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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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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
中医是真正的国宝
可惜现代的中国人自弃宝物
回归的办法只有一条
那就是恢复吾国的儒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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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西医动不动就让人赤身裸体，所以现代医院很淫荡。
其实任何现象，你只要直抵核心，就都会了然。
请继续转帖，在淘股吧看五彩文章已经成为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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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
和朋友在湖边沙滩上漫步，我用树枝从沙中拨出一块陶片，一块骨头，告诉她这是六千年前的东西。她不信，我说这可以用地磁、放射性碳素等方法测定。我的朋友是相信这些测定方法的。可人们是否了解这些科学的检测手段与中医看病的方法有着惊人的相似？
无论是用地磁、放射性碳素还是地层沉积磁性，以及热释光、树木年轮等方法断代，都象中医看病一样要先确定样本，而这首批样本的年代是已知的。取多个已知样本测试的平均值为一个数据，再以多个样本数据汇制成实验曲线或年代序列，这便形成断代所用的尺度。
如果批判中医的观点成立的话，那么这些断代的学科也应该取谛，因为这些学科不仅与中医诊病方法相近，而且存在与中医同样的问题——样本数据不够精确。
当样本数据不够精确时能否实现精确测量呢？反对中医的人认为不能，因为不合逻辑。
可世上几乎不存在纯正样本，诸多偶然因素使每个样本都可能经不住全面推敲和检验，会出现越求真越失真这一现代科学各领域中普遍出现的现象。因此，所谓实证的要求在科学领域内也极少实现。样本精确的要求貌似合理，却不现实。现实是“模糊”的，但是多种方法和多个尺度的相互参照、校正又可以让精确从模糊中显现出来，这一在模糊中把握精确的方法正在使科学走出困境。为此，多种断代方式的存在正是为参照、校正之用，我们需要多种方法来实现从模糊到精确。只留一种所谓最好最科学方法而取谛其它方法的作法无疑是自杀。
中医根据大量人体样本在四季中的症状变化，形成“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决病法”这样的诊断尺度。在这些样本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差，甚至可以逐个批判并推翻。但不断地用新样本和新数据检验校正，用包括西医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参照对比，可以抵消单个样本的不确定性，使中医从模糊中理出精确来，保证诊断的准确性。
一位身在美国的反中医人士批评我不是医生却谈医学“是低级社会的征象之一：分工不精细。”说中医和病人之间之所以能够沟通是因为“中医属于低级社会的认知水平”，“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知识比较接近”的缘故。而“在高级社会，医生和病人各自拥有的医学专业知识的差距之大，难以想象。”“医学知识七年一更新”，“七年以前学过的知识，不能再来参加今天的考试”，“病人永远也不可能和医生讨论学术问题”。他举例说“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有点像法官和小偷。小偷在法官面前，永远是战战兢兢的，等着法官宣判自己的未来”。他还说，“我用这样的比喻是想告诉艾宁，你在低级社会总结出来的中医药在很多案例有效是完全错误的”。
我承认我所举的事例，都是可以批判，能够推翻的，我没准备在个别事理上负隅顽抗，随时，我准备在批判面前放弃一个个据点。可是，即使将所有据点全部放弃一遍之后，我很可能还屹立在阵地上。中国人这种不败现象，很令一些人恼怒，失败了还不认输岂不是无赖？可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修正数据的永无停歇的过程，并无失败可言。在外来作用下自我调节难道不正是为了生存，与灭亡怎么挨得上呢？
西医有如原上草，七岁一枯荣。我主张在西医内部按七年一个等级做高低之分，不然是有点不公平。学西医不容易，便是努力弄明白了关于我身体的西医知识，七年后我对我的身体又一无所知了。如果我能活到七十岁，虽然身体始终是一个，但医学知识在我身上得作废十次。如果外星人看到医生对我的十次检验报告，会不会以为我是十个物种？
但是，能否因为西医学起来很累，就将西医的高低之分扩大到西医之外来？中医如果是树木，难道也强行要求它七年一换树干？据我所知，在美国，法律也很难学，当法官不比当医生容易。但罪犯在法官面前并不“是战战兢兢的”，因为裁决被告人“有罪”与“无罪”的不是法官而是由不懂法的普通民众所组成的陪审团。美国之所以不用完善的法律和高级的法官来定罪，却要由一群不懂法律的普通民众来裁决被告是否有罪，其用意正是阻止对社会做高低之分。这种用“低级认知”定罪的方式所要告诉人们的是：再高级的法律也要按照普通百姓的理解来适用。
说到底，西医的理论也不是能够实证的。多种方法不仅为断代所必须，为各学科参照、校正所必须，为从模糊走向精确所必须，也为防止科学走向官僚和形成等级制度所必须。只留一门学科的做法会使科学走向高级，高级得令中医这样的存在成为“有罪”。如果科学所要的只是通过实验和观察来证实它，凡是不能证实它的，统统要被否定，科学岂不成了名副其实的上帝？
写文章于我不是制炸弹，一经造出，就象鱼雷似的直奔目标而去。我的写作的目的一不是战斗；二不是宣传真理；三不是让读者来读我，而是想让读者读自己。只有激活了读者自己长久以来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读者才会感受到阅读的快乐。当读者的思想被激活时，读者很可能并不同意我的思想和观点，甚至会给予全面批判。但我知道，真理是活性的东西，不存在于摆事实讲道理之中，而是存在于作者和读者的灵犀相通之中。只有我所摆的事实和所讲的道理与读者心中的事理有机相联，我的文字才会获得一定的真理性。我用抛砖引玉的方法实现与读者的对接，众多的衔接所连成的谱序，可以抵消个别性的误差。当中医能够不断自我修正时，就不会因单个据点的失守而全线崩溃。
好在在中西医临床上，相当一部分医生正中西结合，相互借鉴、参照、校正，不断提高诊断水平和治疗效果。我侄子说，他实时见外科主任治疗肠梗阻就用中药。把中医的泻下药先给病人喝一半，另一半用来灌肠，上下齐攻，多半见效。实在攻不下时再开刀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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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
小时候总是吃陈粮。国家把新粮存起来留第二年吃，怕的是第二年如果粮食无收的话会闹饥荒。没处去弄粮食。陈粮总是多少有些发霉的。有两年天天吃发霉的玉米面。玉米面霉的很严重，发红，入口是辣的，很难吃。但家家吃的都是这个。前些年看有资料说，发霉的玉米有一种黄曲霉菌，是毒性很强的致癌物，加热处理也不能杀死霉菌，一旦发现应立即销毁。后怕之后慢慢回想当年的邻居们有谁死于癌症，想了半天没有想出，于是怀疑这霉菌可能没那么厉害。如今看人们把稍稍有点发霉的粮食扔了还是觉得可惜。
中国人是挨过饿的民族，饥不择食的生活经历使中国人现在的餐桌上也摆有腐乳、大酱、酸菜、腊肉、霉干菜、风干肠、松花蛋等食品，确切地说，都是变质食品。小时候跟着奶奶做酱，把豆块做好了放在搁架上阴干，几个月后再拿下来掰开,洗刷……酱块里面不仅霉变，还有蛆壳，我就很反感，一度拒绝吃酱。可邻居们却端着碗纷纷来讨新酱吃，吃起来还赞不绝口。我想，吃变质食品，开始时应该是出于无奈，后来才成为惯。变质的食品不管怎么说，也没有新鲜食品有利健康，我很怀疑霉变了的食物是否还有营养。
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饮食观念也在变化，不仅吃得好，也要吃得新鲜，变质食品吃得少了。30多年过去了，不吃变质食品的中国人恶性肿瘤患病率却成倍增长。今天看电视报导说，肺癌患病率上升了465%，对此大家一致认为是环境污染的结果。这么说，环境污染致癌比黄曲霉菌要厉害得多？报导还说，心脑血管疾病已占中国人死亡原因的第一位。高血压人群有1.8亿人。我想，这肯定不是吃霉变食物的原因了。食品的质量高弄得人血压也高，与之相比，变质食品怎么也缺少把人血压弄上去的力量。
营养高的食品热量也高，由于运动的不够，高营养带给人的就不是健康，而是“虚火”。‘“虚火”积蓄久了，就会闹事。我一个朋友对此就很紧张，她说：“我儿子咽炎又犯了！”我说：“犯了又怎样？”她说：“犯了就会引发肾炎”。她说得很准，她儿子真就照她说的来病。孩子青霉素过敏，到省医院，一边吊着抗过敏药，一边打着青霉素。打了两周，医生说不能打了，回去卧床静养。朋友说：“化验尿里还有血哪？”医生说，治好了半年内化验也还是有血。然后开药让带回去吃。开了一堆药，全是中药，西医开的，清热解毒。朋友认准罪过全在咽炎，就不断用清热解毒药，可尿里的血只增不减。她每天紧张得象强迫症似的，两天一化验，每天早晨对着阳光看她儿子的尿瓶，到后来她都能看着她儿子的尿说出蛋白和红细胞的指数来，去化验保准能对上。我知道他儿子的体质，根本没有实热，不能清热不止，建议她找中医看看，可女儿的师傅出门了，联系不上。她便先后找了两位中医，可这两位中医也主张清热。联系另一城市的一位中医，在电话里他很赞成我的观点，于是带孩子去开药。药拿回来我一看，又全是凉药。我说这医生也没同意我的意见啊？朋友说医生认为还是火大，有实热，得清。这么多医生，又是中医又是西医的全用凉药，朋友也就认准了她儿子有实热。又把凉药用上了。可化验结果让朋友如热锅上的蚂蚁。女儿师傅回来了，朋友急忙去找，回来告诉我：“郝大夫也是清热解毒！”解开药袋一看，我不禁笑了，说：“这是清热解毒么？一味凉药没有，还有红参，这是温补。”朋友说：“我跟他说我儿子有火，总犯咽炎引发肾炎。郝大夫就说，好，好，清热，清热。”我说，他一天看五六十个病人，累得要死，哪有空说服教育你？嘴上顺着你说，但药是该怎么开就怎么开。朋友给儿子用了二十多天药后化验结果就完全正常了。朋友奇怪说：“省医院的大夫说这血半年内都得有，可现在怎么一点也没有了呢？”我说，病好了为什么还有血呢？朋友现在就比较注意全家的饮食了，考虑的不光是营养，还有寒热的问题。
我到监狱去很注意看犯人的食谱，那才叫讲究科学，粗细搭配，荤素平衡，如推广开来心脑血管疾病定会大幅下降。犯人每天出操，搞活动，运动量也适当。还修身养性，绣花编织，学孔子。有时我开玩笑说，如今科学的生活方式在监狱。我担心，如果犯人真的被改造好了，出来看我们外面人会不会觉得我们是野蛮人呢？
心脑血管疾病本可以不是第一杀手，如果我们注意生活方式的话。同事的母亲死了，脑出血。她很伤心，哭泣着说：“我母亲没福啊，她最喜欢看电视，我刚给她装上有线电视，才看上三天就走了。”象祥林嫂似的，她每天都叨唠这番话。一个月后我说：“你要是不给你母亲装这个有线电视，她不连坐着三天不挪窝地熬夜看,也不会脑出血。”同事楞了,半晌说：“是我害死了母亲，我不该让母亲享这样的福！”如果按照先前的生活方式，她母亲再活上十几年不成问题，可连坐三天结果却使她脑出血死亡。平时总是不停地做体力劳动的人，身体气血的运行方式已按体力劳动所需能量运行，三天不动，能量施放不出去，血压升高，毕竟是老人，血管硬化，出事是很必然的。
前天去爬山。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只爬了几分钟就坐下不爬了。他说：“爬不了，发热，身上热散不出去，要炸了似的。”大家笑他，有人鼓励他坚持。我没有要求他硬挺。我知道他平时吃的好，身体热量足，稍一运动，热量就超，不能及时排出的话，也怕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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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
假如中医的健康理念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会不会有一天被西医提出？当西医作为一种新理念提出“中医”理论时，人们会感到不可理解吗？
有人会反对说，西医怎么可能会提出“中医”理念？中西医是两个不兼容的系统，没有接轨的可能。对此，我不以为然，谁说新学说与旧理论就得兼容？经典力学，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们是兼容的么？科学无禁区，不兼容在科学中不仅是允许的，甚至是科学张力的表现。
把科学说的好象是从一个理论中始终如一地按一个逻辑发展着的似的，就可以指责中医不合逻辑了。把科学说的好象早就有了“统一场论”，所有理论都在一个基于因果性原理的统一场中，就可以把中医排斥在外了。不然，一味要求中医兼容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
量子力学出现后并没有否定和取代经典力学和相对论，而是在不同的领域内各自发挥着作用，人们不因经典力学理论不能用于制造原子弹而否认它能造汽车。毕竟“统一场论”还没有产生出来，真理三分天下，究竟谁有权利取谛中医？
中医现在获得了新的生命动力，如果说中医先前的存在是历史的需要，那么现在的生命力却来自西医的发展给中医留下的余地。这块空间即使中医不来填充，一个与中医差不多的新理论也会应运而生，科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的。
即便看上去明显不兼容的事物也不是绝对的不兼容，思维方式的兼容自有其生物基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道法自然。
我父母的性格差异很大，比如在财富观念上两人就一直不可调和，父亲吝啬，母亲慷慨。做为他们的后代，我会获得怎样的遗传呢？只有三种可能，一，象父亲，极度吝啬。二，象母亲，十分慷慨。三，中和父母，既不吝啬，也不慷慨。唯一不可能的是，既吝啬又慷慨，因为这不合逻辑。可事实上，不合逻辑的事情真就发生了，我极度吝啬，又十分慷慨。
同事常对我的下意识行为惊呼：“你怎么往钢笔水里兑水？”领导多次对我发怒：“咱们有的是好纸，你为什么总是用废旧纸的背面给我写报告？”朋友们说：“为什么一说哪道菜剩了扔掉，你就把它全吃光？”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而我的慷慨比之母亲又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倾其所有，还会代人签字借债，以至有的部门会把救济款发给我，由我慷慨出去。
心理医生可能会认为我这是矛盾性格。其实对我来说却很正常，因为要是我不吝啬的话，我体内的父亲就会难受，非物尽其用，毫不浪费不舒心也。同样，要是我不仗义疏财，帮助别人解困，母亲在我心里就不舒服。所以，为了每天吃得下，睡得着，我必需既吝啬又慷慨，缺一不可。由此看来，基因的链条不是按我们理解的逻辑顺序排列的，看似矛盾的性格在我这里统一得天衣无缝。
集汇在我身上的基因，来自我之上数以千万代直系祖先。从基因上讲，他们是我，我是他们。而我并不独自拥有这些祖先，沿着血缘的路从我这往上没走多远，我与他人的祖先就交叉了，我的祖奶奶可能就是你的祖姥姥。从纵向看，在那些你所从来的祖祖先先身上能找全你的全部基因，这就是说，他们是你生命的生生世世。从横向看，现存的人，他们的基因也来自向上并不太远的你的祖先。所以，你也可以在现存的人身上找全你的基因。可以说，我们现实的人也互为生命的生生世世。我们就是这样历史而又现实地存在着的。如果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融合过来的，那么，又有什么思维方式是绝对不可兼容的？
当然，人类并没有因一再交融而变成一群缺少个性的绵羊。相反，个性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和自我保护意识，非强劲的情感动力不能使其开放。违心地融合，往往要付出身心健康的代价。可以说，正是人的情感性保护了思维的独立性。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人类为什么有了理性还会有情感，因为这两者已被捆绑在一起了。
当思维方式的矛盾有时不能逻辑地解决，如果不肯象佛家主张的那样“不了了之”，就要用突破和超越的方式来解决。而突破和超越的手段是什么呢？
结婚后，对婆家彼不适应，在许多思想观念上感到不可调和，尽力而为的调和也付出了身心疲惫的代价。女儿出生了。我惊异地发现，女儿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说话办事，与婆家人一个模具拓出来的似的。我惊诧道：借我的肚子生了一个人家的孩子！
但老天设定我无条件地爱我女儿。女儿是一部天书，我奇怪地看着她的所作所为而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重新关注女儿的父亲，细细了解他的思想、感受、脾气、秉性。面对他的诧异，我回答说，你是一本新华字典。我陪女儿的爷爷、奶奶聊天，设身处地的从他们的角度，以他们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我对女儿说，我这是在查阅康熙字典。当然，我也了解婆家尽可能远的家史，这就是翻阅辞源了。正是通过这些查阅，我才能读懂女儿。有时，我与女儿开玩笑说，如果女儿是个一夜情的产物，那么可就糟了，我将永远不能解读她，因为我没有破译这部天书的字典。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反对一夜情。正是因为女儿，我不能否定她所从来的家族。所以，对于我本来并不认同的思维方式，我需要的不是反对、否定、回避、封闭，而是与其真正融合。这里没有违心的问题。当女儿为我打通两个家族的思维隔阂时，我感慨道：“人类还得实行有性繁殖啊！”
爱，这个词当然很不理论，很不真理，很不逻辑，拿不到学术台面，但却是我得以实现思维突破和超越的手段。人之所以是情感动物，之所以有思想，正是这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现代人往往难以突破思维桎梏是不是因为缺乏情感动力呢？当爱的情感变得有些虚幻时，人的思想力量也随之减弱。有人嘲笑我之所以维护中医是出于对母亲和女儿的感情，是对中国文化的恋恋不舍，是出于民族主义情感。对此，我并不反对，因为我活的不仅仅是一个一生一世的我，也在活着我生命的生生世世，我不能从我的生生世世中剥去历史、文化和我们整个民族。我的理性之开放，兼容，具有活力都离不开情感做开路先锋和前进动力，我不可能离开我的血肉去爱真理，这难道是难以理解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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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
一个患病儿童长期吃药。孩子的妈妈见我女儿摸脉说得挺对，就询问应该再吃点什么药。女儿说，这么小的孩子干嘛要吃那么多药呢？做做按摩，热敷什么的效果往往就很好，小孩子身体敏感，用药不当对孩子反倒有伤害，所以对小孩子用药最应慎重。女儿一边说一边给小孩做按摩，只做了一会儿，小孩就接连，感到很舒服，对妈妈说他很喜欢这种治疗方法。
由于西医的出现，医生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西医做换心换肝的大手术，中医真算不上是医生。为此有人主张中医的地位应是辅助医学我也不反对。孙悟空在取经路上的汗马功劳是不可抹杀的，但孙悟空肯挑上两天行李么？孙悟空因自己在前开路就要求取諦沙和尚么？我一直不认为唐僧是个低能的领导者，他的“慈悲”实在是一种科学的价值眼光。他不用一种价值去否定另一种价值最后只剩一种价值。他没有实行“能者上，庸者让”的竞争制，不让孙悟空利益通吃。他驱赶孙悟空几次，却一次也不曾驱赶过沙和尚。他甘冒自己被吃肉的危险也要抑制孙悟空的“齐天”意识。
中医缺乏竞争意识不是它的缺点，也不是他应被取諦的理由。我曾在一个妇女组织中工作过一段时间。去之前，人们对我说，女人事多，在一起就打架，这个组织的内部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问题根本不在性别上，而是人员配置不合理。由于女干部被选拔的机会少，选上来的个个都是“孙悟空”，唐僧要是领着三个孙悟空去取经会怎样？
嘲笑中医不是另一个孙悟空，总要设擂台搞比武，以决定去一存一，同时还认为这么做很科学，我看这种科学不如唐僧的“慈悲”来得实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主张讲道德，主张把中西医“结合”到为人民服务上来。因为专业壁垒造成的相互理解困难，使人与人之间几乎要因思想认识不同而打“圣战”了。只有道德具有公共价值，可以通约。所以道德不是虚性的，不是为了让人高尚而产生的，其实用价值不小于医学。
能够看出不同事物的各自价值，能够了解事物并不具有绝对性，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科学态度。中医就是建立在这一态度上。在中医理论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阴阳是这样，五行是这样，所有事物无不在过程中。我感冒了不吃药遭到大家的批评；咳嗽了还不吃药，人说这会引发别的病。果然，我开始浮肿、腰疼……朋友说这是肾炎症状了。我还是没吃药，几天后浮肿消了，其它症状也没有了。而朋友感冒就吃药、打吊瓶，出现咳嗽症状后做了菌培养又加大了药量，他对我说，一定要把病截住。结果他不是把病截在肺部而是截在了肾部无处可走，化验结果反倒是肾炎了。当然，这就不是小病了，得大治了。为此他奇怪，本来已经出现肾病症状的我却没有得肾炎，而他层层预防却反倒得了肾炎原因何在呢？我说，当我咳嗽时感冒症状就没了，当我浮肿时，就不咳嗽了，当我浮肿消了后，就什么病症都没了，因为病在我的身体里走完了它的全程后就不是病了，而你不让病完成这一过程，把它截留在肾这个阶段，所以你就慢慢治肾炎吧。看他郁闷，我劝他不要想不开，如果把事情重来一遍，他有胆子象我这样做么？中医的“冒险性”也是现代人不能完全接受它的一个原因。虽然西医也有险，但人们有冒险选择的自由。
中医不仅看事物不绝对，便是看自身也不绝对。所以，在历史上中医从没有停止对自身的批判。这一现象被有些人视为中医自身缺乏坚实基础的证明，也使一些初学者感到无可适从。一位网友来信说人参不是不可以大量服用的，他就敢把人参当萝卜吃。但是，他说这里有个服用方法，那就是先要一点点吃，不断增加身体的耐受性，然后再一次性多吃就不会危及生命了。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中医所说的药之偏和人之偏也是相对的。如果银河系中存在另一个“地球”，除了没有大白菜外什么都与地球一样。他们要是来我们这做客，很可能会因吃了我们地球上的一棵大白菜而中毒。如果人参在地球上遍地都是，是我们祖先的主菜，有什么毒性早耐受过了，我们现在吃起来当然就是萝卜了。相反，要是自古以来萝卜就象人参一样稀少，我们吃一个说不定还中毒身亡哪。
这一相对性原理对西医也适用。抗生素不断更新换代就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看，西医的许多新发展不过是在维持医疗效果的原地踏步走。所以，我们在治病、用药时，关于时间、地域等因素无不在考虑之内。有时我与朋友开玩笑说，不用吃药，只要你到我家住上一段时间，换吃一下我家的伙食对你就能起到药物治疗的效果。夫妻患一样病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医理论的自洽性使其无论怎样用已之矛刺已之盾都能解套，绕蒙的是没有把握住其本质的人。所以抓住中医的“矛盾”而把其“解套”称为玄学扔到一边，把中医锁定在固定的空间而砍去前后的时间性，那么，中医之矛当然就刺到中医之盾了。这正是当前批判中医时常用的方法。对我来说，不是非要保卫中医不可，而是批判中医的方法应该象五行中的任一行都要有克、泄它的力量对其进行一定的抑制一样，“五行”的精神内含就是民主，这一民主思想可以抑制科学思想不向魔的方向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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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
小时候受到惊吓时，母亲会把手插入我头发中抚弄说：“摸摸毛，不吓，不吓……”我往往就定下神来。这种安慰小孩子的方法被一代代地沿用下来。我是这样哄女儿的，将来也这么哄外孙子。这种用在孩子身上的“哄”法，人们认为对成人不适用，更不会承认这也是一种医疗方法。
一个年轻人最近睡眠不好，我让他母亲“哄哄”他，因为他刚刚参与一次死刑执行，我认为他内在受了惊吓，为此，年轻人笑我缺乏理性。首先，他不承认自己受了惊吓，这有他的沉着、镇静为证。再者，便是受了惊吓，他又不是小孩子，妈妈哄哄就能哄好？不管这个年轻人怎么认为，他母亲完全接受我的建议。
一位朋友，四十多岁了，路遇一起交通事故，他很有效率地报警、救人，表现得十分出色。事后，他病了，厌食、无力、失眠……到医院检查没有查出问题，吃药、打针也不见效。看他一脸倦容，打不起精神的样子他妻子很着急，认定他得了大病没有被检查出来，领着他到各医院查来查去，弄得他很有精神压力。一天，他乡下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来看他。母亲一见他就问：“你鼻梁发青，受什么惊吓了？”他和妻子都觉得好笑，一个成年人，便是遇到和处理一些非常事件也是很正常的事，有理性的支撑，怎么可能受到惊吓呢？可他母亲坚持说他受了惊吓，得叫叫魂。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屋外象他小时候喊他回来吃饭那样呼唤他的名子，又象对待小孩子一样捋着他的头发给他吟唱“安魂曲”。看着母亲那么投入，他也就乐得撒娇，任由母亲摆布了。我们再见他时，他又恢复到先前精神焕发的样子了。朋友们问他是怎么把病治好的？听了他的讲述后大家又不得不惊叹他母亲精神安慰作用的神奇。
有理性的保护，非常事件在我们身上不以惊恐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不等于我们的精神没有受到冲击。我在非常事件面前往往表现得从容冷静，但事后那些在事发时惊慌失措的、当场昏倒的、一时精神措乱的人都恢复了常态，我却一天比一天倦怠直至犯心脏病。
“母亲”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更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母亲”能揭去覆盖在我们身上的理性外衣，直接抚慰我们的心灵。理性可以充当“父亲”，但不能替代“母亲”。不管“父亲”如何“教育”我们，对于我们的心灵来说还是需要来自“母亲”的安慰。因此，“哄”这种对待小孩子的小技俩在某些时候就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见过母亲治疗因受惊吓而精神出偏的病人。母亲一边飞快地点刺针灸，一边“哄”着病人。当病人最终无力地伏在母亲怀里哭出来后，情绪就渐渐趋于平稳了。
母亲治病用的往往都是小技。小时候，我闲时会按母亲的吩咐买几根四分粗细的竹子，一节节锯开，制做许多一寸半高的小竹罐。用中药把做好的竹罐煮上，母亲按穴位扎上针，我用镊子从锅里夹出竹罐甩一下水，趁热扣在针上……母亲还让我用艾叶象卷烟一样卷成一支支“雪茄烟”整齐地码放在盒子里。有来诉称胃疼、肚子疼、叉气、打隔的，拿出一支点燃，灸灸肚子或小腿上的“足三里”、“三阴交”等穴位，往往不用吃药就好了。有一年，大弟弟得了急性阑尾炎。一听西医说得开刀，他一下子滚下床捂着肚子就逃出了医院。母亲急了，让我捉他要给他针灸，可弟弟爬上房，我也捉不到。那时还没有糖衣药片，想哄弟弟吃药也难，全家只能坐等他穿孔从房上掉下来。我和弟弟反复商量，他只接受一个治法———灸，而且只能是我给他灸。弟弟到底没做手术，没吃药，也没扎针，连我也不相信阑尾炎能灸好。
中医治病的方式都可以归入小技类，能用小技治好的病当然不能算是大病，从这点上说中医治的病是小病我也不反对。在心理上，我们有时希望自己得的是大病，我那位被割去一侧肺子的同事后来对我说，她之所以没有听从我的劝阻而做了手术是想用做手术向人们证实她得了大病，为的是堵说她装病之人的嘴，开胸手术当然是大病。可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自己得大病，比如，患上需要换肝、换肾、换骨髓这样的病。因为在真得了大病的情况下，我们首先面对的可能不是病而是更难面对的东西————人性。
我一个做了大手术的同事求我给当地报纸写篇稿子赞美一下他的妻子，表达他对妻子的感激之情。我笑他作秀，两口子之间用得着这样吗？他说，你不知道，我在住院期间看到很多被配偶抛弃的病人。在病房内，当守护病人的常常是父母、兄弟姐妹，而配偶根本不露面时，就说明病人被配偶抛弃了，而被抛弃对人的打击往往比患病的打击更大。我给同事写了这篇表扬稿，同时感到些许悲哀，现代科技在许多方面把人性放入前所未有的严酷考验中。在我一个朋友急需几十万元手术费时，他的家人却沉寂了。我一个个“捉拿”他们，逼迫他们拿钱。被我逼得没法，他的父母说：“你能向我们保证手术成功么？不能，那你这不是让我家倾家荡产，人财两空么？你有什么权力来逼我们？你先拿出几万元来，然后再来逼我们要。”我从来没有向朋友学说他父母这番话，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感情都承受不住这样的医疗考验，我们又怎能要求配偶、兄弟姐妹做得更好？有一天我接到医院电话，说有一个住院老太太的儿女们因承担不了医疗费，纷纷弃老人而去，让我这个维护妇女权益的人管一管。我费了好大劲把老人的儿女们找到一处，连哄带吓要来钱送到医院。老太太没有因我为她拿来医疗费而高兴，而是拒绝进食而死。这让我感到如果“治病”这事要是弄得过大，大得让爱情、亲情承受不了，我想，死亡的幻灭感也可能是由某些失望引起的。虽然这不干医学啥事，但很有做一些调节的必要，我们应如何调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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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二）
我陪得白血病同事到北京复查，向其它患者展示移植效果，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精神鼓舞，增强了他们做干细胞移植的信心。
但我知道，其他人做这个手术效果就不一定会这么好。当我们拿到诊断书，知道所患白血病是最严重的一种，就没抱丝毫侥幸心理，仅仅做了一个疗程的化疗，就进入干细胞移植阶段，捐款和移植手术同步进行，持续整个医疗过程。这与其他病人反复做化疗，在体能几乎消耗殆尽时做移植，效果怎能一样呢？所以医生称我们是最好的病人。
我不因为自己谈中医就自认是保守派，我究竟是一个保守派还是一个激进派不完全由我的生物性存在决定，还要由我的社会存在决定。如果早生一百年，我也会象胡适他们一样为西医鼓与呼。当事物偏差到某个临界点时，总会有人适时地挺身而出发出呐喊，我称这为人类的自我纠偏能力。
每当我不得不把自己交给西医朋友时，我也能做到象梁启超那样即便出了医疗事故也无怨无悔。我的西医朋友对我用他们不疑的态度大为赞赏。因为我知道，中医也好，西医也罢，往前走的路也多是摸索的，谈不上什么对错；治标也好，治本也好，哪头急就先治那，中医也不排斥治标，锅要是沸溢了，先点凉水再去抽薪也是通常做法。既然我选用西医就是去治标的，怎可以指责人家不治本？有人嘲笑中医也上西医院看病，却不知在医闹和打医疗官司的人中找不到中医人。
母亲到西医院看病也是一个好病人。在瘫痪的三年中，她采用的就是标本兼治的方法。母亲订有中西医杂志，有西医朋友，她和西医朋友商量治疗办法，也听任他们用西医方法医治。母亲吃着中药，静脉注射着“葡萄糖酸钙”等西药，还曾经和我研究怎么能补点铁，我说铁的成分象熬药那样肯定是熬不出来的。
自始自终我对科学技术象我父亲一样热衷，态度比西方人还激进。比如，对许多国家通过立法限制克隆人的研究我就不赞成，科学发展是谁能阻挡得了的么？限制克隆人研究对生命科学的整体发展都有影响，在与社会发展和谐的前提下我希望科学发展得快些。
我向朋友的儿子描述我少年时组装“矿石收音机”时说：“那是一块真矿石啊！”朋友是教语文的，说我有语病：“你前面已经说是矿石收音机，再说有真矿石就多余了。”我说我想强调科学发展的速度之快，如今的孩子见惯了集成块，怎么能想象电子“产品”里会有诺大一块矿石呢？看着现在的孩子组装电脑只需把插件象积木似的一顿插就成，羡慕得我什么似的。想当年在组装了五管、七管收音机后，我野心勃勃地要自己装电视，腋下夹一块“万能表”去找物理老师，请他帮我测试挑选一个显象管。老师跳着脚说手工缠绕的偏转线圈根本不能用。我说，我可以缠得和机器缠的一样好；老师说手工进行电视微调是不可想象的，几个月也调不下来。我说我已做好了调一年的准备……老师看劝阻不了我，干脆半路逃跑了。我想，科学之所以有今天的大好局面不正是因为早年象我这样一批热血青年全偏到科学一边去了吗？通过奶奶和母亲的描述，我知道中国早期的西医是一批品学兼优的人。西医对中医造成冲击的不仅仅是医术，更是充满朝气具有热情的人。正是青年人矫枉过正的热情投入形成了历史摇摆式前进。
按中医的观点这药有偏性，人有偏性，社会发展也有偏性。“五运六气”所展现的物候就是在不足和太过之间偏摆的。如果说五四时期社会发展需要中国向西方文明偏摆的话，那么现在恰恰需要向东方文明回偏一下才好向前发展。
科学的偏性如今在一位科学家那里表现得很典型，他给中西医打分，西医打九十分，中医打十分。这种打分的方式很明晰，符合人的求真愿望。可当我试着把这种分组打分的方法扩展开来，给牛刀和鸡刀打分，给飞机和火车打分，给美国和中国打分，给科学家和我打分时，“分”的明晰性不仅消失了，还引发了我思维上的混乱和情绪上的不满。试想如果我是被打十分的火车，我会不会提出让飞机运载煤炭和钢铁的要求？我会不会产生恨火车无翅，看飞机眼红，不安心工作，消极怠工等不良情绪？本来我可以做个快乐火车，只因这一评分方式就把我的积极性全弄没了。
认为可以象打分那样对事物进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严格确认，不承认有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不给人的主观能动性留有余地，一旦形成这样的“科学态度”后，拿到癌症诊断书时就会问医生还剩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相信科学的准确性。可量子力学发现：由于总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不可能完全精确地预言事件。这就是说，科学也如算命先生一样不可能料事如神。就象看上去败局已定的一局围棋，在靠一小块不确定苟延残喘；就象红军被赶进草地，革命进入死亡倒计时；就象中医被一再宣布灭亡，排除在主流医学之外。而人们所说的百分之一的希望正是这一点点不确定，而这也正是四两拨千斤的支点，对这百分之一的不确定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正是人的能动性价值所在。一旦我们能用好这一点点不确定，就如同红军走出草地，死棋变活，扭转乾坤的情况也就出现了。如果抱定确定的科学态度，放弃对百分之一希望的努力，那人生还有什么色彩，这样的人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在有不确定情况存在的时候我们的确认怎么会是科学态度呢？
没有西医的冲击我们不会深入思考中医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这个问题。而对西医的反思也得是在科学发展一段时间之后才有可能。中西医相互为试金石，中西医都不可能绕过自己的“劫数”。 “劫数”在中国思维中不一定是走向灭亡，多是取真经时必须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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