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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新千年
就这样，一年时间渐渐也便过去了，1999年12月底，我们开始张罗着准备返回省上。一天，我正在百无聊赖，突然司机老孙头问我：“雷主任，我要进一趟市里，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原来，部长嫌以前用的手机不够时尚，决定换一部，让老孙头到市里去买个新手机来。巴朗虽然穷，但领导们的手机却是从不落伍的，即便与省城的成功人事随身携带的手机相比，也够得上档次。据说部长本来是不想换新手机的，但是，为了不在与外地同志洽谈工作时给巴朗丢脸，只好勉为其难地换了。
巴朗是一座历史只有二十多年的新城，在大山中间一小块空地里，由于是贫困县，小小的县城没有几条街道，半小时便可逛完。商场也没有几个，一到天黑就关门闭户，黑灯瞎火。我老呆那里，平时连市里也难得一去，作为省城来的年轻人，难免会十分无聊，老孙头显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只要有机会去市里，往往主动载着我去。
这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坐老孙头的车去市里了。一路上，我感到他似乎欲言又止，有什么话想说。我有些小小的不安，素来最怕别人无缘无故对自己好，总担心当对方有所求时，我却帮不上忙。这老孙头，自从我来后，就对我格外好，因此，我很想知道老孙头究竟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但是，这话又不好主动问出口，着实让我有些心急。好在，车快到市里的时候，老孙头突然说，自己一家三口，迄今在巴朗没有房子住，只能租附近农民的住房，既要交租金，又很不方便。他希望我离开巴朗时，将所住的那间房子的钥匙，直接交给他。“现在等着那房子的人不少，基层就是这样，谁先实际占着谁就能成事儿，用你们干部们的话说，叫‘造成既成事实’，你到时候把钥匙给我，部长那里，我会去说，他帮我找县委办公室通融通融，这房子就是我的了……”
我听了，心里好一阵感慨。作为下派干部，我一来就住进了县委单身宿舍楼里的一个单间，屋里连被褥、床单、脸帕及脸盆，都为我准备齐全了。我起初还有些嫌那房间简陋，完全没想到许多县委的工作人员，却连那样的单身宿舍也住不上，还得在外面租房，并紧张地注视着每一间可能空出来的宿舍……多少人，在为更好的前程费尽心机，而另有多少人，在为一些起码的待遇碾转反侧。想起那句话——许多人奋斗一生获得的，就是另外一些人一出生就已经拥有的——人啊，在这苍茫世间，是如此不平等，而又是如此雷同——不平等的是人与人追求的东西相差万里，雷同的，是不管他们追求的东西如何不同，但追求过程中的情感和心态，却是千篇一律，难分伯仲。
几天后，我的下派工作就顺利结束了，临走前，我把钥匙私自给了老孙，这对我来说只是小小的越权，对他来说却是巨大的收获，因此我愿意帮他这个忙。回到单位，果然发现，我的返回几乎没任何人在意，连内务工作也顺理成章地立即移交回来，仿佛我不是离开了一年，而仅仅是离开几天。机关就象一片表面波澜不兴的巨大湖面，而我则如同一滴小小的水珠，当小水珠重回湖面时，连一个水花都渐不起。
1999年即将过去，翻过元旦便是新千年了。相对于社会上普遍的对“新世纪”这个概念的关注，机关里显得平淡得多，没有人特别在意2000年的到来。我一向是个对新生事物比较敏感的人，可是，在我的周围，没有谁和我谈论未来，更没有人会思考1999年与2000年有何不同，的确，在多数人眼里，这两个数字是没有差别的，人们关心的只是切身的利益和视野可及的生活，而这些，的确不会因年月数字的微小改变而有太大不同。甚至，在这样的氛围里，谁去思考这些不切实际的问题，也会被视为笑柄。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擅长抽象思维的民族，太过现实，太过追求经世致用。或许，是因为几千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过于艰辛，使“活下去”与“活得体面一点”始终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有心思去思考那些遥远的问题。而我，却那么不合时宜地喜欢去想玄而又玄的东西。
只不过，在如此的环境里，我即使有心去想，却也难以真正静下心来想清楚什么。1999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坐在自家窗前，看着窗外寒冬中的夜色，仿佛想了很多，却又仿佛什么也没想。渐渐疲惫了双眼，返身倒在了床上。元旦后，每天依然是睁开眼，洗脸、涑口、吃饭、上班，周而复始的日子又开始了——的确，这新千年的第一天，与过去的千年几乎没有两样。
然而这时，股市里对新千年网络时代的炒作，却进入了高潮。2000年1月4日，元旦后第一个交易日，上海梅林火速封上了涨停，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由8元起连拉6个涨停，带动了整个网络股的再度飙升。我本来是有些关注的，正打算好好研究一下梅林，恰在那时，蒋处长在单位的常规体检中被查出了癌症，庆幸的是还属于早期。
病情真相通知了家属，也通知了单位，惟独不敢告诉蒋处长，只是说有点不大不小的问题，要住院治疗，可能要开刀。我们处的几个人，轮流到医院病房守护蒋处长。我内心深处有些不太愿意，即便蒋处长的亲生儿子，也没去守那么多次夜，反而是我们，要去守个不停，但是，这话是绝对没法说出来的，何况想想蒋处长都这样了，作为健康的人，怎么忍心去计较。
蒋处长仿佛一下子就猜到了是癌症，精神早就激动起来，但又极力克制，尽量平静。他这种尽量的平静，反而使大家都更为紧张，大家也都知道蒋处长猜出来了，但彼此都不说破，彼此心照不宣，尽力推迟着某个预先知道的谜底的揭晓。于是，竟油然生出一股悲壮的味道，仿佛蒋处长真的即将死去似的，而一旦考虑到他即将死去，如同对待一个死者，大家对蒋处长陡然宽容到溺爱的程度，人人都想到蒋处长曾经的好，都说蒋处长是如何如何的老实本份、任劳任怨、勤奋工作、从不争功……而蒋处长，也仿佛真觉得自己快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身边所有的人，陡然充满了慈爱之心。
一个深夜，轮到我守护蒋处长，我拿着报纸，看着证券版，疑惑地看着关于梅林的报道。这家做罐头的垃圾股，竟然莫名其妙地20来元了，让我吃惊而又疑惑。蒋处长瞟了一眼报纸，问我：“小雷，你又炒股了吗？”我赶紧说：“没有没有，哪还有本钱炒啊？买房和装修，把家底全淘空了。”
蒋处长叹了口气：“股票着东西，要戒实在是很难，如果你真戒不掉，那就真正深入地参悟进去，不要象我这样，既戒不掉股票，又没能真正悟透，下场很惨，我是真不希望你重蹈覆辙啊……话说回来，股票这东西实在太难把握了，这些天我也偶尔看看股市行情，发觉更搞不懂了，那么多业绩好的股票不涨，这只有几厘钱效益的梅林却涨疯了，我是真的落伍了啊……”夜渐渐深了，蒋处长睡不着，跟我说了很多的话，多到比我进单位工作以来三年时间里以往与他说话的总和还多，当时我挺感动的，事后一回忆，我发现，即便是那么多话，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隐私，几乎全是台面的语言，依然算是滴水不漏。我突然觉得，或许蒋处长当时是想说点贴心体己话的，只是，他在机关磨了一辈子，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贴心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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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与“五一九”擦肩而过
在80年代乃至90年代早期，下派是件美差，就像21世纪里的公务员出国进修一样，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镀金方式。但是，到了90年代末期，下派过的人越来越多，不可能都提拔，很多人下派了也就下派了，回来还是原地踏步。机关里的人渐渐就明白一个道理：想提拔你，没下派过照样提拔，不想提拔你，下派了照样不提拔。既然如此，谁还愿意去吃那个苦？所以，到了98年前后，已经很少有主动要求下派的了，甚至不少人私下说，这下派制度，形式主义，没有多少实际作用，不如取消了还好些。但是，沿袭多年的制度不是说改就改的，每个省委省府的厅级单位，每年照样得安排干部定点下派扶贫。不知不觉中，下派对各方面而言，都成了个鸡肋般的东西。
我们单位定点下派扶贫的地方是巴中市巴朗县。巴中是全省最边远的地区之一，巴朗是这个边远地区里最边远的县份之一，出了名的“老少边穷”，离省城成都很远，坐汽车要十多个钟头。所以巴朗实在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下派点。我们单位的人经常抱怨说，你看人家XX厅，下派的那个县也叫“贫困县”，但离成都才八十公里，下派就跟度假一样，多好。
所以，当98年底单位再度要完成下派任务时，我是唯一一个主动报名的，自然而然就成了下派三人之一。另外两个，一个是XX处的副处长钱小群，下派到巴朗当县委副书记；一个是XX处的主任科员小贺，下派到巴朗县广电局当副局长；至于我，还只是科员，下派到巴朗县委XX部，当了个办公室副主任。
确定下派之后，还有半个月才正式下去，这半个来月，主要做一些工作移交的事情。我本想将内务趁机移交给小贾，这样一年后我回来，或许就有希望不再做内务。可是，小贾很有心计，为了避免全部接受内务，他以协助蒋处长写材料很忙为借口，只接收了内务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蒋处长让老童代理，这个小小的安排上的技巧，意味着我下派回来之后，只要不另换处室，依然不得不继续干内务。我心里完全明白小贾的手段，却又无可奈何，不禁感到有些消极，还没下去就这样了，回来之后又能如何？但是，我还能不去吗？在人生的路途中，许多时候总是身不由己，一旦出发，就只能继续往前走。
99年1月元旦过后没几天，单位派了辆车，送我们三人到下派点去。因为巴朗实在太远，出发时间定得很早，六点半就得在省委大门口碰头。我专门定了闹钟，五点半就早早起床。东西已经收拾好了，主要是换洗的衣服和必要的日常用品，还有几本书，据说下派期间比较无聊，没事的时候可以看看书打发时间。就这么一些东西，居然也有一大皮箱。我重新把皮箱打开，最后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什么遗漏，才又把皮箱锁好。这时候，六点了，我得出门了，本来想跟简潞打个招呼，但简潞昨晚也是很晚才睡着，五点半钟被闹钟闹醒时嘟哝了两句，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我不忍心又把简潞推醒，用唇轻轻在简潞额头上触了一下，就小心地带上门出去了。
走到楼下，我突然听到简潞的声音，“雷子，雷子”，我抬起头，看到简潞正从卧室窗户里探出来半个头，我心里一热，说：“你快休息，天冷，别冻着了。”然后狠狠心，头也不回地向宿舍大院门口走去。临出院门时，我突然想起还一直没有给窗户安防护栏，微微有些酸楚。安防护栏得近两千元，我心底下希望将这笔钱省了，所以一直拖着没安，如今，看着光秃秃的窗户，我忽然觉得挺对不住简潞。
到了巴朗之后，起初有些新鲜，但渐渐也就麻木了。我们一般两个月才回成都一次，十分孤单，下面的同事并不见得非常热情，彬彬有礼地和我们保持着适度的距离。虽然都是省上来的干部，但下派干部和来检查工作的干部享受的待遇是大不一样的。从省上到基层检查工作时，基层的干部对省上干部的称呼是非常有趣的——如果不知道具体职务，就一律称“领导”，我记得当初刚上班不久跟随蒋处长到巴中开过一次会，被当地干部左一句“领导”右一句“领导”地叫得很是顺耳；如果知道职务，部长自然还是喊部长，处长自然还是喊处长，但普通干部的喊法，却颇有讲究，假比说，你是个主任科员，他们喊你时，就特意把后面的“科员”二字省略，简称“主任”，假比你只是个小科员，他们也有办法，就是在姓后面只加一个“科”字，“王科”、“张科”地喊，给人感觉是“王科长”、“张科长”，自然让“王科”“张科”们心中暗喜了。但是，下派干部一般是享受不到这种礼遇的，一来你不是来视察的，是来接受基层锻炼的。二来你不是只在下面呆几天就走，如果是呆几天就走，场面上奉承你两句，即便没有好处也无妨，反正拍几天马屁也累不死人，但你是呆上一年，谁愿意拍一年劳而无功的马屁呢？
当然，他们也不会待你太差，就那么尊重而客气地维持着一种和和气气的关系，久而久之令人感到十分乏味，让我颇有些后悔报名下派。但更令我在后来的日子久久遗憾的是，下派期间，资讯的封闭使我更为疏离了股市，而边远县城投资氛围的极度稀薄，则使我完全觉察不到股市一个巨大的机会突如其来的降临：1999年5月19日，股市忽然否极泰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由1047点迅速涨到了1700点，如此之快，让人根本措手不及。在那如火如荼的行情里，如果我是在成都，无论如何都会跟风追进，而在遥远的巴朗，仿佛这是一块与投机完全绝缘的飞地，我们仿佛置身在一个没有股市的时代。我呆在这个被“五一九”彻底遗忘的角落，再次与股市的一次大机会擦肩而过。
这是命运吗？或许我注定就会一生清贫？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连我自己也不能。1999年6月底，我回成都休假时，听到周围的人又都在谈论股票了，然而那时点位已高，我显然已经错过介入的好时机。看着由10元涨到28的广电信息，看着由15元涨到40的东方明珠，我既惆怅，又迷惘，体会到一种比熊市里更难受的痛楚。
从那一刻起，我发现对我们小股民来说，踏空比套牢更沮丧，因为即使套牢，心中始终还是拥有着希望，有希望就会有快乐；而一旦踏空，最大的打击是发现希望像肥皂泡一般被戳破了，没了希望，人就象被抽去了主心骨的皮囊，陡然就疲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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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远离股票的日子
从那以后，我过了接近两年远离股票的日子。
98年9月初，我就拿到了房子钥匙。虽然只是一套旧房，依然让我那些大学同学们羡慕不已。毕业仅仅两年时间，就能在成都市内环路以内的中心地段，拥有一套全产权的住房，这对于同年毕业的绝大多数同学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的那些大学同学，有的进了外资企业，有的进了律师行，月薪比起我们小公务员，要高不少，但是，他们都没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拥有一套住房。这让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对命运的感恩。
随后就是装修，都说装修是个无底洞，投再多的钱进去也冒不了一个泡，如今这年月，即使在98年，花个十万八万，也不是稀奇事儿。所以我预算中这一万，装得不可能豪华。但是，我和简潞都是很有审美眼光的人，基本做到了“花钱少，装修好”。先是作木工活儿，能将就着用的就将就着用，比如说，房里的门，多数人都是重新做新的门，加上门套，一扇门就得400元。简潞主动提议，就用以前的门，重新刷一次漆就可以了；另外，书柜不用去买，而是自己做，让木工直接钉在书房墙上，既省木料，也可以把一面墙也顺便装修了……当然，有些必须换的还是得换，老房子原来的窗户很旧，我们换成了铝合金窗，一下子屋子就显得焕然一新了。
装修过程中，我越发觉得简潞的贤惠。简潞原本一直想安木地板，但我心里嫌木地板比瓷砖地板贵，于是买什么地板，就一直悬而未决。一次，我们一起去买木料的时候，经过一个仓库，偶然发现里面有很多陈旧的地砖，尽管积了灰，抹开后却很雅致，关键是，价格便宜得惊人。简潞当即决定，就买这地砖。我们花很少的钱，就买够了铺完整套房子的地砖，俩人都为这意外的好事欣喜不已。我们装修总共只花了9000元，这样，2万7就还剩余出了1万8，可以用来买家具家电。
对于家具，以前也不是没看过，但都没仔细瞧，如今仔细看了，才吓了一跳。一套沙发，即便是布艺或者猪皮的，稍微时尚一点的，也得三四千元。衣柜、书柜、双人床……哪样不得两千来元？这还没算家用电器。在98年，空调还是奢侈品，我是不打算买的，但是，彩电总得买吧？冰箱总得买吧？洗衣机总得买吧，所有这些，没有两万来块，不大可能置得完。
国庆节那天，简潞很高兴，大清早就拉着我去了电器商城。原来，简潞看报纸，得知电器商城正在推出彩电特价，29吋的大彩电，在96年要卖6000多元，到了98年，降到了3800元。如今搞国庆特价，一台29吋的康佳，只要3200元。机会难得，简潞生怕国庆一过便恢复原价，欢天喜地地选了一台，因为是特价，商场不包送，我们在高兴之下却丝毫不介意，说，“也好，你们送，我们还不放心呢，而且，你们要明天才送得到，我们可是今天就想把它搬回自己家里去。”
我和简潞租了个三轮车，将彩电运回了新家。这是我们小窝里的第一样东西，让我俩兴奋不已。高兴之余，我俩就关了门，亲昵起来，开始只打算接接吻，吻着吻着我就吻到简潞的雪白细长的脖子上去了，手也不规矩起来，简潞叹了口气，说：“你就是这么不老实，假如你在工作上也这么进取，早就脱颖而出了。”我嘻皮笑脸地说：“我才不在乎工作上脱颖而出呢，我只想在你这里脱颖而出。” 简潞掰了掰我的手，没掰开，只好任我继续“脱颖而出”，脱着脱着，简潞的脖子就红透了，眼睛也水波流动，白了我一眼说：“你真要在这里做啊？”我说：“当然是真的。”由于房子里再没别的东西，地板又还没清理，简潞只能趴在新买的大彩电纸箱上，一再地问，“这彩电承得住吗？”我说，“你没看箱子上写的吗？最多可以叠加四台，你比一台彩电还轻，怕什么承不住呢？”一边说，一边开始用劲，简潞似乎放心了，开始闭上眼睛，伊伊呀呀地低声呻吟起来。
尽管彩电纸箱终究是小了些，但因为是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家里做，俩人都心情特别舒畅，做了一次，又做了第二次。做完之后，竟然都中午了，我们没吃早饭，肚子早就有些咕咕叫起来，于是一起到家门附近街上的小馆子里，要了几样卤菜，喝起了啤酒，两人坐得近近的，时不时用手握一下对方的手，都感到恩爱无尽，仿佛回到了刚开始相恋的时候。
之后的那几天，我们四处寻觅打折的家俬，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寻找价廉物美的家具如同淘宝一样，倒也是一件乐事。很费了一番心思，我们先是买到了一套合意的浅绿色沙发，虽然是猪皮的，但款式新颖，质地优良，最重要的是，居然只要2100元；还买了一个很大的衣柜，大到可以装完简潞所有的衣服还绰绰有余，衣柜色调很好，柜门一半是咖啡色，一半是乳白色，中间是一面镜子，和杂志上看到的“宜家”的某一款衣柜颇为神似，价格却只有1800元；再一个是床，98年在成都，对咱们普通市民来说“青田家俬”就算不错的了，我发现里面尽管多数商品都比一般家俬城贵不少，但偶尔也有特价商品，反而比其他地方便宜。比如我们在青田买的床，原价2800，特惠价1600，标得清清楚楚，青田里的商品不会故意乱标价，这说明它确实以前曾经卖到过2800，如此一来，相对于以前买这床的人，我们无疑白捡了1200元，此等好事，怎能错过，于是连忙将床买回了我们的新家。
此外，我们还花2千多元买了个海尔小王子冰箱，1千多元买了个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以上这些大件，一共花了1万3千来元，屋里其他一些小东小西，大致花了3千来元，总共1万6千元，我们便把小家布置得舒舒服服。而我从股市里取出的钱，这么一来，也就只剩下2千元了，这2000元便是我和简潞全部的积蓄，如此之少，以至于连拿来炒股都显得毫无意义，现实的拮据，使我彻底地与股票越隔越远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似乎是老天对我的怜悯。98年下半年直到99年5月，接近一年的时间里，股市经历了严酷的下跌，无数百万富翁破产消逝，无数千万富翁敛羽而归。资金投入得越多，损失越惨烈。我幸运地在98年并无多少资金，且为了买房与装修不得不清仓离场，所以固然亏光本金，损失的也无非是一万多元。而老童，在搬进新居后，观察股市良久，认为自己耐心等待了一年多，终于等到了底部，于是再次倾力入市，想要一举扭亏。然而他没想到，自己却抄在了半山腰上，将他最后的养老钱亏了个精光。
每一轮熊市，新手总是倒在山顶，因为新手往往乐观看多，难免在山顶被套；老手则是倒在山腰，因为老手喜欢抄底，却又普遍把山腰当成了山脚；而所谓高手，他们躲过了山顶，也躲过了山腰，却往往倒在了山脚的剧烈震荡中，在山脚过于频繁的追涨杀跌里元气大伤。熊市是一个无底洞，不管你是身家千万还是仅仅万元，在上苍眼里，一律只是刍狗，一视同仁用巨大无边的熊掌，将你扑杀。所以，在熊市里，资金越少的小股民越幸运，因为上天垂怜，即便亏光也并非一个无法翻身的大数字。
我在懵懂之中远离了股市，侥幸躲过熊市末期的杀跌，不至于身负债务，这种后怕，使我对股市突然产生了严重的厌恶，连看也不想再看股市行情。我的生活变得平静起来，98年11月，我们告别简潞的单身宿舍，舒舒服服地搬进自己的小家，我和简潞感到十分满足。我们从93年开始相恋，5年后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不容易啊。我们房子的窗外是一棵很大的法国梧桐，正式入住后的第一个早晨，是个周末，醒来的时候，居然听到了鸟叫。我们赖在床上，不想起来，并且也不想做爱，只是紧紧地互相依隈在一起，感到心比蜜甜。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到小馆子里喝点小酒，庆祝乔迁。我拉着简潞的手，突然有些哽噎，说：“我今生今世运气真好，娶到你这么好的老婆！” 简潞说：“少抒情了，你工作努力一些，积极进取一些，我就什么都满足了。”
我想想也是，自己毕业这两年半，激情都放在了炒股上，在单位里越混越差，越来越不受重视，要怪还是怪自己啊，有这么好的老婆，为了我们的未来，我怎么可以不积极工作呢？恰在这时，新一批下派 工作开始了，我们单位需要三名干部下派到偏远的巴中挂职工作一年，为了扭转自己进单位以来的颓势，好好挣点表现，我报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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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枯荣》
作者/雷立刚
24，第一次破产
梦乡往往仿佛是纸糊的，一捅即破，又如同一个精致的瓷器，被现实轻轻一推，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如今，在许多论坛，我经常能看到许多新股民，立下目标，“要的不多，一个月赚20%就可以了。”每见这些豪言壮语，我总是哑然失笑。但是，我并非嘲笑他们，而只不过是会想起那年的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候，多破灭几次，就会知道20%的艰难。并不是说这绝对就做不到，遇到合适的时机，一个星期里股票连续三个涨停并不是很罕见的事情，大行情开启的时候，一个月赚60%也不算稀奇。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月赚20%会是常态，更不意味着它可以是一个预期的目标。
一个人，假设他有10万本金，遇到行情来临的时候，一个月赚20%确实不难。但是，问题在于，你并不能确定行情何时降临，多数时候，行情总是迟迟未能出现，于是你每个月的操作，总会做多错多，本金不断消耗，往往只要半年，你的10万本金就只剩余5、6万了，这样，等行情真的来了，即使你真的做到了月赢利20%甚至更多，但也无非是从5万恢复到7万或8万，相对于起初的投入，其实是亏损的。但多数人却往往只强调他某个月赚了30%或更多，却忽略了更多月份中的亏损。人们总是用选择性的失明，来激励自己坚持下去，其结局大多数都是悲剧。
98年，我就是陷入了那样的悲剧里。我从没仔细审视过自己炒股以来截止当时的总收益是负的这一客观事实，却不断在头脑中强化曾经多次一周赚了20%以上的经历，并由此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能用那6万迅速赚1万多。如同一个赌客，我担心的不是会不会输，而是能不能搞到钱来参与。这6万加上我之前帐户内的1万5，整整7.5万，是我帐户炒股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数字，我看着这个数字，心里充满了满足和喜悦，甚至假想着万一有可能的话，简直想要放弃买那房子，而宁可看着这数字在帐户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记得98年7月22日上证综合指数是1316点，那时，股市大有见底反弹的架势，让人以为曙光在前，我满仓进去之后，先是稍微赚了点，帐户达到了8万元，但随即，股市就牛皮整理起来，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先出来观望一下的时候，突如其来地，一场百年不遇的洪灾降临了，抗洪成为98年最大的历史事件。起初，股市依然顽强，人们也普遍相信自然界的洪水不可能冲到股市里来，但从8月6日起，股市终于如决堤的洪水般一泻千里，短短8个交易日，就下跌到1100点。我的帐户也随之缩水，8万回归到7.5万，而后缩到了6万，我由赢利变成了损失20%多，也就是说，如果把那6万刨掉，我之前的本钱已经亏损殆尽。
然而此时，单位买房的最后交款日却已经到了。
该怎么办呢？股谚说，暴跌之后必有反弹，何况是在低位下的暴跌，更何况是急跌。所有的经验和知识都在告诉我，只要稍微坚持一下，稍微忍耐一下，我至少能回本1万元。但是，房款却不能不交了，我一时六神无主，乱了阵脚，8月17日清早，去上班前，不得不把情况告诉简潞。本来我想的是：希望发动她，向娘家借一点，然后我们各自再向同学朋友借一点，凑足3万1，暂解燃眉之急。但是，不说还好，一说，简潞就变了脸色，结婚后第一次哭了起来：“我娘家的经济情况你也知道，是没什么钱的，有件事我之前没跟你说，几个月前我哥想买房，向爸妈借2万，爸妈都出不起，悄悄问我能不能从咱们这先凑2万帮一下哥哥，可我刚工作手里哪有余钱？至于你，炒股以来哪还舍得把钱从股市里往外掏？所以，我没把这事告诉你，就悄悄回绝了我爸妈……为这事，我爸失望极了，在电话里说，女儿嫁出去了就真的是泼出去的水了，每想起他这话，我都忍不住偷偷流泪，只不过一直没让你晓得……而现在，你居然还倒过来想让我帮着借钱继续炒股，我跟你说，绝对不可能，咱既然手里的钱还够，为什么要借？而且不仅不借，装修的钱也得马上取出来，免得继续在股市里亏个精光！”
在那一刻，我竟然没为简潞的泪水而内疚，却抓耳挠腮，为连装修的钱也要提前取出来而愤懑。8月17日上午，我割肉卖出了足够交3万1房款的股票，却依然没舍得将装修的钱也提前卖出来。晚上，很晚我才回到简潞的宿舍，隔着窗户，我看到屋里黑黑的，没有开灯，还以为简潞不在，但打开门，走进去，却发现简潞蜷缩在床上。月光从窗户洒进来，虚无地摇曳在简潞清丽的脸上，简潞的眼角有着泪痕，眼神空空的，她望着头上空空如也的单身宿舍房顶，仿佛灵魂已经游离出了躯体。我心里突然涌起巨大的悲怅，紧紧将简潞抱在怀里，喃喃地说：“3万1已经卖出来了，明天一大早，我保证把装修和买家具的钱也卖出来，股票不炒了……”
简潞听我这么说，仿佛看着一个戒赌的浪子，眼角终于燃起了希望的光芒。“你一直在炒股，我知道这里面有你的梦想，所以我尽管从一开始就反对，但一直在忍耐，不过现在我真的再不能忍了，你是当局者迷啊，股票其实不是我们这种小老百姓能炒的，再炒，这个家就完了，所以，我必须阻拦你了。” 她用手掌轻轻拂摸着我的脸，说，“我知道你心高气傲，不甘平庸，不让你炒了，你肯定难受，但是，我们要看清楚自己，我们只是普通人，输不起啊，我们不能连普通人的平安日子都输没了啊。”
我点了点头，吻着简潞，心想，这么好的女人，她从未要求过我太多，如果我连一个起码的家都不能给她，如果住进了旧房子连墙壁地板都不重新装修一下，连起码的家电家具都没有，我如何对得住她。于是，那个夜晚，我暗暗在心里与深爱的股市道别，我的内心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惆怅。
第二天是1998年8月18日，很吉利的数字，但并没给我带来吉利。上午9点多，我向蒋处长请假，说把股票割肉卖了，去取钱交房款，以后可能不打算炒股了。蒋处长站起来，拍了拍我，说：“小雷啊，这样做就对了，你去吧。”我骑着车，到证券公司将3万1从股票帐户取出来，那时还没有第三方存管，取钱必须去券商柜台。取出钱后，我看了看散户大厅的屏幕，绿绿的一片，我心里长叹一声，将剩余的股票也全部清仓，资金又缩了点水，还剩2万7，也就是说，我之前的股市资金，已经彻底归零了。
这是我在股市第一次破产，奇怪的是我却似乎并没什么痛苦，我骑着自行车，慢慢地往单位蹬，有一点莫名其妙的轻松感：以后不用再随时想着股票了，仿佛放下了一块石头。但同时，一种巨大的空虚吞噬了我，使我觉得自己仿佛失去了人生的激情，股市如同一个窃贼，在不知不觉间，悄悄洗劫了我的心，偷去了我的热情，而后冷漠地将我推在门外，仿佛它从来不曾在乎过我。而这，莫非就是我作为一个小人物，所必须承受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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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枯荣》
23，真理的那一端
五月中旬，新部长就上任了。或许是为了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同志，创造更为和谐的局面，新部长百忙之中对部里的分房收尾工作，简单做了批示：搬进了新房的同志，退出的旧房，由尚无住房的同志申购，原则上凡已婚职工，不管进部时间，工龄长短，均可提出申请。
这对于新部长来说，只不过是拿起签字笔写一行短短的字，但对于我们这些机关小干部来说，则简直如同上帝之手打开了一扇幸运之门。早在分新房的时候，各种版本的传闻就说，新进单位不满三年的职工，按惯例是不大可能参与旧房分配的。我进单位不满两年，资历很浅，看看老童为了房子等了整整8年，我压根没敢想自己才进单位不久就能轮得上一套房子。然而，幸运却如此意外地降在了我们头上。
我们单位其实已经多年没有新进员工了，96年和98年这两批考公务员进来的10个人，是近五年来仅有的新人，其中，多数都是已婚，甚至连岁数最小的我，也在几个月前结婚了。惟独还有一个人，小贾，目前单身，尚无女友。
小贾听到了风声，先是紧急打听是否必须已婚的才能分房，期待着能网开一面，那几天，他第一失去了进单位以来的脸上惯有的镇定，眼神焦虑，连平时梳得一丝不苟并打上发胶的中分发型，也乱糟糟的如同鸡窝，显然是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但仅仅一个多星期后，他就迅速恢复了常态，依然每天第一个上班，依然每天将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再过了一个星期，他竟然找到了女朋友，一个只有初中文凭长相也很一般的农村来的姑娘，好象在一家餐馆里当临时工，他和她恋爱了两星期，然后就扯证结婚了，随即符合条件地提出了分房申请。
对于小贾这种明显急功近利的行为，我有些不耻，原以为其他同事也会和我一样感到厌恶，殊不料多数人却对小贾却是褒大于贬，私下里说，“这个人不简单，能忍，将来能干大事。”就连老童，关起办公室门的时候，也和我谈及此事说：“君子省时度势，忍常人不能忍，我们不能让大势来适应我们，而只能去主动适应大势，小贾这步棋，是走对了，时间这么紧，找个条件好的找不到，那就先将就一个，房子到手几年后，哪怕离婚分一半出去，也是赚了。”
听着老童这么说，我哑然失笑，发现那时的我在人群里，或许在价值观上真的是一个另类，是绝对的少数派，以至于我简直不敢把我的诧异表现出来，而只能点头称是，免得别人发现我是异端。但尽管如此，我却相信自己站在真理那一端。
多年以后，我却对此感到了迷惘。什么才是真理的那一端？
股市投资终于深深地改变了我曾经的许多观念。在股市，我们第一强调的是“顺势”，顺势而为，犹如探囊取物，逆势而动，却像风中持烛。因此不可执固，否则会被摧枯拉朽。于是，不管这个“势”埋葬我们多少理想多少美好的设想，我们都不得不随风而动，因势利导，在趋势面前，没有理想和真理四字！
事实证明，只有这样，才能渐入交易之道。或者说，才能赚大钱。
但是，这样真的就是投资的意义所在吗？或者说，投资的意义真的只是赚钱吗？
所谓“市场永远是对的”，说起来好听，但本质上其实就是放弃自我的原则，“有钱就是爹，有奶便是娘。”为了赚钱，为了跟随市场，我们必须丢掉自己的固有的投资准则，放弃自己不符合市场需要的思维，甚至放弃自己曾经有过的对善与美的基本理想。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获得较好的收益。但是，如果往深处想想，其实这是多么的功利啊，股市以最为冷酷的功利性，在随时贯彻着“趋炎附势”四个字，
只不过，一旦置身股市，似乎赚钱就天经地义地成为第一目标，于是，在股市，“趋炎附势”似乎成为理所当然的前提，甚至连质疑都无必要，并被美其名曰“顺势”。股市，其实真的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势利，也更凉薄。
而在比股市更广袤的现实生活里，人们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的碰撞，因此“趋炎附势”在多数时候，至少在人们口头上，是贬义的。然而，在人类漫长河流的暗涌里，实际上“趋炎附势”却又是自始至终贯穿全部的潜规则。那些史书中的“外圆内方”，那些典籍里的“外用儒术，内用黄老”，都在用最冠冕堂皇的话语，悄悄传递着“趋炎附势”的真章。所以，在某些时候，在那些深谙真章的人眼里，小贾那样的人，才站在真理的那一端。
这是我直到今天，所依然困惑的。人生中什么才是值得？是趋炎附势趋利避害使自己成为一个成功者？还是固守自我坚持理念哪怕代价是甘当一个世俗眼里的弱者或失败者？困惑令我感到佣懒，因此这一章的文字让我迟迟难以落笔。此刻，我写到这些的时候，窗外夏风寂寥，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心情来收拾往事，姑且继续记录那流水年华。
我们年轻干部选房是在98年7月下旬，我父母很高兴，给了我一大笔钱。所谓一大笔，其实也就六万。小贾由于岁数比我的大，大学毕业后的总工龄比我长，因此尽管他是突击结婚的，比我晚交分房申请，依然在我前面选了房，我是全部最后一个选房的人，好在那时房源比人数多，轮到我时都还剩余了三套，我依然有选择余地，我选了一套面积60平米的房子，很旧，1959年修建的省委老宿舍楼，买断全产权，在1998年的花费是3万1千。由于这个价格很低，我给父母慌报为4万，他们自然一点也没怀疑。我还另要了2万元的装修经费，于是到手6万。这对于当时的我，简直是一笔天文数字，我当然不舍得将这天文数字闲置，立即做了个计划。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由于选房和交房款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估计要8月中旬才交房款，因此，我这20多天，我可自由地将这笔钱投入股市，假设我赚20%，就能到手1万2，那将是多么美妙！在那时，获得一笔炒股的资金，比获得一套房子，更令我欣喜若狂，我在夜晚默默地望着星空，以为老天也被我对炒股的热爱打动了，所以才终于让我有了再次在股场战斗的武器。我怀抱希望，美美地笑着，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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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枯荣》
22，信使
股市如果始终只是给参与者带来痛苦，那么其实吸引不了任何人，它的诱惑力在于，总会在你接近绝望的时候突然给你一点甜头，如同黑暗中的星光，让你再次看到希望，不甘就此罢手。
1998年4月初，就在我资产缩减到不足1万2时，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炒股，并第一次萌生了退出之心，但就在那时，两只新基金“基金金泰”和“基金开元”上市了，由于这是新生事物，老股民多数在过去的“老基金”上栽过跟斗，个个将信将疑，只作壁上观，而我这个“次新股民”，那时依然胆大，一看价格这么低，于是在“基金开元”4月7日上市的第一天，就以1毛3的买价，满仓杀了进去。其实我完全没想到它们会受到市场热炒，仅仅第二天盘整了一天，第三天就迅速涨停，第四天再度涨停，价格达到了1毛6，我在狂喜中欣然卖出，帐户资金再次迅速恢复到了1万5。陡然间，再次踌躇满志，自信爆棚，深信自己终于苦尽甘来，找到了未来持续赢利的钥匙。
其实，在金融市场，经常会有人在短期内创造暴利，但无数事实证明，只要把观察周期拉长，那么，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暴利不太久后就会被抹平。因为，创造暴利的操作一定蕴涵着巨大的风险，经常追寻暴利必然同时意味着经常冒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交易者的操作结果往往和他的操作惯紧密关联。
这就正如一个人如果每次见顶都能成功逃离，那么，他必然也每次见底大多未能抄底，并且，往往其实还没到头部他就早早出局了，因为，如果不是如此谨小慎微，那么就不可能经常逃顶。反之，一个交易者经常能短线投机迅速获得暴利，那么他必然也时不时会马失前踢，周期性发生几天内突然损失30%左右的巨痛，因为，如果不是冒着这种风险进行博击，他也就必然不可能时不时赢得暴利。
从这个角度讲，短期的暴利其实什么也不意味着，除了极其个别的做到了能稳定累积短期暴利的天才型大作手之外，多数人并不能靠着短期快速暴利做到长期保持资金曲线上升，那么，你帐户资金短期波动的剧烈无非使你内心的波动也相应剧烈而已，你可能会更激动，可能会有更多的彻夜难眠，甚至可能会早生华发，并在暮年时更易与心脑血管疾病结缘。除了这些，还能如何？然而清醒却并非快乐，了然却徒增伤感，反而是1998年4月初，我买的基金在三天里20%上涨，带给我的喜悦与自得，令我无限感怀。记忆中卖出基金的那几天，我连骑车回家都要哼着小调。
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这世间仿佛不仅能量保持着守恒，甚至连开心与郁闷也保持着总量上的平衡。98年4月中旬，全省党代会召开，省委书记离休，但新任书记并非像小道消息盛传的那样由省长接任。而是由中央派来了封疆大吏。一个罗卜一个坑，如此一来，产生连锁反应，我们部长原本如同囊中之物的省委副书记职位，无可奈何地轮不上了，部长岁数也不小了，这次无法升迁，据说只好等过些天调动到临省当政协副主席。
四月末的一个中午，我在省委大院外面的马路上，与部长迎面相逢。印象中，以往每次看到他，要么是前呼后拥，要么是轿车相送，从来没有像那天这样，就他一个人，如同其他普通的老人，微微耸着肩，低垂着头，沿着大院围墙外的马路沿，悄然地走着。
我一向不大跟领导套近乎，何况面对的是一位与我地位相差如此悬殊以至于连套近乎都显得无意义的省级高官。我们部长是省委常委，除了部里的工作，还要处理很多其他事务，除了为数不多的全部干部大会，多数普通干部是并没多少机会与部长打照面的。所以，我估计，部长八成不认得我。换做平时，我把头一埋，也就过去了，可是这次，我却有些心中不忍，于是离得很近时，主动打了个招呼，“X部长，您好！”部长本来低着头，仿佛在想什么，听到招呼，抬起头来，友善地朝我点了点头，笑容里有着平时少见的如同邻家老人般的慈祥，而且那眼神，似乎他竟依稀辨得出部里有我这么个小干部。
擦肩而过之后，过了一小会儿，我往回看了一眼。部长已经离得很远了，高大的法国梧桐排在马路沿上，郁郁葱葱，生机勃勃，使部长的背影被衬托得很小，他远远地独自走在成排的大树下，那景象，竟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我心里突然涌起一些感慨，那么多人，在为了小小的一官半职而费尽心机，可是，即使走到了省委常委这样的级别上，依然有那么多把握不了的东西，想想，令人惆怅。
然而，想得明白并不意味着就舍弃得下，其实，机关单位里多的是聪明人，面对人世的无常，许多人肯定比我感慨更多、体会更深，然而，即便悟透了又能怎样？感慨之后，面对现实利益，我们依然只能像狗见了骨头一般，去争，去抢。就如我们经常明知道某些股票是垃圾，但我们依然去买，原因仅仅因为我们认为有人会愿意用更高的价格买我们手中的垃圾。投资术语上，这叫“博傻”，并常常被嘲笑。然而，请真的不要去嘲笑“博傻”，因为在生活中，那么多不炒股的人，不也在用比股市更夸张的方式，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博傻”吗？
人终究是无法战胜欲望的，这或许便是人生常常悲剧收场的缘由。就如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手里的股票很可能会跌，但却依然不断寻找不跌的理由，怂恿自己冒险坚持一下，希冀着在坚持的最后一秒迎来大涨。可见我们都并不愿意正视各自可能面对悲剧，屁股决定脑袋，用各种方式极力为自己的置身其中的生活与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因此我们才总会挖空心思为自己已经买进的股票寻找无数持有的理由。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股票和生活的辩护人。
但同时，每个人又都是一名信使，向世界泄露他的那种生活中暗藏的秘密。这非常类似于股票的K线，一方面，K线本身就是当事者与辩护者，但同时，它又是泄密者，而这一切，完全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与视野。1998年4月，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下部长寂寥的背影于我而言就是一个K线组合般的信使，察一叶而知春秋，观滴水可见沧海，冥冥之中，仿佛有个声音在我耳畔说，最繁华时最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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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小贾
结婚之后，我的生活并无太大改变，除了住得更远，上班要骑四十分钟自行车之外，其他一切照旧。不过，工作方面，倒是出现了点新鲜事儿，那就是，我们单位98年春节前后，再次要招录一批公务员。这次是招6个，其中我们处有一个。
与以往的全省公务员考试一样，春节前是统一笔试，春节后则是各单位自行面试。我们单位的面试就在部里的会议室进行，许多同事都好奇地主动去旁听了，包括我。报考我们处的人里，有个叫 “贾明武”的，给我留下了印象。一眼看去，让人觉得他似乎是天生就该走仕途的那种人：脸上总带着谦虚谨慎而又特诚恳的微笑，不多言语，但说起话来总是头头是道，抬手投足十分沉稳。后来才知道，他在原单位就在人事部门呆着的，怪不得历练出一身小官僚气息。当时我有预感，很可能通过面试的人有他。
其实，对于谁被招进来，我并不特别在意，我所在意的是，希望能让新来的人接手我目前的工作。自从96年进单位以来，我一直干内务，基本提高不了业务能力。和我同年考公务员进单位的五个人，别人都没干内务，惟有我在干，显得有些不受重视。如今，既然我们处新招了一个人，这对我来说，是最佳的将内务工作转移出去的机会。
我的烦恼在于，该不该去向蒋处长说说。趁着新人还没来正式上班，我提前将意思表达出来，或许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当然，去说或许也不好，仿佛工作挑三拣四，这就有些需要权衡利弊，我在说与不说之间徘徊，下不了决心。
转眼三月就到了，新招录的名单已经正式公布，我们处招进的，果然是小贾。对于新进公务员的安排历来是这样：如果还是应届本科生、应届研究生，那就等7月毕业后正式报到；如果是已经工作了的，则招录后立即办理工作调动。小贾不是应届生，因此他很快就会来上班，对我而言，再不能继续犹豫了，万一蒋处长根本没考虑内务的事，我不提醒一下，小贾来了之后，直接就做与内务无关的工作，只怕到时候想换更加麻烦。
于是我找了个周末，提了两瓶酒，去看望蒋处长。
进屋之后，我打量了一下蒋处长的家，真的十分简单。蒋处长的老伴在中学教书，两个儿子都三十多岁了，不再在家里住。蒋处长很客气，给我泡了杯茶，一起聊天。蒋处长说：“小雷啊，你很上进，很懂事，我自己儿子要有你这么挣气就好了。”我当然回答：“哪里那里。”这么客套一番之后，我提出了不干内务的想法，蒋处长委婉却很坚决地拒绝了。
我心里失望极了，一大心愿，显然就要落空，不禁心情变坏，发了几句牢骚。蒋处长一下子严肃起来，批评了我几句，说：“小雷啊，你这个年轻同志，很聪明，也很有才，但是干工作拈轻怕重，还沉迷炒股，要不得啊，我们年轻那时候，干工作那可是从来不讲条件啊。”我心里想：“我和你是两个时代的人，干嘛要我和你们年轻时比？没有可比性嘛！要比，就跟同龄人比嘛。”可是，这话说出来就又显得计较了，只好不说，气氛变得稍微有些尴尬，我不便久坐，于是告辞。
蒋处长明显地并不想收下两瓶酒，但显然怕拂了我的面子，勉强还是收下了。过了两天，蒋处长找了个机会，提了两盒礼品咖啡，趁中午没人的时候拿到我办公桌前，说是自己的老战友送给他的，他喝不惯咖啡，送给我，免得浪费了。我知道，蒋处长是不想欠我人情。我想，这次去找蒋处长，不仅没解决问题，反而弄得蒋处长对自己印象差了许多，实在是得不偿失。看来，在机关里确实要学会被动地等待，主动了不好。被动一点，反而少很多烦恼。什么东西都是上级发给你的，他要给你，就是你的，他要不给你，你要也要不到，不如不去要。
三月中旬，小贾就来报到了。这个年轻人，比我刚进单位时还要兴奋，还要认真。他住得远，上班要骑一小时自行车，但每天都做到了全单位第一个上班，风雨无阻。这一点，比我强多了。我刚来那个月，开始几天上班很早，可是，不久就觉得并没什么人注意，于是渐渐也就随大流，踩着点儿上班了。如今看来，并不是别人没注意，大家的眼睛其实是雪亮的，大家都注意到了，偏偏不说，就看你能坚持多久，当你坚持到让他们吃惊的时候，他们才会把他们的注意表达出来。我当初毕竟是才毕业的，不明白这个道理，而小贾则显然深谙此道。
这个小贾，别看其貌不扬，但满脸诚恳，稳重踏实，谁让他做事都会觉得放心。穿着上，不时髦，但干干净净，很适合机关需要。每天，他的头发都整理得一丝不乱，皮鞋一尘不染，他仿佛一支擦得呈亮的钢笔，随时准备着被领导使用。
我在那时，毕竟已经转正，相对于小贾他们这几个新招的尚处于试用期的公务员来说，就算是单位的“老人”了，所以，我对小贾，说话是有点居高临下的，然而小贾一点也不介意，总是笑眯眯的，其态度之友好，弄得我不忍心继续居高临下了。
何况，小贾的工作态度，连我也觉得没得说。一方面认真完成蒋处长交办的工作，鞍前马后地跑，博得了处长的好感，另一方面，即使对老童和我这种无权人士，也不疏忽，时常主动问有什么需要做的。仔细算来，小贾做的事其实并不比我多，但给人的印象，却积极很多倍。所以，到了后来，不仅蒋处长总说小贾的好，其他人也都这么说，“XX处今年招进来那小伙子，真是非常不错。”
这话有个潜台词，意思是上回招的我，便算不上“非常不错”，一来二去，小贾就把我给比下去了。我对此并不特别在乎，因为我本来就一直犹豫于是否干这行，甚至内心深处从来没打算干一辈子公务员，所以，对小贾的表现是否在我之上，说实在话，并不太在意；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有些不爽。“破罐子破摔”其实是人的一种普遍心理，我索性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炒股上。
然而炒股和干其他工作不同，其他工作，基本上都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惟独炒股，付出越多收获不见得越多。尤其在大熊市，最好是对股市毫不付出，看都别看股票一眼。但那时的我，却如同缘木求鱼，热切地盼望着抢每个反弹，辛辛苦苦地买来卖去，结果却越亏越多，连续好几次短线失手后，1万5就只剩下1万2了。这再次悲剧地证明，在股市，绝对不能奢望去获取每个小机会，恰恰相反，必须抓大放小，主动过滤掉所有小机会，而只耐心等待大机会的到来，越懒得越好，越无为越好。
有舍才有得，股市里真正能使你告别贫穷分割线的机会，绝不是在熊市中不断试探，以图幸运地捕捉到“苏宁电器”来获得。为什么这个世界总是穷人多，富人少？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太渴望寻找类似于“苏宁电器”这样的逆潮流个案了。甚至不少愚蠢的人常常说，“牛市赚钱不牛逼，熊市里能买到苏宁电器那才叫高手”，这是多么无知的话啊，能堪破牛熊分野，能分辨出牛市的来临，并积极顺应牛市趋势，这才是投资的基本功和正途，不立足于从鉴别牛熊入手，却渴求抓住极其个别的特例，这类似于旁门左道，本质上是人心之中的自大与膨胀。然而，那种自大却恰恰是多数人共有的心理，正因此，通往财富的道路才如此艰难，你不但要忍受失败的打击、奋斗的苦痛、世事的艰辛，还要忍受所有自大膨胀的人对你冷嘲热讽。到最后，你发觉你身边只有空空的旷野，你独自行走，寂寞而略带悲伤，慢慢地攀登在没有尽头的山脊上。
禅宗六祖从五祖手里接过袈裟之后，披星戴月，连夜潜逃，以免被其他人追杀。从古到今，我们听到无数充满浪漫主义的说法，于是我们相信人定胜天，相信战胜命运，相信爱，相信和平，相信“蜘蛛侠”这种特例的力量。但是，我们多数时候却不曾明白，这个世界是由无数自私的心灵组成，当六祖拿到袈裟时，就意味着其他的人失去了荣耀和财富，这样一个跳出三界外的佛门还充满了凶杀和贪婪，更何况我们的尘世。世上偶有特例，但对多数人无意义，作为常人，我们一切行为的模式，都不应以个案作为复制模板，而时刻要谨记最普通的规则，因为最普通的，才是对我们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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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股评家
那之后的一两个月，老童每天都在忙着规划他的新房装修，尽管，其实要到春节后才交房。而我呢，则每天忙着分析昆明机床的走势，然而它却全然不理睬我的所谓分析，自顾自一头往下，不断创出新低。
97年12月底的时候，我的昆明机床已经套了三个多月了，对于一个经历了一段频繁短线交易的新手来说，三个月的持仓显得特别漫长，但是，那时我一直有个幻想，那就是，既然自己之前广电电子被套，靠着耐心不仅解套而且获利了，那么，这次在昆明机床是，我也应该能解套。这种自己给自己的期许，使我完全没意识到，此一时彼一时，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又如何还能简单地类比呢？
咱们普通股民炒股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幻想，尤其爱用自己曾经的某次成功操作，作为幻想的依据。其实，那是在不自觉中，将自己的那次成功进行了模式化，并变成了自己内心的偏见与成见，使我们如同喜欢追赶自己尾巴的小猫一样，在追寻内心成见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确认，从而迷失了方向。
在如今，我发现，偏见与成见是人性的一种，几乎是不可克服的，而无数个体的偏见与成见，共同组成股市里常见的流行病和偏执病。投资者必然有偏见，于是股市必然阶段性陷入偏见的暗角，这是理解股市种种非理性变化的关键，也是理解整个金融市场的玄机。当然，理解了并不见得就能做得好，“知识越多越反动”这话有时候是对的，波浪理论的创始人江恩却破产而亡，知道太多，并不见得就能有个好结果。许多只关注技术的趋势交易者，他们或许对股市并无很深认识，但严格按照个股趋势执行纪律，遇突破就追进，遇跌破均线就离场，这样做并不需要对股市有很深认识，却恰恰能从股市赚钱。因此，有时候我也在感叹，炒股这东西，实在微妙，难以言说。
回忆那次我在昆明机床上的迟迟未能止损，还有个原因是受了股评家们的鼓惑。作为新股民，难免迷信所谓“专业人士”，尤其是那种出现在电视上的“权威”。中国人对那种出现在正规公共媒体上的面孔，是特别容易盲从的，即使是我这种内心其实很有个性的人，在进入股市不久的那些阶段，也是每天坚持看电视股评节目的。97年从下跌之初到年底，绝大多数股评家们都在一次次呐喊着“抄底”，仿佛你今天不买，明天就会痛心疾首。正是在那种氛围下，多数股民如同温水里的青蛙，渐渐被煮得无力跳出。
在今天，我想尽可能用客观之心，去说一说所谓股评家。中国最出名的股评家，十年前是谁？他们如今在哪里？又还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甚至，不需要十年，哪怕只是五年，又有谁还依然活跃？可想而知，如果一个职业连五年的持久力都无法达到，这个职业的虚妄度多么触目惊心。
而且，如果将一个股评家说过的话，连续记录三年，你会发现他简直就是在不断地自相矛盾；又如果，将一个股评家所推荐的股票，连续跟踪统计三年，你会发现他亏损远远超过赢利。事实上，我们所有中小投资者中，有几个人上靠听了股评家的话，实现了财务自由的？如果按照股评家说的做就能赢利，那么，中小投资者的赢利比例，不至于是十分之一了。所以，这从结果上反证出，股评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言论对于中小投资者获利，是完全没有正效益的。
那么，既然如此，为何还需要股评家这个群体存在呢？这个问题，曾经困扰我很久，直到我领悟了股市是一个生态链之后，才随之明白了股评家的价值。
我们知道，股市这个生态链，要保持运转，就必须不断将作为食物链底层的中小股民拉入股市，如何才能不断将不炒股的寻常百姓变成股民呢？这一方面需要有赚钱效应，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各种道具和途径，才能充分吸引新人。
电视股评节目，由于利用电视平台直接面对千家万户，因此，是吸引不炒股的人变成股民的最佳渠道之一，而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不可能没有嘉宾去说话，否则节目就会缺乏权威性，缺乏专业感，本质上也就缺乏了迷惑度，所以，必须有嘉宾侃侃而谈，才能达到通过电视节目不断为生态链引入新的血液的目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分析，我们才会发现，股评家的知名度其实和他们的正确率并无太大关系，因为从来没有任何机构去监督和统计过每个股评家的正确率，甚至也许将来也永远不会有。所以，股评家们最重要的素质，是口才和装做权威的能力，甚至是娱乐性。
也正因此，这个筛选机制决定了真正优秀的炒股高手不会去当股评家，而当股评家的那些人则多数并非炒股高手。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幽默。其本质在于这个生态链的分工，无论是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及分析师，还是电视上的股评家，他们在这个生态链里最重要的作用，不是真能帮股民获利，而是能吸引到更多新人参与。因此，资本市场的所谓“专业人士”，其实他们的专业是将人拉进股市，而并非股票投资本身，多数证券专业人员炒股实战水平低得惨不忍睹，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一个新股民一旦多次对股评家失望，他渐渐就不会再看股评节目了。事实也确实如此，看股评的人都是新股民，老股民都不看股评的，但是，生态链残酷的一面又出现了：股评节目根本不需要老股民看，甚至根本不在意老股民，因为你一旦成为老股民之后，炒股已经成为你的生活惯，你就再也跑不掉了，你的钱就永远在股市里流转。生态链在意的是新股民和暂时尚未炒股的潜在股民，股评节目真实的目标人群也恰是他们。至于你们这些老股民，任你们自生自灭吧，爱看不看，谁在乎。
多么冷酷的生态链啊，此刻，当我写下这些时，我的心里没有愤怒，没有恐惧，没有恨，甚至没有波澜，而只是，有着深深的疲倦。我平静地讲述着这些，记忆里那第一次深度割肉，渐渐再度清晰，97年底，昆明机床跌到了3元2左右，而且整个股市跌跌不休，看不到希望。我在98年初将它割了，每股亏损1元1毛，共亏5000元，我好不容易攒起来的2万元，又只有1万5了。
时间确实是过得很快的，我的1997年就这么摇摇晃晃地过去，我的1998年随即迷迷糊糊地到来。记得1998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早，1月23日就春节放假了，我们单位发了些年货，清单如下：金龙鱼牌色拉油一桶、大米一袋、阿尔卑斯巧克力糖一铁盒、腊肉十公斤、香肠十公斤。另外，每个职工两千元过节费。
以前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时常听一些传闻，“某某银行年底每人发三万元啦”、“某某工商局春节压岁钱三万啦”，或者，“某某机关年终红包每人两万啦”……大学生容易轻信，当时我毫不怀疑。如今想来，都比较可疑。我们单位在省委机关里待遇中等偏上，也不过如此，有些机关应该更差。当然也有些效益好的单位，不过应该也多不到哪去，否则大家早就闹开了。
春节前几天十分清闲，每天都是看报。拿着年货，喝着香茶，等着放假，这样的生活不能说不惬意。在这种惬意中省视自己，我更清醒地发现，我之所以想辞职，不是嫌公务员钱少，事实上我们的收入水平在社会上已经是中等偏上，何况还有稳定的福利；更不是嫌这里有什么辛苦，我们的工作，算是够悠闲的了；也不是嫌这里没有机会、没有竞争，事实上，机关里暗流涌动，处处都有竞争……然而，最关键的问题恰恰在这里——这里的竞争，不是我喜欢的竞争，这里的机会，不是我想要的机会。所以，我时常感觉到一种来自心灵的痛苦，这种痛苦与股市割肉的痛苦扭合到了一起，令我更为颓废，仿佛对什么都失去了激情。
或许，正是为了让我从这种颓废中出来，让我有一些家庭的责任感，简潞主动对我说，“我们有空去扯结婚证吧。”那时，还没有裸婚这个词，但却是事实上的裸婚，我们有两处住房，但都是各自单位里的临时合住宿舍；我们有两辆车，但都是自行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98年春节后不久，就欢欢喜喜地结婚了。婚后简潞公司比较有人情味，把她那间宿舍分给她独自住，我搬过去，在门上帖了个喜字，简单办了几桌酒席，就完成了结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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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不懂得止损
那次，也许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祥预感，我骑回单位，感觉象要散架一样，从来没觉得去那家证券营业部的路这么长，也从来没觉得做短线这么累，我忽然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不再做短线了，假如下周一无法赢利卖出，我就学着做中长线，倒也不是对昆明机床的未来远景看好，而是我深深厌倦了追涨杀跌的日子。
一回单位，来不及喝几口水，耳边又是老童在喋喋不休地说新房子的事，他在单位混得不顺，因此朋友不多，我成了他最可靠的“树洞”，成天给我通报与新房有关的所有资讯，也不管我想听不想听。老童说，“修楼的关键是钱，资金一到位，速度就快。以前拖这么多年，就是一直资金不到位，财政不拨款，这次，据说我们部长不久后要升为省委副书记，所以啊，财政厅那帮马屁精，一下子积极了，拨款快得跟飞似的。”
确实是很快，框架式的房子，架子搭得十分神速，我们单位所修的仅仅是个七层的住宅楼，不到9月，整幢职工住宅楼的骨架就已经建好了。
老童的神经随着住宅楼的的节节拔高而节节兴奋，每次在办公室里和他老婆进行电话协商，眼神里都流露出一种平时没有的光亮。如今这年头，分房子都是没修好便开始分图纸，对于整幢大楼里的户型、楼层、朝向，老童通过反复借阅图纸并实地考察，早已烂熟于心。至于哪些人可能提出分房申请、哪些人可能排分靠前，老童也已经仔细预测过。
省委各单位分房，历来是按工龄、职务、级别等加分，总分高的靠前，具有优先选房权。老童估计，除掉那些住房条件已经不错未必会申请新房的人之后，他因为工龄长、现有居住条件极差，排名至少居中，很有可能分到满意的套房。因此，老童脸上，成天就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但是，不久后开始正式受理分房申请之时，情势却大出老童意料之外。单位里凡是符合分新房条件的，几乎全部提出了申请。老童原本以为，很多身居要职的人，前几年都分到了黄金地段的一套虽然旧点但面积不小的房子，并且都花了大价钱进行了装修，没有必要这次又申请新房——因为住进了新房原来的房子必须得退，那原先的装修费就白白损失了——然而，事实却让老童大跌眼镜，老童不由得小声骂了句：“这些龟儿子，说小气又小气，说大方可还真大方！”
另外还有些干部，原本历来高姿态，几年来，在若干场合多次申明不要新房。最典型的是XX处的马处长，他几年来多次主动表态：“我老婆那边分到的房子不错，我就不在咱单位分新房了，把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房子的同志。”为此他还受到过部长的赞扬。可是，真到了这时候，马处长等人却仿佛完全忘记了曾经说过的话，心安理得地提出了分房申请。这令老童特别义愤填膺。但是，别人符合分房条件，你大不了可以说他不守承诺，但你不能因此取消别人的分房权，老童无可奈何，只好唉声叹气。
由于提出分房申请的人多了，形势自然越来越严峻，大家都没了安全感，不同的人对于分房打分的规则提出不同的有利于自己的建议，后来大家纷纷提议通过开会讨论，来确定最后的分房打分原则。那几天，老童不再像前些日子那样每天畅谈对未来住房的安排了，脸上恢复了不少郁闷之色。
而我的郁闷，则在仅仅周末休息日过后的星期一，就果然如预感到的那样降临了。其实，人对于灾难往往是有直觉的，那天一开盘，昆明机床就迅速走低，我因为上班，无法到营业部去，只能隔一下会儿打个电话，每打一次电话，价格就又跌了两三个百分点，那时的我，还并没培养出止损的纪律，我有个那么几次想割肉的冲动，但又对自己说，“等等看，大不了真的做长线。”就在那样的纠结烦乱中，下午，当我再度打电话时，已经跌停了。
4.25元买进昆明机床4700股，一共花去了我2万出头，是那时我的全部资金。要说1997年我作为一个新手，起初的投资收益率还是很不错的，从最初的2800元起家，虽说中间多次追加资金，但那2万里，至少一半来自股票上的收益。粗略算来，广电电子赚了700，海尔赚了2700，做短线赚了大约7000多元，股票总赢利1万余，总投入若加上6至9月又从工资里省吃俭用积攒投入股市的3000元，那么累积投入也是1万元。一个新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收益率达到了100%，远远超过同期的老童和蒋处长，我难免有些自信满满。记得当我帐户里的总资金第一次抵达了2万时，我是多么幸福多么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啊，我将那些钱全部买成了昆明机床，在买的那一瞬间，我以为不久后这2万可以变成3万，再变成5万……如果更幸运一点，如果我万一能达到10万，那么，我将如同进入天堂。
2万对那时的我可以说是一笔巨款，10万在那时，简直是我之前连想都不敢真想的奢望。我唯一没想到的是，这2万会在我帐户上停留这么短的时间就消逝了，它迅速恢复了1字开头，以一种与我预期相反的方向，急速变化。
如果在今天，我会知道，当最狂热的短线爱好者都身心疲惫地打算做中长线的时候，那么，中长线也做不得了，因为整个系统即将崩塌，中长线将出现比短线更可怕的深渊般的亏损。只是那时我真不知晓啊。其实，不知晓的人又何止是我，每一次大熊市的降临，起初多数人不都以为只是短期回落吗？那些经验丰富的老股民照样被熊市包围，何况我这种之前并未经历过熊市的新韭菜？
时至今日，我已经深刻明白了止损的必要性。作为散户，我们最容易的是陷入自我假想，并且是站在对我们有利的角度去假想。于是，每当我们被套了，我们不是承认事实，及早离开，而是在心里盘算着是否“主力”在骗取我们这些散户的筹码，并纠结于到底要不要上“主力”的当。我们把残酷的证券投机假想成了我们与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主力”之间的斗智游戏，仿佛我们是聪明勇敢的喜羊羊，而“主力”是愚蠢甚至有点善良的“灰太狼”，我们时刻迷茫于“散户都在抛筹码，到底是谁在接？”、“主力在打压吸货，我可不能让他得逞”、“主力持筹成本就在这里，那还能跌多少？”之类虚妄的牢笼里，而忽略了这个血腥的市场其实并没有主力和散户之分，只有多头和空头之分，或者输家和赢家之分。作为散户，我们在任何时候，第一要考虑的原则，是不能亏太多的本金，我们不是在和所谓“主力”打仗，我们是在和自己打仗，或许同时还在与其他散户打仗。
因此，一旦我们的亏损达到伤及本金筋骨的时候，我们必须止损。
但是，任何一种观念和规则，都是双刃剑，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止损观念，那么，就出现了有人专门利用别人的止损观念去赚钱，将价格短暂打压到多数人的止损心理界限，当别人无法承受而割肉时，他们欣然接下那带血的筹码。这也导致股市越来越复杂，面对复杂的股市，变，成为唯一不变的原则。不过，在多数时候，还是应当尽可能止损。
其实，人生的道理都是相通的，何止是股市，无论职场或情场，何处不需要止损？在不适合你的职业上奋斗不熄，死而后已，那不叫坚持，而叫愚蠢；对不爱你的人穷追不舍，或苦苦守侯，那不叫痴情，而叫傻逼。
而所有这些，曾经我全都不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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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总有一个陷阱等在你前面
1997年的那轮大牛市行情，就指数而言最精确的顶点是1501.17点，见顶日是5月12日，但实际上很多股票见顶却是在那之后。例如，那轮行情的核心龙头四川长虹实际上是6月27日才见顶，并在6月到8月间铸造了一个跨度甚久、结构复杂的多重顶，支撑起了人气，带动了不少题材股在6月到9月里异常活跃，因此，虽然指数从5月中旬就发生了断崖式的崩跌，但个股行情却并非噶然而止，在96和97年绩优股的盛宴，低价绩差股被受冷落，并被轻蔑地泛称为“垃圾股”，但在97年夏天，却以“资产重组”的名义，纷纷飚升。
那个夏天，我做短线做的不亦乐乎，将KDJ啦，MACD啦等等指标记在脑海里，按照什么“背离”，“超买”，“超卖”等等，每天忙进忙出，虽然不时也会亏损，但多数时候还是赚的，虽然由于我的资金量起点太低，卖出海尔获利近3000后，总资产也才9500元左右，但6月之后的短线收益率还是蛮高的，每个月能有20%左右的赢利，也就是2000来元，比我的月工资还多，使我大受鼓舞。
虽然在股市里赚了钱，我却舍不得从帐户里取出哪怕一分钱，因为觉得即使将一分钱取出，也是宰杀了会生金蛋的母鸡。甚至，每个月我还要从1200元的月收入里，提取700元进股市，资金省吃俭用，只花500元。那段时间，我几乎没给自己买过任何一个象样的东西。甚至对简潞，也什么都没给她买。而她那时，刚刚毕业进新单位，正是需要打扮的时候，而我却因对股票的极度狂热，而不愿意将钱从股市取出为她添置东西。这，其实是我内心深处一直感到有所愧疚的。
有时候仔细想想，我明白和我与简潞之间，确实曾经有过真挚的爱情，所以才会尽管最后分手，却毕竟在那么多艰难的时刻携手度过。
我们彼此是对方的初恋，早在1993年我们就相爱了，那时我念大二，她念大一。
如今我已人近中年，用我今天的眼眼看，那时候，其实我和它都还是小孩。时间过去得毕竟已经太久，我的记忆如今只能飘浮起一些的零碎的片断，印象最深的是我和她一起去成都郊区新都境内的乡下找一个算命先生，那时我跟她认识刚刚不到一个月，手都还没有碰过。
我是在迎接新生的时候与简潞相识的，利用我是学生干部的优势，让她参加学生会活动，然后一起吃了几次饭。当时的川大流行请“碟仙”，一次我就对简潞说：“碟仙算什么？我听说新都有个八十岁的算命先生，可以从一碗水里面看人的命运，叫做化水，要不，改天我带你去看看？” 简潞当即就说，“好。”
一周后，我俩背着行囊，像来自千里之外的远方的客人，去的却只是距成都二十余公里的乡间。我们的打扮怪异而新潮，那时我刚刚二十出头，正是桀傲不驯的年龄，由于我小时候学过绘画，像很多爱画画的人一样，牛仔裤永远洗不干净，东一块，西一块，有着各色的油彩。简潞笑我是故意弄上去的，其实不是，画过油画的人都知道，稍不注意，衣服裤子上就会粘上颜料，免不了的。不过，膝盖部位的那个破洞确实是我故意割的，但我死活不承认，我说是一次旅行时被荆棘划破的，似乎这样才比较牛逼。
因为走错了路，我们返城的时候，天已经快黑，路过一户农家，正好在放起烟花，是那种过年过节常见的普通烟花。那时成都还没有禁燃爆竹，无论城乡，遇到红白喜事常放些烟火，记忆中，那年烟花特别多，我和简潞迄今也不知道那户农家为什么会放烟花，但那个晚上，那些空中绽放的转瞬即逝的花儿，异常深刻地嵌进了我们脑海里。我们都相信，那些飘渺的花儿是我们一生看到的最美的花。
那次，回到学校，已经十点过了，我和简潞都舍不得就这么分开，在女生寝室楼底下第一次手拉着手，傻傻地站在树荫里，直到十一点，大楼即将关门，简潞的背影才消失在楼梯口。那时，我们是如何的彼此牵挂，你侬我侬啊。
然而，这份曾经仿佛情比金坚的爱，到了1997年夏天，却显得那么以为常。在股票巨大的引力下，尤其是在需要高度聚集注意力的短线操作下，我几乎忘记了曾经和简潞是那样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毕业后我住在单位集体宿舍，她住她们公司的宿舍，公司在郊区，我们几乎成了周末情侣。以至于有时候简潞会在电话里迟疑地问：“亲爱的，你不爱我了吗？”
我说，“不是的，我在忙着为你挣大钱呢。”但我自己都知道其实这是托词。真正的原因，是我迷恋上了炒股，甚至挣钱似乎已经不是炒股的第一目标，体会买来卖去过程中的亢奋和激情，才是我迷恋其间的更深层原因。而那个夏天，恰是黑马突起，短线搏击的好时节。
许多年后，我发现股市每一轮牛熊交替总是如此相似，那些被市场在牛市前期极度贬低的“垃圾股”，总会在牛市末期揭竿而起，无非是每次换一些题材，换一些借口，换一些理由。市场如同一个最无耻的奸商，一次次将劣质陈酒装在新包装的瓶子里，卖给我们，而我们却每次都甘之如饴。
其实，由此还可以反推出一个规律，那就是，当股市的高价股已经普遍涨不动了，那些众所周知的龙头股都无法再一呼百应了，往往那时，之前被忽略的冷门股绩差股会异军突起，而这从另一个角度在暗示着整个大市已经进入最后的疯狂，盛宴即将散去，熊市即将到来。
只是在1997年，我如何会知道这些？我每天以惊人的勤奋，研究公司每天的公告，寻找可能重组的黑马，起初，由于乱涨的垃圾股很多，乱抓也总能抓住几个，我依旧颇有赢利，但渐渐地，短线越来越容易失手了，即使是那些所谓黑马重组股，也往往是一买就跌，一卖又涨。到了9月，就只有极少数垃圾股还特别强悍了，其中最为凶悍的一只，叫做“石劝业”。
今天，在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再次去寻找“石劝业”的走势图，这才意外地发现，“石劝业”早已经改名为“ST宝诚”，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它多次重组，多次改名，每重组失败一次，就换一个新东家，并随之换一个新名字，有多少散户曾被它忽悠过呢？有多少散户曾在被它的重组故事吸引，而后买进，而后套牢，而后割肉？当然，肯定也有幸运者从中分一杯羹，但他所分到的，其实是其他散户的血肉。时隔多年，那些多数的被损失者及那些少数的从中获利者，还有多少人记得它曾经的名字？每个人都是健忘的，我们其实常常忘记了那些吞噬过我们血肉的股票。
如果说，行情末期必出妖股，那么“石劝业”就是那轮行情末梢最妖艳的一只，5月大市见顶后，它一直如同闲庭信步般做着箱体震荡，每到5元7毛就必涨，涨到8元就必跌，以它特立独行的姿态，轻蔑着指数和大盘，记得97年8月底，大市更为凶险，很多股票已经从顶峰坠下了不少，甚至长虹也疲态尽显，“石劝业”却突然发力，用几两个星期时间，上涨了40%，虽然40%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幅度，但那发生在哀鸿遍野的时期，如同一个白骨艳妖，焕发出魅惑的妖娆。
作为那时的短线积极分子，我自然也在“石劝业”上分了点残羹，很幸运，我属于那种居然没在“石劝业”亏损的短线客，但就在我沾沾自喜之际，一个铁律应验了：股市如同无数个陷阱，当你侥幸从一个陷阱边擦过的时候，你很可能掉入另外一个命中注定的陷阱。
清晰地记得那是1997年9月19日，星期五，命运在那一天，终于让我这个其实什么都不懂却自以为是的短线客，跌入了我命运里的陷阱。
那段时间，尤于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追涨，我在“石劝业”上连续几次进出，都有惊无险，随后，我发现“石劝业”渐渐也有些涨不动了，反而是另外一只与“石劝业”保持联动关系的股票“昆明机床”，有些取而代之的样子，于是我没再买卖“石劝业”，渐渐将注意力放在了“昆明机床”上，那时的“昆明机床”也是一只臭名卓著的垃圾股，因业绩极差且含有H股，不符合96年97年大牛市的主流思路，而长期被边缘化。9月里，当石劝业拉开了垃圾股鸡犬升天的大幕后，“昆明机床”是积极跟进的一只，从3元多涨到了4元9，而后见顶回落。
97年9月18日，石劝业结束为期几天的横盘，向上突破，19日，石劝业在中午时候，再次大涨近5%，大有上封涨停的迹象。我因在石劝业横盘的时候卖出了它，眼看它再次上涨，又急又气，急的是在上涨前夕被洗下了马，气的是已经涨了这么多，有点不敢再追。我灵机一动，看看之前一直紧跟石劝业步伐的“昆明机床”，连跌几天，此时在石劝业带动下，止跌回稳，各项技术指标都显示超跌，似乎是很安全的买点。
19日是一个星期五，我是利用午休时间赶去股市的，下午2点还得赶回单位上班，因此，我必须在下午开盘后做出是否买进的决定。由于那时，石劝业仿佛很可能会涨停，并且“昆明机床”历来跟涨，且其中午涨幅并不多，大约只涨了不到3%，我想，抢进去吃一口，大不了星期一少赚点卖出。于是，下午一开盘，我就将所有资金，满仓买进了“昆明机床”，买价是4.25元。
上天跟我开了一个玩笑，让我买到了它在那天的最高价，几乎在我一买之后，它就立即下跌，先是跌到4元2，随后，我发现垃圾股领头羊“石劝业”突然拐头，不再做出要涨停的样子了，我暗叫不好，猜测资产重组股或许要开跌了。我猜对了，可惜却是在我已经做出了错误决定之后，而我们股市的特征，却是当天买进不许卖出，让你当天即使后悔也无法吃到后悔药。
快1点40了，我多么想守在证券营业部的散户大厅里，继续盯着墙上显示股票价格的大屏幕啊，可是，我必须离开了，还要骑10多分钟的自行车，我才能赶回单位。我魂不守舍地走了出去，仿佛丢了魂一样骑上车，回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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