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提请审议--记改革开放后第一家民企

1979年9月22日，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召开成立大会，爱建成立时的全称是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现在称“爱建集团 ”。

爱建公司筹建与成立
香港路是一条东西走向不足百米的小道，位于虎丘路以西，江西中路以东。成立之初的爱建公司位于香港路59号。这里原来是上海银行 公会大楼。该大楼建于20世纪20年代，起初为5层楼建筑，80年代中期加了2层。如果再追溯得早一点，这个位置有两栋小洋房，门牌号分别是香港路3号、4号。1917年，上海滩的几家大银行发起成立银行公会，花了5.65万规元连同地产一起买下这2幢小洋房作为会所。1923年，上海银行公会发展，在原地翻建房屋，由20余家会员单位出资建造，东南建筑公司承建，1925年落成，即现香港路59号大楼。大楼落成前夕，请著名实业家张（謇）季直先生题写楼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计划从1979年起集中3年时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按照农、轻、重次序调整国民经济计划，继续调整工业结构，包括轻重工业比例关系、长短线产品比例、产品结构和发展出口产品；加强能源管理、综合利用和开发，以节约求增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加快城市建设；实行企业整顿，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提高经济效益；合理调整农林牧副渔生产；整顿提高科技、文教、卫生事业；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为国民经济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创造条件。这样的大环境下，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得到了萌生的机缘。爱建公司的筹备创建，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是上海统一战线方面体现工作重点转移的一个新的形式。
1979年1月17日，会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工商界人士，就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以及落实政策问题听取意见，并作出指示：原工商业者“人要用起来，钱要用起来”“可以办几个企业，为国家争取外汇”。此时，上海的原工商业者落实了政策，发还定息，补发工资，他们怀着感恩的心，表示要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恰巧这一年的3月，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为团长、市工商联主委刘靖基为副团长的上海工商界代表团一行10人访问香港，在香港引起强烈的反响。访问团拜访了大公报社、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中华总商会、贸易发展局、生产力发展协会，参观了中国染织厂、益电电子工厂、开达玩具厂、太古新村，受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邀请，乘其私人游艇饱览维多利亚港海景，受远东航运集团董事董建华邀请，参观“海上学府”轮。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上海第一次组团访问香港，其意义非同寻常，架起了沪港两地经贸往来的桥梁，开启了改革开放之后沪港两地经贸合作的先河。
上海工商界代表团访港时，与港澳工商界广泛交流接触，港澳工商界有意与上海工商界合作组建公司。这一信息给代表团成员很大的信心，5月19日，市工商联主委刘靖基提议筹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基金会”。5月21日，市工商联成立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基金会筹备小组，刘靖基担任组长。6月中旬，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9位上海市工商界的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大会提交筹建爱建公司的提案，受到中共中央、全国政协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与支持。7月16日，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筹备领导小组成立，组长刘靖基，副组长杨延修、唐君远，成员为刘念智、吴志超、陈铭珊、郭秀珍、汤蒂因、宗之琥，并成立筹备工作组，成员有宗之琥、韩志明、陆修渊、陈恩等10人。8月6日，筹备工作组在香港路59号正式办公。
9月22日，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成立大会在南京西路上海展览馆友谊电影院召开，市政府、市政协、市各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800多位认款人出席。会上通过公司章程，选举董事会董事42人，董事长为刘靖基，副董事长为杨延修、吴志超，选举监事会监事17人，监事长唐君远，副监事长马一行、丁忱。经董事会推选，刘靖基为总经理，宗之琥、韩志明为副总经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宣告正式成立。1979年10月，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公司注册登记，注册资本5000万元。注册地址为香港路59号。其实，爱建公司成立之后，工商界人士陆续还在认款，认款人达1000多人，数额达到5700多万元。
早期爱建公司的经营和趣闻
以那个年代的工资水平来讲，学徒工资18元，小青工工资36元……万元户屈指可数，5700多万元是个“天文数字”。那么多的资金，怎么使用？是面临的问题。
爱建公司创办初期，曾三番五次要求明确领导关系，原因是开展业务时遇到了困难。1980年3月，市工商联相关部门负责人向统战部反映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大意是，市委领导对于爱建公司很支持，说可以自己办厂，说可以同国营企业竞争。但具体搞就行不通了。他举了一个例子，领导说可以采购国外建材，他们去市进出口办公室申办，而市进出口办根本不让我们搞，只要求爱建公司把资金、外汇拿出来，交给他们去搞。而且他们还拿出1958年的规定，说没有新的规定他们不好办，使得爱建公司到处碰壁。
1980年8月，《统战简报》上归纳了爱建公司的主要困难，第一，建筑业务步子慢，高层建筑一拖再拖，整整拖了一年，至今迟迟不能动工，普通住房也没有上马。原因是爱建公司与市建八公司签订协议，市建八公司突然接到宝钢任务抽不出身来，无法施工，一拖拖到第二年6月，才明确改为市建七公司负责，一切准备工作又得从头做起。有些原工商业者认款人唏嘘道：“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现在连楼梯也不响了。”有些人提出批评说：“大家对爱建公司期望很高，说是建筑第一，到底有没有房子造出来？香港和国外把爱建公司当作中国的橱窗，没想到爱建做工作这样吃力。”第二，对外贸易开展难，除上述提到的这件事以外，市进出口办起初要求爱建公司提供2000万到2500万元资金，并准备安排一批项目，但因为谈成的项目不多，也不需要资金了。另外，国营企业扩大自主权、集体所有制本身有大量资金，特别是轻、纺、手工业，同时，银行扩大了贷款范围，因而一般企业不缺资金。第三，资金积压负担重，当时面临着认款不断增加，达到5733万元。由于业务开展不理想，资金没有出路，到1980年8月，爱建公司包括建筑、贸易、服务业务所有投资及公司开支在内，总共支出350万元，仅占公司资金的6%，其余94%的资金积压。这样每天要负担利息一万多元，公司感到压力很重。不少认款人对公司前途表示忧虑。公司想办法把一部分已经到期储蓄存单，连本带息转为5年定期存款。当时银行5年存款利率，1979年5.04%，1980年7.92%，1981年8.23%，根据爱建章程每5年拨付一次的话，压力确实很大。
“爱建”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首家民营企业，它是最先“吃螃蟹”的企业，现在民营企业碰到困难，认为是行业壁垒，办事难，有“玻璃门”“弹簧门”的障碍。爱建公司在40年前已经遭遇了“玻璃门”“弹簧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所以，“爱建”是最早碰到种种“门”的民营企业。
早期爱建公司的食堂也很有趣，食堂在香港路59号地下室的一个不大的空间，而市工商联的办公室、组织处、档案室分布在1楼、3楼等场所。两个单位同在一个食堂就餐。工商联干部与爱建公司员工不是在门口见、楼道见，就是在食堂见，互相认识，见面打个招呼，工商联干部用的是爱建公司食堂的餐具，所用的搪瓷盆、搪瓷碗印有“爱建公司”的字样，筷子是毛竹筷，调羹也是搪瓷的，颜色有点青蓝色。爱建公司董事长刘靖基一早到公司上班，无论是爱建公司的员工还是工商联的干部都会主动请他先乘电梯，因为那时他已是80多岁高龄了，尊老、敬老在香港路59号好像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在香港路最为出名的是“买衣料、到爱建”的那家爱建纺织品公司。20世纪80年代末，香港路这家小小的门店，白天人头攒动，因为这家店打出“货物出门，包退包换”的招牌。后来，这家爱建纺织品公司零售额、利润额双双超过老牌呢绒店老介福、协大祥，连续多年位居上海第一，被誉为“呢绒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