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原文】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译文】受宠与遭辱都感到震惊，将它看重得如同祸患缠身。为什么受宠与遭辱都感到震惊？因为受宠是卑下的事情。这样，得到宠信就感到惊喜，失去宠信就感到惊惧，所以说受宠与遭辱都同样震惊。为什么说会重视得如同祸患缠身？我之所以有大患缠身的感觉，是因为太过于看重自身的存在。如果没有了自身的存在，我哪里还会有什么祸患产生？因此，只有愿意忘我治理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交给他；只有不顾自身来治理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
【解析】本章也是道家有关人格修养的理论。老子在批评世人过于看重自身的境遇时，提出应当将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保持其人格尊严，不要因外界的毁誉而影响自身的生活态度。只有宠辱不惊的人，才能不患得患失。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在老子看来，只有圣人才具有这样的品格。七章中写道：“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是说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众人之后，对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这样做虽然看似吃亏，其实他因此而赢得众人的拥戴，这是具有领袖品格的人，惟其如此，才能承担起治理天下的责任。
历来有人认为，本章强调的是“贵身”的思想，所依据的是章中的“贵大患若身”句。如范应元云：“贵以身为天下者，不轻身以徇物也；爱以身为天下者，不危身以掇患也。先不轻身以徇物，则可以付天下于自然而各安其安；能不危身以掇患，然后可以寓天下而无患矣。”（《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认为：“《老子》中亦有许多处持‘贵生轻利’之说，如老子云：‘贵以身为天下，若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贵以身为天下’者，即以身为贵于天下，即‘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轻物重生’之义也。”
陈鼓应在《老子注译及评介》中解释道：“老子认为，一个理想的治者，首要在于‘贵身’，不胡作妄为，这样大家才放心把天下的重责委任给他。”并解释为圣人应当“重视身体一如重视大患”，此说似不确。
本章前半部分主要是以世人过于关注自身的荣辱得失为反衬，提出国君作为天下的治理者应当忘我，达到“无身”的境界，从而做到“贵以身为天下”和“爱以身为天下”，才能将天下托付给他来治理。
所以前面的“贵大患若身”是写世人的心态的，不应用在“圣人”的身上。倒是庄子在《逍遥游》中写了位宋荣子，其处世态度是“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宋荣子对待荣辱的态度，可作为本章的注脚。
因此“贵以身为天下”和“爱以身为天下”，完全是讲老子认为圣人治国不应当只注意个人的享受，满足一己之私欲（如上章所言之“色、乐、音、味、驰骋田猎”等），更不应当像世人那样，成天计较个人一时的荣辱得失，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唯恐惹上什么大的祸患。
圣人应当是有超越世俗人的更高的境界，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
心为心 ”（四十九章），“圣人常善救人”（二十七章），圣人要像“天之道”一样，“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八十一章）。
阅读老子的作品，不应当单独抽出其中一两句话，过度发挥。《老子》五千言，并无所谓“贵身”的思想，也找不到这样的语言，倒是在老子之后的杨朱那里才有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贵生”和“重己”的思想。但是杨朱的“贵生”、“重己”思想和“全性葆真，不以累形”的观念，并非从老子那里继承来的，因为老子在其书中，念念不忘于“圣人之治”，如果他想的是“贵生“”、“重己”，大可不必绞尽脑汁去写这一部《道德经》。
把杨朱的“贵生”观念加到老子身上恐怕是无据的，倒是庄子的人生态度颇受杨朱的影响，不与统治者合作，追求一种自由的“不以物累形”的“逍遥”境界，但庄子的观念也不等同于老子的观念，用庄子的思想去解释老子，也是要小心的，否则就会发生偏差。至于有的人用后代道教的养生理论、炼丹术来解释本章的“无身”、“贵身”，那是后人的创造，实在不宜加在老子的身上。
永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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