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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
家有孩子，总得想着给孩打疫苗。侄子、侄女都在我家，加上我女儿，孩子小时候这疫苗就打不过来的打，孩子打了疫苗后总有程度不同的各种反应。后来有一天我说，其实你们不用打那么多疫苗，想想看，如果你们的同学全打疫苗，人人都不发病，谁传染你们？所以，如果是你们同学全都打的疫苗，你们不打也罢。结果就出事了。一次，统一打流脑疫苗，从幼儿园到高中，所有孩子全打。打过之后，孩子们爆发式产生不良反应，住满医院，全城恐慌。我也慌了，一问，我家三个孩子个个有主意竟然全没打，我说：“这下可糟了，全城的孩子传染你们三个，这可如何是好？”火车不通，我用气车把侄子、侄女送走，女儿不走说“要与家乡人民共存亡！”把女儿锁在家里，我参加“工作组”深入到学校协助医生检查孩子病情，忙了两周，总算是平稳过渡。
女儿的堂弟打了乙肝疫苗后反出现乙肝病症，用激素治疗导致肥胖，至今体重超重，多病缠身。我有个朋友，终生未婚，大家很好奇，怀疑她生理和心理上可能有问题。我就把这个问题向她提出来了。她很坦率，说她二十岁之前和所有姑娘一样也是春情满怀，春心荡漾的。但下乡期间有一次冬季上山砍柴，她迷路冻僵了，大家找到她后送到医院，医生给她大量用上激素，此后，她再看异性献殷勤就如看小丑表演。她说，在这种心理状态下结婚不仅是害别人，也让自己痛苦，所以选择独身实在是别无选择。
朋友生孩子，孩子一出生，医生说有点喘，把孩子放称上一称，说体重够，一针三合一的疫苗就给打上了。人家的孩子，我也不好阻拦，我想说，孩子既然有些喘能不能先不打疫苗，这疫苗到人体里是要有所反应的，岂不加重孩子负担？打完疫苗把孩子放到保温箱中，挂上一瓶抗生素，同时把氧气输上。这一系列行为弄得我心脏紧缩。这么小的身体，刚到这个世界就给强行加入这么多东西，如何容纳呢？我把手伸进保温箱，这个新生儿紧紧攥着我一根手指一夜没有放开。我问医生，这氧气输得时间长了听说对孩子的眼睛会造成不可逆损伤，是不是得考虑一下？医生说考虑不了那么远，只能顾眼前。这一夜，我老有一种要把孩子抱入怀中保护他的冲动。早晨我离开时嘱附朋友家人给孩子个手指让他攥着。人家笑我。我走了，孩子很快就死了。孩子只是气喘，如果用上这么多措施后的结果也是死亡，为什么这个南墙我们要一撞再撞呢？
母亲在时，不赞成给这么小的孩子打吊瓶。对病人吃东西都提出忌食生冷要求的母亲说打吊瓶是给孩子灌凉水，孩子阳气返不上来命就没了。好多在医院越治越重的孩子到母亲这母亲只要求停药孩子就一天比一天见好。不讲阴阳只讲科学当然就可以给孩子大量灌凉水了。对体质虚弱阳气不旺的老人母亲也反对不停地挂吊瓶，认为这会损伤老年人本已微弱的阳气。
正因为我们把治病理解成不断采取治病措施，所以，不采取行动就不是治病，许多医疗官司就是告医方不作为，现在又有告医方的抢救是表演。所以，我想西医也不一定认为给新生儿和老年人采取那么多措施是必要的，之所以做表演就是为了有所作为，为的就是避免遭到不作为的指责。
科学无疑是条捷径，但一味走捷径对人类是不是件好事？有一个想走私的青年找我说，你是搞法律的，你说真心话，犯罪的成本到底有多大？比如我走私一次的危险系数是多少？我说你走私一次的危险系数是百分之一。他听了高兴地说，那太值得干一次了。我说，可一个人一旦选择了做叛徒，那么他哪来勇气再回头做义士？当叛徒受害最大的是人的思维方式，毁灭的是人的精神。而选择错误道路的危险系数就是百分之百。每当有命案一时破不了时，我总安慰被害人家属说，案子一定会破，我的经验是凡负有人命的罪犯象有鬼支着一样一定会浮出水面。女儿说，你这是用迷信唬弄人。我说不是，一个人一旦走上一条违反常理的人生道路，他的心理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变化，很难再回归到正常人生道路上来，所以就会做鬼使神差的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佛家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说的就是人要从错误的道路上扭转过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科学技术使人类从自然中“走私”到大量财富，也毁灭了人类亿万年来在自然生存中形成的勇气。想让人类再获得这一勇气是太难了。但我们现在所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认真去想。
如今，想找回人类面对自然，以自然状态生活的勇气已经不可能了。现代人遇到狼吓得腿软筋麻是正常反应。我对女儿说，在自然界中兔子遇见狼并不是吓得屁滚尿流而是沉着应战。而兔子与狼的斗争也并不是回回以狼的胜利而告终。面对强大对手束手待擒不是动物规则。而如今人们却一再推行一种向强势投降的“明智”理性。中医之所以不投降在于中医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是尊重人的个性和个体价值。认为由于时空位置的唯一性，每个人都可能具有他人不可取代的唯一性。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存在不能否定另一个人的存在。说什么现代人比古人聪明，现代科技成果可以取代以往人类的全部成绩，其实就是把自己所在的这一时空无限扩大了。现代人所在的这一时空的确是谁也取代不了的，有其唯一性。可人类基因并没有产生突变，说今人比古人聪明的生物证据是什么呢？从基因角度看，今人不过是古人的再现，所多的可能是历史经验。可我们人类这几百年走的是“熊瞎子掰苞米”认识道路，手中的苞米只有一个，怎么就认为自己在认识上很富有呢？
我可以认为我比我奶奶占有的知识多，但我绝不认为我比我奶奶更聪明。我知道许多现代专家还很困惑的问题我奶奶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随着我奶奶的离去，我知道许多劳动技艺永远地消失了。我再也吃不到唯有我奶奶能盐制的咸菜和酱菜了。我相信古人能擒狼伏虎，但今人会用今天的现实否认这一点。
女儿很小的时候就会嗑瓜子，可上幼儿园之后她却整个地嚼瓜子吃，并告诉我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全这么吃。”如今她在读古书时会时常感叹中国古人会嗑瓜子而今人却学人家嚼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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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
对于我的中西医结合的主张，我听到了一些来自中西医两方面的反对意见。有个网友来信说，你的中西医结合主张如同让天上的飞机拉着地上的火车跑。我觉得这个把西医比作飞机，把中医比作火车的比喻比我的“牛刀”、“鸡刀”比喻好。我们有了飞机之后并没有取消火车，从发展前景看飞机也不能取代火车。这不是仅仅靠论述飞机和火车的功能就能成立的。还要考虑地球能源和大气污染的承受能力。再说，有的人不肯坐飞机纯就是害怕。我一看飞机乘务员演示救生方法就忍不住笑，这飞机要是往下一掉，啥救生法管用？
中西医结合不是我从理论上选择的主张，而是现实中的存在。百姓在看病的选择上已进行中西医结合了。病人们看中医时手里是拿着一叠片子和检验单来的。来找中医的病人身体或是浸透了西药，或是做过手术的，还有受过放化疗的，这些都是中医需要面对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医已不可能在纯自然的环境下不考虑西医在人体中的作用单纯给病人看病了。如果说我母亲的师傅可以不考虑西医因素给人治病，到了我母亲这一代中医就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了。经过西医治疗的病人，我母亲必须判断西药在人体内起了什么作用，便是一个感冒，用过西药后由表症变成里症，如果不考虑这一点中医也无法施治。等到了女儿师傅这一代中医，不仅治病时经常借用西医病名和医学术语，而且在治疗过程中也要面对病人通过检验单和扫描图象检测中医治疗效果并让你中医做出解释这一现象。我想，通过检验单上数据的变化，中医人对中药和中医效法也多了一个思考角度，这对中医未必不是好事。
我先后得过几次急症，想找中医一时上哪找去？为此，我也用过激素，甚至用过进口的，激素量大到当地医生不敢用，还是北京专家叫喊着让成倍加量。但西药的副作用让人感到如同多得几个病，苦不堪言。通过弟妹我服用一个外地九十多岁老中医的药使我这些年得以控制病情。考虑到老中医年龄大了，他的方子又保密，怕他去世了没人救我，加之便是用快件邮药也得三天，根本来不及，我就把他给我配的药每次都存下来一些。服药时，我不用水，而是在口中嚼着猜测药的成分，竟然就让我把主要成分猜着了。我把猜到的药买来服用，效果也很好，自己颇为得意。上次犯急症，急服存下的药，又再次买来我猜出的药服用竟然无效。只好又用激素，又被副作用折腾得死去活来。后来老中医知道了责问为什么不找他。弟妹就把我存了药吃了不好使的事告诉了他。老中医听了哈哈大笑，笑我自作聪明，说我每次发病的起因和病症都不一样，我这次是连同心脏病一起发作，药借不上心力，所以发挥不了作用。他又给我配了新药，再次救了我。这次吃老中医的新药我就不猜是什么成分了，甚至不想知道他治病的药方了。因为我知道就是把药方告诉我也没用，他不是用方治我的病的而是用医理，这怎么是我能把握的呢？如果老中医死了我再发病就只有用西药到死了。
人的认识进步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一个不断给人类添加眼睛，添加头脑，也就是添加新的感觉器官的过程。我曾说，什么是哲学？就是瞎子论颜色。一万篇瞎子论颜色的论文不如让瞎子睁开一只眼睛。西医的仪器锐化了我们的眼睛，可这是不够的。
我一个朋友说，三星堆出土的人物为什么会有柱形的眼睛？因为那时的人已经认识到人的眼睛是横目，只能见到空间而见不到时间。所以三星堆人用柱形的眼睛告诫人们要用历史的眼睛看事物，这就是纵目。中国人对纵目认识的追求便对当今科学也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中医是时空医学，尤其是时间医学。所说医学的境界就是变肉眼为法眼、慧眼。爱因斯坦说，世界最神奇的事是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我想，做为认识的主体，人是这个世界最高超的检测仪器。我们在开发机械和电子仪器的同时，不要乎略人这个由造化自然加工了亿万年精密仪器。
做为中国人，我主张活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我对女儿说，生命智慧有如池塘中的荷花，一天增一倍，二十天满池。其实在二十七天时智慧才是半池，人生很可能在最后时段获得大满贯。所以我相信古人有智慧。时间不是任人表演的平面舞台，就象好酒，好香水都要长时间撂置以便各种成分一遍又一遍地相互微调一样，我们个人的人生随着时间的推进“今天”要与“昨天”和“前天”以及“大前天”逐一产生化学反应。每一次反应都会使“昨天”和“前天”以及“大前天”的颜色和质地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反对随意人为中止生命进程，同时想告诫中止自己生命进程的人，他对人生意义所下的判断不是定论，如果真有科学探索精神，就要等一下时间赐予人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我也反对给历史划分阶段。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一体的，历史的意义随着“今天”这个棋子的落下，色彩会为之一变，你甚至会发现，历史与今天早有呼应，曾有过某种“暗示”。西医今日的“起”是起于当初的“伏”；中医今日的“伏”蕴藏着他日的“起”，这正是此一时彼一时。所以，真正的中医人并不急燥，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同事调离时送我办公室一盆攀爬植物。这盆植物很快爬到了我苍翠的“八宝树”上。 缠得“八宝树”渐渐失去颜色几近枯死。就在我认为“八宝树”在这场生存竞争中失败了时，我发现它开始反败为胜，最后“克”得攀爬植物枯死，只留下小小一根枝条。花盆中的“护盆草”结有细小如针尖的褐色种子，它用“爆破”的方式播撒种子。我望着天棚上密密麻麻的褐色种子奇怪：这得多么大的“爆破”力量才能使这么小的种子附着到天棚上？如果它有苹果那么大，它不是原子弹？我在桶里养着“开运竹”，每次我只给它换一半水，半年后，我竟在桶里发现为数不少的水螺！要知道我们的自来水不是来自河里，可是地下水啊！小小一间办公室中的生态系统足以让我困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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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
现代社会为医生的多样性提供了现实性和可能性，医生不再有统一模式。
便是在古代，中医也有衣食医和传道医之分。
我舅舅不是传道医，也不能算是衣食医，我叫他“工作医”。
姥姥死时，舅舅才三岁。用他的话说，是我母亲承担了他母亲的角色。母亲年轻时走南闯北，一直领着她这个小弟弟，自然地，舅舅被母亲领进了中医门。
舅舅被母亲送进中医院校学，毕业后分到另一城市做医生，和一位针灸大夫结了婚。
做为医生，可以说我舅舅很称职，他工作认真、负责，业务考试成绩、学术研究成果、甚至外语水平都为同行称道和认可，他干到了院长的位置。
母亲和舅舅这对姐弟中医，一个治病治得好，一个工作干得好，是不是都应算是好医生？
但母亲认为我舅舅不会看病，说一眼就看出是实病的人他还给人家开补药。
我曾就此质询过舅舅，舅舅说：“虚病和实病我还看不出来？你妈太傻、太实在，她不了解看病人的心理，我开的不过是人家想要的壮阳药而已。”我说，你这样做不是害人么？舅舅说，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如果这些人的身体早晚要出问题，你认为是让他们早出问题好还是晚出问题好？早出问题能得救，晚出问题救不了，能说我是害他们？
虽是歪理邪说，但舅舅话让我一时无言以对。
着实说，中医越老越吃香，舅舅如今应该是个大忙人才对。可他每天下棋、钓鱼、上网，过着悠哉游哉的退休生活，根本不给人看病。倒是我那搞针灸的舅母一直没得闲，天天为人针灸不止。
过去的中医没有退休一说，没人给他们退休金，活到老干到老，母亲给人看病就到生命最后一息。
然而，对舅舅来说，干中医是参加工作，工作才是他的衣食之源。所以，在拿到退休金不用再工作时，他也就不再给人看病了。所以，他如今虽然老了，但不能称他为老中医。
母亲在医院工作时，除了担当医生职责外，还给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开班当老师，我曾见过她与学生们的合影。这批与我舅舅同龄的新中国一代中医是在医院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首先学会的是怎样工作和适应医院。而这个“工作” 有时候与治病是一回事，比如在强调“救死扶伤”时；有时不是一回事，如在强调医院利益时。
医院之所以是医院，就是用工作统一医生思想，用制度限制个人行为，保障医院的运行机制。因此，对工作负责有时不等于对病人负责，既便是满腔热忱地投入工作也不等于是满腔热忱地对待病人。
人们从感情上接受不了北京朝阳医院发生的孕妇死亡事件。但从工作角度看，医生犯了什么错误么？是不认真，还是不负责？没有。那么，在医院中，我们能对医生提出大于工作的要求么？
正是工作与治病的细微差别产生了医患矛盾。我想，我舅舅这一代隔着“工作”搞中医是不是造成中医退化的原因之一呢？
我们是如此地惯工作，以至于对工作从不质疑。我小时就认定工作是个光荣的字眼，认为母亲不参加工作是落后、愚昧的表现。看来，中国古代官府不办医院，使中医没有“工作”可寻，必须直面病人的做法，正可保持中医的生命力。
如果说母亲学医是为了救人救己，舅舅学医是为了参加工作，那么我女儿这一代孩子学中医则大多是为了上大学。这样一来，中医人离中医就更远了。因此，大学毕业后很多孩子改行不搞中医也就不足为奇了。
经常有亲友问我女儿毕业后的工作安排问题。我和女儿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工作也好，上大学也好，对女儿来说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不想让女儿对“工作” 的理解比对病人的理解更透彻。中医可以不“工作”，只要有行医权就行。所以，当个游医或坐堂医都可以。女儿说，既便是办医院，她办的也会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
女儿鼓动我侄子学中医，我不赞成，因为我侄子是个“手在脑前行”的人，我认为他不适合学中医。而女儿则认为中医现在天地广大，总会有适合他做的事情。可学了中医的侄子却在外科上显示出天赋，他非常擅长缝合血肉模糊的人体。看他网上日记，写得如同病历。手术的每一个步骤，怎么缝的肠，怎么接的筋，清楚得可当操作规程。我开玩笑说，到我侄子手里的人，便是死了也被缝得整整齐齐。
虽说人死了缝好也没用了，可凡是活过来的人又必须是被缝合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侄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有缝无类的做法也是有道理的。
当身体被创成开放伤，中医的理论也随之被创而破了。女儿面对血肉模糊的躯体就是举着两手一脸茫然，她的头脑分析能力强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如我侄子马上动手缝合来得实际。所以他姐弟俩相互配合比各自独立行事更让我放心。
不过，侄子在外科上的擅长让我很为难，这表明他需要依附医院。我打听了一下，各级医院的医务人员都是人满为患，侄子想要参加工作非常之难。但不管怎么难他也得进医院，因为谁能为他建个手术室啊？这下我明白中医的外科为什么不发达了，因为历史上中医没有医院，这正是万事万物有一利必有一弊。
医生类型的多样化既是社会现实也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为此，一味反对西医或要求取缔中医都不利于医学的整体发展。为了我女儿和我侄子能各得其所，我希望中医和西医共同存在、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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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八）
人的生命之脆弱，往往瞬间就能消散；人的生命之顽强，又为现代科学解释不了。
我认识一个十八岁卧床至今已四十载的全身瘫痪的类风湿病人。象霍金一样，他全身也只有三个手指能动，霍金还可以坐在轮椅上，他连坐也不能。
霍金在二十二岁时被医生判定只能活两年，而今他过了六十五岁生日。
霍金报名参加2009年的太空翱游，准备实现儿时的梦想。医生们断言，霍金要是上太空非死在飞船里不可。我同意医生的看法，但霍金要是活着从太空回来，就颠覆了生理学。
我那位因醉酒从楼上跌下来的朋友，卧床不到一年就死了。医生讲解说，只要卧床一周以上，人的肌肉力量就减少２０％，人体功能是用进废退，卧床使人呼吸运动、胃肠活动减弱，血液循环缓慢，免疫力降低，各系统退行性病变、继发性器官损伤不可避免，总之是条条道路通死亡。我们这位朋友就死于肺感染。
既然瘫痪病人从生理学上讲很难活，为什么我认识的这人瘫痪四十年还活着？而且大有活过一些肢体健全人之势？为什么象霍金这样早就被西医宣判死刑的人，其生命还在令人不可思议地延续？他们身体的抵抗力真的象西医说的那么低吗？如果低，他们怎么会活这么久？如果不低，又是什么道理？
用生理学理论不好解释躺着不动也可以长寿。健康与长寿、生命与运动的关系现代科学还不能完全阐释，这使我对进化两端的人类生命生出许多想象，生命到底是什么形态，可以是什么形态呢？
对霍金，我们还可以说他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照料——好几个专业护士24小时护理。而我认识的这人，幼年丧母，中年丧父，无学历、无工作，领低保，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很差，身边常常无人照料，他要能耐饥渴，忍不便……
我看他总是以一个姿式躺着，一双棉手套时不时在身下垫垫。他的腿看上去与正常人差不多粗细，细看却没有肌肉，是腿骨疏松膨胀了，这样的骨质，一碰就碎。他身上曾烂出几个洞，露出骨头，没有药，贴几张纸，也自愈了。
他的生命，让人震撼，给人启示。
我曾跟他开玩笑说，上帝造他时只造个脑袋，没造身子。只活一个脑袋的霍金几乎颠覆世界。而我认识的这个人，其精神力量也相当强大。
记得中学读书时课本里有一篇古文《狱中杂记》，说的是监狱环境恶劣，有传染病，每天都死不少人。而令人奇怪的是，犯重罪的大盗却几乎不染病，便是染了病也很快就好。作者说，这是因为大盗气盛的缘故。当时我就想，看来气盛提高人的免疫力。
无论是霍金还是我认识的这人，都是身虽残而气不衰，不说是气贯长虹也是气冲霄汉。霍金的雄心自不必说，我认识这人的父亲在世时曾双手合什冲天说道，天啊，多亏老天让他躺下了，不然他还不把天捅漏啊？
从霍金这样瘫痪人身上我们可知男人的雄心可能更具有精神特质。据说，霍金家里贴有多幅梦露的画片；他第二任妻子是他漂亮护士中的一个。我认识的这人也曾令几个女人动心，他从中选出的妻子让许多肢体健全的男人眼红。
书，是精神力量的代表。我们看到，失去了“身体”的男人无不用书来实现自我。霍金是这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这样；我认识的这人也写了一部二百多万字的书。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作了九次大手术后凭直觉意识到治病与保命的关系。他对要给他做第十次手术的医生说：“我已经为科学献出了一部分鲜血，剩下的，让我糇鸥傻惚鸬氖掳伞！比缓笏 夹词椤?/P>西医的着眼点是在“病”上，而中医的落脚点是在“命”上。有“命”，“病”尚可治，没“命”，便是华佗再世也回天无力。为了攻“病”便是攻了“命”也在所不惜的做法，中医当然是反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有时的确是反对治“病”的。
“治病治不了命”这句话是说病可治而命不可治，命只能保。便是治不了的病，病到让人全身瘫痪，也不一定要人命，而非要治这样的病很可能就要了人的命。我想，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如果不做那九次大手术伤了元气的话，凭他的顽强意志，也许不至于三十二岁就死。
做为科学，应该不仅能解释一般现象，还应能解释特殊现象。中医关于命、气血、精神等理论或许可以解答我对霍金这样人的生存疑问。中医的精神是指精血和神识。中医认为，人无形则神无以生；无神则形不可活。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中医是把物质做为第一性的了，然而中医又认为，神为形之主，神统摄着人的身体。从这一点上看，中医又无比强调精神的重要作用。神以精血为基，精血为阳气之依归，阳气在人体中的升降运行才是人的生命，而“命”才是人的最本质特征。瘫痪人有病也有命，其“神”的统摄作用没放弃，精血还在为命所用，为神所用，还在为霍金思想的产生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霍金思想的洞穿力全世界人都感受到了。我认识的这个人象霍金一样，其最大运动就是头脑中的思想风暴。其思维之敏捷，反应之迅速令我惊叹。从命这个角度看，霍金等人的生命不仅是顽强的，甚至可以说是健康的，所以外邪不侵。霍金在身体瘫痪的过程中还生了三个孩子，而他对女人的兴趣也一直未减，这不是精血运行的作用？我认识的这人，气色红润、声音洪亮，目光如炬，他三十八岁结婚后生了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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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四）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曾是纠缠我多年的顽症。.试过许多种药，或无效，或当时有效很快又复发。也曾到过一些专家门诊，挂了号，坐在诊室听，听上一阵子就离开了，因为那些治法我都不认可。我觉得这真是一种讽刺。我母亲治银屑病治得好，可我偏偏就得了这病，而我母亲治银屑病的药酒方我又没记下来，只好就带病生存了。
后来我偶然听我的一个精神病医生朋友说，银屑病可称为人类第二精神病。这使我开始注意这病的身心疾病特点。我知道A型性格在银屑病人中比例比较高，但我不属于A型性格，我这病怎么可能是身心疾病类的呢？
专家说银屑病是一种多基因的遗传疾病。其发病谈不上什么规律。我想，这病如果是来自基因方面问题的遗传性疾病，那么精神还能左右基因么？再说，我的精神挺好的，怎么惹着基因了呢？
但细心的观察使我发现，我的病情的确是随同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当我以男性的、社会化的方式工作、生活和思考时，我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我是愉快的，可这时我的病情却是最重的。而当我以感性的方式顺其自然地生活时，没有人赞扬和肯定我，但病情却相对稳定。这说明什么问题，难道我们的社会性需求和生理性需要是不一致的？
经过再三思考，我改变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中止了在别人看来发展很好的事业。很快，我的银屑病消失了。此后也有几次复发迹象，我只用调整生活的方式就控制了复发。
其实，牺牲了自己的社会价值我还是很伤心的，甚至可以说是悲痛的，可我的病竟在我的悲痛中痊愈了。于是我知道快乐并不是检验心理健康的标准。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因离婚而悲痛欲绝，大家让我劝劝她，我说不用劝，我知道伤心有时比快乐更符合人的心理逻辑。朋友表面美满的婚姻把她弄得七拧八裂，身患多种疾病，她的大哭让她把颠倒了很长时间的逻辑再颠倒回来，不是坏事，我为什么要劝她呢？
我称我的癣为“心灵小窗口”，只要它们出现，我就静坐下来，深挖思想根源。这些根源有些真的是埋藏很深很深，是没有疾病提示我无法认识到的。在日常生活中，人怎么可能认识到带给你荣誉、金钱和社会地位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其实并不适合你呢？
有些人向我打听我的病是在哪治好的，我说这病是可以自己控制的，让它好就好，让它犯就犯。别人听了觉得不可能，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由此我想到，男人的平均寿命比女人短，是不是过于社会化的生活方式对男人的身体也有损害呢？男人真的是社会动物？女人尚还可以从社会生活中抽身，男人往哪躲？成功的喜悦是否真就是生命的喜悦呢？人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
女人大量地进入社会，接受社会理性，感性认识不再占人类的半壁江山。我的一个朋友说，人类的认识如树，女人的感性是树的地下部分，男人的理性是地上部分。男人的理性应是“读”女人感性的结果。当女人不再感性时，人类的认识之树就连根拔起，男人的理性就成了无本之木，人类的认识也就不再是树而是藤，藤虽然可以爬得很高、很长，但是它更会以攀附物为现实而不是以自身为现实。如今我还能通过深挖思想根源查寻到自身的病因，将来呢，科学能够帮助人们追本溯源么？
许多慢性病都和顽癣一样是身心疾病，对此，科学在用高科技攻坚。
许多人批评说中医是在“猜病”。审视我探索自己病因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个体的、偶然的、猜测的特点，其中难以找到对科学的应用。小时候因受父亲的影响我对猜测性的东西是拒绝的，所以，一直不猜迷语，不打扑克，不买彩票。感到“麻屋子，红帐子，里面坐个白胖子”这样的迷语是无聊透顶的游戏，为什么我们要对花生做这样一番曲解呢？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迷”呢？我从没有因猜“灯迷”、“字迷”而得过奖，我觉得动这种脑筋真是太没必要了。
可是，后来我逐渐注意到，中国的历史、哲学、医学、文学到处充斥着这种“迷”。一本《红楼梦》就是一个最大的迷，让人们猜个不亦乐乎。什么“道”，“气”，“阴阳五行”等等我们认为不值得费脑筋的东西都在向我们说着“麻屋子，红帐子……”，引我们去探寻与其对应的历史上真实的“花生”。
离我们最近一个设迷者是鲁迅，可我们现在连猜解他的能力也在急速下滑。我们古人有什么必要在文化上设迷呢？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古人也感受到了一种文化建立上的毁灭性力量。“花生”这个词能顾名思义么？中国人造字，造词都追求顾名思义，这个思义不仅仅靠文字的“象形”更要“会义”，还要有连锁的，连绵不断的形和义，比如说个“南”字，如果这个南字背后有“神”的话，它在“时”中的形就是“午”，在物中的形就是“火”，在人体上就是“心”在季节上就是“夏”在……你可以一直这样猜解下去，源源不断，永生不灭，这个字再不是简单的一个字。
“麻屋子，红帐子……”可以摆脱“花生”这一“形”而存其“义”。当“花生”这个词不能向我们传达它的本意是什么时，我们可以通过对“麻屋子，红帐子……”的猜解在我们这个空间找到花生。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重拾、重建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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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三）
遇到从前的邻居，我打听他家的太奶奶。他说死了，春天死的，享年98岁。我纠正他，不是98，而是103岁。中国人不让自己满百，自称是九十八、九十九的人很可能过了百岁。这个老太太十年前到我邻居家来住亲戚，一早溜达到我家来串门。老太太看上去也就是七十来岁。她告诉我，老了，大牙掉了一棵，记性也不行了，上街要买三样东西，结果只买两样就回来了。我告诉她，四十岁的我，大牙掉了两棵。上街只想买一样东西也能忘了。当老太太告诉我她93岁，还给全家做饭时，我是惊讶不已。
今年五一时，到郊区参加义务劳动，遇到同事的奶奶，也是九十三岁。老太太一个人过，生火、做饭、洗衣，儿孙全住楼，谁接也不去。见我拿出相机要给她照相，老太太忙摆好姿势，笑容满面地对着镜头。
从长寿老人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人老了，并不必然招人烦。九十多岁的老人不仅自己照顾自己还为家人服务，看着不让人赏心悦目？可我们好多人刚刚上了一点年纪就要求别人照顾，不仅要求儿女常回家看看，还在物质索求之外搞感情勒索，这不是给儿女当包袱？每当电视播出那条常回家看看的公益广告时，我就对女儿说，我足够坚强，她不用常来看我，而我时刻准备着为她服务。
有个很自私、冷酷的同事，对父母、妻子、儿子都没什么感情。但是，接到奶奶病危的电话，他把私房钱全取出来往家乡赶。奶奶九十六岁，医生说没有治疗价值了。我这同事问医生，还有没有没用上的药？医生说还有一种德国进口的很贵的药没用，但这药也没有回天之力。同事问，这药用上有没有什么坏处？医生说那倒没有。同事说，好，只要没有坏处就用！他把钱掏出来给奶奶用进口药……昏迷了几天的奶奶睁开眼，看见他就笑了：“我大孙子回来了！你是不是没睡觉？看把你累的，快躺在奶奶身边睡一会……闭上眼睛。” 摸索着拉过被子给他盖上。同事对我说，此时拉着奶奶的手躺在奶奶身边，对他来说是最幸福的时刻。而他母亲，在他面前诉说病痛，向他要点钱吃止痛药他都不给。近百岁的老人是我这位冷血同事的情感对象的确让我惊异。
我问女儿，等我老了，什么用也没有了，是不是我的价值就降为零了？她拍着我的肩说：“不会，你还有对我的无限忠诚。”哦，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的狗一样的价值。女儿说：“妈妈，你老了时坐在床上，一看见我下班回来，就咧着没牙的嘴冲我笑，你说，你是不是比什么宠物都好？”女儿话给我指明了一个前途——做个宠物。我想，如果我真的没出息，活个七老八十的，废物得象猫狗似的吃闲饭，我是不是起码得有宠物的价值？这使我不由地留心起宠物们的表现，狗的热情，猫的柔媚，鸟的乖巧……这都是我应综合学的长处。在关于当一个什么样的老人才好的思考中，我还真没有想出比做一个宠物更好的角色。
街上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自己做荷包出来卖，虽不精致，但里面装的是她种的香草。女儿说，这才是真正的香包哪。女儿常年放这种香包在枕边。还有一位九旬的老人讨钱。听他编出的讨钱的理由，我为他思维敏捷所折服，掏出钱给他，还指给他一家饺子馆，告诉他什么馅的饺子好吃。
我有一位老年朋友，她活到九十六岁。在八十四岁那年，她偷着到儿子盖房的工地帮着搬钢筋。结果从没有护栏的楼上跌下来摔断了三根肋骨。我想这下肯定完了。就买点礼品，跑去看她。看着她的惨状，我一时找不到安慰的话。她却告诉我两点。一，八十四岁了，死了不算夭折。二，断的三根肋骨已经好一根了，再好一根就可以干活了。果然没几天，老太太就挣扎起来给家人做饭了。我佩服她的思维虽然简单，但却有力。之后的一天中午，她告诉我她病了。我看不出她怎么病了。她就表演给我看，她喝了一口水，但这水顺着嘴角淌下来，她嘴合不上，老太太中风了！我冲出去给她儿媳打电话。儿媳带车回来要拉她上医院。她抱着门框不肯走。她儿媳对我说，老太太的儿子出差了，出事可怎么交待？又给老太太的女儿打电话，老太太的女儿开车来把老太太接家去了。临上车时，儿媳妇塞给老太太一盒再造丸。一周后老太太自己走回来，病好了。她告诉我没上医院，只把那盒药吃了。
我观察这些长寿老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养生之道。我四姨爷活了近百岁。他的生活方式为我奶奶所不耻。我奶说他不管什么死猫烂狗，瘟死的鸡、病死的猪，全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吃了。邻居的三大爷也活到九十多岁。他喜欢钓鱼，却总钓不到鱼，每次都钓到一只甲鱼回来。我奶常拿这事开他的玩笑。小时候我经常蹲在他身边，想看他怎样对甲鱼做斩首行动，可我总是没耐性等到甲鱼把头伸出来。他喝甲鱼汤时，不仅没人讨要，还都笑他。现在我很后悔没要点汤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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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
女儿的父亲有一段时间天天醉归。他的一个朋友好喝酒，酒量又大，喜欢把他喝倒，而且是天天倒。我一看这么喝也不行啊，就宴请这位朋友进行规劝。谁料这位朋友不但不听劝，还宣称谁也不能阻止他的“残杀”行动。我一看劝不了，只好换招，于是，给孩子爹扎上“神功元气带”，做上理疗，吃上药膳，采取了一系列强身健体措施。这一下，孩子爹的酒量上来了，不仅自己不倒，还能让他这位朋友倒。这位朋友不甘失败，奋力抵抗，终于有一天醉后在楼梯上滑倒，撞破玻璃掉下楼去。虽经全力抢救，还是成了植物人。
事出后，我追悔莫及，自责不已。我的这点医药知识把他害了，这医学知识岂可强用？
出于自责，我常去医院看他。他象个婴儿般躺着，他妻子问我怎么办？我说，重新开发智力吧。到街上，我买了各式各样一大堆玩具回来给他。但他只喜欢一个玩具——布娃娃。这让我很奇怪，一个大男人，当所有社会意识被滤去之后，他喜欢的玩具竟是布娃娃。如果说他完全没有社会意识也不对，他妻子说他玩布娃娃时如果身旁有人看，他会害羞。
和他同病房的病友也是脑部出了问题。表述不清。他想说东时，表述出来的肯定是西。他为人们听不懂他的话而生气。有一天，我去时他正在砸东西。大家躲在一旁看他发泄。我看了一会后。把纸笔递给他，让他画。他画了一个杯子。大家松口气道：“哦，他原来是要喝水啊”。后来我再去时。他给我看他的本夹子，已画了厚厚一叠，而且越画越好。他再也不发火了。看来，概念这东西在人的大脑中不是一种稳定的储存，它的调取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岩画多是图，少有文字。雅玛人倒是留下了文字，到现在破译不出。
当我们在使用知识时，在挖掘自身潜能时，意识不到其中冒险成分，意识不到当一个变数开始变化时，会引发其它的相关变化，这个整体性的变化不一定就是和谐的、良性的。对身体，对社会来说都是如此。可我们人类的本性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科学就是这样一个产物。这是人类的进步所在，也是人类的悲剧所在。
阴阳五行是一个模式。中医的衰落，在于这个模式与现实脱节。这与其说是模式跟不上时代，不如说是人类偏离了自然。是科学的保障作用使人类不再与自然同步，或者说是科学地改造自然使人类无有可同步的自然。我倒不因阴阳五行失效而有什么挽惜，我担心的是自然力量会不会来个闪回，以一种拓朴方式，击破我们的保护壳，把我们重新拉回到自然？那时我们会不会捧着金碗饿肚子？
我知道阴阳五行的模式可能不够好，可它却也在支撑着一角天空。社会是以单科突进的方式推进的，却是以多种文化支撑的。砍断中国文化这个 “不周山”，就会出现天塌西北的情况，那么，这个天补不补呢？
我与女儿出门旅行，她认为只带钱就可以了，而我除了带足银两还要揣一个大饼。我揣大饼的行为会遭到年轻人耻笑，大饼最后可能会因发霉而被丢弃。但只要人类还在路上，我的任务就是要揣个大饼。
前年，我跟一个团队出门，同事们告诫我：“这次你不要操心，万事别管，只玩好你自己的就行了。”我答应了。可当我看到领队把银行卡、身份证等所有重要东西全放到一个小包里时，我还是没忍住，说：“把银行卡给我揣着吧？”领队问为什么。我说你那些东西放一起会使卡消磁。领队把卡给了我。三天后，他的包被盗，因卡在我这，总算没影响日程。
我对女儿说，中国人多灾多难，谁敢保证你们这代不会遇上战争和灾荒？诺大个医院只要没电就是废墟。我从没有说西医不好，从没有说不发展大医院，从没有说上路不带足银两，我只要求自己是个拾遗补缺的人，不为人类留下我女儿这个大饼我不放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更年期的妇女就是这样忧心匆匆。
女儿打小就总批判我，好象不否定我就不能成长似的，我也甘于让女儿否定。从女儿身上我也悟出，历史不是被供奉的，神不是被推崇的，其鲜活的生命在于不断被否定和肯定的使用中。肯定和否定的本身没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人在成长。中医在被否定和肯定中，这说明我们在成长。
我之所以活到了五十岁还觉得活着有意思，是因为总能品味到生活的神奇。我过了一个由母亲伴随的童年。女儿出生后，陪伴着她，我又过了一遍从母亲的角度重新审视的童年。这时我才发觉，自以为懂事的我当年并不那么懂事，本以为不懂教育的母亲其实并不那么简单。由此，我知道人的童年不是过一次，等我陪伴我的外孙过童年时，是不是还要再过一次童年？而且捡拾回由我奶奶陪伴我的那段美好时光呢？
历史，为什么被人反复推敲？原始，为什么令人割舍不下？人们为什么要回溯，要寻根？因为人类不是一次就能长大的，需要反复成长。所以，回溯不是返旧途而是走新路。是捡拾回本属于我的人生，是让自己完整无缺。在我陪伴女儿而过的童年中，母亲的形象的确高大起来，具有了神性。由此我也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讲做人，为什么敬祖先。
女儿说：“妈妈，你死后，如果我想辩论有谁能替代你呢？”我心中暗自得意，是女儿的不断否定，把我否到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我死之后，会不会在女儿心中也获得几分神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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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
最近，一个朋友向我坦白压在她心头二十多年的一件愧疚事，告诉我她和她儿子都是乙肝患者。她这话是用短信发给我的。我没有回信。她问我是不是生气了，不肯原谅她？我回信质问她：乙肝影响友谊么？万一我的孩子被染上了，她是不是就一辈子也不告诉我了？要知道，他儿子小时候经常吃住在我家，就象是我家的孩子。她说在我面前一直压力很大，因为我的另一个有乙肝的朋友到我家吃饭时我分餐。请朋友到家聚餐时，我做自助餐。于是，她不仅绝口不提她的病，还装得和我一样防范。她还为自己辩护说，根据她的经验，乙肝不通过一般性接触比如共餐而传染。她的证据是，她和我另一乙肝患者朋友的丈夫都没被传染。我为她的辩词气得发晕。
朋友这一做法让我觉得在女儿面前颇无面子，也就及时向女儿坦白了，还把朋友的辩词一并呈上。女儿倒很大度，也认可我朋友的辩护，并反问我：“你知道她俩的丈夫为什么没有被传染上？”我是很糊涂与她们二十多年来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的丈夫怎么没有被传染？女儿提示我：“你想想你这两个朋友都是什么性格，她们的丈夫是什么性格？”
我这两个朋友全是A型性格。执着、认真、要求严格，雷厉风行，追求完美，办事不折不扣。其中一个如果让我从市场上给她捎回一斤干豆腐，我就得把我的性格临时调整成A型。我先把市场所有的干豆腐逐一考查一遍，然后选最薄的，颜色最正的，在小贩称时，我还要伸着脖子看称够不够。而我给自己买是绝不费这么大心神的。
有一年除夕，其中一个朋友的儿子跑到我家求助，说他违反了规定上网吧了，怕受惩罚。 我拍胸保证说绝不会的，除夕，就是过去最狠毒的地主这晚也要善待长工。可第二天这孩子就给我看他挨打的伤，把我气得和朋友大吵一场。没见过这么不宽容的。
但她们的丈夫却都随和、宽容、无怨无悔的。女儿说，我这两个朋友总是着急、上火、不满、这肝能好么？而她俩的丈夫万事不往心里去，就是把肝病放在他两身上，不出一个月也让他们养好了。女儿这一说法让我笑了，这么说是啥人得啥病了。
由于工作性质决定，我们单位，尤其是身居领导岗位的人也多是A型性格。我知道要想做好我们的工作非这种性格不可。我的口号是“惯着他们，让他们A上加A！”所以，我电脑里备有几套检讨书的样本。一旦有同事与领导冲突，我先劝架，然后替同事填写一篇检讨交上去。想想看，A型性格的人对工作要求高，压力大，这肝负担就重，再和人生气难以释怀，这身体损伤该有多大？所以，这一纸检讨书就是泻肝火的药方。
工作本是大家的，可却有一部分人比别人工作得更认真、更严肃，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身体代价。我这辈子仅有的几次超常发挥全是在A型性格人的逼迫下干的。要想跟上A型人的工作节奏真的很难，所以多做检讨是十分必要的。有一天，我用电脑制作了一组幽默图片，大家看得笑声一片，可领导看了却气得不得了。我赶紧写了一份检讨递上去。这份检讨如果读出来那就是一个相声小品，可他没笑，认真地看，觉得写得很深刻。他也有肝炎。A型性格的人在高压下工作，时间长了而不自觉。
暑假时，女儿回来到我单位去找我。一男同事伸出胳膊让女儿号脉。女儿说这是一个伤了元气的脉，就一个劲地刨根问底要找出伤了元气的原因。同事说没做过手术，没得过结核，刚做过的体检没啥大毛病，每天跑步，做伏卧撑，身体很好。说着还给我们演示他胳膊上的肌肉。可女儿眉头紧锁，还是苦思原因。我劝女儿道，可能天下就有这种脉弱而身强的人。女儿急燥地说，不可能，找不到原因就等于没找到身体中埋藏着的地雷，那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正是这样的人才容易发生猝死。女儿这么一说，我也重视起来了。我提示同事说，你是不是出去抓逃累着了？同事说出去抓逃犯120天，吃不好，睡不好，大脑的弦绷得紧紧的，真的是累坏了，但这是工作啊，有啥说的，大家不都这么干？女儿说，这种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工作方式是很伤人的，过劳死就是这么来的。女儿说，找到原因了事情就好办些了。女儿建议我的同事注意休息，不要做激烈运动……
近日，西班牙的一位足球运动员突发心脏病死了，才二十二岁，那身体多好，从哪来的心脏病？我想还是运动伤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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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
有一次我置身于洪水中，挣扎了两个小时还无着陆希望。我不得不科学地计算我的体能，打算接受葬身江底的现实。这时，我看到一个硕大的暗红色的球体滚到我面前——这是一团蚂蚁，一团抱在一起的蚂蚁。为了不至于让着水一面的蚂蚁淹死，这个球体在不停地滚动，从里到外地翻腾，顺时针地翻腾……。我惊呆了，蚂蚁的个体寿命不长，别说是一代的蚂蚁，就是十代、百代的蚂蚁也未能必能遇到一次大洪水。它们是从何得知这一自救方法的？如果我从这个团蚂蚁中拎出一只来问它，它可自知？你可以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本能，出于偶然，但他们用这种方式保存种群，其作法是不是科学？这智慧是如此地超越蚂蚁，以至于蚂蚁凭着本能把自己交给命运，反倒成为蚂蚁最明智的做法。所以，有时把自己交给命运并不是一个消极行为，当我在洪水中，意识到我身后有一个大过个体，大过科学的大逻辑时，我顿感力量无穷，这个力量使我得救。
我说了这么多，有人还说我没有说出中医到底有什么。我知道中医的知识量与西医的没法比。每个学期女儿拿回的西医教材每本都比砖还厚。中医的书的确没有西医的多。
前面我说过，人类大脑的储存量和检索能力比不过“深蓝”电脑。一旦医生的大脑检索能力不及，就可能出现医疗事故。
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一个医疗事故案的卷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医生，可由于知识的欠缺和检索能力的限制，判断失误，造成医疗事故。在医疗鉴定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他被一群专家质问、指责、甚至讽刺嘲笑。我想。专家们的学历比他高，年龄比他大，见识比他广，而且他们是一群，做的是事后诸葛亮。他们怎么对基层医院的医生没有一点理解之意呢？
在大医院，总是一大群医生给一个病人会诊，这还不算众多的仪器和操作机器的人员。这不正说明西医的知识不是一个人的脑袋能记完全的吗？那么在基层医院单个医生出现诊断错误不是很正常的么？所以，西医为什么要聚堆，要聚在大医院，要依赖尖端技术，人们为什么要往城市涌，要到北京的医院看病才甘心，能得到什么条件的医疗成了划分人的社会等级的一个标准，实在是技术逻辑决定了人们的思维逻辑。
大学学医的学制是五年，比一般的大学要长。随着医学的发展，将来医学知识成倍增长时，我们怎么学医？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学医至少要学十年才可以看病，将来这学制是不是得延长到二十年、三十年？出现五十岁时走出校门，然后六、七个人给一个人看病的情况？亦或是干脆就造看病的机器人？
我承认，西医的知识是很“实”的。相比之下，中医的知识和技术要少，学问要“虚”。活到了年近百半我才理解“虚”的用处。年轻时努力学技术，尽可能地占有知识。老了时，却有意地淡化技术和知识。我的专业是法律，可我现在尽量不用法律，也就是不用我的专业知识去解决问题。有意让自己的内心“虚空”，让我所面临的事物尽量不受我的知识和我掌握的技术力量肢解，整体地进入我的内在。古人把“虚”比做寒潭，云和雁飞过时潭中有影，用来喻人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
所以，中医的确是没什么的“虚”。我母亲的第三个师傅，我的田姥爷就很讲究“虚”。他有一次给我母亲专讲这“虚”时，正好我父亲也在座。后来我父亲跟我说起过这事。他说，这足以证明中医没有什么实在东西，这虚就是唬人，就是忽悠、就是见机行事，没有原则……我那时当然是全盘接受父亲的观点。现在我知道，要学技术、学知识并不难，但要把握这个虚对现代人来说真就是很难。我们的内心已被填的太实了，以至于我们本来具有的与其它动物一样灵敏的听觉、嗅觉和感知能力都退化了。
有一次我和两个同事去寻找另一个同事。我远远看见这个同事来了，我就很高兴。两位同事就笑我近视的可以，能把一个陌生人认作是同事。这人走近了，我一看脸，真的不是。可我不甘心，因为我近视，识人不是靠认脸而是认形体，这人的形体分明就是我那同事。于是我上前问他认不认识我那同事，这人说：“他是我哥啊。”
前年，我二十五年没见过面的舅舅来看我。我带着侄子到站台上去接。我告诉侄子我舅舅的相貌特征。并说，就算我认出他来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舅舅认出我来的可能性也是百分之五十，加起来就是百分之百。可舅舅就从我眼前走过去，我们谁也没认出谁来。但舅舅一出站，却与后赶来的我女儿相认了。这让我感到十分奇怪。我女儿长得象她姑姑，而我长得象我奶奶，我女儿和我舅舅是凭什么相认的呢？舅舅一看见我女儿就说：“怎么就你一个人来接我？”我女儿回答说：“接你的人在站台里哪”然后给我打电话说：“你舅舅让我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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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
母亲给人看病时，如果我父亲在，他有时要跟着捣乱，鼓动母亲的病人接受西医新的科学技术疗法。他弄了一些土霉素片给我，告诉我得了感冒不用喝桂枝汤，吃消炎片就行。有一次来了一个病人，脸色黑乎乎的，难看极了。母亲感到奇怪，怎么也找不出原因。我父亲见了，就同病人聊了起来，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等等。然后打一盆热水，拿一块肥皂。让这人猛洗两遍脸。再看时，脸色就好多了。原来这人整天烧煤焦油，每天洗脸冼得不彻底，天长日久，这脸色就乌了。为这件事，父亲很得意，嘲笑了一番中医，并向我吹嘘他的判断力。如今我看有些人反对中医的做法与我父亲当年就如出一辙。不过母亲还是劝我喝点桂枝汤。母亲让我观察，经过西药治疗后的人阳气往往被压住了。她怕我的表症吃西药后变成里症了。
我觉得中医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审视西医的视点，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作用也是如此。西医和西方文化到底需不需要另一个审视它的视点？
为什么在谈到东西方文化时，只能做捧与贬的选择？如果我说我研究中国文化的动机是用中国之石攻西方科学之玉行不行？我说我打磨一个中国的金刚钻为的是想揽点西方的瓷器活可不可以？
如果没有一个当中医的母亲，而只有一个狂热追求科学的父亲，我可能终生难以获得一个审视现代科学的视点。审视现代科学怎么能被理解为是抛弃科学观点呢？西方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家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我很难把科学精神与我父亲分开，也不能把传统文化从我母亲身上分开。任谁对父母也不会做出存一去一的选择，更不会唆使他们离婚。
如果我失去父母的文化，那么我还有一个“求诸于野”的选择，那就是我奶奶的民间哲学。我奶奶认为婚姻大于一对男女。我父母的世界观虽然不一样，但在我奶的主持下也照样结了婚，生了四个孩子。那位签名要取谛中医的教授，怎么不先与当中医的老婆离婚？所以，还是我奶说的好，什么也不能大过过日子。中西医之争，中西方文化之争，都呼唤一种能对这两种文化进行整合的大文化产生。
我之所以从对母亲和女儿的感情入手谈中医，在于我认为情感是根。情感和理性相互为根，不可单立单行。仅有情感无以阐述，只有理性就是外星人。
跟外星人说话也是一件很费劲的事。因为语言和文章的本质就是“断章取义”留有很大空白。我们教孩子写作文时，简略的方法就是，在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的“不言而喻”的事理可简写或略写。可这对外星人就不行了。它们“身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置身在人类任何一个历史时空中。因此，他们对人类的好多理论没有“不言而喻”的理解能力。因此，人类给外星人发送的金属板只有图。华罗庚主张把我国古代的“青朱出入图”送去。我主张把阴阳八卦图带上。为什么人类文明在这块金属板上要归于不言而喻的形象和意象？
在地球上，在当今时代，我们自产了一批秉持着外星人客观的“地球外星人”。他们不调整自己的时空位置，不去打造时空“虫洞”，不以不言而喻的方式进行学，不仅不能理解传统文化，对当代好多事物也做不到不言而喻。他们坐等呈上来。持着一寸长的逻辑，判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与小孩子一寸长的逻辑相反，这些“地球外星人”的逻辑脱离地球实际。如果从中医角度看，这些人得的也是时空错乱病。
只有外星人可以要求人类割断情感与理性的联系。在目前理性偏执的情况下对情感回归，以便以情为根重新选择理性，这是中国人归本溯源的校验方式。回归，不仅是候鸟和一些鱼类的行为，人类在精神上也需要从根基上再长新枝。
中国人讲究时与位，不仅中医治病是调整生理上的时空位置。中国命理学也是时空哲学。如果我们学会了认识上的时空转换，就不难理解古人的思想，如果没有对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知识的把握，何来融会贯通？
以科学名义对中医和其他文化赶尽杀绝是陷科学于不仁不义之地，非真正热爱科学之士所为。目前的批判逻辑把人分成对和错，智和愚，好和坏，贵和贱，这本身就是排除异已外带价值评判。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学术之争中充满了讽刺、讥笑，污辱和漫骂。一开始我还认为这是修养问题，后来认识到这是逻辑问题。这个逻辑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不尊重人，否定别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难道一个理论是正确的就可以是反人类的？
我十二岁时，随父亲到农村插队落户。父亲在农村推行科学种田，使用良种、化肥。搞农业机械化。他鼓动农村青年学科学，学实用技术，我目睹了父亲引导他们学的过程。其实这些农村青年都非常聪明，我父亲就起个启蒙作用。一直嘲笑中医的父亲，在引导农村青年对医学发生兴趣时用的却是一只耳朵模型和一本从我母亲处偷来的草药书。他从耳针疗法和草药治病入手，鼓励两名女青年担当赤脚医生，先用最简单的办法治最简单的病。父亲这时怎么不提倡西医疗法呢？因为没有经济后盾。他制造的播种机是木头的！父亲从队长那批了一块地，让赤脚医生种了一些中草药。我还帮他们采过红花。
父亲当年向我描绘的人类未来社会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发展。物质这方面发展得十分迅猛。精神方面却陷于停顿。比如，父亲预言，汉字不仅要简化，还要拼音化，然后是世界语——全世界同说一种最合理的语言。那时候有些人专门致力于世界语的创造。父亲说，世界语也不理想，表达最完善的是数学语言，未来社会人人都是数学家。为什么父亲的预言没有实现？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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