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南，我西南

指数气氛好就是要有耐心
刚刚是天天涨停
主力还来不及撤退
能着什么急呢
出来了不能病急乱投医
见着拉伸就去追
坚守底线
不破线不走

又该空了吗？

股市如晴如雨，勿去猜测。
惟有备好伞遮，避雨遮阳；
备好粮储，渡灾过冬。

学校出来就到另外一个省份中间还隔了一个省份，下了班孤零零的不知干啥。还没开化到去考研的程度，脱离了学校自由得飞起。女孩子大学毕业就想着去找对象，要么在大学没有谈过，要么是在大学谈的分掉了，我猜培培就是没有谈过。据说没有谈过，一旦谈了，然后又分手，会感觉到特别痛苦。90年代初期，青年人的思想并没有现在这么开放。我俩只是坐在废弃机场的草坪里，我握着她瘦长的手臂，告诉她曲池穴在哪里，合谷穴在哪里，内关穴又在哪里。深掐下去，一条手臂都是麻木的，那你这个穴位准没错。临床改了麻醉，对解剖学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才懂古人无法懂得的神经阻滞。
天色渐晚，处身于生疏外地，匆匆回返。回到宿舍，苦苦思索，毕竟不能就此羁绊。其后有意无意疏远于她，见其失意之容，虽未明言，终觉亏欠。川川常于晚饭后收拾得犹如上海小开，发光面粉，独自到白市驿镇舞厅去寻欢，恰好那晚相遇，我俩未曾认出他却被他看见，背后传播，更是于心不安。
不像股市。此情未曾深陷，壑前勒马，戛然而止。一个月后我们四个男生分抵两地，玉明和我去了二大队，达义永孝去了三大队。一大队在中梁山隧道新桥附近，未曾熟知。初亮的叔叔是副处，小史搞放射，初亮小史留在了白市驿。留在白市驿也好不了多少，基地机关又咋样？不过我们是地地道道的牛马，牛马就得去一线的一线。
二大队的医务室有一位老王医生，当过兵，在部队是卫生员，退役后到铁路工程单位继续做他的赤脚医生，对咱们还是和蔼可亲的，也颇多照顾。铁道工人都是奉献，二老工人退了，就把自己的子弟拉到工程队来做了协议工。协议工住的工棚相当简陋，外墙、内隔都是由竹棚建成，可避光不隔音。一个大棚分割成若干小棚，一个小棚就是一张床加一个大木箱，大木箱的表面又兼桌子使用，每个单元棚如果没有门，就挂一块大布帘。就算是有门也是四根木条夹一块竹棚而已。如果有在家里刚结婚不久的媳妇过来探亲，山窝窝里的工地，既没有旅馆也没有招待所，就两人睡一个床，深夜里如果有什么动静，第二天就有工友在背后指指点点，嘻嘻哈哈的坏笑。工人们三班倒，所以一个大工棚里晚上总有几个格子是空着的，也总有上下班进进出出的。竹隔的墙壁上还挂满了半湿半泥的帆布衣裤、安全帽，烟草味、汗味、臭袜味、泥巴味、机油味……各种各样的气息搅拌在一起，更助催眠。
我和玉明两人住一个单独的泥砖小房子，离医务室20米距离，挂在山坡上。上班就是在医务室开几颗感冒发烧药，做几个清创缝合，换换药，一天就过去了。伙食就是地道的重庆菜，少不了花椒的麻酥味。早餐馒头花卷稀饭面条，中午晚饭餐餐有肉，也不用自己出伙食费，过着集体的铁道兵生活。饭堂偶尔排排队，青工们都非常礼貌，友善的笑着让序。川娃的淳朴挂在脸上，与我们刚从学校出来的气息截然不同。由于我们刚到，他们认我们一下就认出来了，都我们觉得他们个个都几乎差不多，不过有的开朗外向见人熟，有的内向少语，但也是一人的忠厚朴实。一个星期后，就有些20来岁的小伙，约我们昨晚上去照黄鳝、打台球了。

国军在重庆解放时通过白市驿机场逃离，机场附近有许许多多分散的营房，有些是平房，有些是两层，最多不超过三层。这些营房都是青砖黑瓦，主体砖木结构。我们的驻地就是两层高的主体外加一些平房构成。
一楼有个大门居中，竖着一块白底黑字的长牌，标示着铁路某局某外工地医院。国军也可能是作为一个营部的办公楼使用，进去左侧应该是门卫兼传达室，成了我们的挂号收费兼药房。典型的筒子楼，两边分布小小的房间。进门左转做了内科医生办、外科医生办，尽头的两间大房各铺了三张床，一间是内科病房，另一间是外科病房。进门右转则一边是检验科，另一边是放射科。放射用房要求空间较大，房间做了一些改动，能满足50毫安以上的放射机装置。
楼的两厢，是青砖铺就的斜梯，我们的宿舍就在2楼。中部较大的房间分别做了院长办公室、书记办公室、工会主席办公室以及财务办公室。人也不多，有些两个人一间，有些三个人一间。刘副院长说，咱们这是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啊。差点忘了，还预留了一个房间做招待所，主要是一些家属来时的临时住宿处，就在过道的起始部。
这栋楼前面是一块土坪，应该是国军当时的操场或者是集合场地。手术室处于这栋楼和食堂之间的路边，小小的几间平房构成，清一色的青砖黑瓦。食堂除了总务房还由伙房和一个礼堂搞成。脑子里偶尔会想象出电影里国军在此聚会的场面。这些建筑群距离白市驿镇大概2公里，周边是鱼塘或者菜地，白市驿镇有舞厅，然而只是作为我们晚饭后散步的折返点，又或者是周末去光顾它的澡堂子。
白市驿镇再往东面又是2公里光景，是一个军用机场。虽然有解放军在驻扎，但我们进出自由，还可以到跑道旁边的草地小憩。
培培比咱们早一个周报到。有一天晚饭后，她竟然约了我一起散步到机场的草地里坐了一个小时，看天边的夕阳，又在天色将黑时回到了驻地。

玉明是我的同县老乡。我在土桥乡，他在大坪乡，考到一所学校就是缘份。铁路工程局到学校要人，他报了名，我也报了名。本来在学校少有交集，并不熟络。到单位报到才听说原来还有一位同县老乡。他瘦瘦的，脸上有些凹形条槽，于是有同学给他起外号，叫做蚯蚓。瘦削的脸眼睛特别显大，睁得圆圆的，倒是人挺显精神的。
两人都是第一次坐火车，在1993年，人很兴奋，很期待。我扛一个大包，他拎一个铁桶，在火车站人生嘈杂中等了一个多小时。铃声一响，带头的小史，鼓着眼睛说，车来了，车来了！准备上车了！于是咱们两个老乡一前一后，争取不掉队，在小史的带领下匆匆的跟着队伍往前挤。
玉明的玻璃杯里面装了泡好的茶叶水，可是抬腿登上火车时，一不小心从铁桶里掉了下来，摔到了铁轨上，发出清脆的玻璃碎声。他还回头去瞧，我推着他屁股说，算了算了，碎都碎了不要了。
一天一夜，到了重庆火车站。下了车各自拎着东西，好几个中青年扛着扁担，扁桃上栓着绳索，向我们冲刺过来。小史说，这个是重庆棒棒，就是专门帮人挑东西的脚力。原来重庆是山城，到处都是石头梯梯，如果带的行李多，没有了他们还真是不行。可是人家帮忙挑东西要给钱的，虽然咱们在车上晕了一天一夜，肚子也没吃饱，但好歹是年轻，就没必要剥削人家的劳动力了。
从重庆解放碑到沙坪坝，又从沙坪坝到白市驿，单位的闷罐车把我们晃得四肢散架。食堂的小李子非常热情，招呼大伙赶紧吃6:00的晚餐。晚餐有面有饭，玉明和我各要了一碗面，可是第一口就把舌头都麻得的卷了起来，原来左右两边牙各压碎了一颗花椒，汁液把舌头包围了起来，说不出的苦凉麻酸。也懒得管他了，肚子饿得慌。三口两口，碗底朝天。
又有两个女同事跑了过来，也是同一届分配到工地。大家相互打量，但是都没有打上一声招呼。她们打了饭菜，端着回宿舍去了。
安顿下来的三天，玉明都没有排上大便。原来在火车上水喝的少，玻璃杯没有打碎了，肠道干燥加上水土不服，让他的脸上颧骨更显高凸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给他开了几颗大黄苏打片，直到第4天，他才拉出几条深黑色的像泥鳅一样的粑粑。

选对了好多股，结果都卖飞了

每天挣几千也是可以的

绿皮火车是那个年代的硌印。一个铁桶，里面装了简单的行李，还有一床旧被子。乘车证是免票，但是没有座位，运气好，提早签证或许能有座位。于是都想占据车厢与车厢之间连接部的空档，火车一到站，都争先恐后的往上面挤，哪管下车的有没有下完！于是下面的往上拱，上面的往下钻，如果有被踩脚的尖叫声，更加增加了紧张的气氛。乘务员虽然穿着制服，可是管得了一处，管不了五处。铁路老职工或者是有点官职的，倒是能早早的签好卧铺，也可以给车站打招呼，等级很像部队的严格。他们都说，铁道部本来就是由铁道兵改编而成的。
毕竟是第一次坐火车，心里既紧张又兴奋。上车后发现忘记排空膀胱了，可厕所门口挤满了人，厕所里面的人宁愿薰着也不愿让出空档，真的是非常让人焦急。火车开动后，感觉周边有些松动，方可放下铁桶，一屁股做到上口，让两只僵硬的双腿得到片刻的松驰。
最可恨卖小吃的工作人员。本来过道就挤得水泄不通，还不时地推着一个铁箱车子，像楔子一样往人缝里钻，不得不拎着铁桶站起身来。不知不觉上腹发出咕咕的声响，原来是饿了，火车走走停停，也不知道到了哪一个车站。于是买了一个5元的盒饭，起身站立放开了扒。里面也实在是太闷了，有两人合力把车窗往上提，一股新鲜空气吹入，人群里顿时的感觉舒服了不少。可是马上有人喊叫:“快看！下面有人伸手掏了你的口袋。”原来是有人把上衣挂在车窗旁边的壁钩上，底下有人估摸是踩在别人肩上，把他上衣的东西偷跑了！下去追是不可能的，因为过道全是人，而且火车门已经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