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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短线
就在我顺风顺水卖出海尔小赚一笔之际，简潞意外怀孕了。
其实自从九零年代中期以来，大学生谈恋爱很少有不发生性关系的了，对于我们这一代以及之后的年轻人，性早已经变得日常化和平常化，性行为本身已经不再是争论的焦点和矛盾的焦点，但是，性行为的附带结果，依然是年轻的我们所难以承受的。
简潞还没毕业，即使是毕了业，我们显然也都还没做好养育下一代的任何方面的准备。毫无疑问，这个孩子是必须打掉的。我们都很清楚这一点，谁也没多说什么。在确定是怀孕那天，我心情特别沉重，觉得特对不住简潞，握紧她的手，说：“别怕，什么事我都陪着，两个人分担起来，就会好受一些。”
简潞叹了口气说：“打胎你也可以给我分担么？”
我听了，埋下头，说不出话。简潞说：“好了好了，我也是气话，只不过这两天我想明白了个事儿——有些事情只能自己面对，别人就算真的是很爱你，可是，他也没办法将你的痛苦变成他的痛苦，尤其是身体上的。所以，我没怪你。”
我说：“别说了，说了我更难受。”
因为简潞那几天情绪不稳定，我怕和她在一起反而刺激她，想到打胎或许还有几天，加上那几天工作突然比平时忙很多，就几天没到四川大学去。一个下午，简潞突然打来电话，说，“我在华西医院，本来想不给你添麻烦，一个人处理掉自己回学校的，可是，还是有些怕……”
我说：“你怎么能这样不声不响就去了？我赶紧过来。”
我那时工资低，出门几乎从不打车，这次专门打了个车，不料，却遇上了成都罕见的大堵车，比平时骑自行车还慢。等终于我赶到医院时，满头满脸的汗，我在病床上看到了简潞，她正闭着眼，绻缩在那里。我心里一疼，赶紧跑过去，搂住简潞的肩膀。简潞疲倦地抬起眼，说：“来了就好，我已经弄完了。”
两周后，简潞身体逐渐恢复了，她终于有力气回忆那次打胎，她说：“我真命大，谁都没想到是宫外孕，我躺到手术台上，医生弄了半天，竟然说没弄出什么，要重新检查，我下了手术台后，去了趟厕所，没想到，突然有一团像血块似的东西，掉了出来，我当时第六感觉就是它，回到医生那里，果然不出所料……然后我才给你打的电话，想你来接我。”
我听得心里很酸楚，默默地看着简潞，在心里想：“简潞，以后我只准你对不住我，不准我对不住你，你要结婚，我们就结婚，你要不结婚，我们就不结婚，一切都依你。”
那时，我多么希望能让简潞更幸福，可是，我只是一个小公务员，拿着一千三百的月薪，我怎么才能让自己爱的女人幸福呢？考虑来考虑去，我觉得，作为一个无背景无势力的普通人，我唯一的办法是通过股票赚大钱。
于是，97年5月与6月，我开始认真学短线技术，并开始了追涨杀跌的短线操作。
然而在那时，我对短线的理解，却完全是大众化的，认为短线、中线、长线是以时间长短来区分，持股一周以内的为短线，个把月的是中线，半年甚至更久的是长线。这种分类，是证券书籍与有关媒体所公认的，但其实却并无意义，即便不算是错误，至少也是一种平庸的思维。
如果在今天，要我再去定义什么是短线，那么我将赞同这么一种观点：
短线就是只关注个股趋势，不过多考虑公司基本面，在目标股票的选择范畴上放弃一切成见，而着重立足于是否能以比买价更高的价格顺利卖出。其关键在于顺势，也就是说，势道不改则坚定持股，而风向一变则坚决卖出。说到底，短线和持股时间无关，而与是否参与盘整有关。不参与任何盘整的交易方式，就叫短线。而这，才是短线的灵魂和意义。
只是，十五年前，我完全不明白这些，我天真地以为每天换股，快速赚钱，就是短线的意义。
并且，在那时，也正因为内心对市场有太多的不理解，所以，我特别敬畏那些炒股名言或高手经验。每天，都把一些书上一些似乎很有道理投资语录摘录在笔记本上。十五年后我翻看那些已经泛黄的笔记，我却发现世界如此荒谬，那些众所周知的投资技法，表面深刻，实则空洞，多数都只是不具操作性的呓语。
例如，所谓“顺势而为”的说法，就是最正确的废话，谁都希望能顺势而为，但问题在于你如何去判断那个“势”，当“势”刚启时，必然难于发现；等多数人都能发现时，必然已经在其原有趋势上延续了一段时间，此时，你如何能确认“顺势”不会成为可悲的买单者，毕竟趋势是可以随时转折的，表面的趋势越清晰，恰是拐点越近之时。
又如，许多人都认同一个基本原理，即：买股票就要买龙头股或超级强势股。这话也很对，但问题是，对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尤其对那些并未经历无数次得失往复牛熊历练的散户来说，不在于你认同不认同这个观念，而在于你如何发现、买入、并持稳超级强势股。股市知易行难，能做到才是难度所在。
发现好股票不难，看到强势股也不难，但在正确的时间买进并坚持，那才最难。而这个难，本质上在于两点，其一：我们内心深处往往都是既自信却同时又怀疑自己的，我们其实在随时怀疑我们的判断，因此我们才不愿意在看好的同时真正买入，甚至我们可能会给别人推荐某只股票，但自己却并不买入；其二：我们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我们总想把有限的资金分配到最高效的股票上，因此我们往往放弃明明看好的股票，原因仅仅因为我们想要太多，而我们可支配的却太少。
这些，都是我近年才终于明白的。但是，一个更奇怪的现象出现了，1997年五六月间，作为一个新股民，我并不理解短线的本质，却做短线颇有收益。而在后来的许多年份，我积累了不少技术和经验之后，做短线却屡屡亏损。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新股民却时常能比老股民收益更为良好呢？莫非上天真的更眷顾新股民，又或者如某些人所比喻，赌场要吸引新赌客，必然要先给点甜头，所以新股民往往能先尝到蜜糖？这引起了我的深思。
股市一途，如同苦行僧行走在追寻真理的崎岖山路上，永远是山外有山。多年过后，我终于蓦然明白新股民往往能比老股民收益更好的最根本原因，其实，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那就在于：新股民往往都是在一轮大牛市里入市，熊市里人人谈股变色，几乎不会有多少新股民出现，而当牛市的赚钱效应出现后，才会吸引大量不炒股的人投身股海，成为新股民。而在牛市里尤其牛市最后的赶顶拉升期，只要追涨，无论你懂不懂股市的真谛，你都能歪打正着，错也成了对。而在熊市里，哪怕你技术再高，领悟再深，对也是错，怎么做都是亏损。
因此，对多数新股民来说，即使有了好成绩，说到底是股市大势的成绩。任何一个新股民，如果轻松赚钱，切记不要以为自己是天才，而要深深明白那是恰好踏进了一个正确的时间周期。仅此而已。97年的5月底，我每天乱买，却收获颇丰，在某些瞬间，我意气风发，举目四望，真的以为股市就是我的提款机，而今我才终于明白，自己从来就没有能战胜过市场，从来只是靠天吃饭。只是明白之时，白驹过隙，我已心内成灰，饱经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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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 章修改版：
15，海尔
看了几本投资书后，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决心完全按自己的分析，买一只股票。稀里糊涂赚钱的广电电子，说到底是老童推荐给我的，所以虽然最终赚了钱，我却并没有太大的成就感，我渴望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去赢得胜利。
那时，涨得最好的是长虹，因为涨幅已经极大，我自然不敢买了，想想投资书籍上所说的所谓“比价效应”，我翻来看去，发现同样也生产家电并且名气相近的青岛海尔，价格却比长虹低很多，总体涨幅也小很多，于是，三月底，我将卖了广电电子所回收的3500元，加上自己的年终奖和近几个月省吃俭用新攒的3000元，一共6500元，全部买了海尔。买价大约是20元零5毛左右，买了300股。
虽然只有区区300股，但6500元已经是我那时的全部，而且又是自己分析后所选择的股票，我的对股市的关注度自然增加了，每到星期六，早早买回厚厚的《中国证券报》，因为上面有全部股票的近期K线图，后来更狂热之后，我觉得报纸上的K线图显示的时间周期太短，于是不辞辛劳地在白纸上自己画K线，并将很多张白纸连在一起贴在墙上，以此查看较长周期的股票走势。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十分耗时费力，每天我一下班就埋头画K线，越来越觉得股票的曲线甚至比女人的曲线更令人着迷。
就在那时，简潞也找到工作了。一家能解决成都户口的小公司到川大招聘应届毕业生，尽管公司很普通，但在1997年，能给外地生源的毕业生解决成都户口，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有好几百人去竞争那一个文秘职位，简潞脱颖而出，被招了进去。尽管工作并不很令人满意，我和简潞依然雀跃万分，因为这意味着她毕业后能在成都落户，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从那时起，简潞更粘我了，每天都要和我通电话。我们设了个暗号：每次她想我给她打电话时，她就找个公共电话亭，给我办公室打电话，电话响三声，她就挂掉，然后再响三声，再挂掉，这便表明，是她打过来的。于是我按约定不接，然后用办公室电话给简潞打过去，这样可以节省她的话费。
其实，在机关单位里，大家都在有意无意地占公家的便宜，打电话还是小事儿，更主要的是报销医疗费。在97年，很多事业单位就已经开始限制医疗费报销额了，我们单位还没限制，由于大家都预期将来机关单位报销药费同样也会受限，因此有一种“只争朝夕”的看病情结，没事儿就往省委大院对面的“省直第五医院”跑。尤其是老同志，一个月报销的医药费起码上千元。一大家子，只要有一个人在机关单位，全家人生病都“靠山吃山”。比如老童，尽管他的确是个很厚道的好人，但几乎每周都要去一两趟医院，每趟都像逛超市似的采购一大袋五花八门的药品，口里还念念有词：“别的咱不敢跟领导比，这治病总得一样积极吧？”
刚进单位时，我不仅很少去开药，而且还对用公家电话打私人电话感到有些不安，如今，这些都逐渐心安理得了。机关是个染缸，互相感染，互相壮胆，互相无意识地协助对方麻木。其实，一切的好坏全在于比较，有了比较就有了心理平衡。看着别人用公家电话煲长途电话粥，我想，至少自己打的是市话，于是也就没有什么愧疚了。
然而女人总是罗唆，简潞在电话里总是絮絮叨叨的，使我的电话每每还是拖了不短的时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我要挂电话了。”每次我这么说，简潞都要不高兴，哼哼叽叽的，说：“你这么不热情，哼，怪不得都说男人得到了就不懂得珍惜。”我只好陪个笑脸，继续哼哼哈哈一阵。
一天下午，蒋处长突然召集全处的人开个小会。原来，上午部领导联席会议上，部长提到了如今部里有一些处室，用公家电话打信息台。其中，我们处有80元的信息台电话费。查了号码，是老童和我那间办公室的座机打出的。
我委屈地说：“蒋处长，我可一个也没打啊。”蒋处长没说什么，只说，我们也不追究具体是哪个同志打的了，那80元钱，我们已经主动从处里的那点私房钱里贴补了。不过，以后千万不要再打了。
小会散了之后，大家各自回了自己办公室。我坐在椅子上，有些沮丧。天地良心，我确实一个信息台也没打过，不过，他们办公室就我和老童，连我也觉得，老童是不大可能打的。当然，处里的三个办公室，彼此之间都互相有钥匙，不排除别人甚至离休的老田悄悄进来打信息台的可能性，然而，至于吗？
想到堂堂的机关单位，一群处级干部，却为了80元的信息台电话费偷偷摸摸，我突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不为别的，而是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十年，或许二十年后，或许我也会成为一个副处长，但那时我也和如今的他们一样大约四十多岁了，成为一个不再有激情的中年男人，甚至为了80元电话费动小心思，这该多么令我绝望……我更加清晰地感觉到，这真的不是我要的生活。
或许人生总是东边不亮西边亮。相对于单位里的沉闷，股市里我却颇多惊喜。3月底20元出头买的海尔，到了5月7日就29元了，我喜滋滋地卖了，每股赚了8元多，连老童都十分惊讶。其实，在今天看来，我这样的新股民之所以能赚得很顺，原因是新股民普遍胆子大，敢于追高，敢于紧跟热点，而老股民则普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面对主流热点巨大的涨幅，往往思虑太多，贻误战机。
那时，我甚至生出了一点对老股民的轻视来，觉得老童他们这么多年股票简直白炒了，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在多年后，重复老童他们的轨迹，重复一茬又一茬“韭菜”几乎是必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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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海尔
看了几本投资书后，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决心完全按自己的分析，买一只股票。稀里糊涂赚钱的广电电子，说到底是老童推荐给我的，所以虽然最终赚了钱，我却并没有太大的成就感，我渴望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去赢得胜利。
那时，涨得最好的是长虹，因为涨幅已经极大，我自然不敢买了，想想投资书籍上所说的所谓“比价效应”，我翻来看去，发现同样也生产家电并且名气相近的青岛海尔，价格却比长虹低很多，总体涨幅也小很多，于是，三月底，我将卖了广电电子所回收的3500元，加上自己的年终奖和近几个月省吃俭用新攒的3000元，一共6500元，全部买了海尔。买价大约是20元零5毛左右，买了300股。
虽然只有区区300股，但6500元已经是我那时的全部，而且又是自己分析后所选择的股票，我的对股市的关注度自然增加了，每天都积极了解行情，象模象样地分析来分析去，在家里的电脑上安装了“钱龙股票分析软件”，一下班就研究K线，越来越觉得股票的曲线甚至比女人的曲线更令人着迷。
就在那时，简潞也找到工作了。一家能解决成都户口的小公司到川大招聘应届毕业生，尽管公司很普通，但在1997年，能给外地生源的毕业生解决成都户口，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有好几百人去竞争那一个文秘职位，简潞脱颖而出，被招了进去。尽管工作并不很令人满意，我和简潞依然雀跃万分，因为这意味着她毕业后能在成都落户，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从那时起，简潞更粘我了，每天都要和我通电话。我们设了个暗号：每次她想我给她打电话时，她就找个公共电话亭，给我办公室打电话，电话响三声，她就挂掉，然后再响三声，再挂掉，这便表明，是她打过来的。于是我按约定不接，然后用办公室电话给简潞打过去，这样可以节省她的话费。
其实，在机关单位里，大家都在有意无意地占公家的便宜，打电话还是小事儿，更主要的是报销医疗费。在97年，很多事业单位就已经开始限制医疗费报销额了，我们单位还没限制，由于大家都预期将来机关单位报销药费同样也会受限，因此有一种“只争朝夕”的看病情结，没事儿就往省委大院对面的“省直第五医院”跑。尤其是老同志，一个月报销的医药费起码上千元。一大家子，只要有一个人在机关单位，全家人生病都“靠山吃山”。比如老童，尽管他的确是个很厚道的好人，但几乎每周都要去一两趟医院，每趟都像逛超市似的采购一大袋五花八门的药品，口里还念念有词：“别的咱不敢跟领导比，这治病总得一样积极吧？”
刚进单位时，我不仅很少去开药，而且还对用公家电话打私人电话感到有些不安，如今，这些都逐渐心安理得了。机关是个染缸，互相感染，互相壮胆，互相无意识地协助对方麻木。其实，一切的好坏全在于比较，有了比较就有了心理平衡。看着别人用公家电话煲长途电话粥，我想，至少自己打的是市话，于是也就没有什么愧疚了。
然而女人总是罗唆，简潞在电话里总是絮絮叨叨的，使我的电话每每还是拖了不短的时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我要挂电话了。”每次我这么说，简潞都要不高兴，哼哼叽叽的，说：“你这么不热情，哼，怪不得都说男人得到了就不懂得珍惜。”我只好陪个笑脸，继续哼哼哈哈一阵。
一天下午，蒋处长突然召集全处的人开个小会。原来，上午部领导联席会议上，部长提到了如今部里有一些处室，用公家电话打信息台。其中，我们处有80元的信息台电话费。查了号码，是老童和我那间办公室的座机打出的。
我委屈地说：“蒋处长，我可一个也没打啊。”蒋处长没说什么，只说，我们也不追究具体是哪个同志打的了，那80元钱，我们已经主动从处里的那点私房钱里贴补了。不过，以后千万不要再打了。
小会散了之后，大家各自回了自己办公室。我坐在椅子上，有些沮丧。天地良心，我确实一个信息台也没打过，不过，他们办公室就我和老童，连我也觉得，老童是不大可能打的。当然，处里的三个办公室，彼此之间都互相有钥匙，不排除别人甚至离休的老田悄悄进来打信息台的可能性，然而，至于吗？
想到堂堂的机关单位，一群处级干部，却为了80元的信息台电话费偷偷摸摸，我突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不为别的，而是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十年，或许二十年后，或许我也会成为一个副处长，但那时我也和如今的他们一样大约四十多岁了，成为一个不再有激情的中年男人，甚至为了80元电话费动小心思，这该多么令我绝望……我更加清晰地感觉到，这真的不是我要的生活。
或许人生总是东边不亮西边亮。相对于单位里的沉闷，股市里我却颇多惊喜。3月底20元出头买的海尔，到了5月7日就29元了，我喜滋滋地卖了，每股赚了8元多，连老童都十分惊讶。其实，在今天看来，我这样的新股民之所以能赚得很顺，原因是新股民普遍胆子大，敢于追高，敢于紧跟热点，而老股民则普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面对主流热点巨大的涨幅，往往思虑太多，贻误战机。
那时，我甚至生出了一点对老股民的轻视来，觉得老童他们这么多年股票简直白炒了，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在多年后，重复老童他们的轨迹，重复一茬又一茬“韭菜”几乎是必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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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惯性
96年底大跌之后的A股市场剧烈震荡了两天，渐渐就变得死水一潭了，那之后的一个多月，直到97年1月底的春节之前，整个股票市场都一直在低位横盘，每天的震幅都很小，包括广电电子，也那样要死不活地趴着，让人昏昏欲睡，没什么激情，我甚至几乎要忘记我有这只股票了。
日子依然在既有的轨迹中按部就班的简单重复，总的说来，我的工作比较轻松，在我们处，我做的是内务工作，无非就是打打字、领领报纸、分分信件、管理一下《内参》的传阅、安排处室内部的值勤等等。
所谓打打字，我们单位虽然有专门的打字室，但各处室一些简短的文件，还是各处室自己打，在我们处，这差使自然落到资历最浅的我头上，好在并不太多；领领报纸和信件，是每天清早单位会有专人将报纸分发在各处室信箱里，9点左右，我到信箱去把我们处的报纸信件拿回来。机关单位虽然别的实惠越来越少了，但报纸却还是很齐全，大家也普遍养成了读报的惯，几乎每天要把大半个上午耗在读报上，别以为大家是在因工作因素而读报，多数人看的其实都是休闲版或者《参考消息》，我自然远不例外；最后是传阅《内参》，读大学时，我大致听说过所谓《内参》，给人的感觉是十分神秘并颇具威慑力，据说在县城里面，除了书记县长等可以看，其他人闻都别想闻一下。没想到在我们单位，所有干部都能看内参，只不过为防止丢失，在传阅时要签个名字而已，负责传阅登记的便是各处室搞内务的人，具体到我们处便是我来负责，这曾经神秘的东西如今平常地摆在我面前，让我陡然感到食之无味，有时连看都懒得看，便随手签个“阅”字。
所有这些，都很快让年轻并对生活充满憧憬的我感到有劲儿无处使，刚工作的新鲜感很快就消逝了，代之以一成不变的枯燥，每天上班的的时候，我经常和老童大眼瞪小眼，各发各的呆。老童在割肉之后，休整了没几天，就又惯性地买来卖去了，我发现他只要几天不买卖一次，就会很不舒服，尤其是不惯空仓，一旦卖了股票资金闲在那里就象猫抓一样浑身不自在，而买了哪怕立即套着了，他也马上就舒坦了。但多套几天他又会焦躁不安，会忍不住割肉，哪怕是亏着卖的，他也会比套着时安宁一些，但安宁不了几天就又会想买股票，而后不断这样恶性循环。
并且，由于老童从来不对我藏着掖着，所以他买什么股票我都知道，其实那时我并不太懂，只是听老童滔滔不绝地普及知识，知道了他主要买的都是“上海本地股”，总在广电电子啦，大飞乐小飞乐啦……那一类股票上转来转去，而完全没怎么操作那一年以长虹、深发展为代表的热点股票。
许多年后，在我终于渐渐对股市的规律有了一点领悟之后，回忆起老童和他在那时所买的股票，我发现了一个绝大多数股民都最容易犯的惯性错误。
那就是，每个股民的思维和惯一旦养成，就会具有惯性，并一直影响着他在之后的操作。而这惯的养成，又和他刚踏入股市的市场氛围密不可分。老童是93年入市的，那时候，股市里热炒的是“上海本地股”板块，买了“上海本地股”，闭着眼睛都能赚钱，而买了外地股，则往往亏多赚少，市场以一只无形的手，不断训练着当时的参与者遵守这个规则，久而久之，93年入市的股民，在心理上就会形成对“上海本地股”充满期待的惯性，而到了96年的大行情里，市场却选择了以长虹为代表的外地股，并以“绩优股”的名义，展开了新的炒作潮流。但许多惯了“上海本地股”的93年老股民，却因为之前的思维惯性，而错过了长虹，例如那一年的老童和蒋处长，都是如此。
从中，我进一步思考，发现股市在每隔几年，会有一轮大的上涨，而每轮大涨所选择的主流热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上一轮大涨中投身股市的多数股民，都会在脑海里烙上很深的上一轮大涨的思维惯，于是在下一轮大涨中“选择性失明”。
譬如，96年大行情里入市的股民，会对长虹等绩优股产生思维惯性，从而在99年行情里网络股的潮流中无所适从；而赶上了99年网络股狂飙的股民，则又会在2006年大牛市中对有色金属股的大涨无法适应。
就以我本人来说，我亲身经历了1999年和2000年网络股大潮，那种对“市梦率”的疯狂追逐，使我对“不同的行业应该给予不同市盈率”的观念深信不疑，在99年，钢铁股和有色金属股即使业绩再好，价格依然很低，仿佛即使它们每股收益超过一元，也命中注定它们股价不该超过10元，原因是市场认为它们只配拥有很低的市盈率。因此，到了2006年，尽管有色金属股业绩很好，我却惯性地认为，它们只配继续拥有十倍市盈率，所以，在后来，当云南铜业之类的股票居然涨到80多元，我完全无法想象。
2006年的大行情里，尽管我收益也还算不错，但我几乎没涉猎有色金属股，原因就在于我之前的思维惯性，给我烙下了太深的对有色股的偏见。这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教训，它使我深刻认识到，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尽管性格不同，喜好不一，有的甚至还十分叛逆，但我们一旦进入股市，却总是那么容易被当时的市场氛围所“洗脑”，并让我们自己的操作思路被一种自己也常常意识不到的巨大惯力量所钳制。而市场，则总是每隔几年，和我们之前的惯玩一个捉迷藏的游戏，并让我们因为之前的惯性和错过下一轮行情。
我用十余年时间，才终于明白，能不能更好地克服这个惯性，就是不同的投资者最终是否得道的分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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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就在我下决心要死心塌地和简潞相处之后，简潞却主动和我分了手，那是在我大四第一学期开学不久，正是应届毕业生找工作最艰难的时候，也是大学四年里内心最脆弱疲惫的阶段，我这时最需要简潞的关心，然而她却离开了我。
这成了我心底的一个疤。尽管，我们最终还是和好了，但我在内心深处还是介意的：一是，简潞在分手期间与一个社会青年谈过一阵恋爱；二是，我们恢复关系，是在我大四第二学期开学之后，而那时，我考取公务员已经基本确定，这给多数同学一个印象，仿佛简潞是冲着我考上公务员才回到我身边。虽然我自己深信我还是很了解简潞的，她不是趋炎附势的人，更不是很有心机的人，只不过，我们恰恰在那时又找到了感觉，于是重新走到一起，然而，虽然如此，我还是不能释怀这么一个事实——我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却不在我身边。这和我理想中的爱情是不一样的，在十几年前我那年轻气盛的心里，真正的爱情一定是越在困难时刻越要不离不弃的爱情。
因此，尽管与简潞恢复了关系，我却依然觉得不可能天长地久，我心里想，现在俩人都在一个学校一个系，周围全是同学、熟人，反复分分合合也不太好，反正离毕业不久了，等我毕业之后，生活空间不再一样，简潞或许会结交别的男孩子，说不定自自然然就会分了，那样倒是一个彼此之间伤害最少的处理方式。
哪知道我毕业到单位报道之后，因为不再每天相见，距离产生美，简潞反而对我更加依恋了。可能因为大学高年级女生总是对社会比对学校更有兴趣一些，简潞不时往我这边跑。但我却越来越打退堂鼓了，我反复掂量，觉得如果我真能有把握给简潞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么她毕业留在成都未尝不可，然而，我却没有这个把握。
一来因为我和简潞之间的爱情，已经不那么完美无缺，而我是追求完美的人，他怕即使自己现在无所谓，将来有一天却未必还能无所谓，而那时说不定已经耽搁了简潞的青春，那样我会内疚；二来，因为我对自己未来的事业也感到捉摸不定，假如我愿意当一辈子公务员，那么一切都可以稳定下来。但我知道自己不是那种安分的人，他不喜欢一生的规划就这么早早限定了，我想，我可能是那种天性会不断飘荡的人，迟早会辞职，说不定，我会过一种漂泊的生活，如果是一个人，什么样的漂泊我都不怕，但假如带着简潞……我简直不能想象。因此，对于我和她的未来，我感到十分迷茫。
很快就到了96年12月中旬，简潞她们这届大四学生也已经开始找工作了，她的老家在昆明，如果回昆明去，她可以陪在父母身边，一切都有了依靠，然而简潞却把多数的希望放在留成都上。思前想后，我觉得，已经到了必须做了断的时候了，否则会耽误她在昆明找工作，于是，那个周末的晚上，简潞又来我单位宿舍看我时，我故意表现得很冷淡，两人在宿舍里闷坐了一会儿，然后我将上面所想的一股脑儿全告诉简潞。
“你还是回昆明去吧”，我最后总结说，“我不是那种打算在机关呆一辈子的人，我也不是那种打算过公务员稳定生活的人，我想去闯，可我很可能会闯不出什么名堂，我们在一起，你跟着我会很累的……何况，我们本质上是两种价值观的人。”
我在说之前，最担心简潞会哭，然而简潞却出奇的平静，她什么也没说，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说你送我回去吧。我推出自行车，像以往那样，将简潞驮在车上，从成都市中心往一环路外的四川大学骑。一路两人都不说话，骑了一半路程的样子，简潞忽然说，“停，我要下来。”
我刚刹住，简潞就下了车，一句话不说，顺着一条陌生的小街无目的地往里走。我本想，长痛不如短痛，不如这次就狠狠心，免得将来彼此耽误更多，可是，就在要骑车离去的时候，我又忍不住回看了一眼，我看到简潞已经没再走了，站在一百米外街道边一棵茂盛的法国梧桐树下，像夜色中的一个剪影。我突然心头一酸，赶紧向简潞骑过去。我把车刹在简潞身边，望着她，想继续硬下心，劝她早点回学校。但话还没说，简潞已经蹲下去，埋着头，小声哭了起来。我突然注意到，简潞身旁就是两个垃圾桶。我知道，简潞历来是最爱干净的，如今她却居然不管不顾，在垃圾桶旁蹲下来，这让我心里很难受，所有的理智，在一瞬间全部崩溃，我跳下自行车，一把搂住简潞，说：“我们不分手，不分手了，走，回学校去吧。”
把简潞送回川大，我累得够戗，还得嘿哧嘿哧骑半小时自行车回到单位宿舍，一回去倒头就睡，全然不知道那天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里，全文宣读了人民日报社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这是那一年股市最大的一件事情，影响可谓深远，从此中国股民的口头禅就成了“炒股要听党的话”，也不知这是悲剧还是喜剧。
第二天正是12月16日，星期一，我一上班，就看到老童脸色发青，嘴皮直颤，拿着一张报纸，半举着，仿佛那份报纸是压垮牛的最后一根稻草。嘴里喃喃念着：“完了，全完了。”当天，沪深股市几乎全线跌停，我们的广电电子自然也不例外。17日星期二，大盘再度接近跌停，股票也几乎全部跌停。我因为仅仅有500股广电电子，所以压根就没在意。但老童不同，他满仓广电电子，应该是他那几年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以及他专业费的最后一点零头，所以，他整个人的精神都几乎要崩溃了。18日，大盘开盘就下跌了百分之四点几，广电电子再度开盘跌停，那种剧烈的大跌，在以后的几年里，并不多见，关键是，谁也无法预料会不会再来两个跌停，老童面如死灰坐在藤椅里，犹豫了大约10分钟，颤微微地拨打电话，割肉卖出了全部股票。
巨亏卖出之后，他似乎反而轻松了，脸色恢复了一些红润，还很懊恼地对我说：“小雷啊，这次是我害了你，本来想让你跟着赚点钱，结果却……唉，要不，你也赶紧卖了吧，少亏点总是好的。”我想，500来股，亏就亏吧，于是懒得打电话卖票。
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那天最终却绝地反击，大盘又跌4%变成涨7%，广电电子由跌停变为涨5%，中午的时候，老童看了看传呼机，脸上的红润就再度消失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假涨，是圈套，是要把散户诱杀了”，但到了下午，大盘指数十分稳定，老童终于脸色惨白起来，额头的青筋直冒。我担心他出什么意外，赶紧说：“童处长，要不，您请个假回去休息？”，老童象什么都没听到一般，无动于衷，但又显然听到了我说话，微微摇头说，“不必的，不必的。”那个神情，在我心里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老股民在某些时候恰恰比新股民还经不起风雨，我后来曾反复思考过原因，觉得这个原因也许很复杂，但其中之一估计在于：老股民往往在股票上寄托了全部的希望，所以一旦遇到大挫折，会心理上更痛苦，同时，相当多的老股民往往投入了自己大部分资金甚至是全部资金，而新股民由于刚刚入市，还在试水，一方面不会投入太多资金，另一方面也不抱太高期望，因此反而在心态上具有优势——这是我自己在若干年后，又一个新股民变成了老股民，所时常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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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股民
仅仅因为抱着一个小小的心愿：想让自己平淡的生活多一点意外和偶然，我买了自己第一只股票，成了一个新股民。我那时完全不可能知道，股市如同一个巨大的迷宫，多数人最终都将丢失自己最初进入时的初衷；我那时更不可能知道，股市更象一个巨大的绞肉机，会绞杀多数人的心愿和盼望；我那时尤其不可能知道，股市尤其仿佛一个冷血的收割机，会象收割麦子与韭菜那样，周期性地收割新成熟的颗粒。
十五年后我回望自己股市之路的起点，我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张开的血盆的大口，无声地摆在我的面前，在沉默地等待着新的猎物坠落；又如同一个悠暗的深渊，在默默地凝视着我，让我想起一句触目惊心的话——
当你看着深渊时，深渊也在看着你！
然而，这所有的一切，我在起初怎么可能知道呢？没有问任何人，我乐滋滋地去开了户，那时，省委大院一带最近的一个证券营业所，是东城根街上的海通证券，考虑到我们单位多数同事大约都在那里开的户，为避免遇到领导，我特意找了离单位相当远的一家营业所，人民北路与一环路的交汇处的那家“南方证券”营业部。
事过经年，南方证券早已经在上一轮大熊市中不复存在，2004年1月2日，由于挪用客户准备金高达80亿元以及自营业务的巨额亏损，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2005年9月28日，南方证券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连一个庞然大物般的券商也会沉戈倒戟，更何况我们小投资者？一入股市深似海，回首已是百年身，十五年来，我无数次问自己，如果我早知道会是如此，我还会在最初的起点，奋不顾身地投身股海吗？我在不同的时候，往往在内心会有不同的回答，而今天，我的回答是，很可能还是会的，因为也许这就是我的宿命。
记得在南方证券开户后，我存进了2800元钱，那是我当时的全部存款。1996年11月8日，我用其中的2600多元，买了500股广电电子，买价是5.16元，为什么会买这只？说实话，是因为老童的推荐。1996年的行情中，广电电子是一只表现平平的股票，在我买前和买后都是如此，好在我并不在意，买了就放着，因为虽然2800元是我全部存款，但也毕竟之是我两个月工资，因此完全没有心里压力，同时也因为只有那么多钱，即使涨幅再大我也赚不了多少，所以，我根本就没太关心它的涨跌。
那时候，我更多的关注，完全放在女朋友简潞身上。
简潞是我的初恋，她与我同校同系，不过她要低一年级，1996年，我俩恋爱已经三年了。记得简潞大一刚进校时，接新生的大二学生们惊呼，“我们系终于也有美女了！”，在9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系一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比如说我们92级，60个学生，只有13个女生，而且几乎全是歪瓜裂枣。所以简潞的出现在我们系93级，很有点惊艳的味道。
简潞面貌有些像妮可•基德曼，且个头高，一米六八，往哪儿一站都很打眼，加上气质脱俗，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所以一进校就被公认为系花。当时，不少高年级男生都在打简潞的主意，没想到却被我这个系学生会主席捷足先登，于是不少男生愤愤不平地说：“又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我自己其实也觉得不大配得上简潞，我一直觉得，尽管我还算多少有些才华，人也聪明上进，但总的说来，我是个平凡的人，无非是比多数人多一点勇气和积极主动。追上简潞的过程，就是一段稀里糊涂的过程，而且那么快就追上了，只用了半学期，简直有些云里雾里。因此，我内心深处总觉得不踏实，总觉得或许有一天这段爱情就会结束。可能出于这种心态，加上有时侯人的自卑往往会以自傲的方式逆向表现出来，在恋爱的几年里，我总爱主动向简潞找碴，“分手”这两个字，我说了不下三百遍。
有一次说完分手之后，我还特意去剃了个光头，以示决心，没想到简潞却来主动找我，见面后，简潞只是说，“你剃光头不好看，不适合。”然后就挽着手陪我去买帽子。在商场的镜子里，我看到光着头的自己形貌丑陋，而身旁那公主般的简潞却是那么全然不在乎，亲密地挽着我，一点也不在意商场里不断擦肩而过的很帅的男人或看起来就很有钱的男人，我不仅感动得鼻子发酸，差点落泪了，心想，以后无论如何要善待这个女孩子。
那一年，我读大三，她读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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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蒋处长
与选择一只股票在不太久后就能知道一个结局不同，选择一个爱人或选择一个工作，往往要三五年，或十余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慢慢知道结果。但即便如此，在人们做出选择之初，依然是兴奋和喜悦的。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自己刚刚去单位上班的兴奋激动。
四川省委大院坐落在成都市中心一条比较僻静的马路边，路两旁茂盛的法国梧桐，将马路装扮得十分幽静。大门已经有些旧了，站得笔直的武警，使气氛总有些庄严肃穆。进了大院，左边那幢是省委组织部办公楼，右边的那幢则属于省委办公厅，中间最大的主楼，则是其他各部门办公的地方。一至七楼分属于农工委、统战部等相对次要一些的机构，八、九、十这三层，是省委宣传部；十一至十三层，是省纪委。十四层是保密委，再往上，就是屋顶平台。
记得上班第一天，我按通知的时间准时到干部处报了到。相关手续办完之后，蒋处长亲自陪同我在省委大院里熟悉了一下环境，他带着他我，先是在办公区转了一圈，告诉我单位的汽车主要停在哪里，倒垃圾时垃圾桶在哪里，焚烧过期文件的焚烧炉在哪里……诸如此类，而后，在大院里的休息区也转了一圈，那里有假山有水池，鸟语花香，据说一到清早，很多离休的省级干部，都在那里锻炼身体。返回办公楼时，经过一个“院中院”，蒋处长压低声音说，这里面是省委常委的办公和生活区，即使我们省委干部，没事也不能随便进，我工作这么久，也只在送文件时进去过十多次。我听了，有些羡慕地往里面看，只见站岗的武警背后，是大片的绿树和草坪，树枝遮掩着一幢幢老旧的别墅。蒋处长又看了一眼，用更小的声音说，“瞧，那幢就是省委书记的房子，再过去那幢是省长的……其他常委，好像是两人合用一幢……”
那一年，我刚刚22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在内心深处对蒋处长如此的小声说话暗暗偷笑，觉得他太谨小慎微了。慢慢地，我还发现蒋处长一直在悄悄炒股，他总是拿着一个中文传呼机，一到开市时间，就会一边工作，一边偷偷把传呼机放在桌子下面，戴上老花眼镜，默默地看股票价格，脸上阴晴不定。那时，我觉得很好笑，炒股就炒股吧，弄得象地下工作似的。
在1996年，一轮比以往年份气势都更足的大牛市，正如火如荼。虽然，历史上92年的股市也涨幅甚大，但那时股票少，全社会的参与程度人也少，远比不上96年牛市的大气磅礴，许多老股民，都正是96年和97年被卷进了股市的。那时，国家对于股市，依然没放在一个国计民生的角度去看待，炒股在社会多数人眼里，依然有点类似于歪门邪道，至于机关干部炒股，不提倡不鼓励但也不压制，不过，多数机关干部都是悄悄炒股，大家心照不宣，在单位很少公然大谈炒股。
我们那个单位，由于在93年左右不少人都分到了少量的原始股，后来在二级市场抛出后都略有收获，并因此被带入了二级市场，因此，炒股的比例很高，还不乏诸如蒋处长这样的痴迷者，但是，从那时起，通过蒋处长的经历，我就发现，股市并非越痴迷就越能有收获，也并非付出越多汗水就越有回报，象蒋处长这样每天工作之余全心研究股票的人，却亏损累累，以至于我去他家拜访的时候，发现他家里竟然连个象样的家具和电器都没有。那时我就想，股市或许真的是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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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死过一次
人生的许多真正的道理，都是很简单的，所谓大道至简，就是这个意思。但越是简单的道理，越是人人明白的东西，真要融会到你心底去，甚至融到血液里去，其实很难。
例如，“激流勇退”，这就是一个质朴的简单道理，说的是人在顺境时，要懂得放弃。其实人人都是默认这个道理的，但是，走在顺利的康庄大道上，眼看着前面有着更丰厚的果实仿佛唾手可得，你真的能做到就此“勇退”吗？不，其实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因为人性是贪婪和自大的，在顺利时你必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渴望更大的一个成功，这就是人性，不可更改，唯一抵御的办法是随后的碰壁和陷落，在高峰和低谷之间反复起伏。有的人一生都在这样的起伏里反复摇摆，甚至包括许多投资天才，例如利物莫；有的人则因为特殊的际遇学会了放弃，只不过，学会放弃都是有很高学费的，等你真的感悟了，真的明白了，真的懂得放弃了，人生美好的时光也基本流失了……
人生不可重来，所以，不是每次大错，都有机会改正；也不是每次跌倒，都有机会重新站起，这正是人生的残酷性。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许正因为这种不可重来，人生才稀缺，生命因此才有价值。
而时间，因此才宝贵。
当我们说到股票的时间性的时候，千言万语，可以归结到最简单的一句话：炒股就是寻找时间和空间的共振。而其实，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一点，人生也完全无非是寻找时间和空间的共振。
已经，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生和炒股的本质是完全一致的，都有高潮有低谷，都有割肉套牢，都有投资和投机……只不过，炒股是浓缩了的人生，让你可以在短短几年里，体会到许多不炒股的人漫长一生的全部悲喜。
在日常生活中，我遇到过很多拒股票于千里之外的人，在他们眼里，炒股无异于赌博，或者说，有着巨大的风险。在我炒股的头几年，在那时，我对炒股有着很强的神圣感，觉得把炒股和赌博联系到一起是对炒股的亵渎，但如今，十五年过去，我想说，是的，在某些时候，炒股和赌博有相似性，但其相似程度并不比人生与赌博的相似程度高出多少。人生难道不是也充满了赌博的味道吗？人生不是也充满了巨大的风险？股市仅仅是将这些味道和风险用更短的时间体现出来，从而可以让一个人不至于在临死前才迟迟地知晓自己的人生赌错了。
有的人一生在蝇营狗苟为当一个处长局长奔忙，他用三十年去验证自己能还是不能当上，然后，或者当上了，带着满意的笑容度过濒临衰老的几年，随后退休，并感慨人走茶凉；或者一直没当上，带着遗憾离开人世。这就是多数人的人生。老田不仅从股市激流勇退，其实也以主动离休的方式，从多数人的人生道路激流勇退。没几个人能做到，但他做到了，因此无论如何讲，他都是个奇材，然而，2011年我和他聊天的那个下午，我浅陋的人生阅历还使我读不懂他的人生，因此也并没有对他格外的尊敬与好奇。我和大多数周围同事一样，都还只是急功近利地关注他如何在红庙子股票自由市场挖到了他那桶金，并因那个挖金的机会已经永远消逝无法复制而兴味大减。
直到多年以后，我体验了股市几次大起大落后，才终于明白老田激流勇退的难得，才好奇于他作为一个正常人，为何能在不到50岁有了数百万资产时，却有定力远离股市，不渴望炒成千万。2010年末，因为人生的阴错阳差，我偶然再次遇到了老田，我问了他这个问题。
2010年末的老田真的老了，有着老人常见的迟钝，但眼神依然是睿智的。记得当时，老田沉默了一下，说：“越战时，我死过一次，鬼门关走了一遭，阎王没收我，回来了，就什么都看开了。”
我在那个瞬间豁然开朗。死过一次，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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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红庙子
成都市中心城区东北方向有一条长不过200来米的小街，曾几何时，每到夏日的傍晚，居民们会拿着蒲扇，坐着竹椅，在一棵老榕树下，喝茶纳凉，“摆龙门阵”，到处是安静和缓慢松散的气氛。然而，时代的大潮滚滚而来，将这样一条很不起眼的小街，瞬间变成了中国股市历史上一个浓墨重彩的股票原始交易市场。
1992年春到1992年底大半年间，是红庙子股票自由市场的鼎盛时期。在那条狭窄的小街两旁，摆满了办公桌，桌上放着成堆的人民币，上面拉了电线，挂着电灯，准备夜间交易。每天从上午10点左右到晚上9点过，都有手持各种股票或权证的人们前来交易，“散户”手里拿着股权证，一边走，一边叫卖；“中户”们租一张桌子沿街摆放，上面放着各种股票，不急不燥地喝着茶，好似“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大户”们则租一门面或附近的写字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暗地里操纵行情，兴风做浪。鼎盛时的红庙子人山人海，交通完全堵塞，就连在这里卖盒饭都发了财。
那时的红庙子市场股票交易十分原始，完全与今天的数字化操作无关，大家一手给股票，一手数钞票，没有市场管理，也没有任何中介，纯粹是原始的自发交易，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因此，尽管一时之间，红庙子股票行情街谈巷议，成了成都人当时茶余饭后的谈资。但真有勇气去倾力一博的人，比例却很低，多数都是无业人士，反正人生已经跌入低谷，跌无可跌，不如放手一博；又或是在其原本行业做得不太如意的人，例如机关里老是得不到升迁的老田。
老田其实是个表面粗犷实际谨慎的人，并不怎么向人述说他的那段红庙子传奇。在机关的头几年，我所听到的关于老田的红庙子炒股传说，基本都是他人转述的，而当事人老田却从不多言。直到2001年我辞职离开单位前夕，一个下午，老田到我办公室来，见其他同事不在，才一边喝茶，一边头一次给我讲了他在红庙子的故事。那个多年以前的下午，成都的阳光庸懒柔软，老田将他的往事娓娓道来：
“那个时候买卖股权证才真正叫炒股哦，完全是个自发市场，既没有什么‘T+1’的交易间隔时间限制，也没有涨跌幅限制，就跟菜市场一个样。那个时候才叫真正的‘牛市’，街头买来街尾卖，1000股为1手，1手就要赚几百，上千块。”
“我在红庙子买的第一只股票叫广华化纤，但大家都惯叫它‘广涤’，这家公司当时是搞纺织品生产的，我只是试着买了1手，每手3000元，仅仅走了一条街，就以3500元‘脱手’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愿意接手，我简直不敢相信，赚钱这么容易。”
“起初我更多的时候是参与‘团购’，因为当时大家的钱都不多，而卖家又不愿意拆细卖。我就邀约了几个红庙子认识的朋友合资买入，等到卖出后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分利。记得合资买入的最大的一笔股权证是即成都百货，每股价格7元。虽然7元一股的成百权证算是比较贵的了，但我们还是买了它，因为成都百货公司是大家最熟悉的公司，知根知底，在计划经济年代，成都市民买东西，都去像成都百货、人民商场这样的地方，所以凭直觉这是一只可以赚钱的股权证。而后来，我们也果然赌对了，大赚了一笔。”
“到了1993年4月，已有川盐化、乐山电力、蓉动力上市，上市前先要将股票进行托管，一旦传说哪只票要托管，哪只票就立即大幅上涨，一旦证明这是假的，又立即大幅下跌。虽然有涨有跌，但很少有人亏，自发股市处于‘牛市’，只是赚多赚少而已，这种疯狂如今已经无法想象……也就在在1993年，泸州老窖以存单方式发行新股，中签号出来后，我把以前在红庙子赚的前几桶金全装在麻袋里，赶往泸州，以每股高出发行价2元的价格收购中签号，收了10多万股。那次回成都后，我倒睡了两天两夜，我晓得，我着辈子肯定不会穷了，后来，泸州老窖上市，我第一天就全部抛出兑现了。从那以后，我没再炒股了。”
“你们现在这些炒股的年轻人，可能谁也没真正见过股票到底啥样，你们炒的都是电脑里的数字，还有那些花花绿绿的图，这些我都不太懂，这些都是后来才有的。我觉得我其实一直根本不懂得股票到底是啥子，我只是运气好，胆子大，但人不可能永远运气好，所以我退出。”
“那些赚了大钱，不晓得收手的人，最后都遭了。当初和我在红庙子一起‘团购’股票的朋友，有个叫张发的，胆子特别大，起初也赚了很多，后来成都瑞达发行了股权证，那个时候在成都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并不多，瑞达公司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公司，有人说，这样的公司要公开上市了，因此，大家都比较看好瑞达这只股权证，价格涨到了7元左右1股。张发就把他几年来在红庙子赚得的钱，一次就买了20万股，结果后来这家公司不仅未能上市，到现在连“尸首”都找不到了……”
“还有个一起团购过的朋友，叫谢清，他赚得更多，有1000多万，而且及时从红庙子撤离了，转战其他投资领域。人啊，一旦顺起来，就会把自己当神仙，94年谢清开始炒期货，成为全四川第一个炒期货的农民。但这一次，命运没再照顾他了，炒海南粮食期货一次亏了200多万元，炒钢材期货又亏损200万元，再炒其他的依然是赔。最后，他赔光了所有的积蓄还背负300万元的债务。”
“就是因为看了他们的结果，我后来再没炒过股，反正钱也够用了，我就在96年初主动提前退休了，所以我们处在那一年才临时多招一个公务员，否则小雷你可就没机会进来当公务员了……我的钱，也不多，只是够用，而且我把钱给了女儿一百多万让她开公司，结果她不是做生意的料，做亏了……”
以上，就是2001年的那个下午，老田对我所说的，我记得那时，我非常失望，因为红庙子的机会已经从我们这些后来者这里永远地消失了，我更希望获得后来的股市征战的法宝，遗憾的是老田在这方面完全没有经验，这不禁让我既失望，又对老田有几分轻视，觉得他炒股赚钱靠的只是机遇，而并没有炒股的真正本领。
如今，距离那次交谈，已经十年过去，十年后的今天，我为自己在那一刻对老田的轻视感到了汗颜。因为我终于明白，老田在那一天，其实已经告诉了我投资的最主要原则之一，只不过，由于我那时的阅历，我无法明白，或者即使明白了，也无法接受。因为他说到的原则就是：不要因为一时的暴富就以为自己是投资天才，我们每个人，如果投资有了大收获，都不妨仔细想想，这究竟主要靠你的才能，还是主要靠你恰好抓住了某个大的机会，如果是后者，你最好学会及时收手。
遗憾的是，如果不经历一两次由暴富到破产的轮回，又有谁能真的明白自己的成绩仅仅是来自于运气呢？如果不是亲身体验打回原形的切肤之痛，又有谁真的能站在自己人生顺境的山峰上，却发自内心地承认自己的渺小？这些，都是投资之道最重要的心节，打通了这心节，也就打通了任督二脉。从这个意义上讲，究竟是后来成熟的二级市场，还是不成熟的红庙子市场，对于心节的历练，并无二致。
此刻，我写下以上这些文字，我希望自己能做到一种哪怕冷酷的客观，希望自己仅仅是所有往事的一个无关的过客。无关，才能平和，平和，才能温暖。2011年4月3日，我从傍晚独坐到深夜，下了最大的决心，打算写完这个面向心灵的故事，写完我那业已消逝的15年青春年华。在这样的夜晚，是什么在撞击着我的心，使我必须倾述？——是对生命的怀疑，是对青春的热爱！——在我决心完成这个故事的一刻，我突然分不清楚是我像哈雷慧星一样掠过股市和他人，还是股市或他人像哈雷慧星一样掠过我的人生，但总之，我们都只是彼此的哈雷彗星。这使我的心在那一刻突然充满忧伤。
但也是在这一刻，我相信整个成都只有我的窗户亮着灯光，窗外夜风阴柔，我可以偷偷地在别人的睡眠之外独自悲喜，并且假想整个成都的湿润气息都只属于我一人，虽然我知道这仅仅是假设，但假设所产生的温暖却如此真实，它使此刻的我对生活充满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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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时间
我们的生命并不是由血和肉构成，而是由时间构成。同理，股票其实也并非由那些经典教科书所讲述的要素构成，而也是由时间构成。你在正确的时间进入，比你进入哪只股票，其实更为重要。而从更宏观的角度讲，一切股票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几百年前它们不存在，几百年后它们可能消失，它们仅仅以一个金融符号的形式，短暂存在于人类漫长的时间长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迟，它们终将消失。
这就是股票，一个符号而已，从这个角度讲，对股票的投资从本质上讲只能是对符号的趋势投资，而所谓价值投资，也只不过是趋势投资的一种，即：在某些时间段里，以价值分析作为趋势投资的主要方式。而过了那个特定时间段，在那之前或在那之后，价值投资就什么都不是。
巴菲特的价值投资被权威化了，无非是恰恰在这一百年的时间段里，价值投资符合了趋势。而在之前，以及在未来某个时候之后，有无数个巴菲特被时间埋葬了，出现在我们公众视野中这个成功的巴菲特，无非是最幸运的那个恰好被时间选择的标的而已。
所以，在我的这个故事里，我会高度重视时间，会不断将精确到天，到小时，到分钟，甚至到秒的瞬间，拉回目前。只不过，没有人能修改时间，如今明白了时间巨大威力的我，站在2011年3月的时光之岸，却怎么也无法回到1996年的那个秋天。
而在那个秋天，没有人告诉我股票与时间有着如此重要的关联，甚至，哪怕更简单的关于股票的秘密，也没有人告诉我，我所能知道的，仅仅只是附着在股票表面的最大众化的东西。它们象泡沫一样，从股评家嘴里，从周围懵懵懂懂的股民嘴里，如同螃蟹吐泡沫一样源源不断地吐出来。即使靠着股票成为大富翁的老田，也什么都没能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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