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片《算命》——算不尽芸芸众生微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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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油！

恩 得看看你说的记录片去

也有人说，徐童拍〈麦收〉时，欺骗了片中人，偷偷录下了一些镜头，出卖了片中人的阴私。

我看过《算命》和《老唐头》，有一个有趣镜头：
《算命》中算出一个孤单命的发廊女唐小雁，就是老唐头的小女儿；
东北铁路退休工人老唐头，家里至今还挂着“马恩列斯”四伟人像。

期待更像有担当的知识分子 

 作者 早报记者 黄小河  发表于2011-09-07 02:47

编者按：由阳光卫视主办的首届阳光华语纪录片奖决赛和影片巡展预计10月在香港举办，大赛以“独立记录”为宗旨，将以“网络直选”的方式，决定大赛评委与最终获奖作品，目前正在网络票选阶段。在上百部入围作品中，有来自不同国家地区、个人风格迥异的作品，基本涵盖了华语纪录片界的佼佼者。

　　自1990年吴文光的《流浪北京》至今，中国独立纪录片已走过二十个年头，虽整体呈上扬态势，在国际各大影展上逐渐占据主要地位，但在国内，这些执著于记录真实的人仍面临着无资金、无渠道、无市场的尴尬境地。

　　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在关注些什么？他们能否摆脱生存困境？在现实和理想中间，他们是无奈妥协，还是坚守独立精神的阵地？本报将从本周起每周对话一位参赛阳光华语纪录片奖的中国导演，通过他们的讲述，记录纪录片这个被中国电影市场遗忘，但不应被遗忘的角落。

　徐童，北京人。1983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摄影专业。现年48岁的他本该捧着铁饭碗，坐在灯火辉煌的演播厅里，过着 “资深媒体人”的生活。但是在大学毕业那年，他毅然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2008年，徐童拿着2万块钱和摄像机来到了河北的一个小镇，开始了改变他一生的“游民”生活。如今，徐童拍摄的纪录片（“游民三部曲”之《麦收》、《算命》、《老唐头》）在国内外获奖无数。在刚刚于8月底举办的韩国首尔数字电影节上，《老唐头》一举摘得了评委会特别奖。虽然受到极大关注，眼前风光无限，但徐童告诉记者，他还是要回到那个镇子，继续他的“游民”生活，继续记录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

　　庆幸没有铁饭碗

　　东方早报：你是北京人，科班出身，应该完全有机会留在体制内，为什么选择离开？

　　徐童：人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地奔着某个方向去，所谓人生轨迹吧。那时候毕业还包分配，当然也有机会去电视台，但是阴差阳错的，都擦肩而过了，最后，档案倒是调去了个单位，还是辞职了，准确说当时叫“停薪留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所谓的大学教育是失败的，大家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哪有什么独立思想！当时年轻，其实没有多少真正的自觉意识，但总会有一种叛逆精神。我告诉自己，不能跟他们一样混日子，半死不活的，人总不能这样过一辈子吧。

　　东方早报：现在后悔吗？

　　徐童：不后悔！现在说起来就更不后悔了。从写小说到拍纪录片这几年，我已经完成了我第一阶段的表达，把最迫切表达的、不吐不快的那些东西都表达出来了，现在只有畅快！前十多年为生计奔波的时候，偶尔想过，为什么当时没给自己找个铁饭碗，但是现在，我庆幸我的坚持是对的。我更庆幸有一个宽松的家庭氛围，因为我父亲也是拍电影的，他是位导演，也是摄影师，是拍野生动物的纪录片。在这方面，他比较支持我。

　　东方早报：在拍“游民三部曲”之前，你经历了什么？

　　徐童：跟所有在城市里打拼的人一样，单纯为了谋生，不同的是，我可能体会多一点儿。电视剧、广告、设计、印刷，什么都干过。现在回想起来，那十几年的生活不是荒废的，那段时间恰恰是生命的积累，尤其是中国人在大的历史变迁中个体所承受的种种艰辛。

　　我不认为拍的是“穷人”

　　东方早报：独立纪录片人更像知识分子还是革命者？

　　徐童：我期待更像一个知识分子，要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独立电影应该是表达独立思考、批判现实的作品，而不是简单地贴个诸如反体制的标签就完事了，这样至多是亮出你的立场，仅仅是最起码的起步点，更重要的是之后要做什么。你的作品是要给大家看的，是希望影响公众的，它不只属于你自己，应该提供有建设性的东西。你不能简单地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说，我独立了，所以革命了，好像左翼青年、愤青似的，这样拍出来的东西更容易犯极端主义错误。而真正的独立电影是要有成熟的理性思考做支撑的，它是有社会担当的，它应该传达出人类的普世价值，这是最起码的一个出发点。

　　东方早报：“游民三部曲”很像中国很早的通俗小说，可以一口气看完，这个得益于拍摄对象本身还是什么？

　　徐童：一定是拍摄对象给予的，他们是源头，然后再加上作者的工作。纪录片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导演？因为需要有这样一个人，完全生活在其中，但又可以从中抽离出来。因为他能了解到这个人物或者群体中最强有力的东西，他同时又掌握电影语言、叙事的方法，把现场感受的最强烈的东西呈现出来。

　　我认为纪录片做不到绝对真实，不是你拍几个长镜头就是真实了；它是建构出来的真实。我平常说电影无非有两种，一种是讲故事，一种是拍状态，后者就是比较多用长镜头的方法。都很好，我都喜欢。但要选择哪个，我是根据内容而定的。“游民三部曲”更偏重于前者，人物、故事线索，那种江湖气，那种民间氤氲的东西，非常适合用讲故事的方式去拍。这也得益于我喜欢看小说，天然的比较顺手。

　　东方早报：对主观“真实”怎么看？有人质疑你揭穷人的短，作穷人的秀。

　　徐童：（笑）首先，我不认为他们是“穷人”。说他们是穷人的人，总有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往富人堆里放的感觉，或者说居于上位吧，挺可笑的。我肯定不是，我是一辈子都想当穷人的人。作为一个低产阶层，也许我一辈子也成为不了他们——这也是我此生最大的痛苦。但我已经这样去做了，我叫它是“生活实践”，当然很不准确。我不会去反驳这样的质疑，大家可以坐下来讨论一下。

　　所谓的“穷人”，你只是看到了他们物质上的贫穷，在某些方面他们是富有的，甚至比某些知识分子富有一万倍。因为知识分子遇到问题会思虑过重，面对困境，会表现出骨子里的软弱，有些人明白很多大道理却不敢实际行动，无非犬儒一般。而“穷人”在面临困境时，尽管让我看了感到酸楚，让我感到悲愤，但他们身上表现出那种天然的乐观、担当和勇气。

　　“穷人”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穷，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有人说，你看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为社会做不了什么贡献。实际上，在那样江湖险恶的环境下，他们身无长物，却能够承担起生命个体本身，难道不值得敬佩吗？我们容易把一个担当说大了，而对于普通老百姓，实际上就是每个人从我做起，怎么能让自己有尊严地活下去，这才是有担当。我认为，他们能够这样的生存下去，这本身就了不起！这样的“穷人”不该“秀”吗？当然，“穷人”也有说不完的毛病，就是劣根性。这也是人性最复杂的一面，我的作品当然要表达。我也时常感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苦。正是这样，才是我拍摄的动力之一。

　　中国纪录片缺乏幽默感

　　东方早报：什么样的表述是你最不愿触及的，或者是反感的？

　　徐童：如果我的拍摄对象处于危险状态，我会放下摄像机，这是我不能忍受的，我不是那种真的做到“纯粹记录”的导演。我想拍摄还是必须要有底线的，依据每个拍摄者的道德标准，一定是要有取舍的。

　　东方早报：“游民三部曲”是最初设想好的吗？是否有运气的成分在？

　　徐童：拍底层人，这个不是偶然。表现隐形的社会、底层人的悲欢离散，游民题材是我最初设想好的。纪录片肯定是要有运气在的。但作为导演，对于人物、场景都要做到有预见性，要能预见到事态的发展，相反，漫无目的，永远开着机，那样拍的话，就是一团糨糊，分不清主次。

　　东方早报：老唐头和女儿之间的对话很有趣，是设计好的还是即兴来的？

　　徐童：那一段是我没想到的，都是现场即兴来的。女儿给老唐头掏耳朵，老唐头掏出五块钱，说了一番表扬的话，还代表政府（笑）。我在现场拍的时候都很激动，有种快感。拍完之后，我很兴奋地跟老爷子说：“老爷子，你太棒了！”真想拥抱他！

　　纪录片不像剧情片，是不能重复也不可再生的。他们不是演员，但他那么自然地表达出他内心的想法，出来的东西是那么默契，默契到摄影机完全透明了，这是基于彼此之间无条件的信任。还有像《算命》中，石珍珠大哥要给石珍珠理发，而厉百成拦着不让，最后大家才明白，他们认为女人的头发是跟财运有关，这段也很逗。有时候我会有这样一种错觉，像是在看一出有剧本的戏。把这个过程行云流水地拿下来，是件很幸福的事。

　　东方早报：中国纪录片拍得都很沉重，你认为中国纪录片缺乏幽默感吗？

　　徐童：没错，中国的纪录片缺乏幽默感，我在努力使我的影片有这些东西，也就是游民身上本来就有的东西。比如说，老唐头讲起他早年的事儿，尽管家里乱成一团、感情支离破碎，他依然谈笑风生。我一直在说，真正的苦难和苦涩，应该是“哀而不伤”的，甚至以一种狂欢的形式表现出来。我敬佩我的这帮朋友们，在面对死黑一片的现实时，他们敢于耗尽自己的全部生命去穿透它。

　　始终缺少资金

　　东方早报：《老唐头》在首尔放映效果如何？和你预期的有不同吗？

　　徐童：还不错，因为语言和场地的限制，当然跟国内有差别。外国观众必须通过字幕来观看影片，但是他们的反应已经让我很惊讶。首尔的数字放映厅都是卖票的，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会买票来看纪录片，况且其他的厅都在放《哈利·波特7》之类的美国大片。英国的一位评委伊安跟我说，“我很惊讶，你的字幕能够传达出这么口语和这么鲜明的人物性格，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真实生活，这个是不简单的。”

　　东方早报：你带着片子不断地参加各种电影节，对你影响大吗？你更希望从中得到什么？

　　徐童：直接目的当然是传播电影的内容，当然我也想看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对片子的反馈。我本身也想把视野放宽，能够放到一个更大的、全人类的视野上，进行一个关于人的生存、生命状态的讨论，希望我们的放映能在这方面建立一个这样的沟通。比较幸运的是，从《麦收》到《老唐头》，这个沟通都很顺畅。

　　此外，参加电影节对我自身并没有多少改变，最明显的就是，我拍新片子还是面临着没钱的困境（笑）。举例说，我做了1000个“游民三部曲”的DVD封套，全是自己设计的，然后在一个村子里的小加工厂印，完全是“小米加步枪”，在那个破机器上单色的印，印完之后裱糊。不过这种劳动也很有意思。虽然我知道，想要看我纪录片的人特别多，但谈到发行确实很难，国内发行公司对这种纪录片并不感兴趣。像宋庄、栗宪庭基金之前也曾做过一些片子的发行，也赚不到钱。我们的独立电影向来没有资金链，总是拍了上部就要找下部的钱。很多都是抢救式的拍摄，你不拍这段历史记忆，就被别人带走了，最后不行就自掏腰包来拍，这种困境始终也改变不了。所以，我真诚地呼吁社会上的有识之士，请多多支持我们的独立纪录片。因为，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了相册。而相比那些仅仅提供消费的娱乐片，纪录片的投资微乎其微，却对社会历史意义重大。

　　东方早报：如此困境，纪录片改变了你的生活吗？

　　徐童：是，纪录片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纪录片不能偷懒，它一定要到生活的现场。我过游民式的生活，才去拍游民式的纪录片。如果你是窝在工作室里的艺术家，你就拍不了纪录片，因为这需要极大的个人牺牲。我就跟《算命》里的厉百成一样，八个大字——“自我成全，自我造就”。一切靠自己吧，拍纪录片不应该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感。还有，我真心希望，我拍摄过的这些朋友们以后的日子能过得好点儿。

自己都觉得了，别人还会不觉得吗？
一张很大的白纸点了一个小黑点儿，你只注意到了黑点儿，可曾见到.....?

那个炮制了《中国震撼》的人，专讲别国的贫富差别，却有意缩小中国的贫富差别。

芸芸众生微贱命，一个个让你自生自灭。
有谁能说，我们这些热衷于股市的股民，生的不是任人宰割的微贱命？

穿过河北的京哈高速是那么的光鲜! 它跟江浙沪的高速公路没什么两样。
可是在《算命》中同样是河北的青龙县，离京哈高速也不远，你看到是积水肮脏的集镇大道。

还在北京，离干干净净的长安街也不远，有个八王坟长途汽车站，那个脏乱差呀！就象到了哪个小城市。

最近,去了一趟北京和河北。
北京有宽阔气派的十里长安街，有那么多象征权力的辉煌新老建筑，有热闹的仿古大栅栏。
但你可能想不到，和大栅栏就隔着一条胡同，有个王皮胡同，那个寒碜相呀！还涂了一层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