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篇》锦瑟年华谁与度 云在青天水在瓶

美元这次降息，内心非常急迫，一口气降了0.5%，这在历史上极为少见，因为在一个完整的降息周期，降上七八个点也没啥，但第一次降息就降0.5%，几乎没出现过。不过，让美帝没想到的是，美元降息后没几天，我国连续放出组合拳，从证券到房市，刺激政策都非常给力，甚至为了让国际资金放心，还秀了一把洲际导弹。效果非常好，不仅国内交易火爆，节前最后一天，两市成交达到2.6万亿的天量，打破了历史记录，国际资金涌入香港的力度也非常大，直接买爆了港股。这让RMB的汇率一度打破了7元大关。这是美帝最不想见到的事情，他们降息是放水的开始，美元也确实要流向世界，这本身就是美元潮汐的关键环节，去国外收购低价资产，今后才能赚钱嘛。但他们却不希望资金大量流入中国，因为这很可能会助推中国的产业升级。美国的心思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自己能抄底A股，另一方面却不希望这些资金投资中国的科技企业和项目。美帝这个心思，我们也明白，干嘛便宜都让你占了呢？于是，我国先敌而动，在美国资本还未从美股、美债、美房抽身之前，我们就把A股打了起来，不让他们吃到便宜筹码。这下美国后悔了，10月5日，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就出来表态了，说“一次降息50个基点是个错误”。
大伙不要小看这个人，觉得他只是个前任财长，其实他和耶伦是一个类型，表面是经济学家，本质都是犹太资本的嫡系，他的观点代表了美国真正主人的意见。但后悔又能怎么办呢？总不能9月降息，10月又加回去吧？只能通过别的方面往回找补，尽量抵消中国的工作效果。所以，9月非农就业数据就大幅超预期了，言下之意是，经济这么好，还需要降息吗？可说起这个就业数据，上个月美国刚丢了个大脸，承认了“一年来的就业数据，被做高了81万”。现在没别的办法了，又开始在就业数据上作假了，现在的美国经济数据简直看不成，完全是个政治指标，需要它高就高，需要它低就能低。为了证明9月就业数据是真实的，美国还同步调高了7月和8月的数据。这就更滑稽了，美国承认的“一年来的就业假数据”，本就包括了7、8两月的数据，现在又说不对，7、8月数据又太低了，还得调高。这脸是真不值钱，随时可以变。当然，咱也不是非要知道美国真实的数据到底是多少，就透过美国变脸的意图，看看他们到底想干啥。他们弄来弄去，无非就是三件事：1、没想到东大这次这么杠！显然是超纲了，前边金融小组的几次沟通，看来是白费了，完全没摸到东大真正的脉。2、降息周期一旦开启，想关是关不了了，加息肥了一部分资本家，降息则是另一部分资本家的菜，你说关就关啊！3、即便是覆水难收，那也得刹车，决不能让大A涨上去，尤其是不能让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中国。但要同时做到这三件事可不容易，现在能做的就是减少降息的速度，提高美元指数，加强人们对美元的信心，让资本流出美国的速度慢一点。今年还剩3个月，美国的议息还有两次，前一段市场预测降息幅度在0.5%-0.75%，也就是说至少还有一次50个基点的降息，但现在要控制幅度了，每次只能降25个基点，也就是总体不超过0.5%另一个能做的就是压低日元汇率，提升美元指数，这个倒是美帝最擅长的，这几天美元指数已经回升到102点之上，希望能稳住一部分资金。
金融市场嘛，是美国的主场，他们总是能控盘的，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大问题：降息速度可以减缓，但美国的经济能坚持多久？美国上次的降息，一下降了0.5%，这真是脑子有水，错了吗？真这么想的人，脑子才是真的有水，美联储是谁?美联储是能看到真实数据的经济操盘手，他能一下降50个基点，说明美国经济是真不行了，慢慢降息会引发衰退。所以，嘴硬并不难，关键还得看身体够不够硬。

过去可以载入中国股市史册的一周，老股民张洋缺席了。
张洋30多岁，已经炒股14年。他经历过两次牛市，2015年身边同学还在为月薪三五千的工作发愁，他两个月时间把股票账户资金从3万炒到30多万，翻了10倍，2019年牛市他小赚了26万，到2020年上半年，他账户躺着100多万，用炒股赚到的钱付了两套房的首付。
但这次“牛市”，他没能挺过来迎头赶上。2024年7月，他的账户彻底爆仓。2020年下半年开始，A股市场在疫情和宏观经济不断演变下，走势震荡，他两周就亏掉20多万。他相信自己能赚回，向亲朋好友借钱，借网贷，不断加仓，然而市场依旧低迷，三年来他一路亏损，操作也比以往更急功近利。现在，他累计欠债100多万。
从股市小赚一笔钱似乎没那么难，但少有人能做到落袋为安，果断离场。债务爆雷时，家人才真正了解平时看起来理性稳妥的张洋的实际处境。那是家庭差点分崩离析的黑暗时刻，2024年7月，张洋承诺不再炒股。
他开始重建崩塌的生活，毕业以来没有上过一天班，他努力让自己回归到实业中，每天都花时间在学新技术上，然而两个月后，9月底，一系列政策带动下，A股疯涨了。
这让他感到焦虑，他需要遵守承诺，没有入局，但他也忍不住观察这到底是不是机会。他说，即便能入市，自己也不会选择在这时进入，而是观望一段时间，“现在市场赌性很重，真正的牛市，市场的潮汐不会就只出现几天就烟消云散。”即便入局，“我能不能做到赚到钱就收手，赚到多少能收手？”，他害怕进入股市后难以抑制的贪念，让他陷入更大的债务漩涡中。
2015年那次暴涨，带他真正打开了股市的大门，燃尽14年光阴，也是那年的暴跌，遇到小白炒股，他总是逢人就劝，风险太大。毕竟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以下是他的讲述。
一、两个月赚30万，“还做其他工作干什么？”
2014年，熊市了几年后，牛市来了。那年没有今年的疯狂，但市场表现也很夸张。
那时我刚步入社会不久，没有正式上过班，想把炒股当成主业。2014年7月，牛市还没有开始，我在炒股软件里日常复盘，注意到十几家券商都大涨，我嗅到牛市苗头。大学时我都是拿自己的压岁钱、勤工俭学的钱炒股，但本金就两三千，这时我迫切的说服爸妈，要来他们的账户操作，从7月到11月，用23万的本金4个月时间炒到了100万，赚了70多万。
我对数字敏感，一些关键日期我都记得很清楚，而且我记日子都是用买卖了某支股票来记，所以某天我买的哪支股票我都记得。2014年11月牛市大幕拉开，上证指数从11月的不到3000点，到2015年6月暴涨到了5000点。
2015年2月，我开始专注操作自己的账户，本金3万块。那时牛市火热，有办法实现资金1万块就能融资融券，我两个月时间从3万炒到30多万，赚了10倍。
大学时我做过一些临时工，一个月收入就两三千，巅峰时候我靠炒股一天就能赚10万。我想，还去做其他工作干什么？那些有工作的人为什么不来炒股？我一天就可以赚当时月薪三四千的同学几年的工资了。
那时市场也像现在一样疯狂，我的基金经理原本没有建群，但市场越来越好，炒股的人越来越多，他建了一个股票群，人数增长得非常快，没几天就涨到了500人。
那时我才23岁，狂热的市场氛围里，我膨胀了，我觉得自己可以站在世界的顶端。我给自己和老婆买了最新的苹果手机，买了双屏幕的电脑，还用炒股赚的钱，买了人生的第一套房。我身边很多朋友买房都是靠父母的，但我一分钱没有靠家里。
我更坚定了要以炒股为生，我满脑子都是股票，做梦时梦到的都是在选股。
2015年从暴涨到暴跌，发生得很快。2015年6月，沪深两市出现千股跌停，股市在十几个交易日里持续暴跌，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股市下跌了三分之一。
我是这次暴跌的幸存者。我当时很幸运，我发现自己的账户炒到一定数额后，总是在亏亏赚赚中原地踏步，我听取老婆的建议，赚钱之后就即时转出一部分赚的钱，相当于自己当天的工资，在牛市里一直以这样的方式来存钱。
加上熊市来临时，我遇上结婚生子的节点，把股市的钱取出了20万来买房，我还记得打开手机，看到买的股票又是跌停，当天我正在进行房子的过户手续。买房后我账户里还有10万左右，同时重仓买的那支股票停盘了几个月，所以当2015年7月很多人爆仓，还倒欠证券公司钱时，我躲过了爆仓。
但我父母的账户已经从100万亏到所剩无几，最多时一天亏了20万。
看着网上倾家荡产的股民，我又加深了对自己炒股能力的认可：我真聪明，跑得真快，我的决策真厉害，我还是远超很多人的。
二、借高利贷炒股，爆仓100万
2015年躲过了爆仓，但在套现买房，又遇上市场大跌后，我账户里的本金越来越少，2016年、2017年我不断加仓，但市场持续下行，转几次钱进去后，我老婆不同意再往里投钱了。
有过之前快速赚钱的经历，我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也接受不了看准机会时手里的子弹太少。于是，在账户本金不到10万时，我开始借网贷，这是我当时认为最省事的增加本金的方式，不需要跟谁商量。尽管网贷利息高到20%、30%，但我相信自己赚钱的速度能跑赢网贷利息的速度。
我想着本金越多能越快赚回来，但这也容易亏越多，这时我就已经陷入了赌徒心理。当看准一支股票，我觉得那一定又是一个好机会，我就想借网贷来增加我的子弹，以更快的把钱赚回来。第一笔网贷借了5万。
2017年总体都是下跌状态，但这一年勉强跑赢网贷，赚到了11万。2018年，就没有跑赢网贷，这一年亏了15万。在亏亏赚赚、借借还还中，我惯了用网贷当做提款工具，开始以贷养贷，但我没有意识到，有网贷利息压力后，每个月的固定还款日，我不得不提前套现还款。这种模式导致我操作更难集中精力，动作变形，心态变差。
尤其当你有钱要还，但是你又亏着钱，你就越想要回本。这个阶段股票里虽然还有钱，但我不想用本金还网贷，本金减少后赚钱更难了。所以很长时间里，我的股票账户本金维持在二三十万，网贷维持10万上下的状态。
2019年后我又开始赚钱，当时股市大盘又有了起色，我发现一年只要遇上一两个月的好行情，我就可以一个月赚几倍，把其他几个月的亏损赚回来，这一年赚了26万。
这个阶段把网贷当杠杆，但好在还能赚钱，高利息还能周转。然而在2020年后，疫情来了，股市低迷，我一直认为在掌控中的“事业”，驶向了失控的状态。
2020年上半年，我大赚了一笔，账户里最高时有100多万。这一年，我转出钱付了第二套房首付，在暴亏前，手里有一定现金，股票账户里还有50多万本金，网贷欠15万左右。但从2020年7月开始，我买的股票接连大跌，仅两周时间，就亏了25万。
其中有一天就亏了七八万，我睡了一下午，睡午觉是我排解炒股压力的方式，一般睡醒后压力就消散了，但这一次睡醒后，我心情还是很差。第二天我又买了另外一支股票，又是连续几天亏损。这一年一直亏，一直到把50万亏完。
我陷入了新一轮的赌徒心理，尤其是我亏了一笔大金额后，我就想快点赚回来，这种心态会蔓延，让你更急躁，你的选股标准就会改变，会更急功近利，导致你亏钱，如此恶性循环。
这对我打击有些大，但我依旧对自己有信心，只是要找到一个机会把亏损赚回来，只是自己运气有点差。
这时网贷我已经借不到更高金额的钱了，我开始找亲朋好友借钱。第一笔借了10万，我相信自己能很快赚到钱还上，主动承诺可以给出10%的利息，我觉得这个利息并不高，因为我相信我能赚更多钱。
但从这一年开始，大环境不好，我就再也没有从股市赚到钱了，2021年亏9万，2022年亏了24万，这还不算我借网贷和亲朋好友要付的利息钱，那些利息一年就要7万。
这个阶段真正拖垮我的或许就是给网贷和亲朋好友的利息，这是一笔固定时间要给出的钱，我得强迫自己买卖股票，我开始拆东墙补西墙。2022年，我借了一笔高达16万的网贷，我其实很不想借这笔钱，因为我担心借了之后还是亏，我知道市场环境并不好，亏钱的概率会很大，但是我必须去股市里把钱挣回来，不然我没办法还欠着亲朋好友的那些钱，后来，果然亏了。
这时心态已经坏了，对市场的敏感度越来越弱，被负债压得喘不过气。
我一直知道股市有潮起潮落，我知道会有亏钱的时候，但我相信我一定能赚钱。直到2024年，我的债务累计达到了100万。
三、这波“牛市”比2015年更疯狂
2017年，我开始借网贷，2020年开始，我开始借亲朋好友的钱，一开始我的妻子都不知道，2017年时她帮我还过网贷，在2024年，她发现了我持续不断在往股市里烧钱，知道了我大致债务状况，她对我感到了彻底的失望。
我知道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我终于坦白，向亲朋好友承认，我爆仓了，还不上钱了，而且还借了网贷。妻子担心我就此成为赌徒，为了挽留她，我对妻子承诺，不再炒股。
我也在重新审视股市，我一开始进入股市，是认为它有规则，大家按照规则办事，但是随着我炒股时间越长，越发现其中的不完善和不公平。
这几年股市制度上有做修补，比如对上市公司的处罚力度加大，对量化交易每秒的交易笔数做限制，但依旧有不公平的地方，比如散户只能t+1，但是机构能借助融资融券以及股指期货等工具变相实现T+0交易，在现在“T+1”的交易制度下，散户在突发事件和虚假消息面前是很被动的。
这不是我想象的公平世界，我也不敢承认持续加码的过程里，自己已经像赌徒。
2015年在股市大赚时，我很低调，一般不会跟别人提自己赚了多少，但那年跟玩得好的同学见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赚钱的门路，忍不住告诉他，炒股很赚钱，可以试试，但他对这无动于衷，不认为这是长久之计。我对他的淡定态度印象深刻，我佩服他的坚定，但那时我已经决定以炒股为生了。现在，我的同学已经有很稳定的生活，月薪已经从三四千涨到两三万。
按照承诺，我斩断股市，开始新生活，转而开始学一门技术，希望把它当做未来的生存方式，过上能让内心平静的生活，也希望能靠它慢慢还钱。但是这有学周期，从学到上手可能需要两年时间，我努力说服自己，或许这是一条出路。
但就在我承诺不炒股2个月后，A股疯涨了，比2015年时还疯狂。
9月27号，A股开始疯涨时，我学进度正卡壳，我感到急躁，最近股市涨了很多，我最熟悉的就是炒股，我现在开始学一门技术，学周期就要两年，我什么时候能学会？即便学会了，一开始可能月薪就几千块，积累几年才会有高薪，靠它我怎么把债务还完？
我感到绝望，我没办法很快的用技术去挣钱还债务，在牛市来了的时候，我又在承诺下没法再去炒股。我妻子担心我陷入股市的泥潭里，越陷越深，100万的债务还有机会还完，那继续炒下去，未来出现更多的债务要怎么办？
我很想靠着牛市，先把这些钱还了再说，但我也感到害怕。
我认为的股市中的不公平还存在，市场大环境还没有明显的变化，现在市场赌性很重，这一波牛市有多长？可能三个月、半年就过去了，是不是用强心针让病人活一两天，这都是未知的。股市是一个极为反人性的地方，不论是不是牛市，都需要考虑好到底赚多少钱才愿意收手，我能收手吗？那会不会是新的深渊？
即便要进入这个市场，我也不会现在立即进入，如果这是一个巨大的趋势，它不会戛然而止的，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不用急着一两天就进去，可以等市场冷却，观察思考清楚后，再上车。

9月27日，A股继续上攻，沪指收盘3087.53点。
一周间，沪指上涨350.72点，涨幅超12%，上一次一周内出现如此大的涨幅还是2008年。

中国经济出现了什么新的情况和问题？
罗志恒说，进入今年二季度以来，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总需求不足、市场主体信心和预期不振、房地产和资本市场低迷。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供需失衡，继而导致经济实际增速与名义增速的背离、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背离，对预期和信心、消费和投资的有效提振产生了一定影响。
2024年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速为5%，二季度为4.7%。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说：“目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虽然还未披露，但从市场预测来看，可能要比二季度更弱一点。”市场普遍预测三季度经济增速为4.6%—4.8%，李迅雷预测大约在4.7%。
启铼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说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体现在国内和国际环境两方面正在发生的边际变化：一方面，国内经济动能放缓；另一方面，全球央行降息，提供了政策宽松空间。
李迅雷表示，如果三季度比二季度更弱，就需要采取措施应对，因为今年年初定的GDP增长目标为5%。如果在三季度末出台政策，四季度还有执行的时间，经济就有进一步向好的空间。此外，国庆前也是一个释放积极信号，扭转预期的好时机。
李迅雷预计，在政策落地后，四季度经济增速有望达到4.9%，这样就可以完成全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
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及“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开始频现这种季度间的波动，这让很多惯了高增长和稳定增长的研究者感到陌生。
2022年末，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经济开始步入新冠疫情后的恢复时期。
2023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实现了“开门红”。该年4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得到缓解，经济增长好于预期”。
这一情况在2023年二季度出现了变化，消费、投资数据承压的情况开始出现。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并指出“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
三季度经济压力进一步加大，四季度出现回暖迹象，最终达成了2023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
粤开证券在研报中复盘时分析，2023年中国经济运行是一波三折的恢复，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有下行压力、三季度逐步恢复，四季度略有回落……通胀和资产价格低迷是拖累2023年经济的重要因素。相应地，若2024年通胀和资产价格企稳回升，也将成为2024年经济的重要助力。
2024年初，政策对经济增长困难做了充分准备。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仍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充分准备”。
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专门对5%的经济增长目标作出解释，“提出上述预期目标，综合考虑了国内外形势和各方面因素，兼顾了需要和可能”，并强调了“实现今年预期目标并非易事，需要政策聚焦发力、工作加倍努力、各方面齐心协力”。
在2024年7月和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也频频出现对经济形势的新判断。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并指出这些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
潘向东说，2023年至今，国内经济不断回落，有效需求不足，物价低位运行，特别是今年以来经济呈现分化格局：一是外需好于内需，相较去年同期，出口的改善幅度显著强于进口和社零；二是供给与需求的分化。
李迅雷说，中国正在经历房地产周期调整的影响，房地产周期的下行放大了此前经济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
他说，一旦房地产步入长期的下行周期，房地产销售面积下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下降，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使得广义财政收入下降，进而影响财政支出的增长。同时，金融收缩和实体经济收缩也将同时发生，在乘数效应的共振下，其拖累经济的势头很难遏制住，除非采取超常规的举措。

央行出台的政策被形容成“三支箭”。“第一支箭”射向货币市场。降准0.5个百分点，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同时预告年内二次降准0.25—0.5个百分点的可能性；二是将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20bp，从1.7%下调到1.5%，MLF利率下调30bp至2.0%，LPR和存款利率下调20—25bp。
“第二支箭”射向房地产市场。一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至新发放贷款利率附近，预计平均降幅大约0.5个百分点；二是降低二套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至15%（此前为25%），统一首套房和二套房的房贷最低首付比例；三是优化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策，此前创设的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中的央行资金支持比例将由60%提高至100%；四是支持收购房企存量土地。五是房企存量融资展期、经营性物业贷款等阶段性政策延期至2026年底。
“第三支箭”射向资本市场。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支持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通过资产质押，从中央银行获取流动性，首期互换便利操作规模5000亿元，未来可视情况扩大规模。同时创设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首期规模3000亿元；二是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包括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完善“长钱长投”的制度环境、持续改善资本市场生态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说，央行货币政策的方向是对的，但受到各种客观条件限制，只能一步步来做，不能苛求更多。现在启动经济的关键还是财政政策。“一子落而满盘活”，必须显著加大财政的扩张力度。
在金融政策数箭并发后，普遍认为该到财政政策登场之时。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切实做好基层“三保”工作；要发行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提及国债收益率水平下行时也表示：“国债收益率水平是市场化形成的结果，人民银行尊重市场作用，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营造了良好的货币环境。”
财政政策如何发力？罗志恒提供了三方面的建议：
一是研究追加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弥补因土地出让收入及其他收入减少而出现的财政收入缺口，提高财政支出速度，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发的国债可以用于支持部分财政压力较大的地方政府缓解流动性风险，可以给近年来毕业但尚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失业人员，以及城乡中低收入人群发放部分补贴，可以提前储备“十五五”规划的重大项目等。
二是加快专项债发行进度，一方面放宽专项债的使用范围，另一方面考虑将部分专项债额度调整为一般债。
三是优化“化债”政策，推动地方政府从应急状态回归常态。比如对于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化债压力较大，可以考虑采取中央发行国债转贷地方、政策性金融机构给地方政府发放贷款、继续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等三种方式缓解地方财政压力，避免出现流动性风险，确保“三保”支出，以时间换空间。
几天前，李迅雷重新谈到他的“每年发行五万亿元特别国债，连续发行十年”的建议，他对经济观察网预计，财政政策可能很难达到他建议的规模。在李迅雷的“五万亿特别国债建议”中提到，增发的国债里，两万亿用来置换地方隐性债务，三万亿用于民生，应该继续提升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目前需要在公共产品建设方面发力。这些公共产品建设项目的重点不是投资回报率，而是关注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高质量使用价值。例如中国水网、防洪减灾等大型水利设施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城市管网向地下综合管廊体系升级等。
张立群说：“在市场需求收缩和项目投资回报不佳时，只有政府公共产品可以在这时发力。”
尽管财政政策还没有落地，钱应该怎么花，是应该交给政府来做投资，还是应该交给居民拉动消费，在这一点上，中国经济研究者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但共识是：财政政策应该发力，而且应该主要由中央财政发力。
一些研究者从已经出台的政策中嗅到了刺激性政策的味道，这可能意味着宏观政策的转向。自“四万亿”后，中国就再也没有推出过真正的刺激性政策。
余永定说，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适时退出刺激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不是“刺激性政策”，最多是一个中性，甚至是中性偏紧的政策。但从2013年开始，这个表述基本就是我们宏观政策的总基调，这么多年基本没变过。
余永定说：“在面临‘准通缩’压力的时期，需要调整宏观政策思路。”
另一位经济研究者说现在显然是新一轮宏观政策转向，也是疫情冲击后最大政策调整，但性质可能更为深刻。

张立群说，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处于复杂变化阶段，包括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围绕高质量经济增长进行了许多探索。但在此过程中，各方对于调控宏观经济总量失衡以及失衡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速下降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2012年，中国开始退出刺激性政策，进入“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也从高增长逐步步入中低增长阶段。
目前困扰中国经济的总需求不足也早可以在中国经济中窥见痕迹：2012年3月开始，中国PPI连续54个月负增长，该年5月CPI增速破3%，2014年底破2%，并在大部分时间都维持在2%以下，直至2019年才重回增长轨道，但在疫情后，又进入持续下行的轨道。
部分国家会将CPI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当CPI持续低于2%，就会实行扩张性政策。
张立群说：“有很多学派和观点，从不同角度支持我们要容忍经济增速下降和需求收缩的发展。比如供给学派、生产函数方法测算投入产出、资本投入产出率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等等。这些观点认为当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增速会普遍下降等。”
余永定说，宏观政策的目标过多了。名义上，我们宏观政策的目标至少有四个，包括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可能还要考虑到产能问题、房地产市场波动。
张立群说，2019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要注意经济下行压力。2020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这意味着政策已经开始关注需求不足的问题。然而三年疫情导致许多政策的推出被延迟。
张立群说，需求收缩和宏观经济总量失衡问题，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这是一个自我加速的过程，经济增速下降会导致收入增速下降，再导致需求增速下降，进而导致需求收缩进一步发展。“一旦经济增速降至6%以下，收缩强度将明显提高。企业、财政和居民都没有资金，更没有能力花钱。各方面越是没有资金，企业就越没有需求和订单，会变得越谨慎，越陷入困境”。
1998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经历的一道关口。在这一年，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结构矛盾突出、部分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经过一系列壮士断腕式的改革，中国经济挺过重重困难，实现了7.8%的增速，几乎达到了年初制定的8%经济增速的目标。
2008年，中国经济又迎来了一个关口，在这一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影响的扩散，四季度中国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也从控制高通胀转向了稳定经济增长。随着2009年“四万亿”政策的出台，中国经济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为全球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立群说，针对当前形势，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从过去十几年增速持续下行转向经济增速持续回升的新周期重要拐点。这个拐点对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
他认为这一轮逆周期刺激政策规模应该足够大。“四万亿”计划占到当年GDP的10%以上（2009年中国名义GDP为35万亿元左右）——因为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配套，实际刺激规模远高于四万亿。而去年名义GDP是126万亿元，以此计算，刺激政策的规模应该在10万亿以上的级别。

在中产消费降级的风潮中，国际学校成为了树梢最飘摇的那片叶。
这个开学季，很多国际学校并不太平。
先是一波国际学校倒闭的新闻，其中不乏头部学校：
深圳厚德书院拖欠租金1000多万，800名学生无处可去；

北京房山的诺德安达也倒闭了，校方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学生可以转移到顺义校区。
两个校区之间，距离90多公里。
从房山到顺义，打车需花200元，想赶上早八的课，学生需要在六点半左右出门。
一年20万～30万的学费，读着读着学校没了。付得起这个学费的家长，花大钱买了个堵心。
剩下没倒闭的，也是运营得战战兢兢。往年属于香饽饽的公立学校国际部，今年基本都降了录取分数。
凡此种种，都在说明一个现实：国际学校不再是中产家庭的首选。
前几年流行说，“房贷近千万、配偶全职太太、孩子上国际学校”是这个时代的“中产作死三件套”。
而现在，中产们好像都活明白了。
国际学校，不香了？
当中产开始教育消费降级
小琳的父母曾是国际学校的坚定支持者。
几年前，他们把小琳送进了北京一家知名的国际学校，期待她通过这条路径进入欧美的顶尖大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这条路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一帆风顺。
首先是学费。每年二三十万的学费只是一部分支出，额外的开销更多。外教课、马术、钢琴、夏令营，每一项课外活动都价格不菲。与此同时，未来出国留学的费用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光是学费加上生活费，每年就需要50万～100万，四年下来轻松达到几百万。
除此之外，小琳的父母还发现，国际学校的教学质量似乎并没有预期中那么理想。外教的流动性高，课程体系虽然强调国际化，但孩子学的自主性并没有得到提升，很多基础知识包括中文素养，也有一些欠缺。
国际学校的教育质量究竟如何，是很多家长犹豫的原因之一。
Kevin是初二时候从公立学校转到国际学校的。意外的是，他在公立学校时学业只是中等水平，转入国际学校以后，竟然一下子考了年级第五。
“晚自时候我还是按过去的惯在宿舍里写作业，居然引来好多同学参观。他们就是很惊讶，怎么真的有人在学哎！呼啦啦都围过来看我做题，好像在欣赏外星人。”
Kevin以前念的公立是市重点，当时老师们还会开玩笑说，你们不努力只能去隔壁的XX学校——当地人心目中，那家收公子哥的国际学校无疑是“不学好”的。
更有一些隐形的成本，无法计量。
国际学校的校历上，最显眼的就是五颜六色的假期，除了法定节假日，还有春假、圣诞假等等。小琳的父母都是企业高管，但在这里成为了劣势。上得起国际学校的家庭，有一个能匹配孩子所有日程表的全职妈妈或者家庭育儿师是标配。
当其他妈妈披挂着铂金包和百达翡丽手表来开家长会时，小琳妈妈顿悟了，圈子不同，不能强融。
国际学校和任何其他行业一样，高奢和低配的两极都过得挺好，唯有中间阶层，不上不下。
在收入高速增长阶段，多花一些钱买孩子的童年、阅历和学历，是毋庸置疑的选择。
可在增长放缓以后，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选择。
佑佑的父母曾经也考虑过国际路线。
作为从高考大省厮杀出来的“小镇做题家”，他们十分不愿意孩子再重走自己的老路，而是想给他一个完整的童年。
在幼儿园阶段，就替他选择了一家学费16800每月的国际幼儿园。
“那家幼儿园的篮球场比我大学里的都大。”
佑佑爸爸对这个选择十分满意。
然而，孩子幼儿园还没毕业，他的工作就进入了高风险期。虽然目前还没失业，但是身边的同事也有不少领了大礼包走人的，周围所有的中产都在抱怨收入下跌，业务不好做了。
令人不得不居安思危。
趁孩子还小，转回800块的公立幼儿园，每月能省下不少钱，还能挤出一两个课外班的开销来。
老师都有证可查，食材采购还每日公示，令人放心。
佑佑的爸妈说，未来能挣一年算一年吧。
未来也不考虑留学了，一路公立上到哪算哪。直接把三四百万的教育费用攒下来留给儿子，也许是一条更为稳健的道路。
当藤校生都找不到工作
过去，很多家长觉得给孩子上国际学校、出国留学就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投资”。拿到国外名校的文凭，既是人力资本的增值，也意味着更好的工作和收入。
然而，时代变了。
方鸿渐拿一张“克来登”大学文凭就能直通高校编制的光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若是留在留学国家求职，留学生又面临着签证限制、文化差异和激烈竞争等重重挑战，毕业后拿不到工作签证、找不到理想工作的情况比比皆是。
今年网上还火了一个新词，“烂尾娃”。这个概念与“烂尾楼”相似，又细分成好多种。

走国际赛道的孩子，一朝不慎，就很有可能变成“断供娃”，或者“烂尾娃”。
前阵子，家长圈还有一篇文章很火，标题叫做“耶鲁全奖硕士：投了近千份简历，没能找到工作”。
文章的女主人公林其，耶鲁全奖文科硕士，会中日英三门语言，但她从去年10月起，5个月投了美国800家企业，都没找到工作，回国以后求职也不顺利，最后根据兴趣在塔罗牌店做起了月薪3000的兼职。
林其的配偶可以为她提供有效期5年的家属签，她会回美国再试试寻找人生的Plan B。
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托底选项。
花百万留学，回国后月薪7000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留学生还要被老板嫌弃，不懂人情世故，没有本地毕业生吃苦耐劳、可塑性强。直接留在发达国家工作也可以，只是美加澳新都是一样的贵，除了极少数科技新贵，大部分留学生毕业的起薪也就够付自己的房租和家用。一旦想旅游、置办大件或者买房，多少还是得靠家里支援。
留学不再是那张“人生金钥匙”，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怀疑：
这笔投资，真的值吗？
国际学校自己也挺愁的
海莉去参观一家国际学校时，开放日活动安排的是一个黑人老师。
小孩子往她身后躲了躲，活动负责老师忙不迭地解释说，可能是因为孩子觉得她和我们都不一样吧，我们日常教学还有很多”正常肤色“的老师。
听到这句带着“有色眼镜”的话，在北美留学过的海莉在心底吸了一口气，孩子往后躲倒也并不是因为这个，他遇到太热情的人自然会退后一步。
不过她也观察到，北京各大学校里，来自欧美的外教好像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菲律宾、肯尼亚、南非这些国家。
而与数量一同变化的，还有学校的“质量”——外教老师也大幅减少。
2020年，教育部曾出台了新的外籍教师聘任管理办法，明确了外教需要具有资质和证书，才能在中国从事教育职业。为了符合新的标准，许多学校面临着聘用外教的难题，有些甚至不得不减少或暂停外教课程的设置。
考究性价比的中产家长们仔细一琢磨，一年20万～30万投入下去，外教带的也就那么回事。
再一琢磨，国际学校的孩子英语好的确实更多，但英语好的孩子，基本还是靠家庭投入和课后辅导啊。
路透社报道，高瓴资本近日已达成协议，即将收购德威学校的部分校区，交易达到6亿美元。
然而围观群众对此的看法都是，高瓴有钱乱投。
消费降级、出生率下降、外资撤离这样几个因素叠加之下，国际学校俨然已经从昔日的香饽饽变成了烫手山芋。
北京房山诺德安达的倒闭，就说明了选址的重要性。即使背靠大集团，周边没有足够的用户基础，也还是难以为继。顺义别墅区国际学校扎堆，但现在也有了招生压力，过去升学还得托关系或者提前很久排队，而现在，却不得不加大了营销费用，也要开始举办招生活动了。
把“爬藤”当成事业的中产鸡娃家庭，甚至还想出了一条绕开国际学校的路线：
直接脱产学A-level课程（剑桥课程）或者AP（美国课程）。

所谓脱产，就是离开全日制的高中，直接选择机构报班。一般是小班教学或者1v1，老师给予的关注和跟进更多，更容易出成绩。
劣势也很明显，脱产学，和公立里的题海战术又有多少不同呢？有点背离家长们选择国际路线的初心。
高中阶段的校园体验也是很丰富和美好的。回望自己的高中，Kevin觉得学术层面上，这所国际学校确实不如自己过去念过的公立，但他更喜欢国际学校自由又宽松的氛围。
他说，过去在公立学校，大家基本只重视成绩，互相的了解也不多。到了国际学校，有很多的自由时间，又有各种社团活动，认识到了同学很多元的一面。
最后Kevin如愿进入了美国一所很好的文理学院，他的高中同学里，有进藤校的，有直接放弃大学去创业的，还有去韩国做偶像练生的。
而精明的他，还未毕业就已经和几个同学组建了留学文书工作室，立志要做俞敏洪当初没有做成的事。
“我们都有光明而不同的未来。”

打开通往未来的时光大门，AI的边界愈发清晰，新的商业逻辑呼之欲出，搞钱像呼吸一样简单……

10万亿元刺激计划，能否换来持续繁荣？
作者：滕泰

近期刘世锦主任提出了10万亿元的刺激加改革的扩大内需方案，我认为这个融合了消费刺激、投资刺激和改革的一揽子方案，既是当前经济背景下扩大内需的必然要求，也比较符合当前的决策体制和决策观念，是一个相当有政治智慧、有很强的可接受性的政策建议。
但是，从结构上，我建议10万亿扩大内需计划还是应集中在扩大居民消费方面，否则，如果在体制惯性下被各地方瓜分后大部分用于继续扩大投资支出，结果不但宏观乘数较低，而且还会形成新的供给过剩，不利于确保取得持续的经济繁荣效果。
1、10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首先，当前经济的形势恐怕比2008年、2009年更严峻。面对2007年开始的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带来的严峻挑战，时任国务院总理曾说，“2008年是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但是，由于彼时整个中国经济还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国内投资和消费都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因而伴随着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出台和积极货币政策的持续扩张，2009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就开始逐步企稳回升。
相对于2008年、2009年而言，我们这次面临的经济挑战不是外部冲击，而是结构性的内需不足——一方面因为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峰已过，投资已经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慢，居民消费不足。
这种结构性内需不足的影响表现主要包括，经济增速逐年下滑，物价低迷并有通货紧缩风险，房价持续下跌、房地产投资负增长，股市长期下跌，年轻人的失业率较高，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财政支出缺口扩大，这些情况带来的挑战比2008年或2009年的外部冲击更严峻。
受结构性内需不足的影响，当前的有些指标如房价、股市指数、物价指数、失业率、地方财政赤字等有的还不及2020年。对于这些情况，决策部门越是认识深刻，企业家和投资者反而会越有信心，因为客观判断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因此，为了让年轻人有更好的就业和发展前景；为了提振消费、让经济能够畅通循环，让企业的产品能够更好地销售；为了化解房地产风险、提振股市信心，让家庭有更多财产性收入；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扭转企业盈利下滑甚至亏损的状况；为了改变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趋势，为了尽快改善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我们都应尽快推出大规模的扩大内需计划。
从以上角度，我认为世锦主任提出的10万亿经济刺激加改革方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当前中国经济迫切需要的。
值得重视的是，我们之前已经出台了一些扩大内需的政策，包括一些重大项目的开工、设备更新改造、城市更新和家电以旧换新等，正在对内需发挥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但是如果能够充分重视、系统规划，尽快出台一个10万亿规模的一揽子扩大内需计划，对于提振企业信心、繁荣消费、畅通内循环的效果，可能比挤牙膏式的扩大内需行动更好。
2、10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够不够？
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相当于当时GDP的10%到15%。根据我们现在将近130万亿元的GDP的规模。考虑到这次经济挑战比2008年更严峻，如果刺激计划达到GDP的10-15%左右，总规模应该达到15万亿元左右。
从2020年各国疫情冲击下各国扩大需求的规模来看，大部分刺激计划也达到GDP的15%。以美国为例，疫情前后美国GDP大约21万亿美元，累计向美国居民和中小企业发放现金接近3万亿美元，除此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大幅降息和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
从实施效果看，虽然承受了两年通货膨胀，但这些政策的确带来了消费和投资的旺盛需求，推动了股市、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实现了美国历史上较高的就业水平。如果参照美国刺激需求的15%左右比例，我们的刺激计划规模也应该在15万亿人民币以上。
总之按照以上两个方面的参照，10万亿刺激计划略显保守。当然，10万亿扩大内需计划够不够，关键不仅仅是总规模，还要看用在什么方向，有没有货币政策配合，以及产生多大的宏观乘数效应。
以货币政策配合为例，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欧洲，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都大幅降低利率，并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很多国家都降息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如果经济史上有哪一次经济衰退期间还伴随着严重的货币紧缩，那就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
虽然当时美联储实际上有能力改变货币紧缩的局面，但是它并没有这样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来是市场对此并未察觉和重视，二来是那时还没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个时代的宏观管理者对逆周期调控毫无经验。
在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后，一旦遭遇经济衰退，降息和宽松就成为各国宏观政策的标配，类似于大萧条时期经济衰退与货币紧缩同时出现的情况，就再没有在市场经济国家上演过。
我们如果推出10万亿刺激计划，有没有降息、增加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配合？这也是十分关键的。
世锦主任说，“不能简单效仿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也没必要简单排斥量化宽松政策，只要对中国经济繁荣有好处，任何国家的经验都可以学，当然具体还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
如果有足够规模的一揽子扩大内需计划，并且有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抱有足够的信心。
因为相对于几十年前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制造业能力，以及芯片、工业软件等从无到有的经济困难而言，现在的困难只不过是在之前没有的生产能力现在都有了之后，需要提振需求、畅通经济循环而已。
一个14亿的人口大国，只要开启迈向需求繁荣的正向循环，将来必然是全球最大、最繁荣的消费市场。
3、10万亿应以消费补贴为主而非扩大投资
考虑到扩大内需的迫切性，以及结构性内需不足的实际情况，10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不应该再扩大投资，而是应该主要以各种方式向居民发放消费补贴。
首先，向居民发现金补贴或消费券，其效果并非像某些学者讲的那样是一次性的或不可持续的，恰恰相反，在消费不足、经济循环不畅的情况下，发现金补贴或消费券不但带来3倍以上的宏观需求乘数，而且是繁荣市场、促进企业消费的最重要切入点，一旦经济循环畅通了，其繁荣经济的效果是长期持续的。
其次，消费既是生产、流通的目的和终点，也是经济循环的新起点，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
十九大提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怎么实现？就是通过居民消费来实现。所以，消费不是浪费，发消费补贴或消费券不是“打水漂”，而是真正消化过剩产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
当然，任何经济发展继续要投资也需要消费，就如同世锦主任所说，“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
然而，毕竟不同发展阶段，投资和消费还是要有个合适的比例，比如中国长期每年五、六十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高达43%左右的投资率，每年比全球其他国家高20个百分点，连续这么多年是不是太高了？
当然，任何阶段都需要基础设施、新基建、厂房设备和房地产投资，那按照各国正常水平比如25%的投资率，中国每年三、四十万亿元投资是不是就够了？每年多出了的十几万亿低效投、无效投资，如果能够转化为居民收入、扩大消费，是不是更好？
如果10万亿元刺激计划的资金来源不是通过压缩低效、无效投资节省出来，而是通过发长期国债的方式所筹集的扩大内需的资金，那这些钱是主要花在扩大基建投资上，还是花在增加居民收入、补贴居民消费上，效果会有天壤之别。
当然，企业自担风险的投资，该投的还是可以投，地方政府如果能找到深中通道这样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项目，也可以自筹资金投资，但是如果中央安排10万亿扩大内需资金，那就必须确保把钢用到刀刃上，确保扩大内需的效果，确保能够提振信心、畅通经济循环、形成持续的经济繁荣局面。
从经济发展史上来讲，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前后都要经历从短缺经济，到供需两旺，再到需求不足的转型——与这个转型相匹配的，就是财政政策从建设财政到民生财政的转型，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角色转换。
在短缺经济阶段政府，用财政资金搞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拉动的作用是最大的；在供需两旺的阶段，扩大基建投资对经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大的；而在后工业化、后城镇化、后基建时代，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的阶段，如果继续搞不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就会造成极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反而加剧总需求不足。
以美国为例，在二战前的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式是搞基础设施投资；但是二战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也有几次经济衰退，彼时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向就更多在社保、医疗等民生领域；1990年代以后，当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连社会保障支出也相对比较稳定之后，再遇到经济危机就只能是货币政策唱主角了。
在2000年、2008年、2020年等经济衰退年份，冲在前面的都是格林斯潘、伯南克、鲍威尔们，美国财政部虽然也发挥积极作用，比如发钱，但是其救济和发放现金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美联储认购国债，本质上也可以视为宽松货币政策的一部分。
结合经济史和各国扩大内需的历史，为什么说我们继续扩大基建投资可能饮鸩止渴呢？
回顾下2020年我们面对疫情所采取的重生产、扩大投资政策效果，当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90%，而消费贡献为负，虽然短期看投资拉动了内需，但过一两年后这些投资就形成新增供给，形成了更严重的供给过剩。
虽然在2021年、2022年，这些过剩供给恰好被旺盛的欧美需求所吸收，矛盾被掩盖，但是2023年下半年以后问题就逐步暴露出来——这样的循环，还要再重复一轮吗？
从扩大内需的总体效果来看，扩大投资是少数项目、少数地区，少部分相关人受益；而发消费补贴或消费券则更直接，更公平，更快捷，受益范围更广，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循环的效果更佳。
至于有人说大家都发钱就相当于不发钱，担心会产生通货膨胀的观点，其观念显然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短缺经济年代，而且对中国供给过剩、居民需求不足的情况理解不够深刻。短缺经济防通胀，过剩经济防通缩，因为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更难战胜，伤害更大。
假设以向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长期国债或循环发短期国债的方式筹集到10万亿扩大内需的资金，如果从收入端入手，给居民发放消费补贴，宏观乘数效应是3倍以上，长期可以衍生出30万亿元以上的总需求，自然可以畅通经济循环、换来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
反之，如果用这些资金继续以各种理由扩大投资，宏观乘数效应大约为1左右，不但不能畅通经济循环、换来中国经济繁荣，而且这些投资长期还会变成新的供给过剩，未来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的矛盾。
10万元亿刺激计划，是按照体制惯性、决策惯，顺应相关利益部门的诉求继续搞基建投资，陷入“过度投资陷阱”？还是彻底转变观念、排除利益部门干扰、惠民生、真正化解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之痛？
这才是10万亿元计划能否确保换来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最关键、最困难的抉择。

中国经济不需要强刺激作者：李稻葵

关于中国经济下一步怎么办？经济学界有很多讨论。近日，李稻葵视频号发布视频，讨论了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和解决办法。

1、基建周期叠加房地产周期导致经济偏冷
中国经济下一步会怎么样？会有什么调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跟大家尽量用简单的语言来讨论一下。
我首先告诉大家，中国经济目前是两个大周期的因素叠加在一块，相互影响、互相交织所产生的一个经济过冷的一个结果，一叫基建周期。过去十几年将近二十年以来，我们在大规模的搞基建，这些基建是非常好的，非常必要的修桥修路、机场高速，它拉火了经济。
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基建一完成，各种需求就会下降，所以一下子出现了经济过冷。
更重要的是在基建火爆的时候，大家热情很高，大家都很乐观，实体经济投资者也愿意去找银行借钱，但是他借的钱大部分是不超过10年的短期资金。
现在搞了十几年将近二十年的基建，很多短期的资金到期了，实体经济下滑，但是到期的短债还期的压力是上升，这两个东西一碰到一块，现在就碰到了资金的困难了，然而银行里面堆了一大堆的现金贷不出去，于是形成了一个冰火两重天的趋势大周期。
这个大周期在美国、在英国等等国家都发生过，比如说在美国1837年之前搞了一大轮的基建，修运河，修各种各样的道路，但是到了1837年，美国出现了它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长达5年的经济衰退，就跟咱们这个情况非常像，GDP下降了30%，比咱们厉害多了。
第二个大周期是什么？是地产周期，就是说过去这二十多年以来老百姓买房，城镇化在推进，很多人从农村搬到城里，或者从小城市搬大城市，拉动了房地产建设的高涨，但是现在基本上告一段落，现在的房地产的建筑量，还有销售量下降了40%以上。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房地产周期也好，基建周期也好，都是长周期，都会回来的。
2、需要发行长期国债置换地方债对冲周期影响，打通堵点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只有50%的老百姓是真正融入了城市的生活，在城里面买房子安家了，还有50%或者没进城，或者在城里面没有安家。
讲清了这个问题之后，咱们就来谈该怎么应对，既然是一个大周期，唯一能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对冲的是谁？
地方政府做不了，他没这个能力，他没这个号召力，企业更没有号召力，百姓更不用说了。国家要发行长期债，不是银行里的钱很多吗？没人投资吗？国家发债、银行拿钱买国家的长期债，20年30年的长期债之后，替地方政府先把一部分债给还了，地方政府才能恢复他应有的经济活力。
而且国家发行的长期国债，在资本市场上极受欢迎的，这种长期的、低风险的、很容易流动的资产现在是严重短缺，我们现在存量的国债也就占GDP的25%左右，经济发达国家、成熟的资本市场国家都是在70、80、100%以上，日本是220%以上。
所以，现在的解决之道是，必须国家站出来，来应对、来对冲这两个长期的周期。这个道理我们学者包括我在内已经讲了很久，总体上讲我还是有信心的，绝对不像很多人那么悲观，

3、中国经济不需要强刺激、也经受不住强刺激
那么现在给中国经济一些强刺激是否可取呢？恐怕未必。中国经济不需要强刺激也经受不了强刺激，这就好比一个虚弱的病人身体很虚的时候吃很多补药，反而发挥不了作用，反而容易引起新的问题。
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基建方面已经搞得相当完善了，继续搞基建肯定不是出路，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同时，地方政府的社会服务水平当然需要提高，但这是一个细活，如果突然一下子花大量的钱去搞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共服务的话，会形成一个不一定可持续的预期，后续的财力就跟不上了，会埋下长期隐患！所以，中国经济现在是不需要也不能进行强刺激的。
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是流转不通、堵点不通，类似人体的经络不通，就是一边是实体经济现金流极其短缺，另一方面则是银行资金大量囤积。
发行长期国债由这些金融机构来购买长期国债，既安全流动性又强。中央政府拿的长期国债去通过某种方式去置换地方债，这是打通冰火两重天的这个困境的办法，本质上是打通循环。
有朋友们讲，为什么不能由央行发行钞票直接购买地方债呢？我认为这个办法不是不行，救火可以，比什么都不干要好的多！但央行直接买地方债远远不如发行长期国债好，因为作为中央银行，它手里持有的资产必须是流动性很强的，随时可以变现的。
这样在未来，货币政策需要收缩的时候，它可以把这些标准化的金融产品给卖掉。
国债恰恰是这么一个金融产品，如果央行印了钞票，买了大量的地方债，如果未来中国出现了比较高的通货膨胀，那么中央银行要通过卖资产收回货币，到那时，这些地方债是很难及时出售的，更不用说地方债放在央行的手里，央行完全没有能力去管理这些地方债。
因此，发行长期国债才是当前问题的解决之道。

中国需要在一到两年时间内，推出10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作者：刘世锦本文为刘世锦在CMF季度论坛（2024年第三季度）演讲的全文，正和岛经New Economist授权发布本文。

1、宏观刺激政策要刺激什么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
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
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
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要紧的是会贻误有利时机。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体上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增加投资。认为中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目前可以投资的领域还不少，空间还很大，仍然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维持甚至提高宏观增速。但真实的问题是，与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资比重已经过高，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另一种更具主流性的观点是扩大消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
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
真实的问题是，在我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内需不足的重点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扩大内需，这样我们才能在深一个层次上理解和解决扩大内需问题。
2、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两个重要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
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
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
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在这种过程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经济增长就开始减速。
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
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另一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
在转折点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一时期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转折点之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事实上，需求相对下降正是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胀压力转为通缩压力，或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这个时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节点。二战以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
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的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
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3、如何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首先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
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
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
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
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6%，户籍城市化率为48.3%，而发达经济体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过80%。
以往我们重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现阶段扩大消费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底层逻辑。
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
从制度层面看，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三是财产（不动产）权利不平等。
4、不能简单仿效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
中国经历的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长，都显著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
增长动能主要来源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
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结构性潜能。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
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中国经济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在这一时期，宏观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与平衡。
作一个不大准确的比喻，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体制政策环境。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
需要说清楚现阶段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整体走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
随着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释放结构性潜能的改革相应转到需求侧。在继续推动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心将会转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
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改革不能解决短期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货币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
改革就是开放权利。这些年来，中央关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词语是“允许”、“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放开了，居民的权利就相应增加了。
允许、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权利增加了，就可以发现新的交易机会，而正常的市场交易要“一致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量或“增加值”。
交易增加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进而实质性地扩大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
简而言之，改革扩大权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体制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解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5、建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产生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包括10万亿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
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
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
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在宏观上则可提升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的精神。
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
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
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
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
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
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
提出并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024年最后100天：当你觉得熬不动了，就看看上海凌晨的公交


01
你坐过凌晨的公交吗？
或许此时的你已经酣然入睡，但有些人才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
有网友拍到，凌晨的上海一辆公交车上挤满了刚刚下班的年轻人。
他们满脸倦容，或倚靠在椅背上闭眼休息，或默不作声地刷着手机。
这时，在一个“社牛”的带领下，一群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开始了一段大合唱。
其中，一句歌词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等我熬过所有苦，或许我也会幸福。
很多网友看到这段视频时瞬间破防了，在这群年轻人身上，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在大城市漂泊的打工人，哪个没有在凌晨下过班，哪个不是在忍受孤独和寂寞？
人这一生，大多都是喜忧参半，欢喜着过，悲伤着走。
这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每个人都在熬。
当上海公交车上的年轻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凌晨一点的深圳CBD，写字楼里依然灯火通明。
凌晨三点的广州，代驾师傅和出租车司机依然在街头穿梭，等待客户。
凌晨五点，早餐店的师傅们忙着蒸、炸油条，准备迎接第一位顾客的到来。
正如《人间城》里唱得那样：
“这城每个角落都填满了，若有所思的生活，你想要在这城，遇见优秀的人更华丽的衣着，那就要吞下苦混着泥沙泡沫奔波。”
转眼间，2024年就只剩下最后100天了。
当你觉得生活好苦、好累，熬不下去的时候，就去凌晨的街头走一走。
看看刚刚走出写字楼的年轻白领，看看为了几块钱外卖费奔波的外卖小哥，看看清扫大街的环卫工人……
见过凌晨的街头，你就会明白：城市的各个角落，永远有人在不分昼夜苦苦地熬着，默默地撑着。
他们不会脆弱就崩溃，流血就喊疼，而是选择披星戴月，为自己、为家人而努力。
当一个人的身上挂满了名叫责任的秤砣，他就没有资格矫情、懒惰，只能振臂抡拳，跟生活硬刚到底。
02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能接受跨省上班吗？
每天的通勤路线是这样的：拼车、地铁、火车、转地铁、再骑一段共享单车，这种生活你能忍受吗？
我相信很多人都无法忍受，但这样的生活，刘腾飞已经过了三年多了。
刘腾飞单位在上海，房子买在了苏州，他每天上下班通勤时间近4小时。
早晨六点，当很多人还在熟睡时，他已经起床洗漱准备新一天的跨省工作。
六点四十分，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地铁站，这个时候的地铁站往往没几个人。
七点钟，他赶到苏州火车站，转火车去上海。
因为身上背着170万的房贷，为了节约通勤成本，他甚至都舍不得买张高铁票，而是选择乘坐绿皮火车。
坐上火车，他会靠在椅背上，睡半个小时左右。
八点钟到了上海，他的行程远远没有结束，还要换乘两趟地铁才能抵达公司。
下班后，对很多人来说可以放飞自我了，但他还要继续按照原路返回苏州。
到家简单吃过晚饭，你是不是以为他终于可以休息了？
不，这个时候的他，还要帮卖卤味的老婆，给客户送货上门。
看到他每天的日常生活，就连记者都忍不住发出感叹：你好拼啊。
没办法，很多人都出身普通家庭，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富足的资产。
上有老人要负担，下有稚子待抚养，一边养活一大家子，一边背着巨额的房贷。
每一个普通人，不想认命，就只能拼命。
当你觉得熬不动的时候，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有些人可能过得比你还要糟糕。
在北京工作的老黄，为了节约生活成本，每天下班就睡在车里。
35岁的老刘，下班时跟同事一起下班，晚上在公司附近吃个饭，溜达几个小时，到了深夜溜进公司睡在工位旁。
在《人民日报》看到这样一句话：
“人人都有苦衷，事事都有无奈，不要羡慕别人的辉煌，也不要嘲笑别人的不幸，晨起幕落是日子，奔波忙碌才是人生。”
人呐，没有谁活得比谁更容易。
这世上没有人不难，不是只有你一人在受苦，在承受痛苦。
在岁月面前，每个人都是弱者；在生活的磨砺下，每个人都有伤疤。
当你熬不住的时候，那些比你辛苦十倍、百倍的人依然在拼命努力，你又有什么理由放弃呢？
03
前两天，台风“贝碧嘉”登陆了不少南方城市。
在暴风雨中，我看到两张照片，让人泪目。
当天上海最大风力达到了13级，即便如此，依然有人走出家门，朝着公司走去。
因为风力实在太大，他们紧紧抱着路边的树。
看到这张照片，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滑稽好笑，反而内心生出些许心酸。
网友的评价也是一针见血：如果不是因为穷，谁愿意在这种天气去上这个破班。
在江苏，一辆大货车在台风中摇摇晃晃，为阻止货车侧翻，一个中年男子冲进狂风中拼了命撑住货车。
他对抗的不是台风，他对抗的是生活的重压；他保护的不是车，而是自己和亲人的全部生活。
如果没有家庭的经济负担，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在极端恶劣的天气下出门赚钱？
说到底，在这个一睁眼就要为一大家子奔波的年龄，他们不敢，也不能停下赚钱的脚步。
因为人这一辈子，用钱捍卫生命和尊严的时刻，太多太多了。
有了钱，才能保全家庭温暖，让孩子接受教育，让家人得到应有的照料。
一位外卖员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他的收入单：一个月辛苦奔波，换取了过万的薪水。
尽管工作极其劳累，但他依然坚持不懈，因为他知道，没有经济的支撑，生活会变得更加无情。
央视镜头下的农民工老吕，平时最讨厌的是刮风下雨天，这样工地会放假，当天就没了收入。
多干一天活，就能给家里多寄去一点钱。
深圳流水线上的女工，前一秒开会时被领导当众骂哭。
但下一秒，又迅速整理好情绪，一言不发地走进工厂默默继续上班。
很喜欢巴尔扎克说过的一句话：“生活，到处是真苦难，假欢喜。”
成年人所有的不容易，唯赚钱可以治愈。
你可以在深夜崩溃，但是天一亮，你必须顶住压力，继续努力前行，好好生活，狠狠赚钱。
心可以碎，但手不能停。
该做什么就去做，即使在崩溃中也要保持前行，这才是一个成年人应有的素养。
04
我有一个朋友，四个月前失业了。
失业后，她把所有招聘软件都投了个遍，也没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在跟她的聊天中，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她的焦虑。
但她并没有自乱阵脚，找工作的同时，也会选择看书、运动舒缓自己的情绪。
就在前两天，她发消息给我，说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月薪四千不算多高的薪资，但在我们那个小县城，这个收入已经相当可观。
过去的两百多天，我知道各行各业的人都不容易，大家过得都很艰难。
但人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只要你不放弃、不沮丧，也能像我这位朋友一样，跨过生活所有的磨难。
上天想要改变一个人，总会安排一些不如意的事，来磨炼你、折磨你，最后是为了成就你。
熬不下去的时候再撑一撑吧。
请相信，所有的努力都会有回报，所有的辛苦终会酿成生活的甜。

降息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钱紧；二是钱贵；
  钱紧可能是金融机构出了问题，没有钱往外放贷了，市场上缺钱。
  钱贵，是因为目前的利率，超过了生产效率的实际支持空间，企业借钱的意愿下降，因此影响了经济活动，市场上并不缺钱，消费也不差，但是生产差。
  老鲍这次降息，却不缩表。
  意思自然是后者，目前，美国市场上的钱贵了。对生产者不公平，对吃利率的人来说，是赚了。但并不缺钱，所以，缩表回收基础货币的事情，还是要继续。
  这是4年来加息的第一步，看来，接下来的一年，老美的主要任务是要拉动经济增长了。
  在大选投票还有50天左右的时间，老鲍送来温暖，民主党会感谢鲍威尔的。
  其实，降息0.25%，还是0.5%，这都并不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
  美联储降息小周期，正式开启了。
  ----------
  这个小周期，短则6个月，长可能会达到1年甚至更长一点。至于最终多长，美联储也是在盲人摸象，看最终的市场与人心来决定。
  所以，一个问题就必然出现了，降息后，美元不再贵了，甚至从回报率上来说，会低于竞争对手的货币。美元的回报率会进入一个下行小周期，那么资金必然会寻找新的非美元资产。
  这些资金的新流向，将去向哪里？
  从全球来看，有足够深度与体量，替代美国股市，楼市的资产的地方，真的只有中国。
  但是，这也是华尔街不愿意看到的。
  不要忘记，老美是个金融帝国，金融思维的发达程度，是超越其他国家的。
  两个月前，西媒就曝出，老美的专家们，就通过IMF向东大，提出了一个1万亿美元扶持房地产的建议，被东大无视了。
  在美元降息前夕，IMF出此主意，实在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如果出了1万亿美元的楼市救助方案，楼能不能起来，并不确定，但有一点确定性是比较大的，那就是人民币的贬值压力。这样一来，与中国相关的14万亿境外货币，恐怕一点进中国资产的想头，都没有了。
  ----------------
  如果说这还是个暗坑的话，最近的明坑却是挖了不少。简单列举一下：
  1， 在降息前夕，再次打出对中国的关税牌。
  9月14日，老美对中国新的关税细则出台：其中对电动汽车提至100%，半导体关税提高50%，太阳能电池加征50%的关税等等。基本覆盖东土所有的优势产品，定向明确。
  此举意在继续阻止资金流向东土，分散东土产业优势，在美元降息小周期开启之前几天，时机把握够狠准。
  2、再次削弱香港的低位。
  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10日通过所谓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Hong Kong Economic Trade Office Certification Act)，要求美国国务卿在法案生效后30日内，判定香港是否不再享有高度自治，以决定在美国的三间香港经贸办，是否继续享有特权和司法豁免权。
  若否，经贸办须在180天内停止运作;如容许经贸办保留现有权利，则可继续运作一年，并须接受美国国务卿每年定期审核认证。
  3、在资本流向上，捧印度，抑中国。

  8月30日，摩根编制的 MSCI 指数权重，把印度的权重大幅度提升，中国权重下降。市场预期，本次调整可能给印度带来超过45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在金融战场上，老美的布局手腕，是不能轻视的。而如此布局，也表明老美对这次降息的国际后果，是有充分的沙盘推演的，也是非常重视未来的资金跨国间流动的，它们会尽量调节其流向。
  -----------
  美元降息的底层，是世界资金之河，暂时性的重新改道流向。这个规模估计在10万亿美元左右，而与中国有关的钱，至少在2万亿美元左右。
  所以，这场新钱争的规模，可以说坐2望10。如果赢得了2，那么可以够到的规模，将会指数级上升到10。
  一场新的中美货币流向之争，今天凌晨就此拉开了新序幕。
  美联储的超预期降息，给中国资产带来了新的天时。这个天时，比预期的好，也要长。
  虽然总体来看，这依然是一个短期的钱流争夺战，时间暂时看到6个月到1年，算是一个短线吧。但是，绝不要轻视它。
  因为短线构成中线，中线构成长线，长线构成国运，国运构成时代。

华为的三折叠手机，到底难在哪？

华为三折叠手机Mate XT的发布，给愈发同质化的手机品牌发布会带来了久违的新鲜空气。手机尚未正式发售，黄牛已闻风而动，报价从比亚迪秦到奔驰E不等。

折叠屏手机问世五年，在下行的市场大盘中划出了一条珍贵的增长曲线，三折叠的出现，再次给全产业上了难度。

三折叠比传统对折多一折，最直接的好处是展开尺寸变大，Mate XT展开尺寸从对折的8寸提高到了10寸，直接向iPad 10的10.9英寸对齐。



Mate XT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将单层厚度缩减到了业内最低的3.6mm，整体折叠形态厚度只有12.8mm。作为对比，Mate XT相比去年发布的双折叠Mate X5，只厚了不到1mm。整机重量控制在了300g以内，比Mate X5重了不到50g。

和同行横向比较，Mate XT比起其他双折叠手机也没有“增厚”多少，和今年发布的三星Z Flod 6的差距，甚至不到1mm。



在以毫米度量的机身空间里方寸必争，可谓没有感情，全是技术。

奏折展开的秘密

Mate XT最大的亮点在于“Z型折叠”，即机身像翻阅奏折一样展开。要做到这种形态，需要两处折叠方向相反，一处向内，一处向外，这是大多数厂通往三折叠的拦路虎。



简单来说，两块屏幕向内折叠时，屏幕会受到“挤压力”，向外折叠则刚好相反，屏幕会承受“拉伸力”。

对应到手机的结构设计，内折需要解决“挤压”带来的折痕问题，更考验屏幕寿命[1]；外折需要强化屏幕材料的耐拉伸性和耐弯折性，铰链的设计难度也相应提高。

三星曾展示过一款“双内折”的三折概念机，这么做的好处是，只需要考虑内折状态的“挤压力”，但缺点是手机厚度完全失控。

因此，Mate XT的最大挑战在于，在一块屏幕上兼顾“挤压”和“拉伸”：外折“撕扯”，内折“挤压”，“一崩一紧”之间，是对屏幕设计和生产的巨大挑战。

品牌大使刘德华在宣传片里的台词，很好的概括了这一挑战：“纵使历经所有曲折，身段仍然是平的。”



发布会上，余承东表示团队“奋斗了五年”，才让三折叠手机量产。具体的奋斗过程不得而知，但在众多手机品牌中，华为的确是准备最充分的。

2019年，华为推出第一款折叠手机Mate X，采用外折方案，并被次年的Mate Xs沿用。当时还是独角兽的柔宇，其Flex Pai系列也加入外折阵营，与内折阵营的三星Z Fold系列分庭抗礼。

外折虽然更容易处理折痕问题，但设计和量产难度依然高于内折：由于内折屏在折叠状态下不需要铰链支撑，因此内折的铰链的设计结构相对简单。同时，外折屏幕在折叠状态下暴露在外，同样的使用周期里，外折屏的寿命要求相比内折屏至少高出一倍。

内折的三星Z Fold 4（左）和外折的华为Mate Xs 2（右）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几乎所有手机品牌都在折叠机型上倒向了内折方案。除了荣耀出过一款主打性价比的外折机型V Purse，还在稳定迭代外折机型的，目前只有华为一家。

无论是阴差阳错还是有意为之，持续迭代的外折机型，可以让研发团队在真实的生产环节中大量试错，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华为率先实现了三折叠手机的大规模量产。



Mate XT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在三折形态的同时，保证机身厚度和重量不向板砖看齐。

手机里最占地方的是电池，最费电的是屏幕，在扩大屏幕的同时尽可能压缩电池的体积，难度不亚于全红婵攻克207C。Mate XT能把单层减薄到3.6mm，核心是把电池减薄到了1.9mm。



“硅负极电池”也叫硅碳电池，主流的锂电池负极以碳（石墨）为材料，单纯从材料看，直接用硅代替碳作为电池负极，就能带来续航的爆炸式提升，但代价是电池衰减速度极快，充电循环次数极低。

因此，电池厂商开始尝试在碳负极中掺少量的硅，可以在控制电池体积的情况下，增加能量密度。考虑到手机内部寸土寸金的空间，这种技术思路很快在手机市场迅速普及。

碳和硅属于“同族兄弟”，化学性质相似

2021年，小米11 Ultra将硅氧化合物掺入电池负极，跻身“5000mAh俱乐部”，把硅碳电池第一次带入量产机型。从此之后，硅碳负极成为了各家高端产品线的标配。折叠屏手机的出现，又给硅碳电池添了一把火。

将Mate XT和尺寸近似的iPad 10作为对比，Mate XT的重量比iPad 10少了38%，但电池容量比iPad 10只少了27%。考虑到Mate XT极端的厚度，这个成绩已经非常难得。

除了尺寸、厚度、重量等硬性指标，三折叠手机的另一重挑战，很可能来自软件。

最硬的软件铁板

2019年，others阵营的钉子户索尼推出了Xperia 1和Xperia 5两款机型，与主流手机屏幕16:9/19.5:9的纵横比不同，索尼大胆采用了21:9的屏幕尺寸。

相比主流尺寸，Xperia 5的“身形”更加修长，看上去似乎更加美观。但应用开发商却不这么想，由于主流手机都采用19.5:9的纵横比，应用开发也以此为基准，如果适配索尼的21:9尺寸，相当于额外增加开发成本。

iPhone（左）和21:9的Xperia 5

于是，大量应用被简单粗暴地移植到21:9的手机屏幕上，结果就是屏幕两侧多出来两条黑边，反而没能利用屏幕更大的优势。



小米的首款全面屏手机小米Mix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小米的ID工程师将屏幕纵横比改为17∶9，由于市场上没有“全面屏”这个品类，主流的纵横比是16:9，这会导致小米违反谷歌的兼容性定义文档——安卓的兼容性文档要求屏幕的比例介于4:3和16:9之间。

为此，小米用了大半年的时间与谷歌沟通，最终说服谷歌总部同意做出相应改变。

iPhone X之后，所有的手机品牌都心照不宣的接受了19.5:9这个全面屏时代的屏幕比例，降低软件开发者的适配难度。就连索尼也抛弃了祖传的21:9尺寸，回归了19.5:9阵营。

然而，折叠屏手机的出现让适配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主流的对折手机在展开状态下，屏幕接近一个正方形，与大部分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尺寸都有较大差异。很多App的折叠屏版本，目前只是基于直板机的简单拉伸。



同时，不同手机品牌的纵横比也有差异，如果要完全满足用户体验，开发商不仅要为折叠手机这一品类重新设计，还得专门为某一品牌甚至某一机型做定制化设计。看着折叠手机勉强超过3%的渗透率[3]，开发者难免意兴阑珊。

而Mate XT有单屏态、双屏态、三屏态，对应是三个纵横比：2.21、1.08、0.7。开发者表示，作业真的做不过来了。

为了解决适配问题，华为显然也做足了准备。在主流手机品牌中，只有华为和vivo保持了每一代机型纵横比的一致性，尽可能降低了开发者的适配难度。



同时，Mate XT三屏展开的状态，纵横比与iPad 10等主流平板非常接近（1.43；1.44），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也在客观上降低了适配难度。

在寸土寸金的机身空间里雕花，考验的是研发团队的工程水平。但解决折叠屏的软件难题，还是得发动群众的力量。

2019年，华为和软件绿色联盟一起发布《折叠屏软件设计与开发行业规范》，截至目前，国内TOP 1000的应用在华为折叠屏上实现了95%的适配[4]。余承东说华为为三折叠方案准备了五年，也许并非谦辞。

而华为借着三折叠手机全方位秀肌肉，也让苹果“挤牙膏”的最新力作iPhone 16稍显尴尬。

为什么不是苹果

iPhone 16 Pro的最大亮点是A18 Pro，唯一肉眼可见的硬件“改进”是增加了拍照键，前者依赖台积电的刀法，后者有安卓兄弟珠玉在前，自然也怨不得网友纷纷整活。



智能手机尚且混沌的年代，苹果是中国供应链最严格的老师，也最资深的技术指导。

在iPhone 4上，苹果采用了一种名为柔性电路板（FPC）的技术，即软性材料做成的印刷电路板，可以弯曲折叠，能缩小电子产品的体积和重量。iPhone 4率先应用后，国产安卓手机迅速普及了这一技术。

到了iPhone X时代，苹果与立讯精密合作，实现了折叠式FPC软板技术。一个季度后，华为、荣耀、OPPO、vivo和小米陆续和立讯精密签下FPC软板技术新订单。2017年iPhone X发售，立讯精密收入同比大涨66%。

相似的剧情曾反复上演，但时至今日，即便苹果的拥趸也不得不承认，手机市场近几年的大部分创新，带头的人是三星和中国公司。

“拍月亮”的潜望式镜头在问世的第六年，才在iPhone 15 Pro Max上出现；硅碳电池将手机的电池容量一步步推高至5500mAh以上，而今年发布的iPhone 16 Pro Max，电池容量刚刚从4441mAh“跃升”到了4676mAh。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手机品牌和供应商一起完成了技术预研与量产爬坡，苹果反而成了供应链进步的受益者。

折叠屏手机在2019年横空出世时，广阔无垠的赛道一马平川，似乎是苹果重新掌握主动权的机会。

但各大品牌的折叠机型年年迭代，垂死挣扎的摩托罗拉都加入了战场，苹果却默默下线了对折叠屏手机威胁最大的iPad mini产品线。



乔布斯从文件袋里拿出MacBook Air的镜头，时至今日依然是苹果历史上最值得回味的时刻。索尼的Walkman和东芝的Dynabook也曾用大量惊艳瞬间定格了日本电子产业的黄金年代。这些抽象了无数论文、专利与汗水的片段，总在日后被一次次谈起。

华为的Mate XT也许注定小众，但它也会成为一个被反复提及的瞬间。

Mate XT和iPhone 16发布当天，惨烈对比之下，只有零星几个评论在问：苹果到底什么时候出折叠手机？

消费电子市场鲜有迟到的胜利，“狼来了”的故事总有终结的一天，当这只狼不再是主角，它来或不来、什么时候来，都没那么重要了。

在一笔挂牌不良债权成交后，安华松了一口气。
安华是南方一家城商行的支行负责人。此次成交的标的物是他所在支行众多不良债权中的一笔，本金为126万元，抵押物为一套三线城市120平方米的住宅。最终，该债权以88万元底价成交，与本金相比打了七折。
安华告诉经济观察报，这笔不良债权是一笔断供的个人住房贷款（下称“房贷”）。业主于2021年购房时在银行申请房贷，今年6月停止还贷。银行工作人员曾多次与业主沟通，业主表示无力还月供。
对于断供房贷，商业银行通常有两种传统处置方式：一种是司法拍卖抵押物用来偿债；一种是将债权打包出售给专业AMC（不良资产处置）公司。
这一次，不良债权并没有通过传统方式处置，而是由银行直接向市场出售。
安华说，今年以来，部分房贷的抵押物价值已无法覆盖债权本金；加上监管机构、地方政府及法院等相关方的顾虑，通过传统方式处置以房产为抵押物的不良债权，面临重重障碍。
银行对断供房贷也逐步转向冷处理。根据借贷人面临的困难、还款能力、还款意愿等分类管理，银行对不同类别的断供房贷，处置方式也不同。与以往相比，今年的处置方式更为灵活，形式更加多元化。
一、冷处理
安华告诉经济观察报，2023年底，他所在支行的房贷逾期情况明显多了起来，目前累计已有50多笔。往年，除了特殊年份，这家支行每年房贷的断供量不会超过10笔，而且大部分会在当年内完成处置。
如今，对已断供的房贷，安华所在的城商行在确保坏账率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会采取更为灵活的处置方式。
业主的房贷首次逾期后，负责发放贷款的支行会第一时间联系业主，了解断供的原因及业主面临的困难。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银行会最大限度地帮助业主解决难题，想方设法劝说业主不要断供。
比如，业主因暂时失去收入来源而断供，但本身具备恢复就业的条件和能力，银行在充分考虑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允许业主暂停还贷。等半年或者一年后，业主具备还款能力，再继续还贷。
安华说，近年因宏观经济压力较大，各行业均存在收入下降甚至失去收入来源的情况。对这种情况，银行有义务与贷款人共同渡过难关。
另一家股份制银行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他所在支行也有类似操作，但给了业主更多选择。比如，业主收入减少，无法承受当前月供，银行会与业主协商，在一段时间内减少月供额度，甚至仅支付利息。
对已经逾期且协商无果的房贷，银行会根据抵押物的价值分类处置。
对于抵押物为一二线城市核心区的断供房贷，银行会及时掌握抵押物所在区域的供需情况，制定合理的拍卖价格，确保不良资产利益最大化。
对于抵押物是在房地产下行城市或区域的断供房贷，特别是在当地房价波动幅度较大的情况下，银行会及时止损。上述本金为126万元的不良房贷就是这一类型。不到两年时间，当地房价跌幅超过四成。
安华说，在存量不良房贷中，有一部分是有历史遗留问题，要么处置难度较大，比如家中有老人或儿童居住；要么由于当地房价快速下滑，按当前市场价处置会给银行带来较大损失。
也有部分不良房贷是银行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错失了最佳处置时机。
安华所在支行有一笔2019年断供的房贷，当时房价仍处于上行阶段，该行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有意将其延缓处置。2021年，该笔房贷的本金和利息合计为148万元。但彼时房地产市场开始下行，这笔房贷流拍了。至今年下半年，加上罚息，该笔不良房贷的本息合计达到190万元。但考虑到当前的市场行情，安华所在支行将起拍价定在120万元，这是该笔不良房贷的原始本金金额。但由于市场快速下行，该房贷再次流拍。
安华说，除房贷外，今年以来，经营贷和抵押贷也面临着不小的断供压力。断供的因素很多，有就业和收入因素，也有信心和预期因素，但根源是房价跌了。这也是多数业主断供的主要原因。
二、多方博弈
以往，由于断供房贷数量相对较少，安华所在的支行一般通过司法拍卖进行处置抵押物。在业主断供后，由支行向当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下发执行文书后，由法院通过阿里或京东等交易平台拍卖。
不同于往年，今年安华所在支行就相关断供房贷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遇到新情况。虽然法院受理了申请，但迟迟不予立案。之前，从受理到立案再到下发执行裁定书，一般不会超过3个月。今年以来，法院年初受理的部分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至今仍未立案。
一家股份制银行的支行房贷业务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他所在支行的部分强制执行案件，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暂缓执行，但今年想要恢复执行格外困难。有些强制执行案件，需要分行甚至总行从中斡旋。
断供房贷涉及民生问题。部分地方政府担心司法拍卖房产会造成一部分群体失去居所，所以不希望通过法拍程序处置。这是今年以来断供增加而法拍房没有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
一些地方对法拍房的顾虑还来自稳定房价的需要。由于法拍房的价格普遍低于市场价，法拍房数量太大往往会影响一个城市的房价，两者甚至会形成恶性循环。这也是地方不愿大量释放法拍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今年以来，一些银行将不良债权打包出售给AMC，想要卖个好价格也非易事。因为AMC拿到资产包后，同样面临处置难题。
传统处置方式不太行得通了。
以上述安华所在支行的126万元债权的抵押物为例，业主的购房价格为1.5万元/平方米；目前抵押物所在小区同楼层、同户型的二手房市场挂牌价在1.2万元/平方米左右，如果将债权交易换算为抵押物交易，那么抵押物的成交单价只有7300元/平方米。
对安华所在的支行来说，如果50多笔断供房贷均以类似方式处置，银行将面临较大损失。如果房价继续下跌，延迟处置造成的损失可能更大。
此外，那些经过银行劝说延迟或暂停偿还房贷的业主，如果宽限期结束后仍没有恢复偿还月供的能力，届时又该如何处置？
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说，无论房企、城投公司，还是按揭贷、经营贷，任何一个领域发生风险，只要小心应对，做好预防和风险隔离，一般不会对银行造成致命伤害，只是会损失几年的利润。
目前，他担心的是各个领域风险的叠加。之前，针对房企和城投的逾期债务，在监管指导下，银行通过展期避免了违约，这些展期的债务能否顺利收回还是未知数。如果逾期的按揭贷款也通过这一方式化解，银行势必承受更大压力。
三、从被动到主动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安华所在支行曾出现过一波房贷断供的情况。但彼时的断供偶发性和集中性强，不是一个递进过程，没有出现大面积蔓延，风险相对可控，对银行没有造成太大冲击。
2021年四季度以来，民营房企流动性风险爆发，房地产供需关系迎来转折点。土地交易市场冷淡，部分地方城投公司出现偿债困难的情况。银行对涉及房企和城投公司的部分贷款进行展期处理。
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称，展期只是将风险延后，以时间换空间。以他所在的银行现有的资产规模和风险承受能力，已在勉强应付房地产和城投的相关风险，因此不愿意看到个人房贷领域出现大面积断供。
早在2023年下半年，部分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对存量房贷按揭进行全面摸排，重点关注2018年至2021年间的房贷。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说，因为这一阶段的房价和按揭利率均为高点，因此更容易存在断供的情况。
经过摸排，安华所在的城商行将存量房贷分成五类：第一是优质类，多为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的贷款，业主资质较为优质；第二是稳定类，多为早期购房业主，月供压力小，几乎不存在断供风险；第三是关注类，月供压力适中，一旦业主收入大幅减少，可能发生断供；第四是重点关注类，收入难以覆盖月供，断供风险大；第五类是已断供房贷。
安华说，第一类和第二类客户风险相对较小，正常维护即可；第五类已经断供，风险已经形成；第三类和第四类房贷是银行重点关注的对象。
针对这两类房贷客户，安华所在的城商行做了两件事：
第一，对部分房贷利率明显较高的存量房贷，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银行根据当前房贷利率变化等情况，主动对符合政策的房贷降息，以减轻客户的月供压力。安华说，虽然银行会损失一部分利息收入，但会大幅降低断供风险。
第二，银行主动与客户沟通，了解其实际困难，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帮助客户。比如，如果客户暂时失业，经济压力较大，可以协商减少月供额度或暂缓还贷，以确保客户不会断供。
从之前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的不仅是安华所在的城商行，多数银行均采取不同的主动防御措施，试图将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以确保断供风险不会大规模集中爆发。
一位大型银行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针对部分房贷利率较高且月供压力较大的首套房业主，他所在城市分行已经多次主动降低房贷利率。
该人士说，之前，银行风控业务的重点在贷前环节。在经历了房地产流动性风险等一系列事件后，银行进一步完善风控体系，加大对存量房贷的分类管理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增厚了风险壁垒。
目前，部分银行在部分城市将首套房的利率下调至3%以内，接近公积金贷款利率。在上述大型银行人士看来，按当前执行的房贷利率，部分存量房贷仍有下调空间。但由于当前利差较低，对银行而言，目前并非下调存量房贷利率的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