、资金要从监管层看得到的渠道进入和买入，最受益的，是银行券商，还有与金融结算相关的各个领域；

我曾经看过一个基金招聘介绍，问题 之一是：你喜欢看科幻片吗？
不喜欢看科幻片的应聘者被排除，因为，他们认为应聘者缺乏想像力。

想像力，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能力，它与逻辑、悟性、灵感，以及一切创造性思维正相关。

让我们永远保持想像力吧，无论是看历史书，还是看科幻片，都是非常好的途径。

为什么会置换富春、天舟等到银行券商？
1、原本没有配置主板股票；
2、银行券商板块的利好被市场忽略了两天，但终会被记起被挖掘的；
3、有了17年A50大吸血创板大失血酿小型股灾的经历，监管层可能会刻意引导市场节奏，启动券银是比较好的选择；

3月9日,证监会就《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是在此前《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基础上进行了7条核心修改、17条文字性修改而成。修改内容涉及允许外资控股合资证券公司、统一外资持有上市和非上市两类证券公司股权的比例、放宽单个境外投资者持有上市证券公司股份的比例至不超过30%、要求境外股东“均应为金融机构”等。

猜测而已，有待验证。

23新电车难题：用算法来分配社会悲剧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两难问题，面对社会困境，有没有一个社会能够长期接受的选择。
先从一个经典的伦理学思想实验，电车难题开始讲起。我把这个问题稍稍做了一些转化，把它放在了人工智能时代。

机器人三定律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开始，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处，或者说在我们还有能力的时候，给人工智能定什么规矩，不再是抽象的哲学问题，也不必上升到谁做主宰这类终级追问。它变得极为具体，比如下面这个场景：
行人横穿马路，刹车来不及，如果不转向，会撞死行人；如果转向，乘客会死于翻车。自动驾驶汽车应该作何选择？
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自动驾驶汽车是最接近大规模商用的人工智能应用。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多家公司已经上路实测，不止一家宣布要在一两年内推出自动出租车。
有汽车就有事故，有事故就有死伤，由人工智能来断谁该死谁该无恙，它该怎么断？
很早以前，人工智能、机器人刚刚出现在人类想象之中，人们就已想到要给它们定规。科幻小说大师阿西莫夫提出影响力极大的机器人三定律。
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者因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
第二定律：除非违背第一定律，否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
第三定律：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定律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机器人三定律定义严密，层层递进，它能解决自动驾驶汽车的选择困境吗？

不能。
看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者因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自动汽车不转向就撞行人，转向则乘客死伤，都会伤害人类，它应该作为还是不作为，还有，哪个算作为哪个算不作为？我觉得机器人想这些问题能想到死机。
面对类似挑战，阿西莫夫后来给机器人三定律打了个补丁，在最前面加上第零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种族，或者因不作为而使人类种族受到伤害。
可以把第零定律理解为要机器人的选择与人类的最大整体利益相符。问题是怎么辨别最大整体利益是什么？像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神医平一指那样救一人杀一人，算不算？救一个小孩杀一个老人呢？救两人杀一人呢？救两个胖子杀一个瘦子呢？救两个女人杀一个男人呢？
无穷无尽的计算，根本没有正解。机器人还不如死机算了。

你想要什么样的道德算法
自动驾驶汽车眼前就要上路了，机器人三定律不够用，怎样给它立个什么规矩？换句话说，你想机器人按什么道德算法来运行？
首先，你得了解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给你推荐个自测工具，道德机器（Moral Machine），它放在麻省理工大学网站上（http://moralmachine.mit.edu）。点进去，你会遇到13种情境，形形色色的人群组合，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好的坏的胖的瘦的。面对着自动汽车，假设你是乘客，你希望自动汽车牺牲谁拯救谁？
我的推荐我先测，于是知道了我自己的偏好：
孩子重于老人，胖瘦男女对我完全没差别；
多个人重于一个人，不论是什么人；
人重于动物，遇到撞人还是撞狗，永远选择撞狗；
如果转向不转向都撞到同样多人，那就不转向；
如果转向的后果是我自己完蛋，那就绝不转向。
推荐你们也去做一遍，一分钟做完，对自己了解得很多。
道德机器不是做着玩的，研究者用它来搜集在自动驾驶问题上社会的道德判断。此前已经在顶级期刊《科学》（Science)发表论文，标题就叫“自动驾驶的社会困境”（The SocialDilemma of Autonomous Vehicles）。
读过论文，我发现自己的选择很有代表性。总的来说，我的选择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的。如果一个选择比其他选择更有效用，我就选它。
一般来说，对社会而言，救多个人比救一个人更有效用，救人比救动物更有效用。研究者发现，效用主义深入人心，绝大多数人支持用效用主义来给自动汽车编制算法。
更有意思的是，研究里说了，人工智能采用功利主义算法来做决策，本身并不会让人们感到特别不舒服。就是说，在没有自动汽车的时候，我们在开车面临这些情境时的选择是功利主义的，如果这些选择将来由人工智能替我们做了，这件事本身不会那么令人难接受。
我们知道人生有许多悲剧，必须有取舍，谁来做都得取舍。取舍就有错，人能够接受机器犯错。问题在于，人是自相矛盾的。
以我为例，我认可效用主义算法，但如果自动汽车按这个算法来作选择，我却不想坐更不会买。救多个人优于救一个人，哪怕这个人是乘客，这样做决定的自动汽车，你敢坐吗？你想买吗？
研究者发现，绝大多数人不敢，不想。他们希望买的是那种永远优先保护乘客的自动汽车。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支持自动汽车使用功利主义算法，支持别人买这样的车，但自己不买。这就会造成典型的社会困境。你希望别人做的事，自己不做。结果就是谁也不做，最后这种自动汽车根本就没人买。

功利主义不行，并不是说换个算法就行。假如换个算法，永远优先保护乘客，你倒是愿意买了，但公众能允许这样赤裸裸地以行人为壑的做法吗？
与效用主义针锋相对的另一种道德算法是康德式道德律令 ，它认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一个人等于全人类，那更是让人工智能无从抉择。
说到这里，对道德哲学有了解的朋友，你应该已经对我开头说的，自动汽车撞谁不撞谁的算法问题，就是古老的电车难题在今天的重现，有了更深的理解。

电车难题是这样的：电车失控，转向要伤人，不转向也要伤人，如果你是司机，该作何选择？百年来各种道德思想流派竞相抢答，没有一个公认的正解。今天无非是我们把司机换成了人工智能。
这道选择题人类给不出正解，人工智能自然也给不出。

摆脱“新电车难题”的困境
难道自动汽车就上不了路吗？
这倒绝不会。
第一个摆脱困境的思路来自人工智能专家。他们认为既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就消灭它。
谷歌的自动驾驶工程师说，道德算法是假问题。自动汽车能高速处理速度、距离、路况、天气等信息，用激光雷达和各种传感器提前感知，提前计算出最合理方案，使那些难以抉择的危险情境根本就没有机会发生。
问它撞一个人还是撞两个人，这个问题它回答不了，但是这问题在它那里不存在。工程师对技术魔法有谜之自信，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第二个思路是寻找与困境并存的策略。人类古往今来一直在做这件事。
电车难题、人工智能的道德算法，本质上都是把悲剧分配给谁的问题。在理论上不存在满足各种公平正义要求的正解，但实践中则随时随地都在分配，一刻也没有因为不够公平而停止过，问题只在于它是如何分配的。
这正是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名著《悲剧性选择》（Tragic Choices:The conflicts society confronts in the allocation of tragically scarce resources）最有洞察力的地方。
卡拉布雷西与科斯、波斯纳并列法经济学三位创始人之一，做耶鲁法学院院长多年，美国法律界的泰斗级人物。这本书的副题是“社会在分配悲剧性稀缺资源时面临的冲突”，专讲社会怎么分配悲剧：怎么确定悲剧总量，以什么方式分配给谁。
泰坦尼克号撞冰山，谁先上救生船？计划生育，如何分配生育指标？器官移植，谁优先获得器官？以及今天的新问题：自动汽车撞谁不撞谁？等等等等？
回答这些问题只能是全社会的责任。在《悲剧性选择》中，卡拉布雷斯说，社会分配悲剧有四个策略：市场、政府、摇号、惯例，但没有哪个能长期维持分配的稳定性。
1.市场化分配是分散决策，价高者得。
但是这种机制，不可避免地将已有的财富不平等，延展到当下分配的不平等，并且注定将人们认为不可定价的东西，比如生命，也贴上价签。
没有一个社会能允许用市场化分配一切。
2.政治分配的好处是较能反映民意，如果政治力量的对比产生自选票的话；但这也使得混乱成为现代社会常态：
如果政府直接出面分配悲剧，那就成为社会价值观冲突的替罪羊；民意如潮汐，总在分配谁去承受悲剧的政府，无法长期稳定地获得民意支持。
3.抽签把一切交给运气，看上去是绝对平等，但抹杀了被社会珍视的另外一些平等观：为什么不先救孩子？为什么不把机会让给那些有巨大贡献的人？
而且，抽签撕下了面纱，让悲剧无法避免赤祼祼地摆到社会面前。社会其实不能承受这种真相。
所以，社会也用惯例、俗、文化来掩盖对悲剧的分配，比如印度留存至今的种姓制度。可是，这种表面上无分配的分配有其代价：社会假装以为常，披上虚伪面纱。
总而言之，没有一个单一的办法能够长期地解决问题，抽签、俗、政府、市场。社会要保有道德自信，就得将悲剧的分配伪装起来。卡拉布雷西认为，单一策略的效果往往不如混合策略，就是既不是全靠市场也不能全靠政府，或者是抽签或惯例，而是多种分配方式的杂揉。
即便如此，稀缺永恒，每个社会都在做六个杯子五个盖的腾挪，能玩就玩下去，玩不下去了，社会就只好重置游戏。
也就是说，社会的道德算法必然会周期性切换：因为无法在冲突的价值观中作出取舍，所以社会都保有它们，一个都不能少，但在时间上分开。
某个时段某个价值观占上风，直到它承载的负能量过多，终被另一个价值观所取代。风水轮流转。这是社会道德算法的跨时多元化策略，为相互冲突但都被珍视的基本价值观留下火种，并缓解冲击。

回到自动汽车的话题，自动汽车时代注定很快到来，哪怕不会有一个公认“正确”的道德算法。未来自动汽车里植入的算法是厂商自决、市场选择还是政府规定，都有可能。
惟一确定的就是不管用哪个算法，都必然将制造属于它特有的那一类悲剧，等到这些悲剧沉重到社会必须切换另一种悲剧来承受时，齿轮转动，算法重置，悲剧的分配重新开始。

本讲小结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新电车难题。
无论是怎样的道德算法，本质上讨论的，都是面对社会困境把悲剧分配给谁。理论上不存在满足各种公平正义要求的正解，但实践中我们随时都在分配。
推荐给你一本书，卡拉布雷西的名著《悲剧性选择》。

22想象共同体：走出民族主义的悖论
今天讲民族与民族主义。
“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这句话振聋发聩，细想又理所当然。《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这本近半个世纪前的名著，今天仍是理解民族主义的一把金钥匙。
我想强调一点，安德森这里提到的“民族主义”，是作为中性的概念来使用的，它跟我们今天在政治语汇中常说的偏负面的“民族主义”略有不同。

“想象”和“创造”出的民族主义
说它振聋发聩，是因为民族意识早已深入人心，每个人都自认归属于某个民族，并认为本民族自有天命，古已有之。安德森则说，不然。
民族与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的文化构造，甚至“古已有之”这种二阶意识也是构造的一部分。揭开这一层，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有如面对哥伦布竖蛋：事前想不到，一点就透。
世界历史中绝大多数时候，世界地图上绝大多数地方，无所不包的普世帝国是常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有力能及不能及的问题。民族的构造，民族意识的形成，民族主义的兴起，是近代现象，首倡于从未大一统过的欧洲，1648年威斯法尼亚和约后萌芽，18世纪末勃兴，19世纪后半叶扫遍全欧，两次世界大战后旗帜插遍全球。
“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是在本不存在民族的地方发明了民族。”当代欧洲思想家恩斯特·杰勒（Ernest Gellner）说。他与安德森的不同之处在于，杰勒认为民族主义是从欧洲输出到全世界，安德森则认为民族主义先兴起于拉丁美洲从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建国，然后再回输到欧洲。我们不进入这些细节。
务必注意，发明不是“编造”和“伪造”，而是“想象”和“创造”。其实，不光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基于想象的构造，人类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组织同样是。
英国人类学家邓巴（Robin Dunbar）提出过一个数字，150，后来被命名为邓巴数。人际交往圈层层外扩，150人是个关键界限，受限于大脑注意力资源限制，我们能建立稳定关系的人数约在150人上下。这个圈以内的，多为亲戚邻居，彼此熟知，可以守望相助；150人以外再扩一层就是1500人左右，对应于部落；再往外的人群，我们对其渐渐只有抽象概念。
总的来说，只要关系超越血缘、规模大过村落、复杂度超过人际网络及其自然延伸的社会组织及其意识形态，都是基于想象的构造。
此亦想象的共同体，彼亦想象的共同体，区分不在谁真谁假，而在于被想象的方式：为何被想象出来？为何是此时？怎样被想象？

民族主义的发展和矛盾
与其他主义不同，民族主义的诉求极为明确而特殊：一个族群共同生活在一块土地上，所谓斯土斯民。而通向斯土斯民的民族意识形成之路，又总是通过斯语，本民族共用的那种语言。
500年前，马丁·路德将几张纸钉在威腾堡教堂大门之上，开启了宗教改革之路。这篇檄文用德语写就，一周传遍德意志。路德可以说是近代第一个畅销作家。以后十年间销售的所有德语书籍，1/3以上是他写的宗教改革纲领和他译的德语版《圣经》。
新教为什么在天主教高压下兴起？不是因为只有路德的追随者会用印刷机，而是因为他们印刷的书籍用本地语言写成，离人心更近。而且，拉丁语有几个人能读？出版市场很快饱和。
安德森说，印刷资本主义，它在那个时代的力量与互联网资本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力量相当，它追逐更大的市场，每种本地语言都是一个新的市场，一个一个地被它打开。
印刷术就这样改变一切。在印刷术出现之前，罗马教廷战胜所有异端，因为天主教会掌握着惟一能通达全欧洲的通信网络。印刷术带来的资本力量和技术革新，与各种本地语言结合，造就了想象共同体的全新方式。
安德森说，书籍是最早的大规模工业制品，而报纸本质上是一日畅销书，它创造了特殊的大众仪式：在同一个时段，人们阅读同一种本地语言，关心在同一块土地上发生的共同关心的事情，日复一日。
黑格尔说，读报取代了早祷。每个读报人都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人同时在读报，知道他在读报时的体验与想象也属于他们。
这并不神秘。想想我们今天通过社交媒体的创造的共同想象，除了更及时，大范围，更猛烈，本质是一样的。一代人有属于这一代人的想象媒介。
安德森认为，三种合力催生了民族意识：资本主义诞生，印刷术普及，本地语言兴起瓦解拉丁语在精英层的一统地位 。想象那种超越血缘和乡土的更大共同体成为可能。
经由报纸书籍传播，多种本地语言转变为书面语言，创造了本族群交流与沟通的统一通道，使操同一种语言者彼此找到认同，与操其他语言者在心理上人以群分。与善变的口语相比，以报纸、书籍承载的书面语言，印在纸上，带来永恒的感觉，使诸如“自古以来”这类心理暗示润物无声。
最后，诸种本地语言之间相互竞争，地位升降。赢家成为主导语言，与民族意识的升腾相互激发，终被各国政府假借为管理国家的工具，成长为后来的主流语种。输家则下沉为方言，幸运者可以留下一席之地，不幸者就湮没无闻。
一旦降生，民族主义就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力。它好比魔方，伴随着各族群不同程度的自我觉醒，被移植到各种社会地形之中，跻身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星系创造运动，在兼并与撕裂中释放磅礴之力。

不过，民族主义巨人只有意志没有灵魂。三大矛盾注定这一结果：
第一大矛盾前面已经提到，民族主义客观上是现代构造的观念，但民族主义者却认定本民族自有天命；
第二，民族主义既有普遍性，因为每个人都属于某个民族，又有特殊性，因为每个民族都自认独一无二；
第三，与拥有的巨大能量相比，民族主义义理贫乏，自相矛盾。

如何走出民族主义悖论
民族主义必然陷入悖论。它默认一个族群操一种语言生活在一块土地上，斯土斯民斯语。这是19世纪在欧洲、20世纪在亚非拉各民族批量立国的逻辑：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奥斯曼帝国瓦解，在其废墟上站起来现代民族国家。
问题在于，民族数量何其多，而国家并不无限可分。一族得以立国，必然是因为其民族诉求得志，但立国之后，却不可能尽情容纳其国中其余各族接下来的独立诉求。
远看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层层解体引发的残酷战争，近看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造成政治僵局。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会支持所有民族独立自决，实现各自想象中斯土斯民斯语的天命。
彼之蜜糖，我之砒霜。所以，民族主义没有前后一致这回事。它没有正解，只有现实解，所以无法产生自己的大思想家：它没有自己的霍布斯、托克维尔。
安德森讲得极为精彩：
之所以说它是想象的，是因为大多数同一民族的人彼此并不认识也没听说过，但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存在于每个人心中。
之所以说它是有限的，是因为哪怕民族庞大到有十亿人口，也必有其边界，边界之外是其他民族。没有一个民族主义者会幻想天下大同，尽皆归于其族。
之所以说它是至高无上的，各民族各有其信仰、土地、民众，也认识到必须与其他信仰、土地、民众共处，各自要求获得绝对的民族自决。民族国家、主权至上就是这诉求的终极表达。
之所以说它是共同体，是因为不管内部有多少不平等，多少不公平，一个民族总是自认为在其内部拥有既深刻又宽广的同胞情谊。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为这种想象，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惜夺取他人的生命？
说到这里，我想提醒你注意一个现象：几乎每个现代国家都有一座无名战士墓。它是民族意识出自构造的证明，用以寄托全民族的共同想象。假设有人千方百计查实了烈士的英名，将其刻在墓上，只是画蛇添足。鲜血不是一人为一家一姓而流，而是全体为本民族而流。
如何摆脱零和博弈，实现彼此和谐相处？这问题没有答案，只有方略，在现实中求解。它取决于经济、社会、文化、法治等多重维度：文化上彼此和而不同，社会政策上相互扶持，经济上重在可信可见的机会均等，法律之前有真平等。
倘如此，则族群共处前景将取决于一国的社会体系、生活方式、经济水平对各族群的向心力，最终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朝向善治持续自我更新。
走出民族主义悖论，这是惟一的道路。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所谓的“民族主义”压根就不是一种主义，因为“民族”这个意识本身就是一个近代才被构造出来的概念。

傻瓜四~  : )  
贪玩儿又不知道哪里收手收尾

20 忠诚的限度：何时退出，何时发声
今天的认知训练探讨的问题是忠诚， 忠诚是有限度的，它跟你以为的不一样。

用脚投票 Vs 用手投票
讲忠诚，要从衰败讲起。成功的时候，时来天地皆同力，狗屁都是经验，谈忠诚无意义，因为没有考验就没有忠诚。只有当衰败来临，运去英雄不自由，经验都变成狗屁，这时才有忠诚可言。
谈到衰败，任何公司、机构、组织都不可能幸免于衰败，区别在于大多数从衰败走向衰亡，只有极少数能从衰败重新走出来。
面对组织衰败，个人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用脚投票，退出。第二种是用手投票，也就是举手，发声，要力挽狂澜，重回正轨。
看起来只是两个选项，但在名著《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Exit, Voice, and Loyalty ）中，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一一展开两者之间所有可能组合，展示了打通经济学与政治学壁垒的分析框架，使之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科著作之一。
赫希曼生前享有极高名望，可惜没有得过诺贝尔奖，一个重要原因是无法给他归类。普通人只过一辈子，他至少过了三辈子。
年少从事政治，从纳粹的追捕下逃命，上过三次战场；中年成为首屈一指的发展经济学家；晚年再度转型，成为政治学家。看上去是从传奇走向辉煌，却是逆境中一连串命运的偶然。始终在旅途中，诺贝尔奖没有找到位置安放他。

一本小书，两个概念，何以就能打通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藩篱？
退出是典型的经济选择， 它不针对某个人，也不主动去说服他人，不造成正面冲突，而是用脚投票，用退出的方式迂回地表达意见，最后转变为市场里的一个数据，成为无形之手的一部分去起作用。
然而发声正好与之相反，它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行动， 它主动表达意见和诉求去影响他人、影响最后的结果，这种看法和诉求可以是微弱的表达，也可以是暴烈的抗议。
退出与发声的不同组合
退出与发声，经济选择与政治行动，就这样融为一炉。两者之间有无穷多种组合。替代选择的多寡，转换成本的高低，影响你在退出与发声之间作什么组合。
大体上有这些：
第一种是极端情况：退出极为方便，完全没有成本，根本不存在限制。
你在集市买个大米，觉得质量不好，换家店再买就是。你会追着店家要求他必须种出好大米吗？有病。你只会选择退出，不会选择发声。
第二种情况，能自由发声，则减少退出的几率。
人们常常先发声，看看能否引发改变，实在不行才最后选择退出。发声的成本、被听见并引发改变的概率大小、退出的方便与否，都会影响与发声有关的决定。能发言，说话有人听，有回应，你就有理由不退出。
比如说，客服本来是成本中心，为什么对企业却如此重要？甚至有些极富创新能力的企业如Zappos，简直就是围绕客服来设计商业策略。他们给一线客服极大授权，务必要让顾客满意，原因就在这里。
第三种情况，发声无用，只能退出。 你喜欢某个牌子，质量下降，你很痛心，一而再，再而三反映，石沉大海，你怎么做？还是换一家吧。
第四种情况，允许退出，则会减少发声。
有选择就不必在原地死扛。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的，从组织的角度来说则另有妙用。《孙子兵法·军争篇》讲用兵之法，围师必阙，包围敌军后必须留下一个缺口，让对方有条逃命的路，不是慈悲心肠。有地方逃，他才不会跟你拼命。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孙子兵法》把重要的事情连说三遍。
企业也用得着这逻辑。比如说，铁路是垄断的，公路运输和航空一个是完全竞争一个是有限竞争，是不是一定会刺激铁路打破垄断？不见得。公路和航空的存在，为那些最不满铁路垄断、转换成本最低的客户提供了退出通道。把他们放走，剩下来的要么是能忍的，要么是走不起的，垄断变得更加坚实。
第五种情况又是个极端，不允许退出，则只能选择发声。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家庭、民族、国家，这些你无法选择、永远将你包围的存在。从其退出的成本极为高昂，如果不是完全无法退出的话。要扭转其衰败，你只能发声。
孤臣孽子，九歌离骚，以语言，用行动，甚至不惜自我毁灭，来表达抗议，激活系统的自我拯救机制，这是个人剩下的最后选择。
第六种情况则是极端中的极端，不许发声也不许退出。 没有平衡器，矛盾全部内置，完全压住，没有释放通道，系统永远处于坚不可摧和土崩瓦解两种状态的叠加态。
变化万千，远不止这六种。
对于扭转组织衰败，个人，无论是市场中的消费者还是政治选举中的选民，太过敏感或者太过迟钝都不好。太敏感，则组织一旦表现下降就立即遭到重创，波动过于剧烈；太迟钝，则组织收不到及时准确的反馈信号，不能扭转滑坡。
发声也好，退出也好，要产生理想效果，需要人们既敏感又不是过于敏感。

正确选择忠诚
终于可以讲到忠诚（loyalty）。
忠诚就是人们在面对组织衰败时的一种特殊反应：他们本可以退出但不马上退出，而是先发声。退出对他们本是现成选择，而发声一是会付出成本，二是需要创新思路，提出有效的重振办法，这哪有那么容易？
因为忠诚，这些人抑制自己的退出倾向，转而激活发声，殚精竭虑，找寻出路。
在任何一个群体、机构、组织中，最敏感的、最有退出机会的，以及最有发声能力的，这三者往往是同一批人。 忠诚，就是指这些成员，本可以首先退出，却选择发声，希望能带来改变。
赫希曼将它比作贸易壁垒，又比作复杂的离婚程序。总之，它迟滞退出，给衰败中的组织以恢复之机。
忠诚以它独有的方式塑造退出与发声的逻辑。
第一，忠诚不是信仰。
忠诚保有理性，信仰则不。忠诚是相信自己所处的群体哪怕犯了错误，最终总会回到正确道路上来。信仰则什么都不需要。
第二，忠诚又往往显得非理性。
因为忠诚往往是在个人面对效用差别不大的两种选择中，放弃退出，选择发声，深层原因是他认为组织要恢复需要他尽一份力，自己的选择并非无足轻重。
第三，爱国主义必然是普遍的。
国家之间有鸿沟，个人几乎没有退出的可能，不爱国没选择。
第四，底层比顶层更需要忠诚。
顶层没有退出的选择，底层则存在向上的流动性。举个例子，如果因服务质量下降而退出，那么这些对质量最为敏感的人，往往是消费者剩余最大的那些人。在高质量服务的质量下降时，这些人无处可退，因为更不愿向下走，只好选择发声；相反，如果低质量服务的质量下降时，这些人则往上走，留下不敏感且剩余较小的人群，结果就是劣质服务会越来越劣质。
优质服务因为内部发声，对质量下降还有制衡。知道这个，你会明白乡村凋敝的内在动力。
第五，忠诚幻灭带来更大的杀伤力。
个人忠于集体，往往以退出相威胁，以求改变。而如果他们终于失望退出，则不会沉默安静，而会大张旗鼓，杀伤力更大。无论什么品牌，忠粉退出，总是反戈一击。
个人的退出、发声与忠诚与集体之间的动力学，赫希曼做了杂技般精巧的梳理，最后，他说，没有确定解。个人选择与集体行为之间的一切都是动态的、交互影响的、因人和组织而异的。
在忠诚与背叛之间，每个人与组织自己找位置，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 一个组织想要基业长青，那么在退出与发声之间，不能过度依赖其中一种纠错机制过长时间，要有意识地把另一种纠错机制发掘出来。对个人来说，要知道有些事情我们无法真正彻底地退出：越是属于社会公共品的东西，我们就越无法从中退出。这种时候，你只能选择发声。
最后讲几句赫希曼，忠诚于他有特殊的内涵。他少小流亡，终身漂泊，保有初心而不执着于来路，也没有必达的目标，终身找寻一条中间略偏左的道路：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在发展与贫富鸿沟之间。
结果自然是失败。但失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失败是人生恒常。他的人生没有到达，始终在途。他有属于自己的忠诚。

本讲小结
今天我们讨论了忠诚，在忠诚与背叛之间，每个人与组织自己找位置，一切都是可能的。
对组织来说，要有意识地发掘退出与发声两种纠错机制；对个人来说，要知道有些事情我们无法真正彻底地退出。
推荐你读赫希曼的这本书《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