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颜三卫”，一个明朝历史中神秘的名号，曾经是明朝北境一支无往不利的蒙古精锐，明史记载：
“（大宁卫）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
这些归诚大明王朝的蒙古勇士在新王朝中被作为重要的军事力量而礼遇有加，甚至一度成为影响大明王朝征战的胜负手。后来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第一步，便是借兄弟情义从北平进入大宁卫（今内蒙古宁城，管辖今河北长城以北，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以南与辽宁西部三省交界地带），在挟持宁王的同时一举收获“三卫彍（guō）骑及诸戍卒，成祖复选其三千人为奇兵从战”，获得了与建文帝南下叫板的核心力量。
这样一支强大的精锐力量，为什么在靖难之役后便逐渐淡出了明朝历史，他们的消亡又如何同时敲响了大明的丧钟？
瓦剌崛起前后朵颜三卫的南迁
朵颜三卫的归附起源于一场明代的捕鱼儿海之战。明朝军队占领大都之后，逃到漠北的大元朝廷并没有马上崩溃，而是依旧占据漠北、西北等地与明朝南北对峙，成为明朝这个初生王朝的边患。于是，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策划了一场堪比卫青霍去病曾经的那次绝漠远征，大将军蓝玉、王弼等率军十五万，趁北元汗廷驻牧捕鱼儿海（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贝尔湖）之际发动突然袭击，将北元太尉蛮子当场斩杀，除北元可汗脱古思帖木儿与其子天保奴等数十人骑马逃脱外，七万多北元士兵、宗室贵族均被明军俘虏。
此战之后，北元汗廷的基本力量消亡，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后裔主导的瓦剌部落与东部蒙古部落开始了对大汗权力的争夺，蒙古草原再一次分崩离析。丧失了漠北靠山的东蒙古各部开始大规模投靠明朝。《明史》记载：
高有天下，东蕃辽王、惠宁王、朵颜元帅府相率乞内附，遂即古会州地置大宁都司营州诸卫，封子权为宁王使镇焉。洪武二
十二年（1389）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俾其头目各自领其众，以为声援。
当时，元朝末代辽王阿札失里率部归降，其所领地朵因温都儿兀良哈千户所（朵颜元帅府）、台州等处怯怜口千户所，和灰亦儿等处怯怜口千户所，也就演变为了“朵颜”“泰宁”（台州在元代归泰宁路）和“福余”（即灰亦儿）三卫。明朝统称三卫为“兀良哈三卫”或“朵颜三卫”。
三大部落基本分布于今天大兴安岭东麓一带，处在中原、漠北与东北三大地缘力量的交汇处。
永乐初年，明成祖重建朵颜三卫。由于当时朵颜卫脱儿火察对明忠诚无二，遂以朵颜卫居首。明成祖朱棣为酬劳朵颜三卫的功绩，册封“余三百五十七人，各授指挥、千百户等官，赐诰印、冠带及白金、钞币、袭衣……自是三卫朝贡不绝”。从而使朵颜三卫继续成为横亘在漠北与东北之间的明朝的重要军事帮手。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15世纪后，历史时期最后一次小冰期开始直接影响整个北方地带，自明初开始的寒冷气候达到了顶峰，游牧民族的南迁侵袭欲望愈加强烈。
明宣宗宣德初年，一直在远处游牧的朵颜三卫的兀良哈人开始从大兴安岭一带南下，进入原大宁都司一带的滦河两岸放牧，虽然刚开始遭到了明朝边将的阻止，宣宗亦下敕谕禁止之。但曾经辉煌的大宁卫那时已然是一座空城，整个大宁都司属于荒废状态：
“大宁诸卫官军多逃，于口外相聚刦掠，罪本难容……后出于一时畏罪逃聚，衣食无资。遂至劫夺，陷为盗贼。”
于是，大宁都司所在的长城以北一带逐渐成为朵颜三卫躲避寒潮天气的好去处。
与此同时，蒙古高原上瓦剌部落在与东部的竞争中崛起，以马哈木、脱欢、也先祖孙三代为首的绰罗斯家族成为草原上的新霸主（这个家族后来成为准噶尔部的王族，诞生了清代准噶尔部的名人绰罗斯·噶尔丹）。同时，瓦剌部在与部争夺漠北控制权的过程中不断向东北一带扩展自身势力。“土木堡之变”前后，瓦剌对明朝开始大规模进攻，当时作为三卫中实力较强的泰宁卫都督拙赤被杀，脱脱不花出兵辽东时，兀良哈头目也多死于战火，福余卫人马逃奔恼温江（嫩江），泰宁、朵颜二卫降附瓦剌部，并受其驱使与明作战。
于是，曾经风光无二的朵颜三卫一度成为瓦剌集团攻略明朝边境的马前卒，站在了明朝的对立面，同时也因被战争裹挟驱赶而继续向南迁徙到距离明朝边境更近的区域。到15世纪中期以后，朵颜三卫已经逐渐由嫩江、洮儿河流域与大兴安岭南麓，迁至开原至喜峰口以西地区，游牧于明蓟辽边外。
自此，朵颜三卫成为完全毗邻明朝边境的游牧部族，也从有距离感的军事盟友变成了战和不定的邻居。
朵颜三卫亡于左翼蒙古
瓦剌部在与明朝的冲突后，逐渐撤回了其军事行动，并开始向明朝朝贡，以示和平。与此同时，朵颜三卫在解除了北部边防的紧张状态后，也开始寻求与明朝恢复正常的朝贡关系。明朝考虑到朵颜三卫在地理上的重要性，以及其作为北方防线的一部分，对明朝的安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决定对朵颜三卫采取和平扶持的政策。尽管朵颜三卫有时会有小规模的边境冲突，但明朝从大局出发，依然保持了与朵颜三卫的和平关系
在15世纪末期，达延汗即位并统一了东蒙古的各部落，成功将分散的领地整合为六万户。达延汗将这些部落分为左右两翼，左翼包括察哈尔、喀尔喀和兀良哈三万户，驻帐于察哈尔万户；右翼则由其一子济农统率，涵盖
鄂尔多斯、土默特和永谢布三万户，驻帐于鄂尔多斯万户。达延汗对蒙古高原的整合自然波及了朵颜三卫：
“成化二十三年（1487），朵颜三卫为虏酋那孩等率众驱逐劫掠，各携人畜入关避匿。北虏那孩领三万人马至大宁金山并老河等处。将尔部下伯颜等抢杀。并掠去畜产万计。尔俱挈家于近边藏匿，又被北虏追杀。有遗弃老幼，不相顾藉者。事下兵部言：三卫夷人，实为边蔽，今其为虏迫胁不已。不及时绥怀，恐失其内向之心。仍遣译谕三卫，听其暂驻近边。虏退还收部落，勿为虏所吞并。”
明廷称朵颜三卫为“夷”，而称蒙古为“虏”，显然是将朵颜三卫视作“羁縻属部”来对待，并深切知道他们作为边蔽的重要性，甚至明廷关于蒙古的信息，主要也来自朵颜三卫的报告，于是明朝专门下敕书曰：
“其有伶仃孤苦者，量给米布赈恤。遗弃人口，遇有亲人认领。给还完聚，待事宁之日，尔等仍回原卫。保尔家业，收尔部落，各守臣节，忠顺朝廷。”
在朝贡贸易中，兀良哈三卫随同蒙古部一起朝贡，明朝明确告知蒙古部使臣，兀良哈（朵颜）是 “我朝设立属卫，彼之朝贡自有常例，今尔无故纠引而来，甚非所宜” 。为了满足朵颜三卫的请求，明廷将朝贡人数由五十人增加到一百人，其目的就是希望兀良哈人能够感恩明朝，为明朝防护边疆。
尽管明朝始终将兀良哈三卫视作自己的肘腋藩篱，但是蒙古高原上各部落的纵横捭阖是明王朝始终难以预料和把控的。
十六世纪中期，蒙古高原上的左右翼六万户发生分裂，达延汗长孙卜赤作为蒙古部落的新继承人，其威望仅仅能维持其在左翼蒙古（东部喀尔喀、察哈尔与兀良哈）的统治，右翼蒙古部落的实际权力被掌握在达延汗的另一个孙子俺答汗手中。这位俺答汗带领土默特部众迁徙到逼近大同门户的大青山麓丰州滩地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建立了呼和浩特的前身归化城。
这位掌管右翼蒙古的首领从1532年开始便迫切想要得到明朝的“通贡”待遇，然而当时的明朝却屡屡严词拒绝这位右翼“大汗”的申请，甚至悬赏捉拿俺答汗入关。随后，恼羞成怒的俺答汗便在1542年六月大举进攻山西。仅两个月，就“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掳男女三十余万、牛羊豕畜二百万，衣袱金钱称是，焚公私庐舍八万区，蹂田禾数十万顷”，随后又入侵宣府（今河北张家口）与明军激战，最终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率十余万铁骑围北京三日，明主将仇鸾采取坚壁之策，任凭俺答劫掠京郊，俺答在饱掠之后扬长而去，史称“庚戌之变”，也被人戏称为第二次“土木堡之变”。
在明朝将重心集中在河套地区之时，蒙古高原上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公元1546年，蒙古大汗卜赤（达延汗）去世，其子打来孙（达赉逊）继承了大汗之位。打来孙统领的直属大汗察哈尔部原本长期游牧于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塞外（即今锡林郭勒盟一带）。随着右翼俺答汗势力的迅猛增长，打来孙的部落担心被吞并，在卜赤的授意下向东迁徙，进入大兴安岭地区。
当时，蒙古方面的通事小四汉等四人带着右翼蒙古俺答、吉囊、把都三个头领的“番文三张，到墩说称：前会小王子（左翼蒙古大汗），他不肯来，要去抢辽东。俺们是与他不和了。”这表明了左右蒙古的分歧已经摆到明面上了。
此次迁徙规模浩大，不仅有蒙古大汗直属的察哈尔部，还有罕哈（内喀尔喀）和尔填（科尔沁）共三大万户。这一次，蒙古左翼部落所要求的不再仅仅是朵颜三部的臣服，而是彻彻底底地兼并征服。
万历年间明代冯瑗的《开原图说》记载：
“自嘉靖二十五年元小王子苗裔打来孙者收复三卫属夷，举部东移，驻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之北，西南犯蓟门，东北犯辽左，而辽左始有虏患。当时打来孙部落有虎刺哈赤者，骁勇善战，所部兵甚精，为泰宁、福余夷勾引入辽河套游牧，遂为广宁、辽沈、开铁大患。至今五六十年，其遗孽乃更猖炽。”
蒙古左翼此次东迁南下征服朵颜三卫，首先是要夺取其手中有明朝官方认证的通贡“敕书”，从而获得与明朝重开贸易的权利。此外，在达延汗分封子孙后不久，东蒙古社会便陷入了“有限的人口与牧地被无限地分封”的恶性循环，黄金家族内部各种势力间属民与牧地的争夺随之出现，所以此次迁徙也是为了缓解漠北驻牧地过于拥挤而出现的紧张状况。
从嘉靖二十五年（1546）开始的二十年间里，蒙古察哈尔部与右翼蒙古共同瓜分了朵颜卫，罕哈（内喀尔喀五部）主要占有泰宁卫，又与尔填（嫩科尔沁部）一起瓜分了福余卫。
嘉靖初年，朵颜卫首领花当及其后裔几乎完全控制了三卫，盛极一时，而根据万历年间的《卢龙塞略》记载，嘉靖年间的朵颜卫首领花当次子至十一子及其子孙，全部附属“东虏”土蛮汗、黑石炭等察哈尔各部首领。
而执掌内喀尔喀五部的首领速把亥进入辽东后，便将妹妹许配给泰宁卫都督把班长子花大，使其成为本部的塔布囊（驸马），从而利用军事与联姻双重手段控制了该卫，其带领“部泰宁人抄木、花大、把儿都、红脸孛罗等引弓之夷万余人，颇虓勇，东西到锦、义一千五百里，所在皆可直入犯，无险阻”，所以称其为“泰宁酋”或“泰宁部长。”
速把亥之后，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俗，炒花继承了父亲虎尔哈赤去世时留下的全部财产其领有的乌济业特部是在进入辽东后才形成的，成员包括许多兀者人（即福余卫），占领了泰宁卫与福余卫领土的炒花最终成为内喀尔喀五部的盟主，与明朝边军对抗长达半个多世纪。
与内喀尔喀部进入辽东同时，科尔沁万户左翼在魁猛克塔斯哈喇的率领下越过兴安岭，游牧于嫩江流域，以后称为嫩科尔沁部。在东进过程中，科尔沁部与内喀尔喀弘吉喇特部共同瓜分了福余卫的两个大支，还悄无声息地占领了朵颜三卫的北部地区。
至此可知，北元汗廷率领东蒙古诸部大举移牧明朝蓟辽边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瓜分了原来在此驻牧的朵颜三卫（兀良哈三卫），从此直接与明朝蓟州和辽东的边军对峙，曾经作为明朝在辽东藩屏的朵颜三卫至此彻底沦为左翼蒙古人的马前卒。
大明末日的降临
朵颜三卫被瓜分后，其部众成为东西蒙古各宗主的阿勒巴图“属民”，原本作为明朝的忠诚附庸，能够为明朝提供蒙古情报的朵颜三卫，短期内转变为“北虏”的仆从力量。随着东蒙古各部将战略重心转向蓟辽边外，他们的野心与实力完全脱离了明朝的掌控。他们在边墙和堑壕外牧放畜群，繁衍生息，使得明朝的蓟辽防线感受到了自土木堡之变后前所未有的压力。
从嘉靖三十一年开始（1552），整合了朵颜三卫的打来孙汗便率领十余万骑从蓟镇和辽东两个方向进攻，声势空前浩大，明军损失惨重。另一次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冬，“北虏打来孙等率众十余万骑，深入辽东广宁等处，总兵官殷尚质率游击阎懋官等御之，虏众不敌，尚质等死之，亡其卒千余人”，足见战事之惨烈。
从此时开始，明朝“九边”防御中东部蓟辽两边面临的局势空前严峻。左翼蒙古诸部的入驻，使明朝辽东地区防御线面临西、北、东三面合围的巨大压力。据嘉靖三十七（1558）年户部报告，“京边岁用之数”的“岁出”已经较以往成倍增加。蒙古土蛮汗即位后，蒙古左翼对辽东的侵扰更是连岁不断，仅明史记载的就有十余次之多，蒙古铁骑出没于沈阳、抚顺与辽阳之间，甚至在隆庆元年（1567），“（朵颜）三卫色土蛮同时入寇蓟镇、昌黎、抚宁、乐亭、卢龙皆被蹂蹸，游骑至滦河，京师震动”，从而让明朝京师时刻处在威胁之下。蓟辽这一危险局面直至明万历年间李成梁主政辽东、戚继光统辖蓟镇后，才得以短暂缓解。
到万历后期，进入辽河上游的左翼蒙古对辽东的压力持续增加，明朝在辽东的疆域被压缩在山海关－宁远－锦州－广宁与辽沈这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带，持续的劫掠与战争让辽东一带的明朝土地仅能以堡镇等军事点位的形式存在，广阔的辽土与辽民根本无法形成具有自给能力的核心领地，从而让整个辽东成为一块无限投入的死地。
而随着明朝边疆将领与军队素养却大不如前，不仅对来自西北方面的左翼蒙古部落（北虏）疲于奔命，更需要应对来自崛起于东面的建州女真（建奴）努尔哈赤的咄咄紧逼，因此产生的“辽饷”与无休止的边患让大明王朝持续休克性放血。
公元1598年，当努尔哈赤奋力征服白山黑水见的海西女真四部之时，蒙古左翼内喀尔喀五部首领炒花，联和布延汗诸部寇辽东，让在朝鲜战场上血战日寇的总兵李如松（李成梁之子）陨落沙场。
万历四十三年（1615），左翼蒙古的林丹汗亲率数万军队三次抄掠明边，自广宁至锦州长达数百里的战线上频繁出击，声势浩大，从而让明朝方面惊呼“虎墩兔憨为虏中名王，尤称桀骜”的三个月后，努尔哈赤正式登上御座，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及八旗贝勒大臣率群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女真人的大金国正式建立。
当左翼蒙古与明王朝在曾经的大宁卫旧土上厮杀不止时，努尔哈赤的羽翼早已丰满。当蒙古察哈尔、科尔沁与内喀尔喀诸部联盟在无休止的侵袭战中日益碎片化，当拖着疲惫身躯的大明王朝无奈东望之时，两者惊异地发现，一个整合了建州、海西与东海诸女真部落的强大女真八旗军政怪兽已然蓄势待发。
半只烟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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