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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贯性是主基调。赞美歌是原来的赞美歌，布道是原来的布道，宣讲也是老一套的宣讲。唯有一个惊奇；由于是“非常时期”（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新词），女佣们不见了。但是连贯性还是得到了强调；不是重新开始，而是根据德文那不间断的传统，继续青少年的教育。
我知道，也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是假的。在那温暖而放任的几个月中，德文已从他们的手指缝里溜走。传统已被打破，标准在降低，规则被忘掉。在那些逃学旷课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从没像这个开学日的布道所规劝我们应该做的那样，想过“我们欠德文什么”。我们一直想的都是我们自己，想的是德文欠我们什么，我们索取了所有的东西，而且索取得比应得的更多。今天的赞美歌是《亲爱的主和人类之父宽恕我们的愚蠢行为》，在夏天，我们从未听过它。我们所听的一直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吉卜赛音乐，引导我们按照吉卜赛的方式去干各种各样不可宽恕的蠢事。我乐此不疲，我几乎跟上了它的韵律，夏季里它那跳跃的、叮当作响的声音。
然而，在那棵树上最后一抹长长的日光中，随着菲尼亚斯的跌落，它到底还是结束了。我浑身发冷地坐在小教堂里经历这些仪式时，不由自主地想到，这大概证明了德文的校规毕竟是正确的，冬日的德文。你破坏了校规，校规就惩罚你。我认为，这就是开学第一天早上布道的要旨。
典礼仪式结束后，我们七百多名学生（这是德文学校冬季学期的常规人数），熙熙攘攘地按照表上的内容一一去各处报道。所有的教室都拥挤不堪，人行横道上人流如织，宿舍有如工厂般热闹，每一块布告牌上都贴满了通知。
我们在夏天曾经是一个有特性却无领袖的团伙，除了菲尼亚斯那别出心裁的想法外，我们不受任何指挥。现在，但见正式的班级领袖和政客们在接手掌管，他们当然认为这些曾经仅属于我们的人行道和运动场理所当然要由他们来控制。我仍然拥有着夏季与菲尼共住的那个房间，但是走廊对面的那个大套间，莱珀?莱佩利尔曾在它七八两月的日照和尘埃中做过白日梦，藤萝的触角小心穿过它的窗户，进入室内，现在布林克尔?哈德利已在里面安营扎寨。密使们已然来访，与他磋商会谈。莱珀在自己的最后一年与其他人一样不走运，搬至一所旧楼中的一个房间，而旧楼则在体育馆方向的树林里。
上过上午的课程午饭之后，我过去看望布林克尔，刚要迈步进屋，又止住了脚步。突然间，我不想看见莱珀夏天积攒的那一盘盘蜗牛被布林克尔的文件所取代。且慢。尽管过去看上一眼，这是本年度的优异生应该做的一件事情。一般来讲，他对我来说应该是一块磁石，他可是班上全部激动与影响的中心啊。通常情况下，我是应该被他吸引过去的——如果那个夏季，那些个吉卜赛的日子没有被发明的话。现在，布林克尔，这个心思缜密、总有新计划的布林克尔，在莱珀那满是尘埃、藤萝和蜗牛的地方，却什么吸引我的东西也拿不出来。
我没有进去。无论如何，下午的活动我已晚了。我过去一向都很准时。但是今天却晚了，甚至比我不得不到达的时间还要晚。我应该去河下游的划艇之家报到。德文有两条河，被一个小堤坝隔开。去划艇之家的路上，我在跨越堤坝上方的步行桥上停下，往上游望去，望着细小的德文河蜿蜒穿越周边密密麻麻的松树和桦树，朝我流来。
正如我看到这条河就隐忍不住想到的那样，我想起了菲尼亚斯。我想起的不是那棵树和痛苦，而是他最喜欢的一个花招，得意洋洋的菲尼亚斯，像河神一般在一条独木舟的船首金鸡独立。他高举双臂，让空气来支撑自己，脸上一副美轮美奂的神态，身体保持着优美的平衡，每一块肌肉都与其他肌肉完美排列，来保持着这异想天开的优美姿势。他的皮肤由于溅于其上的水而闪着光，他的整个身体悬挂在河与天之间，仿佛已脱离了地球引力，只要那只脚轻轻一抬，整个人就会飘起来，飘浮在空中，一把抱起夏天的全部荣耀，把它奉献给天空。
随后，独木舟稍稍改变方向，他身体的平衡被突然打破，高翔的双臂垂了下来，一条控制不住的腿向上弹起，菲尼亚斯就会跌入水中，愤怒地咆哮。
我在这天的匆忙之中停下，这样回忆他，然后，觉得精神重新振作了，便继续前往堤坝下面潮水河畔的划艇之家。
夏天我们从未使用过低处的那条河流，纳瓜姆斯特河。它丑陋，含有盐分，两旁都是沼泽、泥浆和海藻。它在几英里之外流入大海，所以它的运行是受到诸如墨西哥湾流、北极冰盖和月球之类无法想象的因素主宰的。它完全不同于此坝前方的德文河，那条我们在整个夏天有着无穷乐趣的淡水河。德文河的河道由几座我们所熟知的略为内陆些的山岭所限定；它流经高山农场和我们所知道的森林，在流程的结尾部分穿过学校运动场，然后有几分壮观地在分水坝旁形成一个小瀑布，流入浑浊的纳瓜姆斯特河。
德文学校横跨这两条河。
在划艇之家，我刚一走进潮湿的主房间，乱哄哄的划桨手中间夸肯布什就用他那毫无表情的黑眼睛一眼瞥见了我。夸肯布什是划艇队领队，他身上有种不对头的东西。我弄不清这不对头究竟是什么。德文的那些个冬季学期中，班上的同学看问题都处于极端的对立，据我所知，夸肯布什名声不好却是众口一词的。一个小小的线索就是从没有人叫他教名——我甚至不知道他的教名是什么——他也没绰号，甚至连不友好的绰号都没有一个。
“迟到了，福里斯特，”他用他那已然成熟了的嗓音说道。他属于那种结实的男子汉类型；也许只是因为他比我们其他人都早熟，所以才不招人待见。
“是的，对不起，我有事耽搁了。”
“划艇队不等任何人。”他似乎并不认为这么说很好笑。我却认为好笑，只好笑了起来。
“啊，如果你认为这是笑话的话……”
“我并没说这是笑话。”
“必须有人在这儿实实在在地给我打下手。本划艇队一定要在新英格兰校际赛中胜出，不然我就不叫克利夫?夸肯布什。”
这么一番开场白后，我就开始自己划艇队领队资深助理的工作。虽然并没有这样的正式职务，但是有时出于需要，就设置它，绝对不是个闲职。这是一项只干活没好处的工作。正式的领队助理是一名低我一级的学生，下一年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当领队了。一名已是四年级的助理则不会有任何升迁，但我申请了这样一个没用的职位，与我不了解他一样不了解我的夸肯布什终于明白了。
“去拿些毛巾来，”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就指着一扇门说。
“要几条？”
“谁知道？去拿。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谅你也拿不动太多。”
我所从事的这类工作通常是由身体有毛病的孩子来干的，由于人人都得参加体育运动，身体有毛病的孩子便只能干这样的活。我向门口走去时，我估计夸肯布什审视着我，看是否能发现腿瘸什么的。但是我知道，他那无神的黑眼睛绝对挑不出我毛病。
下午的训练结束时我们站在划艇之家前面的筏台上收毛巾，夸肯布什快活了一些。
“你从没划过船对吧。”他这样主动攀谈，句子中间没有停顿，全句也没有问号。他的声音听起来几乎太成熟了，仿佛他故意拿腔作调；仿佛他在透过一根管子说话。
“没有，我从没划过。”
“我划过两年轻量级桨手。”
一眼就可以看出，在那紧绷绷的汗衫底下，他有一副强健的最轻量级运动员体格。“我冬天摔跤，”他继续说。“你冬天做什么？”
“不知道，管理些别的项目。”
“你四年级了吧？”
他知道我四年级。“是的。”
“现在才开始管理体育队有些晚吧？”
“是吗？”
“当然他妈晚了！”他的言词中有一种愤怒的深信不疑的口气，以此来敲打我这刚刚冒出头来的自负。
“啊，没关系。”
“有关系。”
“我觉得没关系。”
“去你妈的福里斯特。你他妈算老几。”
我心中发出一声呻吟，转身看他。夸肯布什不会像我自己希望的那样让我就这么为他工作，我俩势必相斗。现在很容易看出这是为什么。要知道夸肯布什自打踏入德文校门，就自然而然为众人所讨厌，从一开始，他就饱受挤兑，这些年他自己想要的职务一个没捞到，只是一味地选举别人当班级领袖，为人家喝彩叫好。我不想再给他徒添羞辱；我甚至同情他那无法再保持下去的颤抖的、受刺激的傲慢自尊，甚至同情他这种狂暴的妄自尊大，现在仅仅因为某个他终于发现可以将其视作低于自己的人的一点反对的暗示，他狂暴的妄自尊大便勃然而发。我意识到，这一切解释了他，令我生气的并不是他所说的话不中听。只是因为他太无知了，他根本不了解那吉普赛之夏，根本不了解我努力忍受的损失，根本不了解随心嬉戏、水花飞溅和飘着花瓣的清风，他从没见过莱珀的蜗牛或超级自杀社的宪章，他从没像菲尼亚斯那样去分享、了解和感知。
“你，夸肯布什，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这句话脱口而出，我不得不继续说下去，“你也不知道别的事情。”
“听着，你这个狗娘养的废物点心……”
我的拳头重重打在他脸上。一时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仿佛我真废物了。随后我意识到是因为有人骂我。
夸肯布什以摔跤的手法用胳膊紧勒住我的脖子，我很高兴此刻自己不是残疾。我胳膊后伸，抓住他后背上的汗衫，用力猛拽，汗衫从我手中挣脱。我试图甩开他，他正好也猛往前顶，我俩一块儿掉入水中。
浸水浇灭了夸肯布什的怒火，他松开了我。我爬回到筏台上，仍然为他所说的话而愤慨。“下回你叫别人废物点心的时候，”我严厉地将这话一字一句说出，以便他全听明白，“最好先弄清楚对方是谁。”
“滚，福里斯特，”他在水中汹汹地说，“这儿不需要你，福里斯特。从这儿滚开！”
我打了这场架，这是为菲尼而打的一个长长战役中的头一场小仗。直到我的拳头啪地打在夸肯布什脸上，我才明白我已把自己当成了菲尼的捍卫者，我想，他现在并不会因此而感谢我。他太忠实于与他自己有关的任何事物——他的室友、他的宿舍、他的班级、他的学校，并且大面积地向外扩张着自己的忠诚范围，直到我想象不出谁会被排除在外。但是我并没真的感觉自己仿佛是为菲尼亚斯打这场架。我感觉，我仿佛是为自己而打这场架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当我浑身淌水、迷路一般朝宿舍走去时，我就没有什么收益可炫耀了。我想要的工作没有了，脾气也没有了，我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这个砸了锅的下午。我现在知道了此刻确实是秋天。我可以感觉出秋天黏糊糊地贴在我的湿衣服上，它是空中一种不友好不舒服的呼吸，是冬季寒冷天气的边缘，是导致万物枯萎的空气，很快就会熄灭的乡野间的生命之光。我的一条腿无法停止哆嗦，这哆嗦究竟是由于寒冷还是由于愤怒，我也说不清楚。我希望自己揍他揍得更狠些。
有人沿着这条弯曲的坑洼通往宿舍的小路朝我走来，这是一条来自旧伦敦的小路，路两边都是老旧房子，它们歪歪斜斜，仿佛很快就会倒在路上，卵石在脚下隆起，就像是一场砖石造就的海洋风暴——一个极高的身影顺着小路朝我走来。只会是卢茨伯里先生；再没有谁会在这些石头上如此健步如飞。
路两边房子里居住着的人我不认识，非常可能是一些瘦弱的老太婆。我不能一头钻进一幢房子。路上倒也不乏角度、起伏和弯曲，但是都不够大，不足以隐藏住我。卢茨伯里先生赫然行进，就像是这颠簸航道上的一条高桅杆的快速帆船，我试图穿着自己水淋淋吱吱响的胶底运动鞋，悄悄从他身边走过去。
“等一下，福里斯特。”卢茨伯里先生的男低音充满英国腔，他说话时，他的喉结似乎与他的嘴巴一样大幅度地动着。“你所在的那个地方下了一场暴雨吗？”
“没有，先生，对不起，先生，我掉进河里了。”我本能地为这只会使我本人不舒服的不幸事件向他道歉。
“你能告诉我你怎样和为什么掉进河里的吗？”
“我滑下去了。”
“没错。”停顿了一下他继续说。“我认为自去年以来你事事都往下滑。比如说，我就知道，这个夏天你们住在我的宿舍里时就聚众赌博。”他负责宿舍管理；我现在意识到，我们之所以得到那段解脱的日子，原因之一就是他当时没在。
“赌博？什么赌博，先生？”
“纸牌，骰子，”他挥了挥他的长手，表示不愿再多说，“我就不追究了。没有关系。以后不许再玩了。”
“我不知道谁玩过。”我的心中想起那些晚上的二十一点、扑克，以及菲尼亚斯发明的各种各样的游戏；莱珀套间的里屋，灯上包了毯子，所以只有一小圈灯光刺眼地落在遍布四里的黑暗的中间；菲尼亚斯即使在自己所发明的游戏中也总是输，他总是为应该赢的下注，要不是他手里的牌太臭，他的下注本会是最辉煌的成功。菲尼最后终于用自己的冰箱下注，把这奇异的玩意儿输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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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普尔大夫有些犹豫，我认为有那么一刻他瞟了我一眼。“体育搞不成了。作为朋友，你应该帮他面对并接受这一事实。越早接受，他的情况就越好。假如还有哪怕一丁点儿希望，除了走路他还能做些别的事情，那么我也会竭尽全力的。没有这样的希望。我很遗憾，当然人人都很遗憾。这是个悲剧，但却是事实。”
我抓住自己脑袋，指头摁紧头皮。也许觉得应该和善些，医生把一只手放在了我肩膀上。他这么一来，我失去了对自己的全部控制。我捂着脸痛哭起来；我为菲尼亚斯痛哭，为自己痛哭，为这位认为应该面对现实的医生痛哭。最主要的，我是因为那和善而哭，这一点是我始料未及的。
“喏，这样没用。你得打起精神，充满希望。他需要你那样。他特别想见你，你是他唯一问起的人。”
这使我止住了眼泪。我把捂着脸的手放开，望着校医室外墙的红砖，那是一所喜气洋洋的房子，觉得它离我越来越近。我当然是他第一个想见到的人。菲尼亚斯不会在背后说我任何坏话；他会当面指责我。
我们走上校医室楼梯，一切都那么飞快，片刻间我就在斯坦普尔大夫的引领下，走进楼道，朝一扇门走去。“他在里面。你先进去，我过一会儿进去。”
房门虚掩着，我将门推开，呆呆地站在门口。菲尼亚斯躺在枕头与被单之中，他的左腿缠着白绷带，非常大，稍稍悬在病床上方。一根管子从一个瓶子通往他右臂。我内心的某个通道开始关闭，我知道自己要后退了。
“进来，”我听见他说，“你的样子比我还难看。”他仍然快活地说话，这一事实把我拉回了一点点，我在他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过去的几天中，他的身材似乎缩小了，也失去了日晒的颜色。他的眼睛审视着我，仿佛我才是病人。这双眼睛里没有了那种敏锐的幽默，而是变得朦朦胧胧，梦幻一般。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他打过麻药。“你怎么这么病歪歪的？”他继续说。
“菲尼，我——”我所说的话毫无控制，字词完全出于本能，就像是陷入绝境者的反应。“那棵树上怎么回事？那棵该死的树，我要把它砍倒。有谁在乎谁能从上面往下跳？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怎么掉下去的，你怎么就那么掉下去了？”
“我只是掉下去了，”他目光模糊地望着我的脸，“有什么晃了一下，我就掉下去了。我记得我转身看你，时间好像非常漫长。我以为我可以伸出手，抓住你。”
我猛地躲离他。“把我也拉下去！”
他继续用模糊的目光看着我的脸。“抓住你，这样我就不会掉下去了。”
“是的，当然。”我拼命在这封闭的病房中呼吸着空气。“我试过，记得吧？我伸出手，可你已经不见了，你跌过下面的小树枝，我伸手，什么也没抓到。”
“我只记得自己看着你的脸，看了一小会儿。你的表情非常可笑。极为震惊，就像现在这样。”
“现在？啊，当然了，我现在的确震惊。看在上天的份上，谁能不震惊？那么可怕，全都那么可怕。”
“但是我不明白你的震惊为什么那么自我。瞧你这样子，就像事情发生在你自己身上。”
“几乎就算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在场，就在你身边，就在那根树杈上。”
“是的，我知道。我全都记得。”
一阵沉重的沉默，然后我用非常轻的声音说话，仿佛我的言词会把这间病房炸毁似的，“你记得是什么使你掉下去的吗？”
他的目光仍在我脸上徘徊。“不知道，我一定仅仅是失去了平衡。一定是这样。我确实有那种想法，我感觉到，你当时站在我身边，你——我不知道，我有一种感觉。但是光凭感觉是无法确定的。那种感觉毫无道理。那是一个疯狂的念头，我当时一定神经错乱了。所以，我只是不得不把它忘掉。我就是掉了下去，”他转开脸，在枕头中间摸找东西，“就这些。”然后他又看了我一眼。“对不起，我竟然会有那样的感觉。”
对于他的这种真诚，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麻药劲儿还没过去的他竟然为自己怀疑真相而道歉。他绝不会指责我。他只是有一种感觉，此时此刻，他一定是在给他本人的《十戒》制定一条新戒律：切莫只凭自己的感觉而指责朋友干了坏事。
而我竟还以为我俩是竞争对手！这太荒唐可笑了，我简直想哭。
如果换了菲尼亚斯，换了是他心怀愧疚地坐在这里，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做？
他会告诉我真相。
我蓦地站起身，弄翻了椅子。我惊异地瞪着他，他也瞪着我，片刻之后，他的嘴巴咧成了笑容。“啊，”他终于用他那会意的声音友好地说，“你想做什么，催眠我？”
“菲尼，我有话要告诉你。说出来你会恨我，可这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天哪，多么雄壮，”他一面说，一面靠回枕头上，“听起来就像是麦克阿瑟将军。”
“听起来像谁我不在乎，等我告诉了你，你就不这么想了。这是顶顶糟糕的事，我很难过，不想告诉你，可我却必须告诉你。”
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没等我倾吐心声，斯坦普尔大夫就走了进来，然后一名护士也走了进来，我被打发走了。第二天，医生认为菲尼的状况还不适宜接受探视，即使我这样的老朋友也不成。不久一辆救护车就把他拉走，把他送回在波士顿郊外的家中。
夏季学期走向尾声，正式结束了。但是对我来说，它似乎是摇摆不定地待在那里而被奇怪地提前叫停的。我回南方老家休了一个月假，在白日梦与不真实的气氛中度过了这段假日时光，仿佛此前也曾这样过过，这次也是我头一回对假期趣味索然。
九月底，我坐上1942年九月份的那种拥挤而无确定时间的火车，启程返回德文。我抵达波士顿时晚点了十七个钟头；在德文，这样的经历会是一种谈资。一个假期之后，我们这些长途跋涉过的学生会一连好几天滔滔不绝地讲述或编造自己在旅途中的历险。
我很幸运，在南站打到了一辆的士，我没对司机说“北站”，也没穿越波士顿去赶开往德文的末班火车，以完成这个旅程的最后一短段，而是靠在座位上，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菲尼家在郊区的地址。
我们很容易就在一条街上找到了他家，老榆树的树枝在街道上方摇曳。房子本身很高，白色的，作为菲尼亚斯的家，它看上去确实很合适。房子邻街的一面非常优雅，不过在厢房和侧房的后面，房子以得体的比例迅速缩小，最后以一个毫无装饰的大谷仓而结束。
什么事情都不会使菲尼亚斯惊讶。一名女清洁工来开门，当我走进他所坐着的房间时，他看上去非常高兴，却一点也不吃惊。
“这么说你终于肯大驾光临了！”他的声音热情而高亢，高亢得有一点点变了音，“你从南方给我带好吃的来了吧？忍冬和糖蜜，或者是别的好吃的？”我试图想起什么好笑的事。“玉米面包？你准带来了东西。你不会大老远的回南方，然后一路返回，什么都不带，只露一下你这张无精打采的脸。”他滔滔不绝，不顾我的震惊和笨拙，他的话语也盖住了我的震惊和笨拙。看见他靠在大扶手椅中的医院款式的白枕头上，我说不出话来。尽管在德文校医室他也很狼狈，可那时他还似乎是一名在运动中暂时受伤的运动员；仿佛教练员随时都会过来，给他包扎绷带。而现在，在这安静的老街上，面对着新英格兰大壁炉，蜷在那里，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出不了屋的病残者。
“我带来……啊，我忘记给任何人带任何东西。”我挣扎着把这喃喃的自责说得声音稍大一些。“我回头给你邮些来，花之类的。”
“花！你在南方究竟怎么了？”
“啊，”我在头脑中一句轻松的调侃也找不出来，“那我就给你邮几本书吧。”
“书就算了，我更想跟你聊聊天。南方有啥新鲜事？”
我尽可能拿出一副快活的语调，“事实上，着了一场火。就在我家房子后面，草地着了火。我们……拿起笤帚去扑火。我想，我们其实是在煽火，因为火越着越大，直到救火队终于赶来。他们看得出哪儿在着火，因为我们在空中挥舞着熊熊的笤帚，试图把笤帚上的火弄灭。”
菲尼喜欢这个故事。但是它把我俩放在了那种熟悉的友谊平台上，相互讲故事的哥们儿。我怎么开口去谈那件事呢？那不仅是一个霹雳。它甚至似乎就不是真的。
我无法在这次谈话中谈，无法在这个房间里谈。我希望自己是在一个火车站遇上他，或者是在某个公路路口，而不是在这儿。这里，窗户上的小玻璃由于辛勤擦拭而亮晶晶，墙上挂着袖珍画和老肖像。椅子要么是铺着厚厚的坐垫、舒服得令人坐在里面就打瞌睡，要么是早年的“美国制造”，从不使用。有几张结实的方桌，上面摆满了家人照片和随手放在那儿的书和杂志，还有三张小桌子，优雅而没有任何用途。这是房间的一种折衷，有几件像样“物件”供客人观看，其余的则供人使用。
但是我却是在没有个人特点的宿舍里、在体育馆里、在运动场上认识的菲尼。德文那间我俩共同居住的房间，在我们之前很多陌生人都曾经住过，在我们之后还会有许多陌生人住。我是在那儿干的那件事，可我却得在这儿告诉他。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刚刚跌跌撞撞走出丛林的野人，要把这地方弄个底儿朝天。
我坐回到那把早期“美国制作”的椅子中，它那直挺的靠背和高高的扶手立刻迫使我正襟危坐起来。如果它想的话，我的血液可以开始悸动了；悸动吧。我单刀直入。“这趟回家我老是想着你。”
“哦？”他飞快地瞥了一眼我的眼睛。
“我想你……想这次事故。”
“你很够哥们儿，放假了还想我。”
“我想它……想你，因为——我想你，想事故，因为事故是我引起的。”
菲尼目不转睛地看注视着我，他那极为英俊的面孔上没有一丝表情。“什么意思，是你引起的？”他的声音与他的目光一样镇定。
我自己的声音却很轻很轻，像是在说外语。“我晃动了那根树杈。我引起的事故。”我又加上一句。“我故意晃动的那根树杈，好让你掉下去。”
他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年长。“当然不是你弄的。”
“是我。是我弄的！”
“你当然没弄。你这个傻瓜。坐下，傻瓜。”
“我当然弄了！”
“你要不坐下，我可揍你了啊。”
“揍我！”我看着他。“揍我！你站都站不起来！你甚至都走不到我跟前！”
“你要是不住嘴，我就宰了你。”
“哈！宰我！现在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我晃动树杈，因为我想那样！现在你自己明白了吧！”
“我什么也不明白。走吧。我累了，你让我难受。走吧。”他以一种绝不像他的样子，疲倦地捂住自己的前额。
这时我突然想到，自己又在伤害他。我意识到这有可能是一种比上回我所做的更深的伤害。我必须从中退出，我必须对其加以否认。莫非有可能他是对的？我真的是明确而故意地那么做的吗？我记不起来了，我无法思考。然而，让他知道这个，却是雪上加霜。我得把话收回。
但不是在这儿。“几个星期后你就回德文了，对吧？”我俩一言不发地坐了一会儿后，我喃喃道。
“当然，感恩节之前怎么说也回去了。”
在德文，没有一件适合菲尼的家具，我可以给他弥补。
现在我得离开这儿了。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这样做；我得使我的一言一行都像是假的。“这次长途跋涉糟透了，”我说，“我在火车上根本就没怎么睡觉。也许我今天有点胡说八道。”
“没关系。”
“我觉得我该去车站了，到德文我已经迟了一天。”
“你该不会又要开始遵守那些清规戒律了吧？”
我朝他笑了笑。“不，我才不呢，”这是最假不过的话，最大的谎言。
和平遗弃了德文。不过不是在校园和村庄的模样方面；校园和村庄仍保有着自己大部分梦幻般的夏季宁静。秋天几乎还没怎么触及那些茂盛挺拔的树木，正午的时候，太阳仍短暂地保有着自己夏季的能量。空气中仅有一丝凉意，暗示着冬季即将来临。
但是一股新的劲风，就像是带来第一阵落叶时那样，席卷了所有的一切。夏季学期开始——几十个男孩子被强迫上学，多数老师都不在时只得依靠临时的教工，也不得不依靠以往积累的大多数传统来苦战闷热——夏季学期结束了。虽然开办夏季学期在本校还是第一次，但现在开始的却是这个学校的第一百六十三个冬季学期，为它而集合起来的力量把悠闲的夏天精神打得粉碎，就像片片落叶一般。
教师们出席了小教堂里的第一次仪式，他们坐在我们前面的几排，和我们的座位形成直角，他们那疲惫的表情和懒散的姿势表明了他们从未离开过学校。
在小教堂东部的半圆形后殿里，坐着他们的老婆孩子，在沉闷的冬季月份中，他们成了我们在教堂仪式上不断进行推测的目标（他为什么娶她？她究竟为什么会嫁给他？他们两个怎么制造出这些小怪物？）。在这个新学期和暖的第一天，老师们喜欢穿泡泡纱衣服，他们的太太们则都展示起了自己的帽子。五位年轻些的教师没露面，因为上了战场。派克先生身穿海军少尉军服到场；海军军官学校想必还不算紧张，使他得以回德文参加今天的活动。他的面孔与往常一样平和而无望，正衬在时髦而笔挺的外套上方出神冥想着，这使他看上去就像是个招摇撞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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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毕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学生。我一直是好学生，尽管我并不像切特?道格拉斯那样对学本身真感兴趣或真激动。我面前只有切特?道格拉斯这一个对手，我不仅成为了优秀的，而且是特殊的。但是我开始看出，切特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对学太感兴趣了。他常常被某些事情给吸引住；比如说，他对立体几何的斜面就太着迷了，结果弄得他的三角几乎和我一样差。我们读伏尔泰的《老实人》，这本书给切特开启了一种看世界的新方式，于是他继续大量阅读伏尔泰的法文原著，而班上的其他同学则在学别的。这是他的死穴，因为对我来说，无论是伏尔泰和莫里哀，还是提案法和《大宪章》，或者是感情误置和《苔丝》，全都一样重要，我对它们全都不加区别地学。
菲尼根本不懂得这个，因为这一切学业上的事都远远发生在他的前面。上课的时候，他总是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他那警觉的面孔呈现出一副理性的理解的表情，跟踪着讨论。当他不得不自己发表见解时，他声音中的催眠力量就与他那奇特的头脑结合在一起，作出常常不正确但却很少能被定性为错误的回答。书面测验他总是铩羽大败，因为在这种测验中答案是无法用嘴说的，结果，他的成绩总是将及格。这并不是说他从不用功，因为他确实也用功，时不时几个钟头临阵磨枪突击用功。随着这个关键性的夏季一点点过去，随着我严格了对自己的要求，菲尼亚斯也增加了他的学时间。
我可以看出就里。我在越来越确切地成为全校最优秀的学生；菲尼亚斯毫无疑问是最优秀的运动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俩是难分伯仲的。但是他在学方面非常差，我在体育方面却还算行，把一切因素都考虑进去之后，天平最终还是绝对向我倾斜。这新一轮的猛用功是他拯救自己的紧急措施。我也加倍努力起来。
令人惊异的是，这些个星期之中我俩相处得非常好。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难记起他的奸诈，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又不假思索地滑回到对他的爱慕之中。那些不愉快之事是很难记起的，因为，我们头顶着冷冷的光亮开始着一个又一个夏日，清晨的空气中有一种将生命扩展开的气息——某种难以描述的东西——一种氧气的麻醉，一种闪亮的北方的异教味道。某种气味，某种情感，这种情感是那么充满希望，以至于我会仰倒在自己床上，来提防这种感情的出现。在这些令人陶醉而充满**快乐的清澈早晨，是难以记起那些不愉快的；我忘记了自己恨谁、谁恨我。我想放声大哭，因这毫无办法的快乐，因这承受不起的希望，因这些对我来说充满太多美丽的清晨，而放声恸哭。因为我知道太多的仇恨，多得这样一个世界盛都盛不下了。
夏天懒懒散散地继续着，没人注意我俩。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竟对普鲁多姆先生描述起我和菲尼亚斯如何在海滩上睡觉的事儿来，他对此似乎非常感兴趣，对所有的细节都那么感兴趣，以至于他都忘掉了正事：我俩绝对违反了一条基本的校规。
没人在乎，没人遵守加在我们身上的真正的纪律；我们随心所欲。
八月随着新罕布什尔夏季之美的日益浓郁而终于来临。月初下了两天小雨，持续的雨水使得所有地方都最终繁茂起来。就拿那些老树的树枝来说，我们非常熟悉德文的冬季学期里它们那要么半裸、要么憔悴的样子，现在它们则似乎要因为那暴雨般纷飞的叶子而折断。一片片不起眼的小土地露出了真面目，它们竟然一直是花园。体育馆周围长满了叫不上名字来的矮树丛，小河突然变了颜色。空气中有一种潜在的清新，仿佛春天又回到了仲夏。
但是考试临近了。我还没有像我想要的那样完全成竹在胸。自杀社每晚继续集会，我继续参加，因为我不想让菲尼像我弄明白他一样弄明白我。
我也不想让他在这件事上超过我，尽管我知道无论他带不带我上树都无所谓。因为，人心底里的东西才是重要的。我已经察觉出，菲尼的心底充满了孤独而自私的野心。不论谁赢得了所有的比赛，总体上衡量，他都并不比我更优秀。
法文考试定在八月底的一个星期五进行。星期四下午我和菲尼在图书馆复法文；我背单词，他把法文和英文混杂在一起写小条——我才不在乎法文呢，法国的女孩不穿长裤——极为认真地把小条作为备忘录递给我。我当然还没复好。吃过晚饭，我去我们房间再度复。几分钟后菲尼亚斯走了进来。
“起立，”他快活地说，“创始成员资深监督员！埃尔温?莱珀?莱佩利尔宣布说，今晚他要从那棵树上跳下，以便达到入社条件，最终保住他自己的面子。”
有那么会儿我不大相信这话。莱珀?莱佩利尔在任何一艘下沉的运兵船上还没容得往下跳就会吓得动弹不了。是菲尼撺掇他这么做的，好让我的考试彻底砸锅。我以煞费苦心装出的顺从之态转过身，“如果他从树上往下跳，我就是圣雄甘地。”
“好吧，”菲尼心不在焉地迎合着我。他这么做有点旧瓶装新酒的味道。“好，咱们走。咱们得到场。谁知道呢，说不定这一回他真愿意跳呢。”
“啊，看在上天的分上。”我合上法文课本。
“怎么了？”
多好的表演！他脸上一副疑问的表情，那么诚恳。
“学！”我咆哮着。“学！你知道的，课本。功课。考试。”
“是的……”他等着我继续说下去，仿佛没看出我意指什么。
“啊，看在上天的分上！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当然不。你当然不知道。”我站起身，用力把椅子往桌边一推。“好吧，咱们走。咱们去看胆小的小莱珀不敢从树上跳，让我考试砸锅。”
他用饶有兴致的惊奇表情看着我。“你想学？”
我开始对他这温和的口气有点不自在，于是我重重叹了一口气。“没关系，忘掉它。我知道，我加入了俱乐部，我去。我还能怎样？”
“别去。”他用极为简单随便的口吻说，仿佛在说“再见”似的。他耸耸肩，“别去。算了吧，这只是游戏。”
我在房间中已走到一半，停住脚步，现在我只是看着他。“你什么意思？”我喃喃道。他的意思很清楚，但是我却在探寻他话语之外的东西，探寻他会在想什么。我差点问：那么“你是谁？”我面对的是一个全然陌生的面孔。
“我不知道你需要学，”他简简单单地说，“我没以为你需要。我以为你天生就会。”
他似乎把我的学和他的运动看成是一样的了。他大概认为人所擅长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不经努力，轻松掌握。他还不知道他自己是无双的。
我无法用正常的声音说话。“如果我需要学，那么你也需要。”
“我？”他淡淡一笑。“听着，我就是永远学下去，成绩也不会超过C。可你就不同了，你是出色的。你的的确确是出色的。如果我有你这个脑子，我就——我就把自己脑袋瓜劈开，让大家都瞅瞅它。”
“且慢……”
他双手扶在椅背上，向我倾过身。“我知道。咱们到处瞎玩瞎闹，可你有时得认真一下，做点正经事。如果你确实擅长什么，我是说如果没有人，或者很少有人像你这么擅长于此事，那么你就该认真对它。别瞎混，拜托拜托。”他谴责地朝我皱着眉。“你以前怎么没说你得学？别离开这张桌子。你必须门门都得A。”
“等一等，”我不由自主地说道。
“好吧。我去给老莱珀监跳，我知道他跳不下来。”说着他已经走到了门口。
“等一等，”我更为厉声地说，“稍等片刻，我去。”
“不，你别去，哥们儿，你应该学。”
“甭为我的学瞎操心。”
“你认为自己已经复得足够好了？”
“是的。”我让这个回答断然落下，阻止他告诉我我应该怎样学。他顺其自然，在我前面走出房门，跑调地吹着口哨。
我俩跟随着自己巨大的影子，走过校园，菲尼亚斯开始大说法语，好使我得到一些额外的练。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心中盘算着自己的隔绝状态现在变得有多大。与其相比，我以前对那棵树的恐惧，简直什么都算不上了。受到威胁的不是我的脖子，而是我的恍然大悟。他从没有嫉妒过我半刻。现在我明白了，我俩之间没有也不会有任何竞争。我与他不同。
我无法忍受这个。我俩到达时其他人正在树底下闲待着，菲尼亚斯开始大动作地扔掉自己的衣服，渐暗的薄暮、这棵树的挑战、我们大家全都具有的竞争的紧张，这一切使他快活。在这样的时刻，他生气勃勃如鱼得水。“走，咱们俩，”他喊道。他突然萌生出一个新念头。“咱俩一起，来个双人跳！漂漂亮亮，呃？”
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我会冷漠地同意他所说的一切。他开始攀上木钉，我跟在他后面攀，爬到那根高居于河岸的树杈上。菲尼亚斯沿着树杈朝前走了一小段，扶着旁边一根细树枝作支撑。“过来一点，”他说，“然后咱俩并肩跳。”从这里远眺过去，乡野的景色十分宜人，运动场一片深绿，边上是灌木丛，白色的校体育场在河对岸看去是那么小。我们身后，最后几抹长长的日光照耀着校园，加重了大地上每一点微小的起伏，突出了每一丛灌木的独立。
我紧扶着树干，朝他迈出一步，随后，我弯下膝盖，晃动树杈，菲尼失去了平衡，猛回过头，用极为诧异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然后侧着摔了下去，跌落过下方细细的树枝，掉在河岸上，发出一声令人难受的不自然的声响。这是我见到他所做过的第一个笨拙的肢体动作。我以一种没经头脑思考的确信，沿着树杈走过去，跳进河里，对此恐惧的全部念头儿都被我忘得一干二净。
第二天谁都不许去医务室，但是我却听到各种各样关于此事的谣传。一个事实最后终于被透露了出来：他的一条腿“粉碎性骨折”。我无法判断出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一处或几处骨头彻底而严重折断，我没有问。我没有获得进一步信息，尽管这一话题没完没了地被大家谈论。在我不在的场合，大家一定也谈些别的，但是人人都和我谈菲尼亚斯。我认为这也是自然不过的。出事时我恰好和他在一起，我还是他的室友。
他的受伤对老师们的影响似乎比我所记得的其他任何灾难所带来的都更为严重。仿佛他们觉得，事故发生在一个十六岁者身上，发生在一个少有的能在1942年夏天自由快乐的少年男孩身上，这特别不公平。
我不能再这么听人说下去。如果有人怀疑我，我会全力为自己辩护。可什么也没发生，没人怀疑。菲尼亚斯一定太难受了，或者太高尚了，没有告诉他们。
我尽可能多地独自待在自己房间里，试图倒空头脑中所有的思想，忘掉自己身在何处，甚至忘掉自己是谁。一天晚上，当我怀着这种麻木的心情穿衣服准备去吃晚饭时，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这是菲尼从树上掉下后，我头脑中萌生的第一个背后有力量作支撑的念头。我决定穿他的衣服。我俩穿同样的尺码，尽管他总是批评我的衣服，可他却常常穿它们，并迅速忘掉哪些衣服是属于他的，哪些衣服是属于我的。我从未忘记，这天晚上，我蹬上他的科尔多瓦皮鞋，穿上他的裤子，我寻找，并终于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他的粉衬衫，衬衫洗得很干净。它那高高的、有点硬的领子蹭着我的脖子，宽大的袖口碰着我的手腕，那精美的布料贴在我皮肤上，激起一种陌生而与众不同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位贵族，某位西班牙大公。
但是一照镜子，我却发现自己根本一点都没变成贵族，我并不是白日梦里的人物。我就是菲尼亚斯，菲尼亚斯复临了。就连我的脸都挂着他的幽默表情，挂着他那生气勃勃的乐观机警。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想法会使我如此轻松，但我身穿菲尼的这件华丽衬衣站在这儿，似乎永远不会再为自己的角色困惑了。
我没有去吃晚饭。整个晚上，这种变化感始终跟随着我，即使在我脱下衣服上床睡觉之后。这天晚上我睡得很踏实，只是在醒来的时候，这一幻觉才消失，我面对自己，面对我对菲尼所做过的事情。
要发生的迟早都会发生，这天早晨它发生了。“菲尼好些了！”斯坦普尔大夫在小教堂的台阶上对我喊，风琴正在我们身后弹奏着退场乐曲。我犹豫地穿过唱诗班，唱诗班成员的黑袍子在早晨的清风中飘荡，医生的话在我身边回响。他本可以在这里，当着全校人的面揭发我。可他却亲切地把我领进一条通往校医室的小路。“现在他能见一两个探视者了，这几天他可受了不少罪。”
“你认为我不会打扰他吗？”
“你？不，为什么？我不想让那些老师们在他身边瞎慰问。但是一两个哥们儿来探视，对他却有好处。”
“他仍然很难受吧？”
“骨折确实严重。”
“但是他——他感觉如何？我是说，他是否快乐，或者——”
“啊，你了解菲尼。”我不了解，我十分肯定我根本不了解菲尼。“骨折确实严重，”他继续说，“不过我们终会把他治好，他将再次行走。”
“再次行走！”
“是的。”医生并没有看着我，只是稍稍改变了一点语调。“这样一场事故之后，体育当然是搞不成了。”
“可他一定还能搞，”我喊道，“只要他的腿还在，只要你不给他截肢——你不会给他截肢吧？——只要没截肢，骨头就仍在那里，那么就会慢慢长起来，不是吗？当然会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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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想让我觉得他了不起还是怎么的？不告诉任何人？在他没经一天训练就打破学校纪录的时候？我知道他这话是认真的，于是我没告诉任何人。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他的成就在我心中扎下了根，并且在我强把它隐藏进去的黑暗之处迅速生长。德文学校的纪录册含有一个错误，一个谎言，这一点只有我和菲尼知道。A.霍普金斯?帕克无论现在身居何处，他都是生活在一个傻瓜的天堂。他那已被击败的名字仍然赫然于学校纪录的大铜牌上，而菲尼却故意躲避一项体育荣誉。不错，他已经有过许多荣誉了——温斯洛?加尔布雷思橄榄球锦标赛1941～1942年赛季最具基督教体育精神奖、玛格丽特?杜克?博纳万图拉设立的在曲棍球运动中作风最像她儿子的学生运动员绶带奖、德文学校身体接触性运动奖（每年授予被体育评委认为在任何身体接触性体育项目中其体育风范超过其同伴的学生）。但是这些都属于过去，它们是奖项，不是校纪录。菲尼正式参加的运动——橄榄球、曲棍球、棒球、长曲棍球——并没有校纪录。突然转向一项新运动，一天之间，便立刻打破它的纪录——这就像是变戏法，让人眼花缭乱，说实话，我简直无法想象。这里面有某种令人振奋的东西。当我思考它的时候，我的头脑感觉一点点晕眩，我的肠胃开始刺痛。一句话，这极具魅力，绝对的男生魅力。我低头看秒表，意识到自己差一点就要用脸色表露出或用声音宣布道菲尼打破了一项校纪录，这时候，我体会到一种也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的情感——震惊。
对这惊人之事保持沉默，这加重了我的震惊。这使得菲尼太不同寻常了，这不同寻常不是就友谊而言，而是就竞争而言。在德文，不属于竞争的关系寥若晨星。
“在游泳池里游泳总觉得怪怪的，”当我们朝宿舍走去时，在沉默了不同寻常的好一会儿之后他说，“唯一真正的游泳是在大海里。”然后，他又用平日里的那种普普通通的声调（当他建议干某件极为出格的事情时他就使用这种声调）补充道：“咱们去海滨吧。”
去海滨骑自行车也要用好几个钟头，在校生是绝对不准去的。去那儿要冒被开除的危险，还会毁掉我为第二天上午的一次重要测验所做的复。这极大程度地破坏我一生中都想要置身其中的秩序，而且还有那我所讨厌的费力的自行车长途跋涉。“好吧，”我说。
我们蹬上自己的自行车，沿着一条小路离开了德文。菲尼既然拉上了我，他就觉得自己有必要让我一路快活。他讲述着他童年时疯狂的故事；当我气喘吁吁地拼命骑上陡峭的山坡时，他轻松地在我身边骑行，不断开着玩笑。他分析我的性格，他坚持说他知道我最不喜欢他什么（“你太守规矩了，”我说）。他撒把倒骑，他坐在车把上骑，他在行进的自行车上跳下跳上，模仿他在电影中看到过的骑师在马背上做的那些动作。他唱歌。菲尼尽管说起话来富有音乐底气，可他唱歌却总跑调，他记不住任何歌的曲调或歌词。但是他喜欢听音乐，任何音乐，他也喜欢唱歌。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抵达海滨。潮高浪大。我一头扎入水中，游过两道波浪，但是波浪已经达到了某种能量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你可以感受到整个海洋的力量。第二道波浪卷着我冲向海边时，把我推在前面，冲速极快；突然之间，这个波浪变得无比巨大，冲得相形之下渺小不堪的我丧失了地球引力的控制，而完全被它左右；波浪把我向下一抛，抛入无底深渊，后来，终于有了底，是硌人的沙子，我冲到了岸上。波浪犹豫起来，在岸边轻轻摇摆，然后嘶叫着向深水区退回，并没兴趣再把我一道拖走。
我走到海滩上，躺下来。菲尼走过来，彬彬有礼地摸了摸我的脉搏，然后回到海里。他在海里待了一个钟头，在此期间每隔一会儿就回我身边说上几句话。沙子由于整日的日晒而极为烫人，我不得不把浮面上的一层扒开，躺在下面的沙子里，菲尼在海滩上的行走也变成一连串高高的惊跳。
大海把泛着泡沫、闪着阳光的海浪抛向附近的礁石，海水是冰凉的。这种阳光和大海，再加上那不断增加着呼啸强度的拍岸浪，以及海上刮来的阵阵具有冒险意味的咸咸的海风，总是令菲尼亚斯陶醉。他到处跑，充分享受着，他朝飞过的海鸥放声大笑。他为我做任何他所能想到的事情。
我们在一个热狗摊吃晚饭，背对着大海和它那现在凉了一些的海风，我们面对着烤炉架发出的热气。然后我们向海滨的中心地带走去，那里是一小片新英格兰夜总会。木板路上的灯光映衬着渐渐暗下来的蓝天，产生了一种群星璀璨般的完美的美丽。夜总会、射击场和啤酒花园洒出的灯光与闪亮薄暮中的宁静纯净交相辉映。
我和菲尼穿着胶底运动鞋和白裤子在木板路上行走，菲尼身穿一件浅蓝色的马球牌衬衣，我穿了一件T恤衫。我注意到，人们都目不转睛地看他，于是我自己也看了看，看是为什么。他的皮肤散发着一种太阳晒过的红铜般的光亮，他那棕褐色的头发被太阳晒得颜色变浅了，我注意到，被阳光晒黑的皮肤衬得他的眼睛闪耀着一种蓝绿色的冷光。
“人人都在看你，”他突然对我说，“因为今天下午你把自己晒成了电影明星的肤色……又显摆上了。”
这个晚上的违规已经够多了，不必再多了。我俩都没建议进入任何一家夜总会或啤酒花园。我们俩确实在一家模样相当得体的酒吧一人喝了一杯啤酒，亮出假征兵证来让酒保相信或似乎相信了，我俩已是成年人了。然后我俩在海滨偏僻尽头的沙丘中间找了一个好地方，躺下来，睡觉过夜。菲尼通常有一段睡前独白，这回他独白的最后一段是：“希望你在此睡个好觉。我知道我把你拉出来，有点强拉硬拽的意味，但是毕竟，你无法跟任何人来这个海边，你无法自己来这个海边，在你生命的这个青春期，最适合和你在一起的人就是你最铁的铁哥们儿。”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补充道：“你就是这样的。”说罢，他的沙丘上一片沉寂。
说这番话是需要勇气的。在德文学校，像这样**裸袒露自己的情感，仅次于自杀。我当时本应告诉他，他也是我最铁的铁哥们儿，用此来将他所说的话圆满结束。我张口欲说；我几乎要说了。但是某种东西阻止了我。也许阻止我的是那感情，它比思想更深，包含着真实。
第二天早上，我头一回看见了破晓。它的开始并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大海上美丽的大张旗鼓，而是一个怪怪的灰东西，就像是阳光透过粗麻布。我抬头看菲尼亚斯是否醒了。他仍在睡觉，不过在蒙蒙的光亮中，他看上去不像是睡觉，而像是死了。大海的样子也像是死的，冷漠的灰色波浪在海滩上尖利嘶叫，而海滩也是灰色的，死气沉沉。
我翻了个身，试图再睡，但是睡不着，于是我平躺着，张望着这个灰麻袋片一般的天空。渐渐的，就像一件接一件乐器小心练，颜色开始篝火般刺穿天空。大海在天空那镶了金边的银灰色的映衬下，稍稍活跃起来。浪尖上闪耀着明亮的高光，在波浪那灰色的表层之下，我可以看出潜蕴着午夜的深绿。海滩摆脱掉了死气，变成鬼魅的灰白，然后变得白多于灰，最后变成一尘不染的全白，就像伊甸园的海滨一般纯净。菲尼亚斯仍在他的沙丘上睡觉，他使我想起拉撒路①，是主的触摸使之复活。
他慢慢醒转。我并没有长时间凝视着他。从能记事起，在我头脑里就有一台不断嘀嘀嗒嗒的生物钟。我看着天空和大海，知道差不多六点半了。骑车回德文至少要三个钟头。我那重要的测验，三角，将在十点钟进行。
菲尼亚斯醒来说：“这是我睡得最香的一夜。”
“你多会儿不香过？”
“我打橄榄球摔断脚腕那回。我喜欢海滨现在的样子。咱们游一回清晨泳吧？”
“你疯了吗？现在没时间了。”
“究竟几点了？”菲尼知道我是块活钟表。
“快七点了。”
“还来得及短游一小会儿，”还没容我说话，他就已经跑过海滩，边跑边脱衣服，跳入大海。我在原地等他。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浑身发着冷飕飕的光亮，但精力还依然充沛，不住嘴地说着话。我没有什么话好说。“钱还在吗？”我问了一句，突然怀疑他在夜里把我俩共有的那七十五美分给弄丢了。在沙地上一通毫无希望的寻找，于是我俩没吃早饭空着肚子骑车往回赶，抵达德文时刚好赶上我的测验。我没及格；我一看试题就知道自己没戏。这是我第一次测验不及格。
但是菲尼没给我多少时间为此难过。吃过午饭就有一场闪电球，打了差不多整整一下午，刚吃完晚饭，又是夏季学期超级自杀社的集会。
这天晚上在我们房间里，尽管我已被那么多的体育活动给累坏了，可我还是试图补上自己的三角。
“你太用功了，”菲尼说，他隔着我俩读书的桌子，坐在我正对面。台灯在我俩之间洒下一个黄圈。“你的历史、英语、法语，以及其他所有功课全都很好。还在三角上费哪门子力？”
“首先，通过了它我才能毕业。”
“少来，德文没人比你更有把握毕业。你用功为的不是这个。你想当班头，当毕业典礼上的学生代表，这样你就可以在毕业典礼上发表讲演了——大概是用拉丁文或其他与其同样乏味的语言——成为本校的奇迹少年。我还不知道你？”
“别说傻话，我才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那样的事情上呢。”
“你从不浪费自己的时间。所以我才不得不为你浪费我的时间。”
“不管怎么说，”我恨恨地补充道，“学生代表总得有人当呀。”
“瞧，我就知道你是冲着这个来的，”他静静地总结道。
“呸！”
那又怎样。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毕竟，他应该说。他赢得了，他满怀骄傲地赢得了加尔布雷思橄榄球锦标赛奖和接触性运动奖，而且今年或明年他肯定还可以获得两三项其他体育奖。如果我当了毕业典礼上的学生代表，发言讲话，获得学业特别成就奖状，那么我俩就会双双出人头地，我俩就不相上下了，这就是全部的道理所在。我俩就不相上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将目光从书本上抬起，飞快地看了他一眼。他注意到我这越过灯光的突然一瞥了吗？似乎没有；他仍然埋头用菲尼亚斯速记对托马斯?哈代做着怪怪的花体字笔记。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台灯的灯光中低着头，我可以辨别出他眉毛上方额头上那小小的隆起，这一不太明显的隆起通常被认为是思维能力的体现。菲尼亚斯将是第一个有大智力而弃之不用的人。但是他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呢？如果我是学生代表，赢得那份荣誉，我俩就不相上下了……他的头猛然抬起，我赶紧低下自己的头。我盯着课本。“休息会儿吧，”他说，“你要是老这么绷着，脑袋就会爆炸。”
“你不必为我担心，菲尼。”
“我没担心。”
“如果我——”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控制提出这个问题——“最终当了学生代表，你不会介意吧？”
“介意？”他用他那两个清澈的蓝绿色眼睛望着我。“不管怎么说，就凭对手是切特?道格拉斯，你很有机会当上。”
“可你不会介意，对吧？”我用低一些、更为清楚的声音重复道。
他朝我发出他那种特有的冷笑，这种冷笑曾给他带来无数纠纷。“我会嫉妒得杀死自己。”
我相信他的话。玩笑之态是一种表象；我相信他的话。眼前的三角课本模糊成一团。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大脑爆炸了。他介意，他鄙视我有可能会当学生代表。我的头脑里飞快地发生着一连串爆炸，一个接一个的确信被接连炸碎——什么最好的朋友，这个想法被轰的炸毁；什么情感、什么伙伴关系、什么在男校的丛林中与某人息息相依、对某人绝对依赖，还有那希望，希望这个学校里——这个世界上——有某个我可以信任的人，这些也全都被一一炸毁。“切特?道格拉斯，”我不确定地说，“肯定想当。”
我的痛苦太深了，无法再说下去。我盯着课本；我喘不上气来，仿佛氧气在流出房间。在头脑的大破坏之中，我的脑海里闪现过一个又一个念头，我的头脑绝望地搜寻着某种留下来的可依赖之物。绝对不依赖那已被消灭掉的可能性，只依赖那在废墟中存留下来的某种小小的安慰物。
我找到了它。我找到了那个仅有的且一向继续存在的想法。这想法是，你和菲尼亚斯已然不相上下。你俩作为敌手而不相上下。你俩都是为了自己而冷静地向前冲。你确实因为他打破了那项校游泳纪录而恨他，那又怎样？他也因为你门门功课都得A而恨你，除了最后这门。要不是他，你这门功课也会得A的。
随后，第二个顿悟就像海滩上的黎明一样清晰而苍白地出现。菲尼故意设圈套，让我无法复。这也解释了闪电球，解释了超级自杀社每晚的集会，解释了他每回出去玩都一定拉上我。我竟然还相信他那喋喋不休的“我们是最好的朋友”的说法！如果我不和他去，他就拉下脸！他本能地想要与我分享一切吗？他当然想与我分享一切，特别是每门功课那一连串的D。这就是他，了不起的运动员，比我高明之处。全都是冷静的欺骗，全都算计好了，全都是敌意的。
我觉得好些了。是的，我感觉到这就像是恶心过去之后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头汗；我感觉好些了。我俩毕竟是不相上下的，作为敌手而不相上下。这致命的敌对毕竟是双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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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这个夏季学期充任代理校长的帕奇-威瑟斯先生请三年级的学生们参加传统的任期茶会。茶会在无人居住的校长宅邸举行，茶杯每叮当一下，帕奇-威瑟斯先生的太太就哆嗦一下。我们身处一个兼作温室的阳光门廊，宽敞，潮湿，没有多少花草。但是却有一些不开花的高大茎类植物，生着肆无忌惮的大叶子。褐如巧克力的柳条家具伸出威胁的细枝，我们三十六个学生紧张地站立着，在柳条与叶子之间晃荡着自己的茶杯。四位出席的老师和他们的太太在与我们说话，当他们向我们发表见解时，我们都竭力把持着自己，别说出蠢话来。
为了这个茶会，菲尼亚斯弄湿了头发，用刷子刷理了一番。这使得他的脑袋看上去非常光亮，而这副模样又与他脸上的那副既惊讶又诚实的表情极为矛盾。他的耳朵，我以前从没注意到过，非常小，紧挨在脑袋上，再加上那黏在一起的头发，现在衬托得他那轮廓鲜明的鼻子和颧骨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船头。
只有他一个谈吐自如，他在谈轰炸中欧的事。恰好别人都没读到这则消息，由于菲尼亚斯无法准确地记起究竟是哪个国家的哪个目标被炸，他也记不起实施轰炸的究竟是美国空军，还是英国空军，或者甚至是苏联空军。他更记不起是在哪天的哪家报纸上读到的，所以，谈话是单方面的。
这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事件本身。但是过了一会儿，菲尼觉得他应该把讨论扩展到其他人。“我认为应该把他们炸懵，只要别炸到女人、孩子和老人，对吧？”他在对帕奇-威瑟斯太太说话，她神经质地坐在她的茶壶后面。“也别炸到医院，”他继续说。“自然还有学校。以及教堂。”
“也必须小心艺术品，”她插话道，“只要是有永久价值的。”
“简直是废话，”帕奇-威瑟斯先生咕哝道，他满面通红，“你们怎么能指望我们的小伙子们在数千英尺高空把几吨重的炸弹投得那么精确！看看德国人对阿姆斯特丹做了些什么吧！看看他们是怎么炸考文垂的!”
“德国人不是中欧人，亲爱的。”他太太非常温和地说。
他不喜欢被人打断。但是打断他的是他妻子，他似乎还能够容忍。过了一小会儿，他粗鲁地说：“中欧才没有什么‘永久的艺术’呢。”
菲尼喜欢这种争执。他解开自己泡泡纱外衣的扣子，仿佛为了这讨论，他需要更多的身体自由似的。帕奇-威瑟斯太太的目光恰好落在他的腰带上。她用犹犹豫豫的声音说：“这不是……我们的……”她丈夫的目光跟着看了过来；我吓坏了。这天早上匆忙之中，菲尼并非心血来潮地用一条领带代替了皮带。但是这天早上他手边的第一条领带竟是德文学校的领带。
这一回他可逃不过去了。我可以感觉到，我自己对这一状况出乎意料的兴奋。帕奇-威瑟斯先生的脸在变得通红，他太太的脑袋垂了下去，仿佛上了断头台。就连菲尼的脸色似乎都有点变了，除非那是由他粉衬衣映衬而致的。但是他表情镇定，他用他那洪亮的声音说：“我系它，您看，因为它和我的衬衣颜色相配，成为了一体——我这么做并没有什么双关的寓意，我觉得这并不特别好笑，特别是在这彬彬有礼的场合，您说呢？——它与咱们刚才谈论的话也完全一致，轰炸中欧，因为细论起来，学校是与战争中发生的一切都息息相关的。战争是同一场战争，世界是同一个世界，我认为德文也应该置身其中。我不知道您是否认同我对此的态度。”
帕奇-威瑟斯先生脸上的表情在继续改变，脸色也在继续改变，现在定格成为惊讶。“我这辈子从没听到过如此不符合逻辑的道理！”不过，他的声音并不是特别愤慨。“在本校一百六十年的历史中，这大概算得上是最为奇怪的颂词了。”他心中的某个不为所知的角落似乎感受到了愉悦或有趣。就连这样的险境，菲尼亚斯也要逃过去了。
他那睁大了的眼睛发出具有魔力的闪光，他继续用更为强制性的声音说：“不过我必须承认，今天早上我系它的时候，我并没想到这些。”提供完这个有趣的补充信息后，他惬意地微微一笑。帕奇-威瑟斯先生对这话真的是无言以对，于是菲尼添加道：“我很高兴我拿一件东西当腰带系了！我当然不愿意在校长家的茶会上把裤子掉下来，造成尴尬。当然了，校长不在家。但是在您和帕奇-威瑟斯太太面前一样会造成尴尬。”他礼貌地朝她颔首微笑。
帕奇-威瑟斯先生的大笑使我们全都大吃一惊，包括他自己。对他的面孔，对这个面孔的阴晴我们常常加以分类，现在达到了一个新色调。菲尼亚斯非常高兴；乖戾而严厉的帕奇-威瑟斯先生破天荒发出了由衷的大笑。他成功了！他打破了一个人所实施的那种施了魔法般的没有思想的严峻。
他事事都能全身而退，我感到一种突然产生的失望。这是因为我只想看到某种更为激动的场面；准是这样。
我们俩离开了茶会，感觉良好。我一路上与菲尼一起开怀大笑，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天下无双的，任何事情都能够绝处逢生。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什么阴谋家；这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事事都能绝处逢生，是因为他是那种了不起的人。事实上，这样一个人选择我做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荣幸。
菲尼从不放下没有做好的事情，哪怕这件事情已经做得足够了，只要还没做到尽善尽美，他就不会放下。“咱们到河边跳水去，”当我们走出阳光走廊时，他轻声说。我们一路行走，他用靠在我身上、改变我方向的办法来强迫着我；就像一辆警车在把我挤到路边似的，指引着我不情愿地朝体育馆和河边走去。“咱们必须把这个茶会从头脑中赶走，”他说，“还有那些谈话！”
“是的，那当然很无聊。是谁在侃侃而谈啊？”
菲尼凝神思索。“帕奇-威瑟斯先生真够夸夸其谈的，还有他老婆，还有……”
“是的，还有？”
他故作震惊地看着我，“你不会是说我说话太多了吧？”
看着他那张口结舌的惊异样子，我饶有兴致地反唇相讥，“你？说话太多？你怎么会指责我这么说你！”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是我的讥讽之夏。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讥讽是弱者的抗议。
我们在阳光明媚的下午一路前往河边。“我并不真的相信咱们轰炸了中欧，你呢？”菲尼思绪重重地说。我们途经的那些宿舍非常庞大，在一层层厚厚的藤萝后面面目难辨，这些藤萝的叶子又大又老，你会觉得它们一年四季都长在这里，真可谓永久的新罕布什尔空中花园。在楼与楼之间，榆树在那么高的地方弯曲着，你都会不再记得它们的高度，直到你的目光望到那熟悉的树干以上的部位，看到那最矮部分的叶伞，意识到它们在此之上还高举着极高的复合体，树枝，树枝，还是树枝。一个树枝的世界，有着无穷无尽的树叶，这时你才会想起它们有多高。它们似乎也是永久的，永不变化的，一个高空中不被碰到、无法够到的世界，就像是大教堂那装饰性的塔尖，高得无法享用，高得派不上用场，伟大，遥远，一无用处。“是的，我也不相信。”我答道。
我们前方远处，有四个男孩子在朝网球场走去，在那没有尽头的绿色运动场上，他们看上去就像是白色的旗子。他们的右边，体育馆在灰墙后面沉思，那又高又宽、上方呈椭圆形的窗户，反射着阳光。体育馆彼端，运动场开始变成树林，我们德文学校的树林，在我的想象中，这个树林就是北方大森林的开始。我思索着，从德文树林起，树木形成一个越来越丝毫不间断的走廊，远远地通往北方。谁都看不到它另一端的尽头，有些地方一直通到遥远的加拿大那荒蛮的最顶端。我们似乎是在这最后、最大的荒野那被驯服了的边缘上游戏。我从没查出来是否就是这样，也许是的。
对于身处此地的我们来说，轰炸中欧完全是不真实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它——一千多张报纸照片和新闻短片已经给了我们有关这一景象的相当准确的概念——而是因为德文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太美好了，我们无法接受那样的事情。我们在全然的自私中度过了那个夏天，我现在高兴地说。1942年夏季世界上可以自私的人为数不多，我很高兴我们利充分用了那个夏季。
“第一个说讨厌话的人屁股上要挨一脚，”当我们来到河边时菲尼条件反射地说。
“好吧。”
“你仍然害怕从树上跳下来吗？”
“这个问题有些讨厌，对吧？”
“这个问题？不，当然不。这取决于你如何回答。”
“害怕从树上跳下来？我会觉得跳下来非常有趣。”
我们在河里游了一会儿泳后，菲尼说：“你先从树上跳，好吗？”
“好啊。”
我开始僵硬地攀登木钉，因为有菲尼紧跟在我后面而稍稍感到一点踏实。“咱们将用一起跳水来增强伙伴关系，”他说，“咱们将组成一个自杀社，而入社的条件就是从这棵树上往下跳一回。”
“自杀社，”我紧张地说，“夏季学期自杀社。”
“好！夏季学期超级自杀社！这怎么样？”
“很好，行啊。”
我俩站在一根树杈上，我比菲尼站得稍稍更往外一些。我转身说些别的话，说句拖延时间的话，哪怕再拖上几秒钟，这时我意识到我反而在开始失去平衡。出现了一个全然的、与人格无关的恐慌瞬间，这时菲尼猛伸过手，一把抓住我胳膊，随着我恢复平衡，恐慌立刻消失了。我重新转回身，面向小河，沿着树杈又朝前走了几步，纵身一跃，落入深水之中。菲尼也漂亮地一跃，夏季学期超级自杀社正式成立了。
只是到了吃过晚饭后，我朝图书馆走去的时候，我差点从树杈上滑下来的全部危险才再度令我后怕。假如菲尼没有在我后面紧跟过来……假如他没有在那儿……我可能就会掉在河岸上，摔断脊梁骨！假如摔得不巧，我可能就会丧命。菲尼实际上是救了我一命。
是的，他实际上是救了我一命。他实际上也差点要了我的命。要不是他，我本是不会站在那根该死的树杈上的。要不是他在那儿，我也本不会转过身，从而失去了平衡。我不必对菲尼亚斯抱任何强烈的感激之情。
夏季学期超级自杀社从一开始就很成功。那天晚上，菲尼概要地谈了谈它，仿佛它是德文学校一个历史悠久、值得尊敬的机构似的。六个同学在我们房间中听他讲，并开始就细节提出小小的问题，谁都没说自己从未听说过这样一个俱乐部。学校总有一些秘密社团和地下兄弟会，他们认为，这就是其中之一，只是才刚刚公开而已。他们立即加盟，成为了它的“受训者”。
我们开始每晚集会，带他们入门。我和他作为创始成员，必须以身作则，用我们自己的跳水来开始每晚的集会。这个夏天菲尼不知不觉中创造了许多规则，而这就是其中的第一个。我讨厌这样做。我从没惯过这种跳水。每次集会，那根树杈都似乎更高，更细，水面也变得更远，难以触及。每一回，当我做好跳跃的姿势时，我都飞快地感觉到这简直难以置信，我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如此危险的事情。但是我总是跳下去。否则的话，我就会在菲尼亚斯面前丢脸，而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每天晚上都集会，因为主导菲尼生活的是灵感和无政府状态，所以他珍视这一套规则。他自己的规则，而不是其他人，比如说德文学校的老师们，强加给他的规则。夏季学期超级自杀社是个俱乐部；俱乐部就要按规定定期集会；我们每天晚上集会。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定期的了。一周集会一次对他来说似乎不够定期，完全是太随意了，几近于散漫。
我跟着去，从未缺席任何一次集会。在那个时期，我从没想到过要说“我今晚不想参加了”，而这其实正是每个晚上我最为真实的想法。我听命于自己的心灵，而心灵则总是千方百计地约束我。“咱们出发，哥们儿，”菲尼常常这样喊叫，我违背自己所有的天然本能，想不起发出半点抗议，就跟着他走了。
我们就这样打发着这个夏天，每天雷打不动地约会——课可以逃，饭可以不吃，小教堂可以不去——我注意到菲尼本人的某种心态，这种心态与我的心态完全相反。他的心态并不是完全放任自流。我注意到，他确实遵守某些规则，他似乎把它们当成了圣训。“当你一米七四时，决不要说自己一米七五。”——这是我第一次遭他数落。另一句话是：“每天晚上都要祈祷，因为通过祈祷，上帝就会出现。”
但是对他的生活具有最为直接影响的一句话则是：“你们在体育比赛中要永远获胜。”这个“你们”是集合名词。人人都在体育比赛中获胜。打一场球，要获胜；同样道理，坐下来吃饭，要把饭吃掉，如此推而广之。菲尼从不允许自己意识到，你们获胜，他们就输了。意识到这个，体育的完美性就动破坏了。体育上从没发生过坏事；体育是绝对好的。
他不喜欢这个夏季的体育活动——一点点网球、几场游泳、笨拙的垒球、羽毛球。“羽毛球！”当按计划开始打羽毛球那天，他发作道。他别的什么话都没说，但是他说这个词时的那种震惊、愤怒、失望的痛苦语调却道出了所有其他的一切。“羽毛球！”
“至少还不像四年级的那么糟，”我一面说，一面将似乎稍一使劲就会弄坏的球拍和球递给他。“他们在做柔软体操。”
“他们想干什么？”他一拍子将球打到更衣室尽头。“想毁掉我们吗？”他那愤怒的声音中透出一丝幽默，这说明他在琢磨一个解决问题的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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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到这么高的地方究竟想做什么？我为什么让菲尼把我说得去做如此愚蠢的事情？他是在控制我吗？
“跳！”
我怀着一种把自己的生命抛开的感觉，纵身跳向空中。一些树枝的尖梢嗖嗖划过，随后，我重重地落入水中。双腿碰上河底柔软的河泥，我立刻浮出水面，受到祝贺。我感觉很好。
“我觉得你跳得比菲尼强，”埃尔温说，人们都叫埃尔温为莱珀①——莱珀?莱佩利尔，他在为自己所预见到的不和而拉拢同盟者。
“好了，哥们儿，”菲尼用他那具有穿透力的热情的声音说，这声音就像是他胸腔中的洪钟，“先别急着颁奖，先完成本训练课程。树在那儿等着呢。”
莱珀闭上了嘴，仿佛永不再开口。他没有争辩，也没有拒绝。他没有退却。他蔫了。但是另外两个人，切特?道格拉斯和博比?赞恩，却喋喋不休，尖声抱怨着校规，抱怨着胃痉挛，抱怨着他们以前从未提起过的身体上的毛病。
“你，哥们儿，”菲尼最后对我说，“就你和我。”他和我走过运动场，像两个贵族似的走在其他人前面。
那一刻我俩是最好的朋友。
“我一激你，你就出彩儿。”菲尼愉快地说。
“你谁也没激，什么也没激。”
“啊，我激了。我这么做很管用。否则的话，你比较容易选择退却。”
“这辈子我从没退却过！”我喊道，我对于这一指责的愤慨自然更为强烈，因为这确实说到了点子上。“你傻帽！”
菲尼亚斯只是继续安静地行走着，或曰飘行着。他足蹬白色运动鞋，以如此难以想象的协调动作流畅前行，“行走”一词已不足以对其进行描述。
我与他一道走过巨大的运动场，朝体育馆走去。脚下茁壮的绿草皮沾满了露水，前方，我们可以看见一层淡淡的绿雾笼罩在草地上方，落日的余晖将其穿透。菲尼亚斯头一回停止了说话，于是现在我可以听见蟋蟀的声音，还有薄暮中的鸟鸣。一辆体育馆的货车在四百米外空荡荡的田径场路上突突地开着，从体育馆的后门隐隐传来一阵孤立的笑声，然后，压过一切的，冰冷而女家长般的，是教学楼圆顶上发出的六点钟钟鸣。这是全世界最为平和最为感人的钟鸣，文明、平静、不可战胜、不可更改。
钟声越过所有榆树展开的树冠，越过宿舍楼的大斜屋顶和庞大的烟囱，越过一个个狭窄而不结实的老房顶，越过新罕布什尔的开阔天空，来到从河边返回的我们这里。“咱们最好快点，否则就赶不上晚饭了，”我一边说，一边迈着我那被菲尼称之为“西点步伐”的脚步。菲尼亚斯并不是真的不喜欢具体的西点或泛指意义上的权威，只不过认为权威是必要的邪恶，而通过反作用来对抗权威，便能获得快乐。权威是篮板，它把他抛向它的所有冒犯一一弹回。我的“西点步伐”就是他无法容忍的；他的右脚飞插进我的快步之中，我向前摔倒，一头栽在草地上。“把你那一百五十磅臭肉给我挪开！”我喊道，因为他坐在了我背上。菲尼站起身，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脑袋，继续朝前走去。穿过运动场，丝毫不会屈尊回头看一看我的反击，而是依赖过人的听力，他能够从空气中感觉到背后有人袭来。当我扑向他时，他轻松地朝边上一闪，而我从他身边冲过时只来得及朝他飞起一脚。他一把抓住我的腿，草地上出现了一场短暂的摔跤赛，他赢了。“快点吧，”他说，“否则他们会关你禁闭。”我们又行走了起来，走得更快了。博比、莱珀和切特在前方催我们赶紧走，随后菲尼用他那最有效的诡计再次让我上了圈套，那便是，我突然变成了他的同党。当我们一路快步行走时，我忽然痛恨起了这钟声和西点步伐，痛恨起了这匆忙和听命。菲尼是对的。只有一种方法能够向他表明这一点。我用髋部猛地撞向他的髋部，出其不意地将他擒住，他立刻倒下，乐不可支。这就是他这么喜欢我的原因。当我扑在他身上、双膝压住他胸膛时，他高兴得不能再高兴了。我们这么不分胜负地打斗了好一会儿，后来，当我们确信已经赶不上晚饭时，才相互松了手。
我和他走过体育馆，朝第一组宿舍走去，宿舍黑乎乎、静悄悄的。这个夏天，德文只有我们两百名学生，不足以把学校的绝大部分填满。我们走过校长那占了一大片地的房子——房子空空的，校长正在华盛顿为政府做什么事情；我们走过小教堂——也是空空的，这个教堂只是在早上才会被短暂地使用一下；我们走过第一教学楼，它许许多多的窗户中，有一些窗户闪着暗淡的灯光，教师们正在教室里工作；我们走下短短的坡地，走进宽阔而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公共草地，四周高大的乔治王朝风格的建筑将灯光洒在公共草地上。十几个吃完晚饭的男孩子在草地上闲混，伴随着他们的谈话声，一栋建筑一侧的厨房里传出乱糟糟的声音。天色越来越暗，这使得宿舍楼和旧房子纷纷打开电灯；远处一台留声机大声播放着《不要坐在苹果树下》，歌声戛然而止，改放《他们要么太年轻要么太老》，然后变成更为做作的《华沙协奏曲》，然后是甜美些的《胡桃夹子组曲》，然后全部停下。
我和菲尼来到我们的房间。在黄色的台灯下，我俩读老师布置下的课外阅读哈代的名作；我的《苔丝》读了一半，而他则继续苦读《远离尘嚣》，自得其乐地寻思竟然有人名叫加布里埃尔?奥克和拔示巴?埃弗登。我们那声音调得低到别人听不见的非法收音机正在播送新闻。外面，初夏的清风徐徐，四年级的学生可以比我们在外面待到更晚，大钟庄严地敲了十下，他们相当安静地返回。小伙子们溜达着走过我们的门口，朝浴室走去，接着，传来一阵持续不断的淋浴声。然后，全校的灯纷纷关闭。我们脱下衣服，我穿上一件睡衣；菲尼亚斯听说穿睡衣是不符合军规的，他没有穿。一片寂静之中，我们在祈祷，这一点心照不宣。随后，又一个校园夏日结束了。
我们晚饭的缺席受到了注意。第二天早上——北方那洗涤得干干净净闪闪发光的夏天早晨——普鲁多姆先生在我们房间门口停下。他肩膀宽阔，严肃阴沉，身穿一套灰西服。他并不像大多数德文教师那样，一副英国人大都具有的漫不经心的样子，因为这个夏天他是临时替补。他执行着他所知道的校规，晚饭缺席便是违规之一。
我们在河里游泳来着，菲尼解释道然后又摔跤来着，然后是人人都想看的日落，然后有几个朋友必须去看看，有事情要谈——他东拉西扯，他的声音一会儿高亢，一会儿急转而降，好似发自那颤动着的音箱。他的眼睛时不时睁大，发出绿色的光亮，穿过房间。他站在阴影处，背对着明亮的窗户，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被阳光炙晒过的健康。普鲁多姆先生看着他，听他口若悬河胡诌乱扯。看得出来，普鲁多姆先生正在迅速地失去自己的严厉。
“如果你们不是在最近的两个星期中已经九回没有吃饭的话……”普鲁多姆先生突然插话道。
但是菲尼不失时机。这并不是因为他想使这回没吃饭的事情被宽恕——他对宽不宽恕根本不感兴趣，假如惩罚是以某种新奇和未知的方式进行的话，他倒很乐意接受。他不失时机，因为他看出，普鲁多姆先生惬意了，情不自禁地被说动了。这位教师正在暂时地滑离自己的官方立场。很有可能，菲尼亚斯再努力一下，一种单纯的、不受控制的友谊就会在他俩之间流动起来，而这种流动正是菲尼生活的动力之一。
“真正的原因是，先生，我们只是必须得从那棵树上跳下来。您知道那棵树……”我晓得，菲尼清楚，假如普鲁多姆先生停下来想一想的话，他肯定会想明白，从树上跳下来甚至比没吃一顿饭更为不可宽恕。“自然了，我们必须这样做，”他继续说，“因为我们全都在准备上战场。如果他们把征兵年龄降到十七岁怎么办？过了这个夏天我和吉恩就都该十七岁了，这个夏天是个非常合适的时间，因为新学年刚好开始，该归哪个班级一清二楚。莱珀?莱佩利尔已经十七岁了，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本学年结束之前，他就可以参军了，所以，他完全应该在更高的年级，他现在本应该是四年级，希望您明白我的意思，那样他就要毕业了，准备应征入伍了。但我们是没有问题的，我和吉恩都完全没有问题。毫无疑问，无论是现在要我们上战场还是将来要我们上战场，我们都要务必符合条件。这完全是一个生日的问题，除非您想弄得更确切，那就要从性的观点来看它了，我本人还从没这样看过，因为那是我老爸和我老妈的问题，我从没觉得自己想要过多地考虑他们的性生活。”他所说的话都是大实话，也都是真挚的；菲尼一向是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如果这会使听者震惊，那么他反而会感到更为惊异。
随着一声令人惊异的大笑，普鲁多姆先生松了一口气，他凝视了菲尼一会儿，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这就是这个夏天老师们想要对待我们的方式。他们似乎在修正自己通常的态度，不再像以往那样没完没了地指责。而在冬季，大多数老师则都用怀疑的态度来看待任何涉及一名学生的出格之事，似乎我们所说的任何话、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很有可能是非法的。现在，在新罕布什尔六月这些晴朗的日子里，他们显现出了缓解之意，他们似乎相信我们有一半时间是听他们话的，只有另一半时间在试图糊弄他们。可以觉察出一丝容忍的意味；菲尼断定，他们在开始表露出值得赞赏的成熟迹象。
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所作所为。德文学校的老师们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学生，他既平静地无视校规，又迫切地想成为优秀，他似乎真心地深爱着这个学校，可一旦破坏起校规来，却也是任何人都无出其右的，一个受罚时极为若无其事的模范男孩。老师们放松了菲尼亚斯，于是也就放松了我们大家。
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认为，我们这些十六岁的男孩使老师们想起了和平是什么样子。我们没有在征兵局登记，我们还没做过任何体检。没人检查过我们是否有小肠疝气或色盲。膝盖无力和耳膜穿孔都不是什么大毛病，还不足以算是残疾，而把其中的几个人与其他人的命运分开来。我们无忧无虑，我们疯狂，我想我们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生命象征，打这场仗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这样的生命存活下去。不管怎么说，老师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我们更为迁就；他们跟在四年级学生后面忙活，驱赶他们、磨炼他们、为战争而把他们武装起来。他们宽容地注视着我们的游戏。我们使他们想起了和平是什么样，想起了不与毁灭联系在一起的生命。
菲尼亚斯彻头彻尾就是这无忧无虑的和平。这并不是说他不关心战争。普鲁多姆先生走后，他就开始穿衣服，也就是说他伸手去拿离他最近的任何衣物，其中一些是我的。然后他停下来考虑，走到梳妆台前。他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件精细纺织的绒面呢衬衣，这件衬衣裁剪精致，颜色是鲜艳的粉色。
“那是什么？”
“一块台布，”他嘴角中滑出这几个字。
“不对，拉倒吧。是什么？”
“这个，”他随后用有几分骄傲的口吻答道，“将成为我的标志。老妈上周邮来的。你见过这样的玩意儿吗，见过这样的颜色吗？甚至它的纽扣也不是一通到底。你得把它从头上套进去，像这样。”
“从头上套？粉色！你穿上它会像是小仙女！”
“是吗？”当他在思考某种比你所说的话更有趣的东西时，他就会使用这种若有所思的语气。但是他的头脑却总是记录下你所说的，待到有时间了，再重放给他。所以当他在镜子前面系上高领子上的纽扣时，他淡淡地说：“我想知道，如果大家都觉得我像小仙女，会怎样。”
“你疯了。”
“啊，万一求爱者们开始在门口嚷嚷，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是把它作为标志来穿的。”他转过身，让我欣赏。“我在报纸上读到，前两天我们首次轰炸了中欧。”只有像我这样了解菲尼亚斯的人才能意识到，他并没有在改变话题。我默默地等着他做出任何荒诞离奇的联系，把这番话与他的衬衣联系在一起。“啊，咱们得做些什么来庆祝庆祝。咱们没有旗子，咱们无法在窗口骄傲地挥动一面国旗。所以我要穿这个，作为一个标志来穿。”
他真的穿了它。学校中再无他人穿了它而会不冒被人从背上扯下来的危险。历史课后，夏季学期最严厉的老师老帕奇-威瑟斯先生来找他，询问此事。我眼看着，随着菲尼礼貌地解释着这件衬衣的意义，老先生那拉长了的粉红面孔变得更为粉红了。
这是催眠术。我开始看出，菲尼亚斯任何事都能绝处逢生。我不禁为此而有点嫉妒他了，这非常正常。稍稍的嫉妒，哪怕是嫉妒自己最好的朋友，并无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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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和解 》
《另一种和平》
不久前我回到了德文学校，我发现，比起十五年前我在此上学的时候来，它显得更新了，这有点怪怪的。窗户更狭窄了，木制品更明亮了，仿佛为了更好地保存，而在任何器物上都涂了一层清漆，它似乎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更为稳重，更为耸立，更为拘谨。但是，当然了，十五年前在打仗。也许那个年代学校没有很好修缮，也许那时清漆与其他所有的东西一道，都被战争用掉了。
我不太喜欢这种闪闪发光的新外表，因为这使得学校像是一座博物馆。尽管对我来说，它就是一座博物馆，可这并不是我希望它会成为的样子。在内心深处，以那种思想服从于情感的心有灵犀的方式，我总是感觉，德文学校的存在，始自我跨入德文校门的那一天。当我是那儿的一名学生的时候，它的存在曾是那种充满活力的真实；我离开它的那一天，它又像一根蜡烛般熄灭了。
而此时此刻，它到底还是被某只周到体谅之手涂了清漆上了蜡，保存了起来。与它一道保存、像门窗紧闭的房间中凝滞的空气一样的，则是那环绕并充斥于当年每一天的著名的恐惧，那恐惧太巨大了，我当时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因为，我不熟悉没有恐惧的感觉，不晓得没有恐惧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那时无法辨别出恐惧的存在。
如今回首，视线穿越十五年的岁月，我可以极为清晰地看到那时我曾经生活于其中的恐惧。想必这意味着，这么长时间后我终于明白了：我当时要是知道那恐惧，我一定会拼命地逃离。
我感觉，恐惧是有回声的。伴随着恐惧，我体会到了那种混乱的、无法控制的喜悦，这喜悦是恐惧的伴随物，是恐惧的另一个面孔。当年的喜悦是时而迸发的，就像突然划过黑暗天空的北极光。
有两个地方我现在想看一看。两个都是恐惧的场所，这也是我之所以想看它们的原因。于是，在德文旅馆吃过午饭后，我朝学校走去。将近十一月底，这是一年中一个无法描述的阴冷时段，就在那种潮湿而自怜的日子里，每一个污点都显得那么清晰。幸好在德文这样的天气并不多——它更为显著的特点在于，要么是冰封雪盖的寒冷冬季，要么是热气炙人的新罕布什尔之夏——但是今天在我身边刮起的，却是一阵阵夹杂着细雨的喜怒无常的阴风。
我沿着吉尔曼街行走，这是镇里最好的街道。这儿的房子与我记忆中的一样漂亮，一样与众不同。街道两边是进行了巧妙的现代化改建的美国初期十三州风格的旧宅邸，用维多利亚木进行过扩建、宽敞的希腊复古式教堂，它们与以前一样壮观森严。我几乎看不到有人进入这些建筑，也看不到有谁在草地上玩耍，甚至看不到一扇打开的窗户。在这藤萝垂落、树叶飘零的日子，这些房子显得比以前更为优雅，也比以前更没了生气。
与其他所有的老牌名校一样，德文没有被高墙大门所包围，而是自然地从这个创建了它的城镇中显现出来。所以，在我向它走去时，并没有那种偶遇的突然。吉尔曼街上的房子开始呈现出更为防御的姿态，这意味着我接近了学校；当街上的房子显得更为疲惫时，我已经身在其中了。
现在刚到下午，校园里和房子里都没有人，因为所有人都在运动。当我走过那个叫做“远公共草地”的宽阔空场、朝一栋建筑走去时，没有任何东西吸引我。这栋建筑与其他主要建筑别无二致，都是红砖砌就，和谐平稳，只不过它有一个大圆顶，还有一口钟和一个表，门口的上方用拉丁文写着：第一教学楼。
穿过一个个摆动的房门，我来到一个大理石门厅，在一段长长的白色大理石楼梯下面驻足。虽然楼梯老旧，可每一级台阶中央部位磨出的月牙形痕迹却并不很深。大理石一定异常坚硬。这似乎非常可能是，极为可能是，尽管这些台阶在我的脑海中念念不忘，但在此之前，我却没想到它们有这么坚硬。令人弥足惊奇的是，我竟然忽略了这一点，忽略了这极其重要的事实。
没有别的东西值得注意，这楼梯当然就是我在德文生活时每天至少上下一次的楼梯。楼梯依旧。而我呢？啊，我自然觉得年龄大了些——这一刻，我开始心潮澎湃地自省，注意到自己的变化有多大——我更高了，相对于这些台阶而言，也更大了。我有了更多的钱，更多的成功。比起当年似乎有幽灵伴随我上下这些台阶，我现在也有了更多的“安全感”。
我转身走回外边。远公共草地仍然空荡荡的，小径两旁林立着极具共和党、有几分银行家意味的树木，新英格兰①榆树，我独自走过宽宽的砾石小径，朝学校的远处一端走去。
德文有时被认为是新英格兰最为美丽的学校，即使在这个阴郁的下午，它的力量也是昭然的。这是那种由几小块区域所组成的秩序井然之美——一个大院子、一片树林、三个相似的宿舍区、一圈老房子——以那种的在争论中的本节比而和谐之态居于一起。你或许会觉得辩论随时都会开始，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辩论发自教务长宅邸，这是一栋纯粹、名副其实的美国初期十三州风格的房子。这栋房子现在派生出了一个侧房，这个侧房有一个没有任何装饰的大观景窗。终有一天，教务长大概会完全生活在一个玻璃房子里，会像矶鹬一般深感快乐。德文的一切都在慢慢地变化，慢慢地与那些逝去了的东西相协调。所以怀有这样的希望是符合逻辑的，因为这些建筑、一任任的教务长以及那些课程表，可以做到这种成长与自我协调，我也可以做到，也许不知不觉中已经做到了。
待我看过来此要看的第二个地方后，我就会对这知道得更多了。于是我漫步走过和谐平稳的红砖宿舍，宿舍的墙体上爬满了没有叶子的藤萝网。我穿过城镇那破落的突角，这个突角侵入了学校一百来米。我走过坚固的体育馆，此时此刻，体育馆里满是学生，但它的外表却与纪念碑一样，静无声息。我走过那个叫做“笼子”的田径馆（我现在想起刚来德文上学的几周中，“笼子”这个叫法充满着怎样神秘，我原以为它一定是个用作严厉惩戒的场所），我来到了那一大片叫做运动场的场地。
德文的学生既爱学也爱体育，所以运动场非常之大，一年中除这段时间，运动场一直在使用。现在运动场潮湿而空旷，在我面前向远处展开，左边是无人的网球场，中间是巨大的橄榄球场、足球场和曲棍球场，右边是树林。运动场的彼端是一条小河，从这儿望去，凭着河岸边几棵秃秃的树木，可以辨别出小河的存在。今天的天气如此灰暗，如此雾蒙蒙，以至于我无法看见小河的对岸，那儿该有一个小体育场。
我开始了穿越运动场的长途跋涉，走了好一会儿，我才注意到那柔软而泥泞的地面，我的“都市鞋”这回肯定是完了。我没有停下脚步。接近运动场中央部位时，出现了一片片的泥水洼，我不得不绕行。当我走出“泥潭”时，我那已经没了模样的鞋子发出难听的声音。由于一无遮拦，风一阵又一阵地把细雨抛向我；要是换了任何别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仅仅为了看一棵树，就这么栉风沐雨地蹚过泥泞，真像个傻子。
河面上笼罩着一团薄雾，所以，当我接近小河时，我觉得自己与一切都隔绝开了，只有这条河，以及河边不多的几棵树。风在这里更为一阵紧似一阵，我开始觉得冷了。我从不戴帽子，又忘记了戴手套。有几棵树萧瑟地笼罩在雾中，它们当中的任何一棵都有可能是我寻找的那棵。这儿的其他树竟也与它一个模样，简直难以置信。在我的记忆中，它曾像一根孤独而巨大的长钉一般，赫然耸立在河岸上，枪炮似的令人生畏，豆茎似的高挺。然而，这里稀稀拉拉生长着几处树木，它们当中却没有一棵显得特别雄浑。
我在湿漉漉乱蓬蓬的草地上行走，开始仔细检查每一棵树，最后终于根据树干上某种向上排列的一连串小疤，并且根据伸向河面的一根树杈，以及挨着这根树杈生长的另一根细些的枝丫，认出了我所寻找的树。就是这棵树，我似乎觉得，它站立在这里，实在就像是那些人，那些你童年时代的巨人。许多年后，你再与他们相遇时，会发现他们不仅由于你的成长而显得小了，而且也由于它们自己上了年纪而绝对地缩小了。通过这种双重的降级，昔日的巨人变成了侏儒，而你的样子则恰恰相反。
这棵树不仅被寒冬掠去了树叶，而且似乎因为年龄而疲惫不堪，它虚弱而干枯。我非常庆幸，庆幸自己见到了它。所以，事物越要保持自己，变化就越大——事物越变化，它们就越保持了自己。①没有东西是恒久不变的，一棵树不会恒久不变，爱不会恒久不变，甚至暴死都不会恒久不变。
全都会变。我穿越泥泞，往回走去。我浑身透湿；任何人都看得出，该避避雨了。
这棵树是可怕的，活脱是耸立在河边的一座怒气冲冲的铁黑色尖塔。我绝不会爬它，这想都不要想。只有菲尼亚斯才会产生如此疯狂的念头。
他当然一点都没胆怯。他不会胆怯，或者，如果他胆怯了，他也不会承认。菲尼亚斯不会。
“我最喜欢这棵树的是，”他用他那特有的声音说，就像是一个催眠术士在用眼睛说话，“我最喜欢这棵树的是，爬上去不费吹灰之力！”他睁大他绿色的眼睛，狂热地看着我们。他的大嘴巴上绽开得意的笑容，上唇滑稽地稍稍突出，只有这笑容使我们相信，他并不真是在说傻话。
“这就是你最喜欢的？”我讥讽地说。那个夏天我说了许多讥讽的话；那是我的讥讽之夏，1942年。
“哦喔，”他说。这个表示肯定的新英格兰词语总使我发笑，这一点菲尼②知道，于是我只好笑了起来，这使我感觉不那么讥讽，也不那么害怕了。
还有另外三个人和我们在一起——那段日子菲尼亚斯几乎总是同一小伙人结伴活动，这伙人与一个曲棍球队的人数差不多——他们和我站在一起，用极力掩饰的畏惧目光，看看他，又看看树。在那高耸的黑色树干上钉着粗陋的木钉，木钉依次向上一直通向一根粗壮的树杈，这根树杈远远伸向河面。站在这根树杈上，你可以奋身一跃，安全地跳入河中。我们是这样听说的。至少那帮十七岁的小伙子们可以做到这个；但是他们比我们大了关键性的一岁。这不是我们三年级者尝试过的。菲尼自然要第一个尝试，他也自然要哄骗其他人，哄骗我们大家，和他一道尝试。
我们那时还不完全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三年级。因为这是夏季学期，设立这个学期就是为了跟上战争的步伐。那个夏天，我们正紧张不安地从奴颜婢膝的二年级学生变成几乎是受到尊敬的三年级学生。上面的一级，四年级学生，征兵局的诱饵，几乎就算是士兵了，他们在我们前头奔向战场。他们一边忙于完成加快了进度的课程，一边学着急救、加强着体能训练，这种训练就包括从这棵树上跳下来。而我们，则仍在安静而麻木地读着维吉尔，摆弄着小河远远的下游处假钓饵旁的金属丝。直到菲尼想起这棵树来。
我们站在那里，抬头朝树望去，四个人显现出惊恐不安之态，一个人则满脸兴奋。“你们想第一个试试吗？”菲尼巧舌如簧地问我们。我们只是默默地回视着他，于是他开始扒去身上的衣服，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尽管还只是低年级学生，菲尼已经是全校最优秀的运动员了，然而，虽然他是出色的运动员，可他并不魁伟。他的个头和我一般高——一米七四（他与我同屋之前，我一直声称自己一米七五，但是他却用他那简单而自信得惊人的口吻，当众说：“不，你与我一般高，一米七四。我们都属于矮个子阵营。” ）。他体重一百五十磅，比我重出了恼人的十磅，这十磅肉以一种充满力量的协调，不显山不露水地长在了他的腿上、躯干上、肩膀上、胳膊上以及结实的脖子上。
他开始攀登那些钉在树干上的木钉，他背上的肌肉耸动着，就像是一只豹子。木钉的结实程度似乎并不足以承受他的重量。最后，他终于踩在了那根伸向河面的树杈上。“他们就是从这根树杈上跳的吧？”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我跳了，你们也都跳，对吧？”我们并没有清楚地说出什么。“好吧，”他喊道，“就算我对战争作出贡献！”他跳了出去，跌落过下方的一些枝杈，溅落进水里。
“太爽了！”他立刻冒出水面，说道，他的湿头发成了滑稽的刘海儿，贴在前额上。“这是本周我做的最有趣的事情。谁是下一个？”
我是。这棵树令我产生了一种恐慌感，这种惊恐弥漫全身，一直到我的手指尖。我的头开始觉得不自然的轻飘，附近树林传来隐隐的窸窣声，这声音仿佛被捂住却又渗漏出来。我一定是在进入一种轻微的惊呆状态。心中只有惊恐的我，脱去衣服，攀上木钉。现在我已不记得当时自己说没说些什么。他跳下去的那根树杈比从地面上看要细一些，也更高一些。顺着它走过去，走到河面上方，这是不可能的。我必须冒着落入岸边浅水的危险，向前猛跳。“别愣着呀，”菲尼在下面拉长声音说，“甭老站在那儿瞎摆姿势。”我怀着不由自主产生的紧张，意识到，站在这里看，风景很美。他喊道：“敌人向运兵船发射鱼雷时，是不能站在那儿欣赏风景的。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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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31
布•拉德利慢慢地站起来，客厅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照在他前额上。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得犹豫不决，似乎不知道怎样接触他手和脚碰着的东西才比较合适。
他咳嗽咳得十分厉害，全身颤抖得只好再坐下来。他把手伸进裤子后面的口袋，掏出一条手绢，捂着嘴咳了几声，又用手绢擦了擦前额。
从来没和他呆在一块儿，现在他却在我身边坐了这么久，真是难以置信。他一直没说一句话。
过了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转身看了我一眼，朝前门点了点头。
“您想跟杰姆说一声再见吗，亚瑟先生?进去吧。”
我领着他穿过大厅。亚历山德拉姑妈坐在杰姆床前。“进来，亚瑟。”她招呼说，“还没有醒来，雷纳兹医生给他服了大剂量的镇静药。琼•路易斯，你爸爸在客厅吗'”
“在，姑妈，我想他在。”
“我要去找他说一句话，雷纳兹医生留下了一些……”她的话音随着她的脚步声消失了。
布又缩到屋角里，老远老远地伸着脖子凝视着杰姆。我走过去拉他的手，那只手显得苍白，却惊人地暖和。我拉了他一下，他让我领着他到杰姆床前。
雷纳兹医生在杰姆的断臂上支起了一个帐篷般的架子，我想，主要是为了把杰姆的断臂和毯子隔开吧。布身子前倾，眼光越过架子看着杰姆，睑上浮现出一种羞怯而好奇的表情，好象从来没有看见过男孩似的。他半张着嘴，把杰姆从头到脚端详了一番。他举起一只手，却又放了下去。
“您可以抚摸他，亚瑟先生，他睡熟了。他没睡时您要摸他，他可不让。”我向他解释说，“摸吧。”
布伸出的手在杰姆脑袋上方摇晃着。
“抚摸他吧，先生，他睡着了。’
他把手轻轻地放在杰姆的头发上。
我开始明白他的动作所发出的语言信号了。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这表明他想走了。
我带着他来到前廊，他不自在的步子停了下来，却仍然握着我的手，没有一点想放开的意思。
“送我回家好吗?”
他声音很低，象一个害怕黑暗的小孩的声音。
我伸腿踏在第一级台阶上，但又停住了。我想领他穿过我们的房子，可决不想送他回家。
“亚瑟先生，您把胳膊弯一点儿吧，这样对了。”
我的平挽住他的胳膊。
他不得不稍微弯下身子将就着我。要是斯蒂芬尼•克劳福德小姐在她楼上的窗子里张望的话，一定会看见亚瑟•拉德利在人行道上护送着我，正象别的大人也会这样做一样。
我们来到拐角处的路灯底下。不知道有多少回，迪尔站在这儿抱着那粗大的电杆，杲呆地张望着、等待着、希冀着。也不知道有多少回我和杰姆打这儿经过。但是进拉德利家的大门，这还是平生第二次。我和布登上台阶，来到他家的走廊上。他伸手摸到了门上的把手，然后轻轻放开我的手，打开门，走了进去，把门关上了。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们这儿，死人时邻居送吃的，生病时邻居送鲜花，平时邻居也送一些小礼物。布是我们的邻居，他给了我们两个肥皂雕的娃娃，一块带链的破手表，两枚给人好运气的硬币，还救了我们的命。通常，邻居的馈赠是有来有往的，而我们从来没把从树洞里拿来的东西放回原处，我们什么礼都没有述过，想到这一点，我感到十分内疚。
我转身回家。路灯在通往镇上的整条道上闪烁着。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观察过我们这个地方。那是莫迪小姐家，还有斯蒂芬尼小姐家，再过去是我们家，我可以看见我们走廊上的悬椅，过了我们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雷切尔小姐家。甚至杜搏斯太太家也可以看得见。
我往身后望去，棕色大门的左边是一个长长的百叶窗。我走过去，站在窗子前面，又转过身来。要是在白天，我想，邮局拐角处也一定可以看得见。
白天……啊，我心想，黑夜快要消失了，～蓟白天，附近的地方好不热阉。斯蒂芬尼•克劳福德小姐横过街道，把最新消息告诉雷切尔小姐。莫迪小姐俯身向着她的杜鹃花。夏天一到，两个孩子在人行道上蹦蹦跳跳地朝远处来的一个犬人跑去。那人向他们挥手，他们争先‘恐后地向他跑去。
仍然是夏天，孩子们聚集在一块儿。一个男孩在人行道上慢吞吞地走着，身后拖着一根钓鱼竿。一个大人双手叉腰在等着他。夏天，。他的孩子和孩子们的一个小伙伴在院子里嬉戏，自编自演一场奇怪的小剧。
一到秋天，他的孩子们就在杜博斯太太门前的人行道上打闹。那男孩把他妹妹搀扶起来一道圆家去。秋天，他的孩子们在那街道的拐角处徘徊，脸上带着一天的忧愁和喜悦。在大橡树旁边停了下来，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疑惑，一会儿又害怕。
一到冬天，他的孩予们在门前冷得发抖，烈火燃烧的房屋映出了他们的身影。冬天，有个人走上大街，丢掉跟镜，开枪打死了一条狗。
夏天，他看到他的孩子们忧心忡仲，又是秋天，啊，布喜欢的孩子们需要布的帮助。
阿迪克斯说得对，要真正理解一个人，只有站在他的立场，从他的角度，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只要站在拉德利的走廊上就足够了。
细雨迷漾，路灯昏黑。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自已年纪很大了。看看自己的鼻尖，我可以看见凝聚在上面的细小的水珠。但是，两眼对视，很不舒服，我不那样看了。回家的路上，我想，明天把这件事告诉杰姆，多妙啊。他一定会为错过了这个机会而大发雷霆，可能一连几天都不会理我。回家的路上，我想，我和杰姆都会长大成人，但是除了可能要学代数以外，没有什么可学的了。
我登上台阶，跑进屋里。亚历山德拉姑妈已经睡了，阿遣克斯的房间里没有灯光。我想看看杰姆是不是苏醒了。阿迪克斯在杰姆房间里，坐在杰姆的床边看书。
“杰姆醒了吗?”
“睡得很安静。要到早上才会醒来。”
“哦。你打算通宵不睡陪着他吗?”
“只陪个把小时。去睡吧，斯各特。你累了一天了。”
“嗯，我要和你一起呆一会儿。”
“随你的便吧。”阿迪克斯说。一定过了半夜了。他这样和蔼地默许我，倒使我感到迷惑。不过，他到底比我猜得准些，我一坐下就想睡觉了。
“你在看什么书?”我问道。
阿迪克斯把书翻过来说；“是杰姆的书，书名是《灰色的幽灵》。”
我突然惊醒过来。“你怎么看这本书呢?”
“宝贝儿，我不知道。随便拿的。这本书我还没看过。”他直率地说。
“请大声读吧，阿迪克斯。这本书真叫人害怕。”
“别读吧，”他说，“这会儿，你已经给吓得够呛了。这本书太……”
“阿迪克斯，我没有吓坏。”
他蹙起了眉头。我分辩道：“至少，在向塔特先生讲述事情经过以前我不怕。杰姆也不怕。在路上我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再说，除了书上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可怕。”
阿迪克斯张嘴想说ff‘么，但又闭上了嘴。他抽出夹在书中问的大拇指翻回到第一页。我挪近身子，把头依偎在他的膝上。“腮，”他开始了，“Ⅸ灰色的幽灵》，萨克塔利•霍金斯著。第一章……”
我极力使自己不睡着，但是，外面雨声那么轻柔，屋里气氛这样温暖，他的声音这样深沉，他的膝盖又这样使我感到舒服，我一下就睡着了。好象只过了几秒钟，他用鞋子轻轻抵着我的肋部，把我扶起，架着我到我的房间里去。我喃喃地说：“每个字我都听见了，一点也没打瞌睡。说的是一艘船和只有三只手指的弗雷德和斯托纳的孩子……”
他解开我的背带裤，让我靠在他身上，把我的背带裤脱掉。一只手扶着我，一只手去拿我的睡衣。
“是的，大家都以为是斯托纳的孩子把俱乐部搞得乱七八糟，把墨水泼得到处都是……”
他领着我到床边，让我坐下，提起我的双腿，在我身上盖好毯子。
“然后，他们追他，但是抓不到他，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模祥。阿迪克斯，他们最后看见他的时候，哎呀，他什么都没有做……阿迪克斯，他真好……”
阿迪克斯的双手伸到我下巴下面，把毯子扯上来，帮我塞好。
“斯各特，大多数人都是好人，在你终于了解他们以后。”
他关了灯，回到杰姆的房间去了。整个晚上他都会在杰姆身边，早上杰姆醒来时，他也会在杰姆身边。
全书完
王奇201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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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30
“应当叫他亚瑟先生，宝贝儿。”阿迪克斯温和地纠正我说，“琼•路易斯，这是亚瑟•拉德利先生。我相信他已经认识你了。”如果阿迪克斯在这样的时候不能温和地把我介绍给布•拉德利，那——他就不成其为阿迪克斯了。
布看见我本能地跑向杰姆的床，他脸上浮现出同样羞涩的笑容。我窘得脸上火辣辣的，只想借遮住杰姆来把自己遮起来。
“哎呀，州碰他。”阿迪克斯i兑。
赫克•塔特先生坐着，透过他那副角质边眼镜日不转睛地看着布。他正要讲话时，雷纳兹医生沿着过厅走了过来。
雷纳兹医生走进门说：“大家都出去吧。晚上好，亚瑟，刚才在这儿没看见你。’
雷纳兹医生的讲话声和他的脚步声一样轻快，好象他一生中每天晚上都这样与布打招呼，这使我感到比我和布在同一个屋子里这个意外酌事还要奇怪。当然，我想……布•拉德利有时也要生病的，但究竟怎样，我也无法肯定。
雷纳兹医生拿着一个报纸包着的大包，放在杰姆的桌上，又脱下他的上衣。“他还活着，你高兴了吧。告诉你我先前怎么知道他不会死吧。我来检查他的时候，他还用脚踢我。为了接近他，我不得不设法让他完全昏过去。赶快离开这儿吧。”他对我说。
“呃……”阿迪克斯瞅了布一眼说，“赫克，咱们到前面走廊上去吧，那里有的是椅子，外面还是够暖和的。”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阿迪克斯邀大家到前面走廊上去而不到客厅去坐，不过一会儿我就理解了：客厅的灯光对布太强烈了。
我们一个个走出来，走在前面的是塔特先生。阿迪克斯站在门口，原想等亚瑟先出去，后来又改变主意，自已跟着塔特先生先走了。
即使在最不正常的情况下，人们还是惯于做每天做的事情。我也不例外。我听见自己在说：“来吧，亚瑟先生。您对我家的房子还不太熟悉，我带您到前面走廊上去吧。”
他望着我，点了点头。
我领着他经过过厅，又穿过客厅。
“请坐吧，亚瑟先生，这张摇椅挺舒服呢。”
我脑子里关于他的幻觉又复活了。他坐在走廊上……这一向天气很好，是吗，亚瑟先生?
真的，天气可真好。好象在虚幻中似的，我领着他到离阿迪克斯和塔特先生最远的一张椅子旁。这地方黑魃魃的。布在黑暗中会觉得舒服一些。
阿迪克斯坐在悬椅上，塔特先生坐在他旁边。客厅的灯光明亮地照射着他们。我和布坐在一块。
“喂，赫克。”阿迪克斯说，“我想，我们要……天啊，我的记性……不管用了……”阿迪克斯把眼镜推上去，手指压在眼睛上。“杰姆还不副十三岁……不，他已经十三了……我记不清了。不管怎么说，这事要交县法院……”
“什么事要交县法院，芬奇先生?”塔特先生放下二郎腿，身子向前倾着说。
“当然，这明摆着，杰姆是为了自卫。但是我必须到事务所去查看一下有关法律。”
“芬奇先生，你认为是杰姆杀死了尤厄尔吗?你是那样认为吗?”
“你昕斯各特刚才说的，这毫无疑问。她说杰姆从地上爬起来，把尤厄尔从她身上拖倒。他可能在黑暗中夺得了尤厄尔的刀子。我们明天就会弄清楚的。”
“芬奇先——生，听我说，”塔特先生说，“杰姆绝对没有刺杀鲍勃-尤厄尔。”
阿迪克斯沉默了一阵，然后望着塔特先生，好象对他的话很感激，但却摇了摇头。
“我知道，赫克，你这样说是出于你的好心，我非常感激你’但是，可不能开这样一个头。。
塔特先生起身走到走廊的边缘，朝灌木丛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双手插入屁股后的日袋里，面对着阿迪克斯。“开什么头?”他问。
‘“请原谅我说话直率，赫克，”阿迪克斯简短地说，“但是，没有谁打算隐瞒事实真相，我可不靠说谎过日子。”
“并没有淮打算隐瞒真相，芬奇先生。”
塔特先生的声音很平静，但他那双靴子牢牢实实地贴在地板上，好象在那儿生了根一样。一场奇怪的辩论在我父亲和司法官之间开始了。但是，我无法明了这场争论的实质。
阿迪克斯也起身走列走廊的边缘，哼了一声，朝院里唾了一口，双手插进口袋，面对着塔特先生。
“赫克，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谢谢你。琼-路易斯，”他转向我，“你是说杰姆从你身上拖倒了尤厄尔先生吗?”
。是的，爸爸，至少我是这样想的……我……”
“明白了吗，赫克?我打心限里感激你。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就背上隐匿罪过的名声。最好的办法是把一切都公诸于众。让县里的人都来吧，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我不希望他在别人的纷纷议论声中长大，我不希望任何人说：‘杰姆•芬奇……他爸爸花费一笔巨款开脱了他的罪责。’这事情了结得越快越好。”
“芬奇先生，”塔特先生无动于衷地说，“鲍勃•尤厄尔是倒在自己的刀口上，自己杀死了自己。”
阿迪克斯走刭走廊角上，望着下面的紫藤。我想，他俩各有各的倔强性格，我不知道谁会先计步。阿迪克斯为人沉静，他的倔强性格难得表露出来，但在某些方面，他象坎宁安家的人一样，十分固执。塔特先生却显得粗鲁，总是直通通的，不过他的倔强程度跟我爸爸的不相上下。
“赫克，隐匿这件事就等于向杰姆否定我多年来培育他的原则。”阿追克斯转身对塔特先生说，“有时候，我想，作为父亲，我是完全失败了。但是，我是他们的一切。杰姆看任何人之前总先看我，我一直极力正直地生活，以便毫无愧色地回头看他……如果我纵容这样的事情，说实话，我就会没有脸见他；没有脸觅他，我就失去了他。我不希望失去他和斯各特，因为他们是我台勺一切。”
“芬奇先生，”塔特先生双脚仍然牢牢地踏在地板上。“鲍勃•尤厄尔倒在自己的刀口上，我能证实这一点。”
阿迪克斯猛然转过身来，双手插在口袋里。“赫克，你为什么不能象我这样看这件事昵?你自己也有小孩，不过，我年纪比你大，等我的孩子长大时，要是我还没死，就是个老头了，但是现在我……如果他们不信任我，就不会信任别人。杰姆和斯各特知道事情的经过，如果他们听见我在城里说些与事实不符的话，赫克，我就会失去他们。我不能在外面一套，在家里又另外一套。”
塔特先生翘起脚尖，摇晃着身子，耐心地说：“他把杰姆打倒以后，自己在树根上绊了一交，你看，我做给你看。”
塔特先生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把长长的折叠式小刀。这时雷纳兹医生来到了门口。塔特先生说：“那狗娘养的死在太树下了。医生，他就在校园旁边。你有手电筒吗?拿这个去吧o”
“我可以将我的车子转个方向，打开车灯。”雷纳兹医生说。不过他还是接过了塔特先生的电筒。“杰姆的状况良好，我想，他今晚不会醒来了，所以不必为他担心。赫克，是您手里那把刀刺死了尤厄尔吗?”
。不是的，先生。刺死他的那把刀还在他身上。看刀柄象把厨房里用的刀。克恩一定随着柩车到那里了，医生。晚安。”
塔特先生轻轻地把刀子一下打开。“是这样的。”他说。他手拿着刀，装着要绊倒的样子。他往前倾时，左手仲向前去。“明白了吗?就这样，他自己把刀刺在肋骨之间的柔软的地方。他身体的全部重量使得刀子插了进去。”
塔特先生折拢刀子，塞进口袋。“斯各特才八岁，她吓坏了，不可能一清二楚地知道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你会感到吃惊的。”阿迪克斯冷冷地说。
“我并不是说她捏造事实，我是晚她当时惊吓得不可能一清二楚地知道发生的事。那地方又是那么一片漆黑，只有一个惯黑暗的人才能看清这桩事情。”
“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阿迪克斯轻声地说。
“你这该死的，我并不是在为杰姆考虑啊！”
塔特先生在地板上跺了一脚，蹬得那么重，莫迪小姐卧室里的灯都亮了，斯蒂芬尼•克劳福德小姐的灯也都亮了。阿迪克斯和塔特先生朝对面望了一眼，又互相看了吞，没有吭声。
塔特先生再次开口说话时，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芬奇先生，你既然这样，我不想跟你争辩了。你今天晚上过于紧张，谁也不应该象你这样紧张。你为什么不紧张得倒到床上去，我不知道，但我确实知道你今晚没有根据事实来进行推断。我们今晚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明天就太迟了。鲍勃•尤厄尔的肚子里还插了把厨房里用的刀呢。”
塔特先生接着又说，阿迪克斯不应该老坚持他这样一种看法：任何一个象杰姆这样大的孩子，断了一只胳膊，竟有足够的力气在漆黑的晚上跟一个成年人搏斗并杀死了他。
“赫克，”阿迪克斯突然说，“你刚才拿的好象是把折叠式小刀，在哪里弄来的?”
“没收一个酒鬼的。”塔特先生冷冷地回答。
我暗自在极力回忆当时的情景。尤厄尔先生抓住了我……随即他摔倒了……杰姆肯定爬起来了，至少我估计……
“赫克?”
“我说了，今天晓t在镇上从一个酒鬼那里没收来的。允厄尔可能是在垃圾场的什么地方捡到了那么一把厨房里用的刀，磨得锋利，等待时机……只是等待时机。”
阿迪克斯走到悬掎旁，坐在上面，双手随意地悬在膝间，双眼盯着地板。那天晚上在监狱门口，他的动作也象这样，慢吞吞的，我当时觉得，他手里的报纸可能永远折不好，也放不到椅子上去。
塔特先毕用沉重的脚步在走廊上踱来踱去。“这不是你的决定，芬奇先生，这完全是我的。是我的决定，责任在我身上。这一次即使我不这样看，你也拿我没法儿。如果你想提出反对意见，我就会当面说你是撒谎。你的孩子绝对没有刺死鲍勃•尤厄尔，”他声音逐渐慢下来，“根本就不是他千的，现在你也知道了。他只是想使自己和妹妹平安地回到家里。”
塔特先生停住了脚步，背向着我们，站在阿迪克斯面前。“我不是什么好人，先生，但是我是梅科姆县的司法官。生长在这个镇上，快四十三岁了。这里发生的每件事情，不管是在我出生以前的还是以后的，我都了如指学。有个黑人平自无辜地断送了性命，对这个命案要负责的人也死了。死了就算了，既往不咎，芬奇先生，既往不咎。”
塔特先生走到悬椅旁，拿起他先头放在阿迪克斯身旁的帽子，把头发往后理了理，戴上帽子。
“从没有听说，一个公民竭尽全力阻止别人犯罪是违法的。他所做的就是这么回事。可能你会说，把全部情况毫不隐讳地公诸于众是我的责任。你知道那后果将怎么样?整个梅科姆的女人包括我妻子，会去敲他的门送蛋糕给他。依我看，芬奇先生，一个在众人面前害羞的隐居者，为了你、为了全镇人除了一大害以后，硬把他拖到众目睽睽之下，这是一种犯罪。这是犯罪，我不想把这个罪名加在自己头E，如果事情牵涉的是任何其他人，处理方法又不同。但是对于这个人，只能是这样，芬奇先生。”
塔特先生用靴尖在地板上踢着，好象想掏出个洞来。他拉了拉鼻子，叉揉了揉左臂。“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芬奇先生，但是我仍然是梅科姆县的司法官。鲍勃•尤厄尔先生倒在自己的刀口上。晚安，先生。”
塔特先生咚咚地走下走廊，越过前院。只听他把车门“砰”地一声关上，开车走了。
阿迪克斯坐在那里，两眼长久地凝视着地板。最后，他抬起头说，“斯各特，尤厄尔先生倒在自己的刀口上。你想得通吗?”
阿迪克斯看来似乎需要别人帮他打起精神，我跑过去抱住他，使劲地吻他。“能，爸爸，我想得通。”我用一种使他放心的口吻说，“塔特先生说得对。”
阿迪克斯掰开我抱着他的手，望着我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说出他来就有点儿象射杀一只反舌鸟，你说对吗?”
阿迫克斯的脸贴着我的头发擦着。他起身穿过走廊走到阴影里去时，他的脚步又变得轻快了。在越屋之前，他在布•拉德利跟前停下来说：“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亚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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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姆……”，阿迪克斯说：“他听不见，斯各特。他象灯一样，暂时熄灭了。他本来快醒了，但雷纳兹医生使他又昏过去了。”
“好吧，爸爸。”我退了几步。杰姆的房间四四方方，挺宽敞的。亚历山德拉姑妈坐在壁炉旁的摇椅上。那个背杰姆进来的人倚着墙站在墙角里。他是个我不认识的乡下人，他可能参加了今晚的庆典，事情发生时可能在近旁。他一定是听见我们叫喊跑来搭救我们的。
阿迪克斯站在杰姆床前。•
赫克•塔特先生站在门口，手拿帽子，裤袋里鼓鼓囊囊地装着手电筒。他身穿工作服。
“进来吧，赫克。”阿迪克斯说，“发现了什么吗?我想不出谁竟这样卑鄙，千出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希望你已弄清了是谁。”
塔特先生吸了吸鼻予，敏锐的眼睛瞥了屋角里的人一眼，对他点了点头，‘环顾了一下四周的人——杰姆、亚历山德拉姑妈，最后，眼光落在阿迪克斯身上。
“坐吧，芬奇先生。”他以令人愉快的口吻说。
阿迪克斯说：“大家都坐F吧。赫克，你坐那张椅子。我到客厅去再搬张椅子来。”
塔特先生坐在杰姆桌旁的椅子上。他等了等，直到阿迪克斯回来坐好。我不理解为什么阿迪克斯不给那站在墙角如人搬一张椅子。不过，阿迪克斯对于乡下人的性比我了解得多。他的乡下当事人中有的喜欢把他们的长耳马拴在后院苦楝树上，阿迪克斯常和他们！生后面台阶上接治事情。这一位说不定站在墙角里还觉得舒服些。
“芬奇先生，”塔特先生说话了，“告诉你发现了什么吧。发现一件小姑娘的连衣裙一现在搁在车里。是你的吗，斯各特?”
“是的，先生，是水红色带褶饰的。”我说。塔特先生那模样似乎是站在证入席上发言。他喜欢按自己的方式讲话，既不受原告的影响，也不受被告的影响。这样，有时就要拖延老半天。‘
“还发现一些奇怪的褐色布片……”
“那是我的戏装，塔特先生。”
塔特先生用双手擦擦大腿，又揉了揉左臂，端详着杰姆的壁炉架，好象对壁炉发生了兴趣，然后把手指伸向他那长长的鼻子。
“还有什么，赫克?”阿迪克斯问道。
塔特先生用手在他曲脖子上揉一揉，说：“鲍勃-尤厄尔躺在那棵大树底下，下肋间插着一把厨房里用的刀，没气了，芬奇先生。”
Chapter29
亚历山德拉姑妈站起来伸手去扶壁炉架，塔特先生想起来帮她，但被她谢绝了。阿迪克新坐着没动，破天荒第一次，他那天生的礼貌对他一时不起作用了。
不知怎的，我脑子里什么别的事情也不能想，只是老想着鲍勃•尤厄尔先生说过的，哪怕要花他一辈子工夫也得干掉阿迪克斯。他险些儿成功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作恶。
“你敢肯定他死了吗?”阿迪克斯的声音显得凄凉。
“肯定死了，”塔特先生说，“完全死了，再不会伤害这些孩子了。”
“我不是说这个。”阿迪克斯仿佛在睡梦中说话。他渐渐上了年纪，内心不安宁的唯一标志——下颌上刚毅的线条显得松弛了一些，可以看出，他耳下逐渐出现了预示老年的皱纹。虽然仍有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但更显眼的是，两鬓已经灰白了。
“咱们到客厅去谈不是好些吗?”亚历山德拉姑妈最后建议道。
“如果您不介意，而且不影响杰姆的话，”塔特先生说，“我想就呆在这儿。我想一砸看看杰姆的伤，一面让斯各特说一说事情的经过。”
“我走开行吗?”姑妈问道，“我是这里多余的人。阿迪克斯，有事就叫我，我在我的房间里。”亚历山德拉姑妈起身出去，但又站住转身说：“阿迪克斯，今晚的事我有点预感，我早该…．-”
塔特先生把手一挥，说，“您去吧，亚历山德拉小姐，我知道，这对您是一个打击，不过，不要为任何事情懊恼。为什么呢?要是我们总是凭预感办事的话，那岂不象只猫儿老追赶自己的尾巴?斯备特小姐，趁你还记得，把事情的经过说说看。行吗?你们看见他跟在后面吗?”
我走列阿迪克斯身边，感觉到他用胳膊搂住了我。我把头埋在他的膝上。“我们走出来，我对杰姆说，我把鞋子给忘了。我们想去拿鞋子，可转身一看，礼堂的灯熄了。杰姆说，我可以明天去拿……”
“斯各特，抬起头好让塔特先生听清楚。”阿迪克斯说。我爬到他的膝上。
“然后，杰姆说，安静一会儿。我心想，他准在考虑什么问题——他总是叫你别说话，好让他思考——然后他说，他听见了什么声音。我们以为是塞西尔。”
“塞西尔?”
“塞西尔•雅各布。今晚他先吓了我们一跳，我们想，准又是他。他披着一床被单。最好的戏装可得奖两角五分钱，不知遭谁得了……”
“你们以为后面是塞西尔时，到了什么地方?”
“离学校不远。我对他高叫了一声……”
“你叫了，叫什么来着?”
“我想我是叫的‘塞西尔•雅各布真讨厌’。没有人回答，杰姆又叫了‘嘿’什么的，他声音大得可以叫醒死人……”
“等等，斯各特，”塔特先生插话说，“芬奇先生，你听见他们的叫声吗?”
阿迪克斯说没有。他当时在他房问听收音机。亚历山德拉姑妈在她自己房间里，也在昕收音机。他记得这一点，因为亚历山德拉姑妈当时还叫他把他的收音机开小一点，好让她听得清自己的。阿迪克斯微微一笑说：“我总是把收音机开得的。”
。不知道周围的邻居是不是听见了什么……”塔特先生说。
“我看他们未必会听见，赫克。他们大多数听收音机，或者干脆很早就睡了。莫迪•阿特金森可能没睡，但是我怀疑她是否听到了。”
“继续说吧，斯各特，”塔特先生说。
“好。杰姆叫了以后，我们继续走。塔特先生，这时，我虽然身上套着戏装，可也听得见了。我是说也昕得见后面的脚步声了。我们走，那脚步也走！我们停，它也停。杰姆说，他看得清我，因为克伦肖太太在我的戏装上刷了一种发光的东西，我是火腿。”
“那是怎么回事儿?”塔特先生惊异地问道。
阿迪克斯把我扮演的角色向塔特先生描绘了一番，还解释了我那戏装是怎么做成的。“她进来时你看到她就好了。”他说，“那戏装己经搞得稀巴烂了。”
塔特先生摸了摸下巴。“我说尤厄尔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印予呢，他衣袖上扎了许多小孔。他胳膊上有一两个小孔跟他衣袖上的能够合在一起。让我看看那玩意儿，好码?”
阿迪克斯拿来了那戏装剩下的部分。塔特先生把它翻过来，弄圆整，想看看原来到底是个什么形状。“可能这玩意儿救了斯备特的命。”他说，“你看。’
、他伸出长长的食指指着。那灰黑色的铁丝上有一道发亮的印子。“鲍勃•尤厄尔是下了狠心的。”塔特先生喃喃说。
“他精神不正常。”阿迪克斯说。
“我不想反驳你，芬奇先生——不是疯了，而是卑鄙已极。那可耻的无赖装一肚子酒，却只敢害小孩子，他决不敢直接碰你。’
阿迪克斯摇摇头说：“我不能设想有人竟会……”
“芬奇先生，是有这么些人，你必须先对他们开一枪，才能说声‘您好’，即便这样，他们也不配他们挨的子弹。尤厄尔就是这种人。”
阿迪克斯说：“我原来以为，那天他恶狠狠地威胁了我一顿，怨气该发泄完了。即使还没有，他也应该找甜我的头上来。”．．
．“他只有胆去找一个黑人妇女的麻烦，有胆在认为没有人在屋予里的时候才去找泰勒法官的麻烦。你以为他会在大白天和你面对面地干吗?”塔特先生叹了一声，“最好还是继续说吧，斯各特。你听见他在你们后面跟着……”
“是的，先生，我们到了树下……”
“你怎么知道你们到了树下呢，你们什么也看不见啊?”
“我赤着脚；杰姆说，树底下总是凉一些。”
“我们简直可以选他当助理司法官了。讲下去。”
“突然，什么东西抓住了我，把我的戏装压破了……我想我当时朝地上急速俯下身子……听见树底下有人在扭打，好象是……听起来好象有人顶着树干在搏斗。杰姆找到我，拉着我往公路上跑。尤厄尔先生猛然把他拉倒——我想是这样。他们又扭打了一阵子，然后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杰姆惨叫了一声……”我停下不说了，想到了就是那时，杰姆的胳膊给扭断了。
“反正杰姆惨叫了一声之后，我再也没听见他吭气。紧接着，尤厄尔先生想把我压死，我想是这样。后来，有人把尤厄尔先生打倒了。我猜，杰姆那时一定站起来了。我就只知道这些……”
“后来呢?”塔特先生目光炯炯地望着我。
“不知是谁气喘吁吁地踉跄着——大声大声地咳嗽，简直咳得要死了一样。开始我以为是杰姆，但听声音不象杰姆，所以我在地上寻找杰姆。我想，是阿迪克斯来救了我们。累得精疲力竭了……’
。那是谁?”
“怎么，就是他嘛，塔特先生，你可以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一边说，一边用手半指着站在墙角里的那个人，但很快又把手放下了，生怕阿迫克斯责怪我不该用手指人家。用手指人家是不礼貌的。
那个人仍然靠墙站着。我进来时他就是这样靠墙站着的，他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我指他时，他把胳膊放下来，两个手掌按在墙壁上。那是双苍白的手，病态的苍白，似乎从没见过阳光，在杰姆房间里暗淡的灯光下，它们自得甚至与毫无生气的米黄色的墙壁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的眼光从他的双手转移到他粘满混沙的咔叽布裤上，又往上越过他单瘦的身躯一直到他那撕烂了的斜纹都衬衣上。他的面部除凸出的下巴土那团阴影之外，跟他的手一样苍白。他的面颊瘦得深陷下去，嘴巴很宽，太阳穴处，有两个浅浅的依稀可见的凹坑，一双捉白的眼睛毫无光彩，我简直以为他是瞎子。他的头发极其稀薄，头顶上只有几根细细的软毛。
我指他时，他的手掌轻微地滑动，在墙上留下油腻般的汗水条纹。他把大拇指插进皮带里，全身奇异地痉挛了一下，好象他听见了指甲在石板上刻画时所发出的刺耳声音一样。但是我惊异地目不转睛地凝视他时，他那紧张的表情慢慢松弛下来，嘴唇张开，露出羞怯的微笑。我们这位邻居的形象被我突然涌出的泪水弄模糊了。
“嘿，布。”我喊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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