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首都经济圈谁有望爆发-- 讨论一下

级别是亮点。

未来的中国城镇化道路该怎么走？一份国家层面上的规划给出了答案。

　　本报获悉，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十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将于今年全国两会前后对外颁布。该规划将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发展思路，提出了具体要求。

　　按照上述规划，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将遵从“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可持续”三个原则，按照“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要求，推动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具体到对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布局，更进一步的规划是，在东部地区，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逐步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在中西部资源(9.51,-0.10,-1.04%)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培育壮大若干城市群。在此基础上，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创造新需求，本报了解到，围绕未来城镇化战略布局，下一步国家将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水运、航空、输油气管道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发挥其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撑和引导作用。

　　为破解城镇化的改革难题，未来除了将大幅度提高农村征地补偿，改革土地管理制度之外，还有可能在全国统一推行居住证，而这样的改革，势必也会对解决收入分配、扩大内需等问题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实施“城市群”战略

　　十八大之前，对于城镇化建设，十六大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七大的进一步补充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业内人士普遍的说法是，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是在未来城镇化发展方向上释放出了“转型”的“新信号”。

　　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城镇化建设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背后潜藏的诸多矛盾、问题也日益凸显。

　　目前中国城镇化率统计是以常住人口计算，按照这样的算法是已经突破了50%，但如果按照有城镇户籍的人数，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官方统计的数据是，在城镇打工的2.6亿的农民工中，真正在城市购房的还不足1%；大约有1.59亿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是处于“半市民化”状态。

　　户籍制度引发的矛盾之外，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以及近年来一些城市出现的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事故灾害等问题，对各级政府城市治理能力也形成压力和挑战。

　　在2010年底中央向各省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决策层就释放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信号，其中最为明确的是提出了要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的“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要在推进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优化开发的同时，形成三个特大城市群，在哈长、江淮、中原、长江中游等地区形成若干新的大城市群和区域性的城市群。

　　目前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并将于全国两会前后颁布的《规划》，就是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上，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的更为长远、更为清晰的战略布局。

　　土地制度是障碍

　　按照一些业内专家的观点，要破解中国城镇化的改革难题，现行的土地和户籍管理制度是两个绕不开的障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等对此开出的药方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要联动，户籍方面，先让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能够市民化；土地方面，要提高农村征地补偿，逐步实现农村集体土地同权同价参与城镇开发。

　　郑风田表示，由于受户籍的限制，目前处于“半市民化”状态的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的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服务，官方统计的超过50%城镇化率实际上是半截子的城镇化，户籍制度背后反映的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工农差距，如果户籍改革制度能较快到位，将为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目标提供良好的机遇，会推动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10年甚至20年，相反，则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带来更大的社会矛盾。

　　李铁认为，中国实行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已经50多年了，由于上世纪80年代未能同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现在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当务之急是把攻坚的改革和阻力较小的改革能够分头推进，比如，目前举家迁徙到城镇的外来农村人口就有4000万人，如果能够先让这批人真正市民化，这样，既可以减少城市户改压力，也会彻底解决长期积累的矛盾。

　　郑风田、李铁等专家都认为现行的土地制度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最大障碍。由于城乡差距很大，农民工在城市买不起房子，很多人挤在一块，住的是“老鼠窝”，而他们老家的房子是“空心村”，耕地也被荒芜了，这是对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土地改革应该尽快破除政府垄断征地，实行同地地权同利，让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能够真正入市。

　　李铁对土地政策进一步的分析是，现行政府垄断征地模式，更多的是维护和支撑了城市居民的利益，让城市居民在二次分配中利益最大化。这种模式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城镇居民的利益会被固化。于是形成了大量的视觉城市、景观城市、生态城市，而形成这样的现状下，城市就很难让低收入的“农民工”来分享城市公共服务的蛋糕。

　　李铁表示，征地制度改革就是要提高农村土地的价格，而且要让土地的收益更多进入农民自己的口袋。

　　与郑风田、李铁等专家的观点相一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也认为应该尽快解决农村土地资源严重浪费问题，“当前最要紧的就是给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证、宅基地的使用权证和房产证”。

（原标题：城镇化十年规划布局“城市群”）

在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背后，我们还面临哪些问题？在周末召开的第二届城市管理高峰论坛上，一些专家认为，现阶段我国城镇化速度远远低于工业化进程，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供给制度改革已刻不容缓。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在论坛上表示，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长期以来各个地方都把推进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建设，过分注重城市建成区规模的扩张而忽视了城市人口规模的集聚，把农业的转移人员仅仅当做生产者、当做劳动力，而不愿意接受他们本人和他的家属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结果导致了现在比较严重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发改委中小城镇研究室的副主任乔润令也指出，虽然我国城镇化率过半，但发展质量并不高。他分析道，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1.27%，据此计算我国城镇人口已达6.9亿，但是，2011年年底中国农村户籍人口是9.3亿，这意味着城镇人口数量仅为4.2亿，因此，我国城镇化水平至少要减掉三分之一。

　　“除城镇化质量低外，城镇化另一现实是城镇占用土地的速度远远快于吸纳人口的速度。”乔润令表示，在城镇化建设和推进过程当中，农村建设用地总量不减反增，这说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而对于未来城镇化发展，尹中卿提出下一步户籍制度变革是农民进城的关键，“由于51.27%的城镇化率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因此，在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盲目地扩大城区，追求统计数据上的城镇化率，而是要更加紧迫地把实现人口的城镇化作为我们主要任务。” 

尹中卿指出，应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开大中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第二项任务是解决农村土地流转承包的机制，积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尹中卿表示，在拒绝用摊大饼的方式简单扩大城市规模的前提下，打通城乡土地转化的渠道，加快征地制度改革，逐步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解决好被征土地的农民转移到城市后就业、住房、社会保障问题，保障对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

全联房地产商会名誉会长聂梅生指出，只有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才能释放城镇化中的内需潜力，进行土地出让制度改革才能真正实行双轨制供地。

但对于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国土资源部司长董祚继表示，现阶段城镇化推进中面临用地两难。他指出，一方面我们要坚守耕地红线；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要保障城镇化发展的必要用地。在此背景下，我国加大土地管控力度，而现实却是，每年国家分配的用地指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缺口。

对此，董祚继指出，应着力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一方面要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着力推进城镇低效建设用地再开发，对存量用地和增量用地实行差别化管理。另一方面，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加挂钩，促进农村土地整治深入开展。

“放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市交易，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真正实现同地、同权、同价，将弥补部分供地缺口。”国土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透露，现阶段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好契机，未来将进一步在法律层面为农村集体用地市场化铺路。

此前，据媒体报道，国土部已开始农村用地紧急确权工作。按照此前制定的规划，在十八大闭幕之后，国土资源部将开展《土地管理法》第二轮修订前期准备和研究工作。在新一轮修订当中，将包括加大耕地保护力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政府土地收益改革、存量用地制度改革等关键领域的改革，范围也远远超过此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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