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篇》锦瑟年华谁与度 云在青天水在瓶

一场三十年的人工呼吸


1991年的夏天，日本最牛散户尾上缝，宣布了破产的消息。
四年前，她还只是一名普通的餐馆女老板。靠着3万亿的贷款，她硬是把自己炒成了一批银行的最大个人股东。日本股市疯狂的时候，尾上缝会在自己餐馆通宵办法事：
来判断股市走向。
很多券商经理为招揽这个大客户，会通宵等在她家，等着尾上缝通知选了哪些公司。
事情在1990年起了变化。新上任的日本央行总裁三重野康，是个坚定的反炒股拥护者。这位央行掌舵人竟然在很多公开场合说：
自己这辈子就没买过一张股票。
不买股票的央行总裁一上任，就上调了5次利率。
即使四大券商在大藏省的施压下拼命护盘，公共退休基金和邮储账户资金入市，禁止寿险公司卖出股票，也于事无补。
日本股市就这样，说崩就崩了。

1

1992年8月之前，日本股市也不是没涨过。但都只是持续跌幅中的小幅回升。人们称之为：
死猫反弹。
1992年8月18日，日经指数跌到了历史新低——14309点。眼看着要跌破14000的关口，当时正在外地开会的首相宫泽喜一，坐不住了。他计划着，一旦跌破关口，他就提前赶回东京做一件事：
拔网线。
他给央行总裁三重野康打电话，两人谋划以备不测，临时关闭东京交易所一天。圆滑的三重野康拍着胸脯表忠心，说定当尽犬马之劳。
十天后，日本官宣了救市消息。总规模10.7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措施，问世了。
8.6万亿日元作为公共投资，其中有1.55万亿提前征用公共土地。还有8000亿注入日本住房贷款公司，用于住房建设。
另外的2.1万亿作为资本投资，专门针对中小企业，促进私营企业发展。
至于货币政策，日本连续降息4次。但已经放宽的货币政策，对于当时的股市仍然不够吃劲。
在超预期的政策刺激后，股市才有所反应。日本泡沫破灭后的第一场牛市，就这么来了，而且持续了：
将近9个月。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还在不断救市，又陆续推出了13万亿的综合经济措施。10.6万亿用于改善社会基础设施，2.4万亿用于中小企业和民间资本。
到1993年5月，日经指数涨到21055点。很多人都认为，日本经济算是暂时度过了危机。
但就在这一片乐观的呼声中，股市再次进入6个月的阴跌。
一直到1993年11月，随着日本央行连续两次下调了贴现率，之前的公共投资和消费刺激政策终于开始起作用，反映在工业生产指数上的数据也开始止跌回升。
投资者开始重新审视企业的估值。日经指数又一次反弹。这一次牛市的持续时间，有7个月，涨幅达到了三成。
相似的剧情，之后又反复上演了两次。
1995年7月，更大的14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措施，还有一笔股市安定基金，加上日本央行30年来最低的利率纷纷上线：
呼吸机、除颤仪一起上了。
当时的日经平均指数，又一次从14485点开始上涨，最高到了22667点：
涨幅达到了泡沫后的最高水平。

2

股市的起起伏伏，好像和经济没什么关系。
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日本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也呈现明显的疲态。
当时的日本，投资股票是1000股起，门槛很高。如果买任天堂这样的名牌股，买一注就要1000万日元打底。
大多数日本股民，并不愿意拿出一大笔钱来试探政府救市的决心。
另一方面，日本的上市公司都是属铁公鸡的。给股民分配的股息只有固定的5-7日元/股，算下来差不多股息率仅在1%。
要知道，就算是一年定期存款，利息率都至少有5%。
无论怎么算，把钱放进股市都不是一笔划算的操作。经历过高空坠落的日本人民，逐渐开始放弃投机了，开始躺平了。
不信邪的日本政府，在1998年又一次大放水。这一次是30万亿，接近前两次的总和。
然后，他们还向15家银行注资了7.45万亿。效果很显著，换来的是一场持续18个月的牛市。
一直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
今年10月，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高盛的分析师团队针对当时的A股行情，发了一份研报。全英文的PDF，足足25页。冲着知音体的标题，包叔硬是看完了：
不是此时，更待何时？看涨中国股市的十大理由。
第5个理由说，这一波A股上涨的背景，可以参考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即使是处于长期熊市，也可能发生多次强劲反弹。
高盛报告里没有写的，是日本2002年跌到谷底后，就开始了漫长的横盘整理。整整八年时间，日经指数一直在8500点上下徘徊。
人的一辈子，能有几个八年？

3

1987年10月19日，美股发生了一场猝不及防的史诗级暴跌。第二天，包括野村在内的日本四大券商，就被召唤到了大藏省。
这一趟，券商们被托付了使命。给日本电信电话（NTT）的股票造市，并把日经指数维持到：
21000点以上。
为了完成任务，券商们开始分头鼓动大客户，怂恿他们重返股市。
他们也确实做到了。仅靠着NTT的上市，就吸引了近70万新股民入市。他们都是年富力强的中产阶级，大都三四十岁左右。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NTT的散户，还有80%以上是六七十岁的老股民。
在当时，这四家券商的成交量，就占到了整个东京证券交易所一半以上。光野村就有500万的忠实散户，大都是家庭主妇。这种类似于“中国大妈”的群体，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那有个洋气的名字：
渡边太太。
股市泡沫的那些年，券商间每周会开例会，共同商议要吹捧哪些股票。然后，他们通过持股的媒体，把吹风的小作文放出来。
通过这些小作文，券商就实现了对散户的操控。
大藏省的官员为此很是得意，觉得操纵股市比控制外汇更容易。香港的《远东经济评论》就曾在头条上评价东京证券交易所是：
最投机，也最容易被操纵的股市。
在操控下，整个80年代末期，指数的年涨幅超过20%。但是散户们的回报率却低得可怜：
不到4%。
有一段时间，一些清醒的人已经意识到，野村这些券商的理财准则，是炒光为止。
一直到1991年6月，这些潜规则终于被媒体曝光了。
以野村为首，他们都割过散户的韭菜，把搜刮的资金填补给日立、松下这些大客户的投资损失。野村、日兴还配合黑社会老大，操控东急电铁股票，炒作到原来的两倍套利。
一直到泡沫刚破灭的1990年，日本股市的散户，大约还有2500万人。但在34年后，这一批散户只剩下：
1500万人。
很显然，政策刺激后的几次刹那牛市，也没能阻止散户逃离股市，不带一丝丝眷恋。
从此以后，日本股市几乎只能靠外国投资者支撑着，占到了三分之一。散户的份额占比，甚至只有前者的一半，存在感越来越低。
至今守着日本股市的1500万，有整整一半是60岁以上的老股民。他们的持股金额，占到了中小个人投资者所持总市值的七成：
不是老人爱炒股了，是那批股民变老了。

4

今年2月，日经指数终于超过了1989年泡沫前的巅峰值——38900点。
超过3.8万亿净卖出值，也是近三年来的首次净抛售。这一批老股民纷纷逃离卖出：
35年了，终于解套了。
今年年初，为了吸引本土股民放弃储蓄、转向炒股，日本又从工具箱里拿出了新NISA——小额投资免稅制度。
媒体也配合着鼓吹造势。日经新闻在标题写下：
《散户重返日本股市》。
券商们也在说，新政前三个月就有170万新开户跑步入场。“渡边夫人们”在半年时间里，就至少把7.5万亿日元注入NISA账户里。
包叔的好朋友兽爷说过，股市是一面镜子。以前没有股市，国家首相和媒体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不行了：
股市是一面鏡子，它让我们看清自己。
到了8月份初，看上去很美的日本股市，就又一次现原型。失去的三十年，在短短的3天时间里具象化了。光是8月5日那一天，就跌了12.4%：
36年来最大单日跌幅。
日本散户们被突如其来的崩盘打了个措手不及。跌得最惨的，还是散户们最偏爱的日本烟草、软银这些高股息收益的公司。
今年年初跑步入场的散户，三天被割完了今年来所有的收益。
而这，似乎也成了过去三十年日本股市的缩影。长期阴跌，偶尔上升：
只有醒悟者，才有逃生的机会。
日本策略师们却不以为然，认为一切责任都在散户——太久没操练，业务不上手。
我仔细研究了其中一位著名策略师的报告，他认为今年的日本股市将是双W走势：
跌、涨、跌、涨，再重复……

1

1997年，马云创办“中国黄页”时，想租个商务楼当办公室。
好友劝他，创业不能总在外面租房，租金太贵，不如直接买套大点的房子，不但可以当办公室，还能住在里面，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于是，马云掏出45万在杭州城西的湖畔花园买了一套150平的房子，几乎花光了他前些年所有积蓄。
那套房子就是风荷院1单元202室，阿里巴巴最早的“根据地”，日后的马云创业纪念馆。
马云买到这里，是因为听说这个小区换了开发商，正“打折甩卖”。
那时候的湖畔花园位置还很偏远，周围是一些鱼塘和柿子林，必须从市区坐25路公交车到翠苑站下，然后再乘坐2元一位的三轮车，沿着崎岖的土路才能抵达小区。
没人能想到，这个昔日位置偏僻的小区已成为无数互联网创业者心目中的“圣地”。
更没人知道，马云后来觉得湖畔花园风水不错，因此将阿里巴巴早期成立的相关公司都注册在这里。
若干年后，觉得湖畔花园“风水太好”的马云悄悄找到项目开发商戴志康，要买他在上海开发的房产项目。

马云此时已是互联网新贵，阿里巴巴正如日中天，他看上的是戴志康在上海开发的高档房产项目“九间堂”，售价过亿。
这个项目临近浦东世纪公园，以传统中式别墅的设计在国内地产圈轰动一时，吸引了众多沪上资本圈富豪，至今仍是顶级中式豪宅的代表。
不过，湖畔花园是马云的“福地”，当年却只是戴志康的一个顺水人情的小项目而已。

2
1993年，南下海南的戴志康已是国内首家公募基金——富岛基金的“操盘手”，在国内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戴志康身边有个助手，专门负责帮他打理海南的房产项目，此人便是后来的绿城“掌门人”宋卫平。
宋卫平那时的大学同学，南都集团的周庆治，曾在杭州买了4000亩地，因为资金周转困难，遂请宋卫平牵线，想让财大气粗的戴志康买下自己手里的地。
戴志康也没敢全部“梭哈”，抹不开面子的他只买了其中260亩地，随即开发成房产项目，这便是马云耗费全部积蓄买下的湖畔花园小区。
随后，因为重仓苏常柴、四川长虹等股票套利2亿多，戴志康彻底咸鱼翻身，在业界获得了“中国私募教父”的称号。
马云买房这年，他与戴志康都是33岁。
可一个已是金融圈人人敬畏的“私募教父”，一个是无论说话长相都令人生疑的“马老师”，彼此还是云泥之别。
与辛苦创业多年才涉足资本市场的马云不同，戴志康才是国内资本市场真正的“老法师”。

3
1964年，戴志康出生于江苏海门的一个农民家庭，家中有六个孩子，他排行老四。
1981年，17岁的戴志康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随后又考入有中国“金融黄埔军校”之称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戴志康被分配到中信实业银行总行工作，担任行长办公室秘书。
戴志康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因此格外渴望能有真正展示自己抱负的舞台。
1988年，因为觉得在政府单位混日子没前途，戴志康趁着当时的南下潮，辞职来到海南，创立了一家金融公司。
可离开体制，戴志康才明白所谓的才华一钱不值，由于没有资源和关系，新公司折腾了半年多也没啥进账。
戴志康只好偷偷回到北京，在德国德累斯顿银行北京代表处找到一个办事员职位，内心惆怅不已。
1989年，25岁的戴志康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
大学同学张志平被调到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任行长，兼任海南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因为知道老同学戴志康的能力，力邀他再次南下。
戴志康抓住机会，立马奔赴海南，出任海南证券公司办公室主任。
1992年，戴志康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家公募基金——富岛基金，担任总经理，首次融资便募集到6000万元，用于股市投资及房地产开发，其中就有他“顺水人情”从周庆治手里买下的杭州土地项目。
凭借简单的资本杠杆，背靠大树的戴志康不到半年轻松赚到500万，在国内资本市场小试牛刀。
遗憾的是，这些钱来得快，去得更快。
1993年，由于国家对过热的股市进行调控，措手不及的戴志康不仅赔光了之前赚到的钱，还负债一个多亿。
痛定思痛的戴志康开始闭门不出，苦心钻研国内外各类投资学，学在国内还少有人知的索罗斯、巴菲特投资哲学，决心找机会东山再起。
1993年2月，戴志康与好友一起创立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再次筹资杀入股市。
可他运气不佳，创业不久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A股大崩盘，连续18个月内，上证指数跌幅79%，戴志康再度负债累累。
好在此时的戴志康早已今非昔比，他对股市的起起伏伏不再纠结，而是找到一家企业，筹资2亿杀回股市，重仓苏常柴、四川长虹等股票。
戴志康依靠自己总结的“价值投资”理念，大举低吸高抛，搅得国内证券市场天翻地覆，狂赚了1个多亿。
在1995年的“327国债事件”中，戴志康最初看好管金生的做空，可很快就嗅到不一样的气味，果断改为做多，最终轻松赚了近千万。
1998年，戴志康又看好新兴的网络股，集中购买了大量电广传媒、中信国安、东方明珠、上海梅林等股票，并在市场狂热之际全部清仓，再次大赚一笔。
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投资不仅让戴志康彻底还清债务，还让他博得“中国私募教父”的美誉。

4
在资本市场中，能被称为“教父”的人往往都有非凡的观察力，戴志康也是如此。
他在资本市场玩得风生水起时就认为资本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金融危机很快就会到来，泡沫迟早要破灭，只有实业最靠谱。
戴志康带领证大果断“脱虚向实”，从资本市场抽身进入房地产市场。
马老师后来能在湖畔花园的大房子里，向“十八罗汉”宣传大家似懂非懂的互联网大业，得感谢戴志康这次转型的决定。
证大正式进入房地产市场不久，戴志康将“湖畔花园”从富岛基金买下并重新发售。为了快速回笼资金，他指示负责杭州打理房地产业务的宋卫平将湖畔花园“加紧促销”。
换句话说，当时如果不是戴志康转型房地产，打算拿湖畔花园“试水”，马老师那点钱可能还未必能在杭州买到这么大的房子。
数年后，由于阿里巴巴的成功崛起，湖畔花园变得一房难求，甚至后续再开发的莲花港家园同样大获成功，马老师帮了戴志康的大忙。
不过，戴志康最初对湖畔花园这个位置偏僻的小区并不关注，他在意的是自己悄悄在上海浦东低价购入的二千多亩地。
虽说那时浦东到处是荒郊和农田，可戴志康深信浦东才是未来上海发展的重点区域。
戴志康进入上海房地产市场，也赶上了好时机。
90年代末的上海房地产市场几乎还是空白，当时的上海人观念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
尚是大片农田的浦东就不提了，连今日寸土寸金的浦西商品房销售都十分困难，甚至还得靠“蓝印户口”（俗称买房送户口政策）才能招揽部分富裕的外地人前来购房。
正因如此，戴志康看到浦东地价便宜，便将股市赚来的钱投入房地产，低价在浦东拿下了足以开发10年的土地储备，其中包括浦东黄金位置的联洋板块。
事实证明，浦东随后疯涨的土地市场充分验证了戴志康非凡的投资眼光。
当时，联洋集团的工作人员曾向戴志康推荐了芳甸路东侧一幅地块，此时还是大片农田，周围散落着数座破旧的农民房。
戴志康看了现场，略加考虑便拍板拿下，后来这里便开发成一个高档中式别墅区，定名为“九间堂”。
回望2001年到2006年，及时从股市抽身的戴志康确实赌对了，内地股市经历了长达五年的熊市。
不过，说是要离开股市的戴志康却从未真正离开资本市场，而且还不断靠着资本的助力才逐渐在房地产市场越走越顺。
可惜过于顺风顺水的房地产事业，还是给他日后的失控埋下了伏笔。

5
戴志康开发房地产时就意识到手中的上海土地增值空间巨大，担心将土地全部开发为住宅卖掉便难以再享受土地的增值收益，因此，他一边开发住宅，一边开发商业地产和酒店，将一部分土地增值收益留在手里。
这其实与万达的王健林思路完全一致，只是戴志康走得更早，开发的产品更为高端，资本市场也玩得更溜。
2003年，就在证大四处开发房地产项目时，戴志康通过借壳“四海互联网”实现香港上市，更名为上海证大房地产有限公司。
公司上市后，戴志康又重返资本市场，拿着证大的壳不断套利。
2005年5月，证大发展从鄂尔多斯国资委手中受让*ST天然1.2亿股(占总股本25.586%)，转让价格为每股0.60元，合计7200万元。
2008年6月，等禁售期一过，上海证大开始不断减持股份，到2010年2月，总计套现大约为11亿元，刨去1亿成本，仅此一项，戴志康就净赚10亿。
这一手资本市场的虚虚实实，玩杠杆游戏的戴志康已得心应手。
在他看来，没有实业，资本风险无法控制；但没有资本扶持，实业也无法做大做强。
在资本的助力下，上海证大除了开发联洋社区、证大家园、水清木华等高端住宅项目外，还开发了大拇指广场、证大五道口广场等商业地产项目，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房地产企业。
尤其是“处女作”浦东联洋国际新社区内的大拇指广场，是国内唯一摒弃传统巨型购物中心模式的商业艺术地产项目。
22个独立的建筑体错落有致排列，最显眼的C位摆放的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恺撒的名作“大拇指”，成为当时上海最具艺术气息的商业社区项目。
大拇指广场落成当年，还入选了上海十大城市景观建筑。
与那些一味逐利的资本推手不同，戴志康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历史担当的企业家。
这个喜欢穿中式对襟褂子和布鞋、自称研究哲学、热衷艺术品收藏的商人，平时喜欢让人喊他“戴老师”，却又不喜欢被定义为“文化人”。
在他看来，纯粹的“文化人”难以成事，唯有实业才能成就理想。
可在许多体制内人看来，戴志康过于狂傲。
此时，戴志康参加浦东政府组织的企业家会议，可能是对会议组织安排次序不爽，轮到他发言时，他环视四周，大声说：“我就是从0做到100亿的戴志康……”
甚至戴志康对待文人的态度也曾被人诟病。
某年，戴志康旗下的俱乐部举办了一次文化讲座，主办方邀请了国内著名学者秦晖。
可当秦晖来后，戴志康既没出面迎接，也没在会后请人吃饭，而是让人在会场中央放置了他专用的红木雕花宝座。
戴志康中途进场，坐在宝座上听了一会便不打招呼自行离去，只留下那个硕大的座椅孤零零耸立在会场正中。
戴志康其实并不是有钱便猖狂的商人，他来自体制，又脱离体制创业，内心自然对许多繁文缛节的程序很反感，也很不屑某些学者专家。
在很多场合，戴志康极为推崇他的老乡张謇，这是清末明初著名的实业家，一生致力于通过商业实践来改造社会。
可他又一直认为，企业家无论多有钱都很难被人记住，更难以超越时代，他渴望用资本力量去滋养文化情怀，实现不一样的人生抱负。

6
戴志康曾说：“投资做得最好的人，不是财务专家，而是艺术家与哲学家。”
基于对艺术的追求，戴志康曾在证大整个产业欣欣向荣时去巴黎参观蓬皮杜艺术中心，回来感慨说：“都说上海是‘东方巴黎’，但是没有一个像样的美术馆作为文化地标是徒有虚名的。”
因此，他决心建造一个融入艺术与商业的超级之城，项目被称为“喜马拉雅中心”，象征着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启动是在2007年，那年也成为戴志康与马云后来人生的分水岭。
那年，戴志康以百亿资产跻身“胡润百富榜”，刚上榜的马云虽说身家刚到50亿，但阿里巴巴已经上市，在国内电商行业正如日中天。
这个项目融入了酒店、美术馆、舞台和商场，由日本知名建筑师矶崎新操刀，设计理念非常超前，时至今日看也足够震撼。
但是，因为戴志康的过度自信，他最终为自己的情怀买了单。
这个巨大的商业综合体原先预算是10亿，几乎是证大当时的全部营收，可当日本设计师团队递上高达25亿的报价时，戴志康还是信心十足表示接纳。
最终，整个喜马拉雅中心耗资近30亿，确实在概念和品牌宣传上为戴志康挣足了面子。可由于项目采取只租不卖的模式，至少需要运营十多年才有可能收回所有成本，让证大承担了巨大的经营风险。
与此同时，证大开发的房产项目，由于戴志康坚持走精品路线，导致开发周期过长，资金回流太慢，让戴志康失去了迈入规模快车道的发展时机，错失了跻身头部房企的机遇。
虽然喜马拉雅中心严重拖累了证大资金盘，可戴志康依然深信自己在资本市场那套以小博大的高杠杆套路可以再立奇功。
喜马拉雅中心项目启动后，戴志康继续在金融市场发力，证大集团联合平安等金融机构成立多个信托投资项目，相继拿下新华人寿、西安国投、交通银行、上海银行、太平洋保险等金融企业的股份。
2010年2月，证大集团又以92.2亿元天价，拿下上海外滩8-1地块，成为当时的中国新地王。
戴志康当时说：“我看到旁边是豫园和外滩老建筑，觉得这块地必须开发成中国的地标性建筑。”
豪言壮语令人激动，可外滩项目是三个喜马拉雅中心的体量，但规划的开发时间仅有喜马拉雅中心的三分之一。
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此时证大账面上的余额，只有5亿元。
显然，这是戴志康为了挽回在喜马拉雅中心项目上的损失而再次“豪赌”一把。
敢于冒如此大风险，是由于戴志康和复星集团的郭广昌事先早有商议，复地通过几轮增持已拥有上海证大20%的股权。
为了争夺外滩8-1地块，两家企业为此在现场结成了联盟，甚至在拍卖时，郭广昌还帮戴志康不时举牌。
郭广昌是想借戴志康之手对外滩地块多上一道保险，戴志康则希望联合复星集团通过拿地实现一把翻盘。
两位商业大佬各怀心思，但都对外滩8-1地块虎视眈眈。


7
戴志康很清楚整个外滩项目总投资将达150亿元，自己的证大根本无法一口吃下，他寄希望通过资本杠杆来解决难题。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因为遭遇地产宏观调控，导致银行信贷无法兑现，证大出现46亿元规模的款项逾期，每天滞纳金就高达460万元，戴志康面临着要将到手“肥肉”吐出的窘境。
当戴志康不得不将外滩项目公司股权转给海之门公司后，复星国际乘虚而入，占股50%。
此时，戴志康手中仅有海之门公司35%的股权，其余股份中，绿城持股10%，磐石投资持股5%。
老谋深算的郭广昌等的就是这个机会，本想按照之前协议顺势接过外滩项目，谁料戴志康觉得复星出价太低，祭出一招“一致行动人”策略，将绿城和磐石的股份全部揽入自己旗下。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精明的戴志康悄悄“一女二嫁”，将50%的股权卖给了郭广昌，50%的股权却卖给了潘石屹。
郭广昌大怒，昔日亲密无间的“战友”反目为仇，彼此对簿公堂。
2015年，最终SOHO中国宣布退出，复星如愿全盘接手。
向 SOHO 中国出让股权后，证大曾拿到一笔不菲的转让费，戴志康得以在山东、江苏、四川、河北、内蒙古等地陆续做出十几个商业和住宅项目。
2013年，证大还曾斥资约8.38亿港币，收购南非约翰内斯堡二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戴志康曾称，公司要投资80亿-100亿美元，“建设成南非的陆家嘴”。
可惜由于摊子铺得太大，资金跟不上，这些项目大多烂尾，证大地产业绩并不理想。
2015年2月，戴志康突然以总价12.507亿港元，将自己和女儿戴陌草持有的上海证大房地产有限公司42.03%的股份，全部出售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全资附属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相当于每股售价0.2港元，比每股净资产净值打了对折。
戴志康对此解释是：“作为一个产业，一个生意，房地产对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这个行业太拥挤，不需要这么多公司。”
可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证大撤出房地产市场后不久，整个行业就迎来了新一轮的黄金爆发期，戴志康这次战略误判让证大错失迈入国内头部房企的良机。
戴志康离开地产后，看中互联网金融行业，准备将之前的布局做大做强。
事实上，早在2010年，国内P2P尚未兴起时，戴志康就已经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开始布局。
同一年的芭莎明星慈善夜上，戴志康豪掷千万拍下曾梵志名为“太平有象”的油画，作为他旗下P2P平台“捞财宝”的Logo。
当时，他还对记者自信地说，金融体系里所有发展方向，他最看好P2P。因为金融脱媒、去中介化是未来金融行业的发展趋势，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正是如此。
随后，戴志康相继创办海门证大农村小额贷款，P2P平台的上海证大财富，还参股了北京捷越联合等互联网金融项目。
不过，即便投身互联网金融，戴志康也不完全只是为了赚钱，依然藏着某种情怀。
证大金融的职员回忆说，戴志康曾经常提醒他们，贷款就贷给那些经营不易的小微企业，要去做银行不会去做的小贷，这才是普惠金融的根本。
在情怀和效益的感召下，证大金融体系在P2P领域发展迅速，三年内就实现借款约320亿元，在全国建立了五百多个分支机构和网点，拥有员工2万人，位列行业前三甲。

8
对于自己的老本行，戴志康有着绝对的自信：“只要我去做，没什么不可以成功的。”
然而，一向自信“对这个时代节点把握得蛮准”的戴志康还是看走了眼。
2018年，随着P2P金融平台各自乱象丛生，国家进行管制，大量平台随即暴雷，行业内哀嚎不断。
2019年开年后，先是上海证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宣布停止运营，接着旗下另外两个金服平台“捞财宝”和“捷越联合”也先后出现问题，被迫停业、清盘，证大金融几乎已全军覆没。
几度沉浮后，戴志康内心流淌着的滚烫情怀被冰冷的现实碾碎。
2019年9月1日，上海警方发布公告：55岁的戴志康因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设立资金池、挪用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且已无法兑付向警方投案自首。
这年，55岁的马云创立的阿里巴巴总营收达到3768亿，成立仅5年的蚂蚁金服为1200亿。

俩人相同的年龄，却最终迎来了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不过，与其他P2P公司暴雷就跑路的负责人不同，8月12日停业时，戴志康曾连发公开信并明确表示：公司将不甩锅、不跑路、不失联，将会尽力还款和补偿。
之前证大财富微金融解散时，戴志康还提出，能赔偿就赔偿员工，能多发点薪资就多发点，尽量做到妥善安置。
2022年12月30日，58岁的戴志康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被判刑19年。
这位纵横商界二十余载，身上曾有无数令人仰慕的标签：92派企业家、中国私募教父、上海滩金融与房产大佬……却最终从巅峰坠下，身陷囹圄。
在世俗的眼光中，戴志康似乎是一位失败者，但他没有逃避，带着对投资人、对用户该承担的责任，以主动自首的方式保留了江湖大佬的尊严。
令人唏嘘的是，58岁的马云此时也被传远走日本，至今没有回国的打算。
对于经历了人生数度起伏的戴志康来说，现在也绝非故事的大结局。
证大投资集团官方网站的致辞中，戴志康写道：“人生是一本没有翻到底的书，你不可能读了一页就知道下一页。”
戴志康的人生只是告一段落，还没到真正盖棺定论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等待。

黄奇帆：今后二三十年，中国将爆发的5大行业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很高兴参加第七届中国制造强国论坛，结合今天的主题，我就以制造业为重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谈几点思考。
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制造业是工业的躯干，经济的基础，民生的保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存在着两个突出问题。
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1年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06年时达到32.5%的峰值，然后就在峰值上徘徊平衡，到2011年开始逐年降低，2020年降到了26.3%，9年时间下降了5.8个百分点，全球主要工业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英国、韩国等等，制造业的比重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都是在迈入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发生的。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的比重从达峰到下滑，未老先衰幅度明显更大，速度明显更快。
另一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制造业在品种和质量上还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高端高质产品不足，很多产品属于低端低质，在性能、可靠性、寿命、良品率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往往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二是同质化竞争严重，细分市场的开发不足。同一制造业门类从业企业数量众多，但缺乏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容易陷入同质竞争。一谈哪个行业处于风口，大量制造业企业往往一拥而上，搞低水平重复，最后形成恶性竞争，产能过剩。
三是关键技术被卡脖子，制造业许多关键环节中的核心技术，我们没有掌握，受制于人，很多产业链容易被人一剑封喉。
四是缺乏引领国际的高端品牌，中国制造业体系存在大量的低端加工，缺少高端品牌以及相应的市场渠道优势。一个品牌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的专一专精才能得到市场认可，建立起畅通有效的营销渠道。而中国每年工商注册了上千万个企业，很大一部分都在5年内倒闭或者转行了。
数据表明美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8年，日本是12年，相比之下，中国中小企业平均生命周期只有3年，自然很难建立起品牌效应。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判断。加微信C88522C，看更多内幕好文！一是国家在经济发展进入发达国家过程中，制造业占比会逐步下降。但不宜下降过快过早，至少应该等到整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以后再逐步下降。我们国家在2011年人均GDP才5000美元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较快速度的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现象，这就是一个问题。今后我们要着力延缓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趋势。
二是相对于中国的国情而言，制造业占比不能够过低。无论如何制造业比重在2035年前不能低于25%，在2050年前不能低于20%。制造业之外，在工业范围内还有采矿业、电热气、水和建筑业，他们和制造业一起构成第二产业，大体上这一部分占GDP的10%，那么如果我们制造业能够保持25%以上，加上采矿业、电热气、水、建筑业的10个百分点，那么2035年的时候，我们的第二产业能保持在35以上，2050年以前后能保持在30%以上，总之中国不能走美国等国家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不足18%的极端，美国的制造业占GDP是11.5%，美国的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是在18左右，这个是脱实就虚。
我们如果能够把第二产业保持在GDP的35%或者30%以上，这样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美国的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
第三是在制造业占GDP比重达峰并开始逐渐下降的时候，为了保持工业发展的势头，务必加大研发投入，使创新能力成为工业制造业的第一动力。就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保持研发投入超过制造业产值的3-4%，保持从0到1基础研究创新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20%以上，保持制造业创新领先的独角兽企业占资本市场市值30%以上，是制造强国的标志现象。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没有达到这些指标，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要在今后5-15年把这些指标能够赶上去。
第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伴随着一定比例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占GDP比重逐渐下降的过程中，一方面制造品中相关的服务业占比逐渐加大到百分之30-60，也就是说一个制造业的商品镶嵌在制造业的硬件中的服务比重，服务价值比重会达到30-60%等等。同时伴随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也会逐渐加大到制造业增加值的50-60%。当这4个方面条件满足以后，与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要成分的实体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50%以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中国在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时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就有了以制造业为重心，而实体经济为主体的产业体系。
现代化产业体系除了要稳定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以外，还要积极进取，才能根本上摆脱我们在一些领域受制于人的境地。精彩推荐➡️：龙泉宝剑厂改行了？！竟然造了一把“削铁如泥”的菜刀！为此我们要在产业链供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发挥中国作为最大规模单一市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
未来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努力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新进展新突破
一是要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对点招商模式，转变为产业链招商，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节约高效，规模达千亿、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从这次疫情的应对看，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支撑体系的地方恢复起来，要比那些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快要好。这种集群化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降低了物流的成本，在疫情时期更凸显出竞争力。
要努力推动形成三种集群。一是某一个产品的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比如说汽车这个产品，那么它的上中下游产业链，包括原材料零部件各种模组等百分之七八十的部件形成本地化的生产，这是一类。
第二类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产业链集群。当几个同类大企业在一个地方落户以后，那么它的上游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产业既可以为这家龙头企业服务，也可以为那家企业服务，这样就有条件把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落户，形成集群。
最后一个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共同合作，形成生产性服务业的集群，也就伴随着制造业的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也互动地形成生产性服务业的集群。比如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会有很多从事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应用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位置的配套，这就涉及到创新链条的延伸，有条件的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促进这三类产业集群的形成。
第二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要围绕战略新兴产业，通过更大水平开放实施补链扩链和强链的行动计划，实现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也就是要针对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力度吸引优势外资进入，补上我们供应链的短板，这就是补链。
或者要利用已经形成的贸易关系，将产业链上下游的优势企业导入，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的新布局，这就是扩链。或者要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微笑曲线两端一延伸，两端往上拉了以后，我们也就把它叫做马脸曲线，像一匹马的脸，那么马脸曲线就是微笑曲线的两端往上延伸，那么这样的一个马脸曲线出现的话，将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这就是强烈推动补链扩链强链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形成更高水平的产业链集群，这种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对象的内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
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推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这样既有助于我们防范和应对类似新冠疫情这种因天灾导致的全球断链的风险，又因为产业链集群本身形成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可以有效阻遏未来在某些关键领域被人卡脖子的风险。
第三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中国制造业门类、企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也就是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这类高技术的复杂产品的总装厂固然停留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与掌握这三链的跨国公司相比，我们所在的中间环节的增加值并不是很高。但也不能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它是成百上千企业组成的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这些能力的背后是对企业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大优势。
这种能力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带来的产地销、销地产的产业链集群模式分不开，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产业配套能力，高素质的熟练工人队伍以及日益精进的科研开发能力分不开。过去跨国公司在中国建了不少合资的汽车主机厂，手机组装厂，家电的组装厂等等。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很多的内资企业也都已经学会了这种大规模制造的管理能力，为我们培养自己的富士康，培育新时代的制造业龙头企业打下了基础。
第四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产主导型的链主企业。微软公司、谷歌公司、苹果公司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已经是一个无组件制造商，是一个以其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价值链特殊的商业组织。苹果公司不直接生产苹果手机，却凭借其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品牌、产品、设计、软件、数据库等，在生产前和生产后组织管理和经营着全球产业链的标准，供应链的纽带和价值链的枢纽，主导着整个苹果的生态。
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比如华为，我们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其应用迭代其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性的猎头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他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本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在这方面需要持续加强。
第五，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制高点。产业链的集群化，真正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事实上全世界每隔二三十年就会有4-5个有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不管在中国还是亚洲或者欧美地区都是如此。比如上世纪50-70年代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留声机等等。到了八九十年代是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收录录像机等等。
新世纪以来的20年是手机、基本电脑、液晶面板、电视机、汽车等等，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往往超过万亿人民币，在全球超过万亿美元。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当下就应该抢未来的四大件五大件，国务院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就是这个意思。
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的五大件，大体上包括以下五种，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二是家用机器人，三是头戴式AR、VR的眼镜和头盔，四是柔性显示，五是三D打印设备。要积极进行前瞻性的布局和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因为在过去五六十年的过程中，过去的三个时代的四大件五大件基本上都是欧美日本发明，然后我们引进消化吸收的。所以不管我们洗衣机、冰箱、彩电或者笔记本电脑、手机生产能力都是世界第一，世界前列，但其实它的源头创新可以说都是舶来品，都是引进、消化、吸收、合资形成的生产能力。
那么对未来世代的四大件五大件，除了要进一步开放，进一步地引进消化吸收之外，我们更要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生产线，自己的新开发的产品，形成三大件四大件五大件。这样的产品一般我们自主形成，那么猎头企业就是我们自主的企业形成的。代工龙头，也是我们自主的企业来安排的，那么整个的制造业产业链，不管它放在中国还是放在世界各地，我们就掌控了世界级产业链集群安排布局的主动权。
总之，建设以实体经济为重心，制造业为重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稳中求进，不仅能构建中国本本土的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而且还有一批能在全球布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和链主企业，这是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根本之道。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美元这次降息，内心非常急迫，一口气降了0.5%，这在历史上极为少见，因为在一个完整的降息周期，降上七八个点也没啥，但第一次降息就降0.5%，几乎没出现过。不过，让美帝没想到的是，美元降息后没几天，我国连续放出组合拳，从证券到房市，刺激政策都非常给力，甚至为了让国际资金放心，还秀了一把洲际导弹。效果非常好，不仅国内交易火爆，节前最后一天，两市成交达到2.6万亿的天量，打破了历史记录，国际资金涌入香港的力度也非常大，直接买爆了港股。这让RMB的汇率一度打破了7元大关。这是美帝最不想见到的事情，他们降息是放水的开始，美元也确实要流向世界，这本身就是美元潮汐的关键环节，去国外收购低价资产，今后才能赚钱嘛。但他们却不希望资金大量流入中国，因为这很可能会助推中国的产业升级。美国的心思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自己能抄底A股，另一方面却不希望这些资金投资中国的科技企业和项目。美帝这个心思，我们也明白，干嘛便宜都让你占了呢？于是，我国先敌而动，在美国资本还未从美股、美债、美房抽身之前，我们就把A股打了起来，不让他们吃到便宜筹码。这下美国后悔了，10月5日，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就出来表态了，说“一次降息50个基点是个错误”。
大伙不要小看这个人，觉得他只是个前任财长，其实他和耶伦是一个类型，表面是经济学家，本质都是犹太资本的嫡系，他的观点代表了美国真正主人的意见。但后悔又能怎么办呢？总不能9月降息，10月又加回去吧？只能通过别的方面往回找补，尽量抵消中国的工作效果。所以，9月非农就业数据就大幅超预期了，言下之意是，经济这么好，还需要降息吗？可说起这个就业数据，上个月美国刚丢了个大脸，承认了“一年来的就业数据，被做高了81万”。现在没别的办法了，又开始在就业数据上作假了，现在的美国经济数据简直看不成，完全是个政治指标，需要它高就高，需要它低就能低。为了证明9月就业数据是真实的，美国还同步调高了7月和8月的数据。这就更滑稽了，美国承认的“一年来的就业假数据”，本就包括了7、8两月的数据，现在又说不对，7、8月数据又太低了，还得调高。这脸是真不值钱，随时可以变。当然，咱也不是非要知道美国真实的数据到底是多少，就透过美国变脸的意图，看看他们到底想干啥。他们弄来弄去，无非就是三件事：1、没想到东大这次这么杠！显然是超纲了，前边金融小组的几次沟通，看来是白费了，完全没摸到东大真正的脉。2、降息周期一旦开启，想关是关不了了，加息肥了一部分资本家，降息则是另一部分资本家的菜，你说关就关啊！3、即便是覆水难收，那也得刹车，决不能让大A涨上去，尤其是不能让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中国。但要同时做到这三件事可不容易，现在能做的就是减少降息的速度，提高美元指数，加强人们对美元的信心，让资本流出美国的速度慢一点。今年还剩3个月，美国的议息还有两次，前一段市场预测降息幅度在0.5%-0.75%，也就是说至少还有一次50个基点的降息，但现在要控制幅度了，每次只能降25个基点，也就是总体不超过0.5%另一个能做的就是压低日元汇率，提升美元指数，这个倒是美帝最擅长的，这几天美元指数已经回升到102点之上，希望能稳住一部分资金。
金融市场嘛，是美国的主场，他们总是能控盘的，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大问题：降息速度可以减缓，但美国的经济能坚持多久？美国上次的降息，一下降了0.5%，这真是脑子有水，错了吗？真这么想的人，脑子才是真的有水，美联储是谁?美联储是能看到真实数据的经济操盘手，他能一下降50个基点，说明美国经济是真不行了，慢慢降息会引发衰退。所以，嘴硬并不难，关键还得看身体够不够硬。

过去可以载入中国股市史册的一周，老股民张洋缺席了。
张洋30多岁，已经炒股14年。他经历过两次牛市，2015年身边同学还在为月薪三五千的工作发愁，他两个月时间把股票账户资金从3万炒到30多万，翻了10倍，2019年牛市他小赚了26万，到2020年上半年，他账户躺着100多万，用炒股赚到的钱付了两套房的首付。
但这次“牛市”，他没能挺过来迎头赶上。2024年7月，他的账户彻底爆仓。2020年下半年开始，A股市场在疫情和宏观经济不断演变下，走势震荡，他两周就亏掉20多万。他相信自己能赚回，向亲朋好友借钱，借网贷，不断加仓，然而市场依旧低迷，三年来他一路亏损，操作也比以往更急功近利。现在，他累计欠债100多万。
从股市小赚一笔钱似乎没那么难，但少有人能做到落袋为安，果断离场。债务爆雷时，家人才真正了解平时看起来理性稳妥的张洋的实际处境。那是家庭差点分崩离析的黑暗时刻，2024年7月，张洋承诺不再炒股。
他开始重建崩塌的生活，毕业以来没有上过一天班，他努力让自己回归到实业中，每天都花时间在学新技术上，然而两个月后，9月底，一系列政策带动下，A股疯涨了。
这让他感到焦虑，他需要遵守承诺，没有入局，但他也忍不住观察这到底是不是机会。他说，即便能入市，自己也不会选择在这时进入，而是观望一段时间，“现在市场赌性很重，真正的牛市，市场的潮汐不会就只出现几天就烟消云散。”即便入局，“我能不能做到赚到钱就收手，赚到多少能收手？”，他害怕进入股市后难以抑制的贪念，让他陷入更大的债务漩涡中。
2015年那次暴涨，带他真正打开了股市的大门，燃尽14年光阴，也是那年的暴跌，遇到小白炒股，他总是逢人就劝，风险太大。毕竟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以下是他的讲述。
一、两个月赚30万，“还做其他工作干什么？”
2014年，熊市了几年后，牛市来了。那年没有今年的疯狂，但市场表现也很夸张。
那时我刚步入社会不久，没有正式上过班，想把炒股当成主业。2014年7月，牛市还没有开始，我在炒股软件里日常复盘，注意到十几家券商都大涨，我嗅到牛市苗头。大学时我都是拿自己的压岁钱、勤工俭学的钱炒股，但本金就两三千，这时我迫切的说服爸妈，要来他们的账户操作，从7月到11月，用23万的本金4个月时间炒到了100万，赚了70多万。
我对数字敏感，一些关键日期我都记得很清楚，而且我记日子都是用买卖了某支股票来记，所以某天我买的哪支股票我都记得。2014年11月牛市大幕拉开，上证指数从11月的不到3000点，到2015年6月暴涨到了5000点。
2015年2月，我开始专注操作自己的账户，本金3万块。那时牛市火热，有办法实现资金1万块就能融资融券，我两个月时间从3万炒到30多万，赚了10倍。
大学时我做过一些临时工，一个月收入就两三千，巅峰时候我靠炒股一天就能赚10万。我想，还去做其他工作干什么？那些有工作的人为什么不来炒股？我一天就可以赚当时月薪三四千的同学几年的工资了。
那时市场也像现在一样疯狂，我的基金经理原本没有建群，但市场越来越好，炒股的人越来越多，他建了一个股票群，人数增长得非常快，没几天就涨到了500人。
那时我才23岁，狂热的市场氛围里，我膨胀了，我觉得自己可以站在世界的顶端。我给自己和老婆买了最新的苹果手机，买了双屏幕的电脑，还用炒股赚的钱，买了人生的第一套房。我身边很多朋友买房都是靠父母的，但我一分钱没有靠家里。
我更坚定了要以炒股为生，我满脑子都是股票，做梦时梦到的都是在选股。
2015年从暴涨到暴跌，发生得很快。2015年6月，沪深两市出现千股跌停，股市在十几个交易日里持续暴跌，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股市下跌了三分之一。
我是这次暴跌的幸存者。我当时很幸运，我发现自己的账户炒到一定数额后，总是在亏亏赚赚中原地踏步，我听取老婆的建议，赚钱之后就即时转出一部分赚的钱，相当于自己当天的工资，在牛市里一直以这样的方式来存钱。
加上熊市来临时，我遇上结婚生子的节点，把股市的钱取出了20万来买房，我还记得打开手机，看到买的股票又是跌停，当天我正在进行房子的过户手续。买房后我账户里还有10万左右，同时重仓买的那支股票停盘了几个月，所以当2015年7月很多人爆仓，还倒欠证券公司钱时，我躲过了爆仓。
但我父母的账户已经从100万亏到所剩无几，最多时一天亏了20万。
看着网上倾家荡产的股民，我又加深了对自己炒股能力的认可：我真聪明，跑得真快，我的决策真厉害，我还是远超很多人的。
二、借高利贷炒股，爆仓100万
2015年躲过了爆仓，但在套现买房，又遇上市场大跌后，我账户里的本金越来越少，2016年、2017年我不断加仓，但市场持续下行，转几次钱进去后，我老婆不同意再往里投钱了。
有过之前快速赚钱的经历，我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也接受不了看准机会时手里的子弹太少。于是，在账户本金不到10万时，我开始借网贷，这是我当时认为最省事的增加本金的方式，不需要跟谁商量。尽管网贷利息高到20%、30%，但我相信自己赚钱的速度能跑赢网贷利息的速度。
我想着本金越多能越快赚回来，但这也容易亏越多，这时我就已经陷入了赌徒心理。当看准一支股票，我觉得那一定又是一个好机会，我就想借网贷来增加我的子弹，以更快的把钱赚回来。第一笔网贷借了5万。
2017年总体都是下跌状态，但这一年勉强跑赢网贷，赚到了11万。2018年，就没有跑赢网贷，这一年亏了15万。在亏亏赚赚、借借还还中，我惯了用网贷当做提款工具，开始以贷养贷，但我没有意识到，有网贷利息压力后，每个月的固定还款日，我不得不提前套现还款。这种模式导致我操作更难集中精力，动作变形，心态变差。
尤其当你有钱要还，但是你又亏着钱，你就越想要回本。这个阶段股票里虽然还有钱，但我不想用本金还网贷，本金减少后赚钱更难了。所以很长时间里，我的股票账户本金维持在二三十万，网贷维持10万上下的状态。
2019年后我又开始赚钱，当时股市大盘又有了起色，我发现一年只要遇上一两个月的好行情，我就可以一个月赚几倍，把其他几个月的亏损赚回来，这一年赚了26万。
这个阶段把网贷当杠杆，但好在还能赚钱，高利息还能周转。然而在2020年后，疫情来了，股市低迷，我一直认为在掌控中的“事业”，驶向了失控的状态。
2020年上半年，我大赚了一笔，账户里最高时有100多万。这一年，我转出钱付了第二套房首付，在暴亏前，手里有一定现金，股票账户里还有50多万本金，网贷欠15万左右。但从2020年7月开始，我买的股票接连大跌，仅两周时间，就亏了25万。
其中有一天就亏了七八万，我睡了一下午，睡午觉是我排解炒股压力的方式，一般睡醒后压力就消散了，但这一次睡醒后，我心情还是很差。第二天我又买了另外一支股票，又是连续几天亏损。这一年一直亏，一直到把50万亏完。
我陷入了新一轮的赌徒心理，尤其是我亏了一笔大金额后，我就想快点赚回来，这种心态会蔓延，让你更急躁，你的选股标准就会改变，会更急功近利，导致你亏钱，如此恶性循环。
这对我打击有些大，但我依旧对自己有信心，只是要找到一个机会把亏损赚回来，只是自己运气有点差。
这时网贷我已经借不到更高金额的钱了，我开始找亲朋好友借钱。第一笔借了10万，我相信自己能很快赚到钱还上，主动承诺可以给出10%的利息，我觉得这个利息并不高，因为我相信我能赚更多钱。
但从这一年开始，大环境不好，我就再也没有从股市赚到钱了，2021年亏9万，2022年亏了24万，这还不算我借网贷和亲朋好友要付的利息钱，那些利息一年就要7万。
这个阶段真正拖垮我的或许就是给网贷和亲朋好友的利息，这是一笔固定时间要给出的钱，我得强迫自己买卖股票，我开始拆东墙补西墙。2022年，我借了一笔高达16万的网贷，我其实很不想借这笔钱，因为我担心借了之后还是亏，我知道市场环境并不好，亏钱的概率会很大，但是我必须去股市里把钱挣回来，不然我没办法还欠着亲朋好友的那些钱，后来，果然亏了。
这时心态已经坏了，对市场的敏感度越来越弱，被负债压得喘不过气。
我一直知道股市有潮起潮落，我知道会有亏钱的时候，但我相信我一定能赚钱。直到2024年，我的债务累计达到了100万。
三、这波“牛市”比2015年更疯狂
2017年，我开始借网贷，2020年开始，我开始借亲朋好友的钱，一开始我的妻子都不知道，2017年时她帮我还过网贷，在2024年，她发现了我持续不断在往股市里烧钱，知道了我大致债务状况，她对我感到了彻底的失望。
我知道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我终于坦白，向亲朋好友承认，我爆仓了，还不上钱了，而且还借了网贷。妻子担心我就此成为赌徒，为了挽留她，我对妻子承诺，不再炒股。
我也在重新审视股市，我一开始进入股市，是认为它有规则，大家按照规则办事，但是随着我炒股时间越长，越发现其中的不完善和不公平。
这几年股市制度上有做修补，比如对上市公司的处罚力度加大，对量化交易每秒的交易笔数做限制，但依旧有不公平的地方，比如散户只能t+1，但是机构能借助融资融券以及股指期货等工具变相实现T+0交易，在现在“T+1”的交易制度下，散户在突发事件和虚假消息面前是很被动的。
这不是我想象的公平世界，我也不敢承认持续加码的过程里，自己已经像赌徒。
2015年在股市大赚时，我很低调，一般不会跟别人提自己赚了多少，但那年跟玩得好的同学见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赚钱的门路，忍不住告诉他，炒股很赚钱，可以试试，但他对这无动于衷，不认为这是长久之计。我对他的淡定态度印象深刻，我佩服他的坚定，但那时我已经决定以炒股为生了。现在，我的同学已经有很稳定的生活，月薪已经从三四千涨到两三万。
按照承诺，我斩断股市，开始新生活，转而开始学一门技术，希望把它当做未来的生存方式，过上能让内心平静的生活，也希望能靠它慢慢还钱。但是这有学周期，从学到上手可能需要两年时间，我努力说服自己，或许这是一条出路。
但就在我承诺不炒股2个月后，A股疯涨了，比2015年时还疯狂。
9月27号，A股开始疯涨时，我学进度正卡壳，我感到急躁，最近股市涨了很多，我最熟悉的就是炒股，我现在开始学一门技术，学周期就要两年，我什么时候能学会？即便学会了，一开始可能月薪就几千块，积累几年才会有高薪，靠它我怎么把债务还完？
我感到绝望，我没办法很快的用技术去挣钱还债务，在牛市来了的时候，我又在承诺下没法再去炒股。我妻子担心我陷入股市的泥潭里，越陷越深，100万的债务还有机会还完，那继续炒下去，未来出现更多的债务要怎么办？
我很想靠着牛市，先把这些钱还了再说，但我也感到害怕。
我认为的股市中的不公平还存在，市场大环境还没有明显的变化，现在市场赌性很重，这一波牛市有多长？可能三个月、半年就过去了，是不是用强心针让病人活一两天，这都是未知的。股市是一个极为反人性的地方，不论是不是牛市，都需要考虑好到底赚多少钱才愿意收手，我能收手吗？那会不会是新的深渊？
即便要进入这个市场，我也不会现在立即进入，如果这是一个巨大的趋势，它不会戛然而止的，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不用急着一两天就进去，可以等市场冷却，观察思考清楚后，再上车。

9月27日，A股继续上攻，沪指收盘3087.53点。
一周间，沪指上涨350.72点，涨幅超12%，上一次一周内出现如此大的涨幅还是2008年。

中国经济出现了什么新的情况和问题？
罗志恒说，进入今年二季度以来，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总需求不足、市场主体信心和预期不振、房地产和资本市场低迷。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供需失衡，继而导致经济实际增速与名义增速的背离、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背离，对预期和信心、消费和投资的有效提振产生了一定影响。
2024年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速为5%，二季度为4.7%。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说：“目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虽然还未披露，但从市场预测来看，可能要比二季度更弱一点。”市场普遍预测三季度经济增速为4.6%—4.8%，李迅雷预测大约在4.7%。
启铼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说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体现在国内和国际环境两方面正在发生的边际变化：一方面，国内经济动能放缓；另一方面，全球央行降息，提供了政策宽松空间。
李迅雷表示，如果三季度比二季度更弱，就需要采取措施应对，因为今年年初定的GDP增长目标为5%。如果在三季度末出台政策，四季度还有执行的时间，经济就有进一步向好的空间。此外，国庆前也是一个释放积极信号，扭转预期的好时机。
李迅雷预计，在政策落地后，四季度经济增速有望达到4.9%，这样就可以完成全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
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及“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开始频现这种季度间的波动，这让很多惯了高增长和稳定增长的研究者感到陌生。
2022年末，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经济开始步入新冠疫情后的恢复时期。
2023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实现了“开门红”。该年4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得到缓解，经济增长好于预期”。
这一情况在2023年二季度出现了变化，消费、投资数据承压的情况开始出现。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并指出“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
三季度经济压力进一步加大，四季度出现回暖迹象，最终达成了2023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
粤开证券在研报中复盘时分析，2023年中国经济运行是一波三折的恢复，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有下行压力、三季度逐步恢复，四季度略有回落……通胀和资产价格低迷是拖累2023年经济的重要因素。相应地，若2024年通胀和资产价格企稳回升，也将成为2024年经济的重要助力。
2024年初，政策对经济增长困难做了充分准备。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仍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充分准备”。
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专门对5%的经济增长目标作出解释，“提出上述预期目标，综合考虑了国内外形势和各方面因素，兼顾了需要和可能”，并强调了“实现今年预期目标并非易事，需要政策聚焦发力、工作加倍努力、各方面齐心协力”。
在2024年7月和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也频频出现对经济形势的新判断。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并指出这些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
潘向东说，2023年至今，国内经济不断回落，有效需求不足，物价低位运行，特别是今年以来经济呈现分化格局：一是外需好于内需，相较去年同期，出口的改善幅度显著强于进口和社零；二是供给与需求的分化。
李迅雷说，中国正在经历房地产周期调整的影响，房地产周期的下行放大了此前经济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
他说，一旦房地产步入长期的下行周期，房地产销售面积下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下降，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使得广义财政收入下降，进而影响财政支出的增长。同时，金融收缩和实体经济收缩也将同时发生，在乘数效应的共振下，其拖累经济的势头很难遏制住，除非采取超常规的举措。

央行出台的政策被形容成“三支箭”。“第一支箭”射向货币市场。降准0.5个百分点，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同时预告年内二次降准0.25—0.5个百分点的可能性；二是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20bp，从1.7%下调到1.5%，MLF利率下调30bp至2.0%，LPR和存款利率下调20—25bp。
“第二支箭”射向房地产市场。一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至新发放贷款利率附近，预计平均降幅大约0.5个百分点；二是降低二套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至15%（此前为25%），统一首套房和二套房的房贷最低首付比例；三是优化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策，此前创设的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中的央行资金支持比例将由60%提高至100%；四是支持收购房企存量土地。五是房企存量融资展期、经营性物业贷款等阶段性政策延期至2026年底。
“第三支箭”射向资本市场。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通过资产质押，从中央银行获取流动性，首期互换便利操作规模5000亿元，未来可视情况扩大规模。同时创设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首期规模3000亿元；二是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包括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完善“长钱长投”的制度环境、持续改善资本市场生态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说，央行货币政策的方向是对的，但受到各种客观条件限制，只能一步步来做，不能苛求更多。现在启动经济的关键还是财政政策。“一子落而满盘活”，必须显著加大财政的扩张力度。
在金融政策数箭并发后，普遍认为该到财政政策登场之时。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切实做好基层“三保”工作；要发行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提及国债收益率水平下行时也表示：“国债收益率水平是市场化形成的结果，人民银行尊重市场作用，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营造了良好的货币环境。”
财政政策如何发力？罗志恒提供了三方面的建议：
一是研究追加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弥补因土地出让收入及其他收入减少而出现的财政收入缺口，提高财政支出速度，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发的国债可以用于支持部分财政压力较大的地方政府缓解流动性风险，可以给近年来毕业但尚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失业人员，以及城乡中低收入人群发放部分补贴，可以提前储备“十五五”规划的重大项目等。
二是加快专项债发行进度，一方面放宽专项债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考虑将部分专项债额度调整为一般债。
三是优化“化债”政策，推动地方政府从应急状态回归常态。比如对于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化债压力较大，可以考虑采取中央发行国债转贷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给地方政府发放贷款、继续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等三种方式缓解地方财政压力，避免出现流动性风险，确保“三保”支出，以时间换空间。
几天前，李迅雷重新谈到他的“每年发行五万亿元特别国债，连续发行十年”的建议，他对经济观察网预计，财政政策可能很难达到他建议的规模。在李迅雷的“五万亿特别国债建议”中提到，增发的国债里，两万亿用来置换地方隐性债务，三万亿用于民生，应该继续提升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目前需要在公共产品建设方面发力。这些公共产品建设项目的重点不是投资回报率，而是关注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高质量使用价值。例如中国水网、防洪减灾等大型水利设施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城市管网向地下综合管廊体系升级等。
张立群说：“在市场需求收缩和项目投资回报不佳时，只有政府公共产品可以在这时发力。”
尽管财政政策还没有落地，钱应该怎么花，是应该交给政府来做投资，还是应该交给居民拉动消费，在这一点上，中国经济研究者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但共识是：财政政策应该发力，而且应该主要由中央财政发力。
一些研究者从已经出台的政策中嗅到了刺激性政策的味道，这可能意味着宏观政策的转向。自“四万亿”后，中国就再也没有推出过真正的刺激性政策。
余永定说，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适时退出刺激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不是“刺激性政策”，最多是一个中性，甚至是中性偏紧的政策。但从2013年开始，这个表述基本就是我们宏观政策的总基调，这么多年基本没变过。
余永定说：“在面临‘准通缩’压力的时期，需要调整宏观政策思路。”
另一位经济研究者说现在显然是新一轮宏观政策转向，也是疫情冲击后最大政策调整，但性质可能更为深刻。

张立群说，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处于复杂变化阶段，包括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围绕高质量经济增长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在此过程中，各方对于调控宏观经济总量失衡以及失衡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速下降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2012年，中国开始退出刺激性政策，进入“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也从高增长逐步步入中低增长阶段。
目前困扰中国经济的总需求不足也早可以在中国经济中窥见痕迹：2012年3月开始，中国PPI连续54个月负增长，该年5月CPI增速破3%，2014年底破2%，并在大部分时间都维持在2%以下，直至2019年才重回增长轨道，但在疫情后，又进入持续下行的轨道。
部分国家会将CPI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当CPI持续低于2%，就会实行扩张性政策。
张立群说：“有很多学派和观点，从不同角度支持我们要容忍经济增速下降和需求收缩的发展。比如供给学派、生产函数方法测算投入产出、资本投入产出率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等等。这些观点认为当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增速会普遍下降等。”
余永定说，宏观政策的目标过多了。名义上，我们宏观政策的目标至少有四个，包括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可能还要考虑到产能问题、房地产市场波动。
张立群说，2019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要注意经济下行压力。2020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这意味着政策已经开始关注需求不足的问题。然而三年疫情导致许多政策的推出被延迟。
张立群说，需求收缩和宏观经济总量失衡问题，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这是一个自我加速的过程，经济增速下降会导致收入增速下降，再导致需求增速下降，进而导致需求收缩进一步发展。“一旦经济增速降至6%以下，收缩强度将明显提高。企业、财政和居民都没有资金，更没有能力花钱。各方面越是没有资金，企业就越没有需求和订单，会变得越谨慎，越陷入困境”。
1998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经历的一道关口。在这一年，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结构矛盾突出、部分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经过一系列壮士断腕式的改革，中国经济挺过重重困难，实现了7.8%的增速，几乎达到了年初制定的8%经济增速的目标。
2008年，中国经济又迎来了一个关口，在这一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影响的扩散，四季度中国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也从控制高通胀转向了稳定经济增长。随着2009年“四万亿”政策的出台，中国经济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为全球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立群说，针对当前形势，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从过去十几年增速持续下行转向经济增速持续回升的新周期重要拐点。这个拐点对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
他认为这一轮逆周期刺激政策规模应该足够大。“四万亿”计划占到当年GDP的10%以上（2009年中国名义GDP为35万亿元左右）——因为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配套，实际刺激规模远高于四万亿。而去年名义GDP是126万亿元，以此计算，刺激政策的规模应该在10万亿以上的级别。

在中产消费降级的风潮中，国际学校成为了树梢最飘摇的那片叶。
这个开学季，很多国际学校并不太平。
先是一波国际学校倒闭的新闻，其中不乏头部学校：
深圳厚德书院拖欠租金1000多万，800名学生无处可去；

北京房山的诺德安达也倒闭了，校方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学生可以转移到顺义校区。
两个校区之间，距离90多公里。
从房山到顺义，打车需花200元，想赶上早八的课，学生需要在六点半左右出门。
一年20万～30万的学费，读着读着学校没了。付得起这个学费的家长，花大钱买了个堵心。
剩下没倒闭的，也是运营得战战兢兢。往年属于香饽饽的公立学校国际部，今年基本都降了录取分数。
凡此种种，都在说明一个现实：国际学校不再是中产家庭的首选。
前几年流行说，“房贷近千万、配偶全职太太、孩子上国际学校”是这个时代的“中产作死三件套”。
而现在，中产们好像都活明白了。
国际学校，不香了？
当中产开始教育消费降级
小琳的父母曾是国际学校的坚定支持者。
几年前，他们把小琳送进了北京一家知名的国际学校，期待她通过这条路径进入欧美的顶尖大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这条路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一帆风顺。
首先是学费。每年二三十万的学费只是一部分支出，额外的开销更多。外教课、马术、钢琴、夏令营，每一项课外活动都价格不菲。与此同时，未来出国留学的费用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光是学费加上生活费，每年就需要50万～100万，四年下来轻松达到几百万。
除此之外，小琳的父母还发现，国际学校的教学质量似乎并没有预期中那么理想。外教的流动性高，课程体系虽然强调国际化，但孩子学的自主性并没有得到提升，很多基础知识包括中文素养，也有一些欠缺。
国际学校的教育质量究竟如何，是很多家长犹豫的原因之一。
Kevin是初二时候从公立学校转到国际学校的。意外的是，他在公立学校时学业只是中等水平，转入国际学校以后，竟然一下子考了年级第五。
“晚自时候我还是按过去的惯在宿舍里写作业，居然引来好多同学参观。他们就是很惊讶，怎么真的有人在学哎！呼啦啦都围过来看我做题，好像在欣赏外星人。”
Kevin以前念的公立是市重点，当时老师们还会开玩笑说，你们不努力只能去隔壁的XX学校——当地人心目中，那家收公子哥的国际学校无疑是“不学好”的。
更有一些隐形的成本，无法计量。
国际学校的校历上，最显眼的就是五颜六色的假期，除了法定节假日，还有春假、圣诞假等等。小琳的父母都是企业高管，但在这里成为了劣势。上得起国际学校的家庭，有一个能匹配孩子所有日程表的全职妈妈或者家庭育儿师是标配。
当其他妈妈披挂着铂金包和百达翡丽手表来开家长会时，小琳妈妈顿悟了，圈子不同，不能强融。
国际学校和任何其他行业一样，高奢和低配的两极都过得挺好，唯有中间阶层，不上不下。
在收入高速增长阶段，多花一些钱买孩子的童年、阅历和学历，是毋庸置疑的选择。
可在增长放缓以后，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选择。
佑佑的父母曾经也考虑过国际路线。
作为从高考大省厮杀出来的“小镇做题家”，他们十分不愿意孩子再重走自己的老路，而是想给他一个完整的童年。
在幼儿园阶段，就替他选择了一家学费16800每月的国际幼儿园。
“那家幼儿园的篮球场比我大学里的都大。”
佑佑爸爸对这个选择十分满意。
然而，孩子幼儿园还没毕业，他的工作就进入了高风险期。虽然目前还没失业，但是身边的同事也有不少领了大礼包走人的，周围所有的中产都在抱怨收入下跌，业务不好做了。
令人不得不居安思危。
趁孩子还小，转回800块的公立幼儿园，每月能省下不少钱，还能挤出一两个课外班的开销来。
老师都有证可查，食材采购还每日公示，令人放心。
佑佑的爸妈说，未来能挣一年算一年吧。
未来也不考虑留学了，一路公立上到哪算哪。直接把三四百万的教育费用攒下来留给儿子，也许是一条更为稳健的道路。
当藤校生都找不到工作
过去，很多家长觉得给孩子上国际学校、出国留学就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投资”。拿到国外名校的文凭，既是人力资本的增值，也意味着更好的工作和收入。
然而，时代变了。
方鸿渐拿一张“克来登”大学文凭就能直通高校编制的光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若是留在留学国家求职，留学生又面临着签证限制、文化差异和激烈竞争等重重挑战，毕业后拿不到工作签证、找不到理想工作的情况比比皆是。
今年网上还火了一个新词，“烂尾娃”。这个概念与“烂尾楼”相似，又细分成好多种。

走国际赛道的孩子，一朝不慎，就很有可能变成“断供娃”，或者“烂尾娃”。
前阵子，家长圈还有一篇文章很火，标题叫做“耶鲁全奖硕士：投了近千份简历，没能找到工作”。
文章的女主人公林其，耶鲁全奖文科硕士，会中日英三门语言，但她从去年10月起，5个月投了美国800家企业，都没找到工作，回国以后求职也不顺利，最后根据兴趣在塔罗牌店做起了月薪3000的兼职。
林其的配偶可以为她提供有效期5年的家属签，她会回美国再试试寻找人生的Plan B。
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托底选项。
花百万留学，回国后月薪7000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留学生还要被老板嫌弃，不懂人情世故，没有本地毕业生吃苦耐劳、可塑性强。直接留在发达国家工作也可以，只是美加澳新都是一样的贵，除了极少数科技新贵，大部分留学生毕业的起薪也就够付自己的房租和家用。一旦想旅游、置办大件或者买房，多少还是得靠家里支援。
留学不再是那张“人生金钥匙”，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怀疑：
这笔投资，真的值吗？
国际学校自己也挺愁的
海莉去参观一家国际学校时，开放日活动安排的是一个黑人老师。
小孩子往她身后躲了躲，活动负责老师忙不迭地解释说，可能是因为孩子觉得她和我们都不一样吧，我们日常教学还有很多”正常肤色“的老师。
听到这句带着“有色眼镜”的话，在北美留学过的海莉在心底吸了一口气，孩子往后躲倒也并不是因为这个，他遇到太热情的人自然会退后一步。
不过她也观察到，北京各大学校里，来自欧美的外教好像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菲律宾、肯尼亚、南非这些国家。
而与数量一同变化的，还有学校的“质量”——外教老师也大幅减少。
2020年，教育部曾出台了新的外籍教师聘任管理办法，明确了外教需要具有资质和证书，才能在中国从事教育职业。为了符合新的标准，许多学校面临着聘用外教的难题，有些甚至不得不减少或暂停外教课程的设置。
考究性价比的中产家长们仔细一琢磨，一年20万～30万投入下去，外教带的也就那么回事。
再一琢磨，国际学校的孩子英语好的确实更多，但英语好的孩子，基本还是靠家庭投入和课后辅导啊。
路透社报道，高瓴资本近日已达成协议，即将收购德威学校的部分校区，交易达到6亿美元。
然而围观群众对此的看法都是，高瓴有钱乱投。
消费降级、出生率下降、外资撤离这样几个因素叠加之下，国际学校俨然已经从昔日的香饽饽变成了烫手山芋。
北京房山诺德安达的倒闭，就说明了选址的重要性。即使背靠大集团，周边没有足够的用户基础，也还是难以为继。顺义别墅区国际学校扎堆，但现在也有了招生压力，过去升学还得托关系或者提前很久排队，而现在，却不得不加大了营销费用，也要开始举办招生活动了。
把“爬藤”当成事业的中产鸡娃家庭，甚至还想出了一条绕开国际学校的路线：
直接脱产学A-level课程（剑桥课程）或者AP（美国课程）。

所谓脱产，就是离开全日制的高中，直接选择机构报班。一般是小班教学或者1v1，老师给予的关注和跟进更多，更容易出成绩。
劣势也很明显，脱产学，和公立里的题海战术又有多少不同呢？有点背离家长们选择国际路线的初心。
高中阶段的校园体验也是很丰富和美好的。回望自己的高中，Kevin觉得学术层面上，这所国际学校确实不如自己过去念过的公立，但他更喜欢国际学校自由又宽松的氛围。
他说，过去在公立学校，大家基本只重视成绩，互相的了解也不多。到了国际学校，有很多的自由时间，又有各种社团活动，认识到了同学很多元的一面。
最后Kevin如愿进入了美国一所很好的文理学院，他的高中同学里，有进藤校的，有直接放弃大学去创业的，还有去韩国做偶像练生的。
而精明的他，还未毕业就已经和几个同学组建了留学文书工作室，立志要做俞敏洪当初没有做成的事。
“我们都有光明而不同的未来。”

打开通往未来的时光大门，AI的边界愈发清晰，新的商业逻辑呼之欲出，搞钱像呼吸一样简单……

10万亿元刺激计划，能否换来持续繁荣？
作者：滕泰

近期刘世锦主任提出了10万亿元的刺激加改革的扩大内需方案，我认为这个融合了消费刺激、投资刺激和改革的一揽子方案，既是当前经济背景下扩大内需的必然要求，也比较符合当前的决策体制和决策观念，是一个相当有政治智慧、有很强的可接受性的政策建议。
但是，从结构上，我建议10万亿扩大内需计划还是应集中在扩大居民消费方面，否则，如果在体制惯性下被各地方瓜分后大部分用于继续扩大投资支出，结果不但宏观乘数较低，而且还会形成新的供给过剩，不利于确保取得持续的经济繁荣效果。
1、10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首先，当前经济的形势恐怕比2008年、2009年更严峻。面对2007年开始的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带来的严峻挑战，时任国务院总理曾说，“2008年是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但是，由于彼时整个中国经济还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国内投资和消费都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因而伴随着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出台和积极货币政策的持续扩张，2009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就开始逐步企稳回升。
相对于2008年、2009年而言，我们这次面临的经济挑战不是外部冲击，而是结构性的内需不足——一方面因为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峰已过，投资已经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慢，居民消费不足。
这种结构性内需不足的影响表现主要包括，经济增速逐年下滑，物价低迷并有通货紧缩风险，房价持续下跌、房地产投资负增长，股市长期下跌，年轻人的失业率较高，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财政支出缺口扩大，这些情况带来的挑战比2008年或2009年的外部冲击更严峻。
受结构性内需不足的影响，当前的有些指标如房价、股市指数、物价指数、失业率、地方财政赤字等有的还不及2020年。对于这些情况，决策部门越是认识深刻，企业家和投资者反而会越有信心，因为客观判断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因此，为了让年轻人有更好的就业和发展前景；为了提振消费、让经济能够畅通循环，让企业的产品能够更好地销售；为了化解房地产风险、提振股市信心，让家庭有更多财产性收入；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扭转企业盈利下滑甚至亏损的状况；为了改变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趋势，为了尽快改善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我们都应尽快推出大规模的扩大内需计划。
从以上角度，我认为世锦主任提出的10万亿经济刺激加改革方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当前中国经济迫切需要的。
值得重视的是，我们之前已经出台了一些扩大内需的政策，包括一些重大项目的开工、设备更新改造、城市更新和家电以旧换新等，正在对内需发挥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但是如果能够充分重视、系统规划，尽快出台一个10万亿规模的一揽子扩大内需计划，对于提振企业信心、繁荣消费、畅通内循环的效果，可能比挤牙膏式的扩大内需行动更好。
2、10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够不够？
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相当于当时GDP的10%到15%。根据我们现在将近130万亿元的GDP的规模。考虑到这次经济挑战比2008年更严峻，如果刺激计划达到GDP的10-15%左右，总规模应该达到15万亿元左右。
从2020年各国疫情冲击下各国扩大需求的规模来看，大部分刺激计划也达到GDP的15%。以美国为例，疫情前后美国GDP大约21万亿美元，累计向美国居民和中小企业发放现金接近3万亿美元，除此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大幅降息和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
从实施效果看，虽然承受了两年通货膨胀，但这些政策的确带来了消费和投资的旺盛需求，推动了股市、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实现了美国历史上较高的就业水平。如果参照美国刺激需求的15%左右比例，我们的刺激计划规模也应该在15万亿人民币以上。
总之按照以上两个方面的参照，10万亿刺激计划略显保守。当然，10万亿扩大内需计划够不够，关键不仅仅是总规模，还要看用在什么方向，有没有货币政策配合，以及产生多大的宏观乘数效应。
以货币政策配合为例，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欧洲，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都大幅降低利率，并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很多国家都降息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如果经济史上有哪一次经济衰退期间还伴随着严重的货币紧缩，那就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
虽然当时美联储实际上有能力改变货币紧缩的局面，但是它并没有这样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来是市场对此并未察觉和重视，二来是那时还没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个时代的宏观管理者对逆周期调控毫无经验。
在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后，一旦遭遇经济衰退，降息和宽松就成为各国宏观政策的标配，类似于大萧条时期经济衰退与货币紧缩同时出现的情况，就再没有在市场经济国家上演过。
我们如果推出10万亿刺激计划，有没有降息、增加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配合？这也是十分关键的。
世锦主任说，“不能简单效仿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也没必要简单排斥量化宽松政策，只要对中国经济繁荣有好处，任何国家的经验都可以学，当然具体还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
如果有足够规模的一揽子扩大内需计划，并且有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抱有足够的信心。
因为相对于几十年前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制造业能力，以及芯片、工业软件等从无到有的经济困难而言，现在的困难只不过是在之前没有的生产能力现在都有了之后，需要提振需求、畅通经济循环而已。
一个14亿的人口大国，只要开启迈向需求繁荣的正向循环，将来必然是全球最大、最繁荣的消费市场。
3、10万亿应以消费补贴为主而非扩大投资
考虑到扩大内需的迫切性，以及结构性内需不足的实际情况，10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不应该再扩大投资，而是应该主要以各种方式向居民发放消费补贴。
首先，向居民发现金补贴或消费券，其效果并非像某些学者讲的那样是一次性的或不可持续的，恰恰相反，在消费不足、经济循环不畅的情况下，发现金补贴或消费券不但带来3倍以上的宏观需求乘数，而且是繁荣市场、促进企业消费的最重要切入点，一旦经济循环畅通了，其繁荣经济的效果是长期持续的。
其次，消费既是生产、流通的目的和终点，也是经济循环的新起点，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
十九大提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怎么实现？就是通过居民消费来实现。所以，消费不是浪费，发消费补贴或消费券不是“打水漂”，而是真正消化过剩产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
当然，任何经济发展继续要投资也需要消费，就如同世锦主任所说，“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
然而，毕竟不同发展阶段，投资和消费还是要有个合适的比例，比如中国长期每年五、六十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高达43%左右的投资率，每年比全球其他国家高20个百分点，连续这么多年是不是太高了？
当然，任何阶段都需要基础设施、新基建、厂房设备和房地产投资，那按照各国正常水平比如25%的投资率，中国每年三、四十万亿元投资是不是就够了？每年多出了的十几万亿低效投、无效投资，如果能够转化为居民收入、扩大消费，是不是更好？
如果10万亿元刺激计划的资金来源不是通过压缩低效、无效投资节省出来，而是通过发长期国债的方式所筹集的扩大内需的资金，那这些钱是主要花在扩大基建投资上，还是花在增加居民收入、补贴居民消费上，效果会有天壤之别。
当然，企业自担风险的投资，该投的还是可以投，地方政府如果能找到深中通道这样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项目，也可以自筹资金投资，但是如果中央安排10万亿扩大内需资金，那就必须确保把钢用到刀刃上，确保扩大内需的效果，确保能够提振信心、畅通经济循环、形成持续的经济繁荣局面。
从经济发展史上来讲，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前后都要经历从短缺经济，到供需两旺，再到需求不足的转型——与这个转型相匹配的，就是财政政策从建设财政到民生财政的转型，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角色转换。
在短缺经济阶段政府，用财政资金搞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拉动的作用是最大的；在供需两旺的阶段，扩大基建投资对经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大的；而在后工业化、后城镇化、后基建时代，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的阶段，如果继续搞不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就会造成极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反而加剧总需求不足。
以美国为例，在二战前的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式是搞基础设施投资；但是二战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也有几次经济衰退，彼时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向就更多在社保、医疗等民生领域；1990年代以后，当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连社会保障支出也相对比较稳定之后，再遇到经济危机就只能是货币政策唱主角了。
在2000年、2008年、2020年等经济衰退年份，冲在前面的都是格林斯潘、伯南克、鲍威尔们，美国财政部虽然也发挥积极作用，比如发钱，但是其救济和发放现金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美联储认购国债，本质上也可以视为宽松货币政策的一部分。
结合经济史和各国扩大内需的历史，为什么说我们继续扩大基建投资可能饮鸩止渴呢？
回顾下2020年我们面对疫情所采取的重生产、扩大投资政策效果，当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90%，而消费贡献为负，虽然短期看投资拉动了内需，但过一两年后这些投资就形成新增供给，形成了更严重的供给过剩。
虽然在2021年、2022年，这些过剩供给恰好被旺盛的欧美需求所吸收，矛盾被掩盖，但是2023年下半年以后问题就逐步暴露出来——这样的循环，还要再重复一轮吗？
从扩大内需的总体效果来看，扩大投资是少数项目、少数地区，少部分相关人受益；而发消费补贴或消费券则更直接，更公平，更快捷，受益范围更广，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循环的效果更佳。
至于有人说大家都发钱就相当于不发钱，担心会产生通货膨胀的观点，其观念显然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短缺经济年代，而且对中国供给过剩、居民需求不足的情况理解不够深刻。短缺经济防通胀，过剩经济防通缩，因为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更难战胜，伤害更大。
假设以向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长期国债或循环发短期国债的方式筹集到10万亿扩大内需的资金，如果从收入端入手，给居民发放消费补贴，宏观乘数效应是3倍以上，长期可以衍生出30万亿元以上的总需求，自然可以畅通经济循环、换来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
反之，如果用这些资金继续以各种理由扩大投资，宏观乘数效应大约为1左右，不但不能畅通经济循环、换来中国经济繁荣，而且这些投资长期还会变成新的供给过剩，未来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的矛盾。
10万元亿刺激计划，是按照体制惯性、决策惯，顺应相关利益部门的诉求继续搞基建投资，陷入“过度投资陷阱”？还是彻底转变观念、排除利益部门干扰、惠民生、真正化解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之痛？
这才是10万亿元计划能否确保换来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最关键、最困难的抉择。

中国经济不需要强刺激作者：李稻葵

关于中国经济下一步怎么办？经济学界有很多讨论。近日，李稻葵视频号发布视频，讨论了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和解决办法。

1、基建周期叠加房地产周期导致经济偏冷
中国经济下一步会怎么样？会有什么调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跟大家尽量用简单的语言来讨论一下。
我首先告诉大家，中国经济目前是两个大周期的因素叠加在一块，相互影响、互相交织所产生的一个经济过冷的一个结果，一叫基建周期。过去十几年将近二十年以来，我们在大规模的搞基建，这些基建是非常好的，非常必要的修桥修路、机场高速，它拉火了经济。
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基建一完成，各种需求就会下降，所以一下子出现了经济过冷。
更重要的是在基建火爆的时候，大家热情很高，大家都很乐观，实体经济投资者也愿意去找银行借钱，但是他借的钱大部分是不超过10年的短期资金。
现在搞了十几年将近二十年的基建，很多短期的资金到期了，实体经济下滑，但是到期的短债还期的压力是上升，这两个东西一碰到一块，现在就碰到了资金的困难了，然而银行里面堆了一大堆的现金贷不出去，于是形成了一个冰火两重天的趋势大周期。
这个大周期在美国、在英国等等国家都发生过，比如说在美国1837年之前搞了一大轮的基建，修运河，修各种各样的道路，但是到了1837年，美国出现了它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长达5年的经济衰退，就跟咱们这个情况非常像，GDP下降了30%，比咱们厉害多了。
第二个大周期是什么？是地产周期，就是说过去这二十多年以来老百姓买房，城镇化在推进，很多人从农村搬到城里，或者从小城市搬大城市，拉动了房地产建设的高涨，但是现在基本上告一段落，现在的房地产的建筑量，还有销售量下降了40%以上。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房地产周期也好，基建周期也好，都是长周期，都会回来的。
2、需要发行长期国债置换地方债对冲周期影响，打通堵点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只有50%的老百姓是真正融入了城市的生活，在城里面买房子安家了，还有50%或者没进城，或者在城里面没有安家。
讲清了这个问题之后，咱们就来谈该怎么应对，既然是一个大周期，唯一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对冲的是谁？
地方政府做不了，他没这个能力，他没这个号召力，企业更没有号召力，百姓更不用说了。国家要发行长期债，不是银行里的钱很多吗？没人投资吗？国家发债、银行拿钱买国家的长期债，20年30年的长期债之后，替地方政府先把一部分债给还了，地方政府才能恢复他应有的经济活力。
而且国家发行的长期国债，在资本市场上极受欢迎的，这种长期的、低风险的、很容易流动的资产现在是严重短缺，我们现在存量的国债也就占GDP的25%左右，经济发达国家、成熟的资本市场国家都是在70、80、100%以上，日本是220%以上。
所以，现在的解决之道是，必须国家站出来，来应对、来对冲这两个长期的周期。这个道理我们学者包括我在内已经讲了很久，总体上讲我还是有信心的，绝对不像很多人那么悲观，

3、中国经济不需要强刺激、也经受不住强刺激
那么现在给中国经济一些强刺激是否可取呢？恐怕未必。中国经济不需要强刺激也经受不了强刺激，这就好比一个虚弱的病人身体很虚的时候吃很多补药，反而发挥不了作用，反而容易引起新的问题。
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基建方面已经搞得相当完善了，继续搞基建肯定不是出路，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同时，地方政府的社会服务水平当然需要提高，但这是一个细活，如果突然一下子花大量的钱去搞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共服务的话，会形成一个不一定可持续的预期，后续的财力就跟不上了，会埋下长期隐患！所以，中国经济现在是不需要也不能进行强刺激的。
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是流转不通、堵点不通，类似人体的经络不通，就是一边是实体经济现金流极其短缺，另一方面则是银行资金大量囤积。
发行长期国债由这些金融机构来购买长期国债，既安全流动性又强。中央政府拿的长期国债去通过某种方式去置换地方债，这是打通冰火两重天的这个困境的办法，本质上是打通循环。
有朋友们讲，为什么不能由央行发行钞票直接购买地方债呢？我认为这个办法不是不行，救火可以，比什么都不干要好的多！但央行直接买地方债远远不如发行长期国债好，因为作为中央银行，它手里持有的资产必须是流动性很强的，随时可以变现的。
这样在未来，货币政策需要收缩的时候，它可以把这些标准化的金融产品给卖掉。
国债恰恰是这么一个金融产品，如果央行印了钞票，买了大量的地方债，如果未来中国出现了比较高的通货膨胀，那么中央银行要通过卖资产收回货币，到那时，这些地方债是很难及时出售的，更不用说地方债放在央行的手里，央行完全没有能力去管理这些地方债。
因此，发行长期国债才是当前问题的解决之道。

中国需要在一到两年时间内，推出10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作者：刘世锦本文为刘世锦在CMF季度论坛（2024年第三季度）演讲的全文，正和岛经New Economist授权发布本文。

1、宏观刺激政策要刺激什么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
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
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
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要紧的是会贻误有利时机。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体上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增加投资。认为中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目前可以投资的领域还不少，空间还很大，仍然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维持甚至提高宏观增速。但真实的问题是，与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资比重已经过高，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另一种更具主流性的观点是扩大消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
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
真实的问题是，在我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内需不足的重点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扩大内需，这样我们才能在深一个层次上理解和解决扩大内需问题。
2、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两个重要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
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
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
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在这种过程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经济增长就开始减速。
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
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另一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
在转折点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一时期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转折点之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事实上，需求相对下降正是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胀压力转为通缩压力，或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这个时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节点。二战以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
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的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
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3、如何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首先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
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
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
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
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6%，户籍城市化率为48.3%，而发达经济体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过80%。
以往我们重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现阶段扩大消费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底层逻辑。
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
从制度层面看，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三是财产（不动产）权利不平等。
4、不能简单仿效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
中国经历的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长，都显著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
增长动能主要来源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
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结构性潜能。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
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中国经济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在这一时期，宏观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与平衡。
作一个不大准确的比喻，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体制政策环境。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
需要说清楚现阶段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整体走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
随着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释放结构性潜能的改革相应转到需求侧。在继续推动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心将会转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
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改革不能解决短期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货币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
改革就是开放权利。这些年来，中央关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词语是“允许”、“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放开了，居民的权利就相应增加了。
允许、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权利增加了，就可以发现新的交易机会，而正常的市场交易要“一致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量或“增加值”。
交易增加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进而实质性地扩大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
简而言之，改革扩大权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体制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解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5、建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产生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包括10万亿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
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
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
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在宏观上则可提升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的精神。
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
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
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
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
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
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
提出并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024年最后100天：当你觉得熬不动了，就看看上海凌晨的公交


01
你坐过凌晨的公交吗？
或许此时的你已经酣然入睡，但有些人才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
有网友拍到，凌晨的上海一辆公交车上挤满了刚刚下班的年轻人。
他们满脸倦容，或倚靠在椅背上闭眼休息，或默不作声地刷着手机。
这时，在一个“社牛”的带领下，一群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开始了一段大合唱。
其中，一句歌词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等我熬过所有苦，或许我也会幸福。
很多网友看到这段视频时瞬间破防了，在这群年轻人身上，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在大城市漂泊的打工人，哪个没有在凌晨下过班，哪个不是在忍受孤独和寂寞？
人这一生，大多都是喜忧参半，欢喜着过，悲伤着走。
这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每个人都在熬。
当上海公交车上的年轻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凌晨一点的深圳CBD，写字楼里依然灯火通明。
凌晨三点的广州，代驾师傅和出租车司机依然在街头穿梭，等待客户。
凌晨五点，早餐店的师傅们忙着蒸、炸油条，准备迎接第一位顾客的到来。
正如《人间城》里唱得那样：
“这城每个角落都填满了，若有所思的生活，你想要在这城，遇见优秀的人更华丽的衣着，那就要吞下苦混着泥沙泡沫奔波。”
转眼间，2024年就只剩下最后100天了。
当你觉得生活好苦、好累，熬不下去的时候，就去凌晨的街头走一走。
看看刚刚走出写字楼的年轻白领，看看为了几块钱外卖费奔波的外卖小哥，看看清扫大街的环卫工人……
见过凌晨的街头，你就会明白：城市的各个角落，永远有人在不分昼夜苦苦地熬着，默默地撑着。
他们不会脆弱就崩溃，流血就喊疼，而是选择披星戴月，为自己、为家人而努力。
当一个人的身上挂满了名叫责任的秤砣，他就没有资格矫情、懒惰，只能振臂抡拳，跟生活硬刚到底。
02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能接受跨省上班吗？
每天的通勤路线是这样的：拼车、地铁、火车、转地铁、再骑一段共享单车，这种生活你能忍受吗？
我相信很多人都无法忍受，但这样的生活，刘腾飞已经过了三年多了。
刘腾飞单位在上海，房子买在了苏州，他每天上下班通勤时间近4小时。
早晨六点，当很多人还在熟睡时，他已经起床洗漱准备新一天的跨省工作。
六点四十分，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地铁站，这个时候的地铁站往往没几个人。
七点钟，他赶到苏州火车站，转火车去上海。
因为身上背着170万的房贷，为了节约通勤成本，他甚至都舍不得买张高铁票，而是选择乘坐绿皮火车。
坐上火车，他会靠在椅背上，睡半个小时左右。
八点钟到了上海，他的行程远远没有结束，还要换乘两趟地铁才能抵达公司。
下班后，对很多人来说可以放飞自我了，但他还要继续按照原路返回苏州。
到家简单吃过晚饭，你是不是以为他终于可以休息了？
不，这个时候的他，还要帮卖卤味的老婆，给客户送货上门。
看到他每天的日常生活，就连记者都忍不住发出感叹：你好拼啊。
没办法，很多人都出身普通家庭，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富足的资产。
上有老人要负担，下有稚子待抚养，一边养活一大家子，一边背着巨额的房贷。
每一个普通人，不想认命，就只能拼命。
当你觉得熬不动的时候，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有些人可能过得比你还要糟糕。
在北京工作的老黄，为了节约生活成本，每天下班就睡在车里。
35岁的老刘，下班时跟同事一起下班，晚上在公司附近吃个饭，溜达几个小时，到了深夜溜进公司睡在工位旁。
在《人民日报》看到这样一句话：
“人人都有苦衷，事事都有无奈，不要羡慕别人的辉煌，也不要嘲笑别人的不幸，晨起幕落是日子，奔波忙碌才是人生。”
人呐，没有谁活得比谁更容易。
这世上没有人不难，不是只有你一人在受苦，在承受痛苦。
在岁月面前，每个人都是弱者；在生活的磨砺下，每个人都有伤疤。
当你熬不住的时候，那些比你辛苦十倍、百倍的人依然在拼命努力，你又有什么理由放弃呢？
03
前两天，台风“贝碧嘉”登陆了不少南方城市。
在暴风雨中，我看到两张照片，让人泪目。
当天上海最大风力达到了13级，即便如此，依然有人走出家门，朝着公司走去。
因为风力实在太大，他们紧紧抱着路边的树。
看到这张照片，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滑稽好笑，反而内心生出些许心酸。
网友的评价也是一针见血：如果不是因为穷，谁愿意在这种天气去上这个破班。
在江苏，一辆大货车在台风中摇摇晃晃，为阻止货车侧翻，一个中年男子冲进狂风中拼了命撑住货车。
他对抗的不是台风，他对抗的是生活的重压；他保护的不是车，而是自己和亲人的全部生活。
如果没有家庭的经济负担，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在极端恶劣的天气下出门赚钱？
说到底，在这个一睁眼就要为一大家子奔波的年龄，他们不敢，也不能停下赚钱的脚步。
因为人这一辈子，用钱捍卫生命和尊严的时刻，太多太多了。
有了钱，才能保全家庭温暖，让孩子接受教育，让家人得到应有的照料。
一位外卖员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他的收入单：一个月辛苦奔波，换取了过万的薪水。
尽管工作极其劳累，但他依然坚持不懈，因为他知道，没有经济的支撑，生活会变得更加无情。
央视镜头下的农民工老吕，平时最讨厌的是刮风下雨天，这样工地会放假，当天就没了收入。
多干一天活，就能给家里多寄去一点钱。
深圳流水线上的女工，前一秒开会时被领导当众骂哭。
但下一秒，又迅速整理好情绪，一言不发地走进工厂默默继续上班。
很喜欢巴尔扎克说过的一句话：“生活，到处是真苦难，假欢喜。”
成年人所有的不容易，唯赚钱可以治愈。
你可以在深夜崩溃，但是天一亮，你必须顶住压力，继续努力前行，好好生活，狠狠赚钱。
心可以碎，但手不能停。
该做什么就去做，即使在崩溃中也要保持前行，这才是一个成年人应有的素养。
04
我有一个朋友，四个月前失业了。
失业后，她把所有招聘软件都投了个遍，也没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在跟她的聊天中，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她的焦虑。
但她并没有自乱阵脚，找工作的同时，也会选择看书、运动舒缓自己的情绪。
就在前两天，她发消息给我，说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月薪四千不算多高的薪资，但在我们那个小县城，这个收入已经相当可观。
过去的两百多天，我知道各行各业的人都不容易，大家过得都很艰难。
但人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只要你不放弃、不沮丧，也能像我这位朋友一样，跨过生活所有的磨难。
上天想要改变一个人，总会安排一些不如意的事，来磨炼你、折磨你，最后是为了成就你。
熬不下去的时候再撑一撑吧。
请相信，所有的努力都会有回报，所有的辛苦终会酿成生活的甜。

降息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钱紧；二是钱贵；
  钱紧可能是金融机构出了问题，没有钱往外放贷了，市场上缺钱。
  钱贵，是因为目前的利率，超过了生产效率的实际支持空间，企业借钱的意愿下降，因此影响了经济活动，市场上并不缺钱，消费也不差，但是生产差。
  老鲍这次降息，却不缩表。
  意思自然是后者，目前，美国市场上的钱贵了。对生产者不公平，对吃利率的人来说，是赚了。但并不缺钱，所以，缩表回收基础货币的事情，还是要继续。
  这是4年来加息的第一步，看来，接下来的一年，老美的主要任务是要拉动经济增长了。
  在大选投票还有50天左右的时间，老鲍送来温暖，民主党会感谢鲍威尔的。
  其实，降息0.25%，还是0.5%，这都并不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
  美联储降息小周期，正式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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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周期，短则6个月，长可能会达到1年甚至更长一点。至于最终多长，美联储也是在盲人摸象，看最终的市场与人心来决定。
  所以，一个问题就必然出现了，降息后，美元不再贵了，甚至从回报率上来说，会低于竞争对手的货币。美元的回报率会进入一个下行小周期，那么资金必然会寻找新的非美元资产。
  这些资金的新流向，将去向哪里？
  从全球来看，有足够深度与体量，替代美国股市，楼市的资产的地方，真的只有中国。
  但是，这也是华尔街不愿意看到的。
  不要忘记，老美是个金融帝国，金融思维的发达程度，是超越其他国家的。
  两个月前，西媒就曝出，老美的专家们，就通过IMF向东大，提出了一个1万亿美元扶持房地产的建议，被东大无视了。
  在美元降息前夕，IMF出此主意，实在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如果出了1万亿美元的楼市救助方案，楼能不能起来，并不确定，但有一点确定性是比较大的，那就是人民币的贬值压力。这样一来，与中国相关的14万亿境外货币，恐怕一点进中国资产的想头，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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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这还是个暗坑的话，最近的明坑却是挖了不少。简单列举一下：
  1， 在降息前夕，再次打出对中国的关税牌。
  9月14日，老美对中国新的关税细则出台：其中对电动汽车提至100%，半导体关税提高50%，太阳能电池加征50%的关税等等。基本覆盖东土所有的优势产品，定向明确。
  此举意在继续阻止资金流向东土，分散东土产业优势，在美元降息小周期开启之前几天，时机把握够狠准。
  2、再次削弱香港的低位。
  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10日通过所谓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Hong Kong Economic Trade Office Certification Act)，要求美国国务卿在法案生效后30日内，判定香港是否不再享有高度自治，以决定在美国的三间香港经贸办，是否继续享有特权和司法豁免权。
  若否，经贸办须在180天内停止运作;如容许经贸办保留现有权利，则可继续运作一年，并须接受美国国务卿每年定期审核认证。
  3、在资本流向上，捧印度，抑中国。

  8月30日，摩根编制的 MSCI 指数权重，把印度的权重大幅度提升，中国权重下降。市场预期，本次调整可能给印度带来超过45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在金融战场上，老美的布局手腕，是不能轻视的。而如此布局，也表明老美对这次降息的国际后果，是有充分的沙盘推演的，也是非常重视未来的资金跨国间流动的，它们会尽量调节其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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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元降息的底层，是世界资金之河，暂时性的重新改道流向。这个规模估计在10万亿美元左右，而与中国有关的钱，至少在2万亿美元左右。
  所以，这场新钱争的规模，可以说坐2望10。如果赢得了2，那么可以够到的规模，将会指数级上升到10。
  一场新的中美货币流向之争，今天凌晨就此拉开了新序幕。
  美联储的超预期降息，给中国资产带来了新的天时。这个天时，比预期的好，也要长。
  虽然总体来看，这依然是一个短期的钱流争夺战，时间暂时看到6个月到1年，算是一个短线吧。但是，绝不要轻视它。
  因为短线构成中线，中线构成长线，长线构成国运，国运构成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