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　我国人口红利进入“拐点”？（转载）

出处:长江商报

　　“未富先老”，这是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现状。而发达国家是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之后，人口结构才进入老年型，就是我们所谓的“先富后老”或者“富老同步”。

　　一个家庭，四位老人。截至2009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6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5%，并且呈现出加快增长的趋势，高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空巢老人数量庞大。

　　人口老龄化渐行渐近，长期以来我们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人口红利却正在消失。

　　如何应对？

　　“我一直在强调，中国还有另一半人口红利。”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看来， “虽然未来，老年人占的比重比较大了，但其实还可以发掘出新的人口红利。也就是‘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采访时间：1月26日

　　采访人：本报记者 刘婧婷

　　我国人口红利进入“拐点”？

　　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表面上的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长江商报：您曾引入“刘易斯转折点”的概念，得出了我们享受了数十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结论。这个目前有没有争议？

　　蔡昉：从数据上可以算出来劳动年龄人口在今后的变化趋势。我们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是指16到64岁。按比例，大概是从2010年到2015年都是处在峰值上，接近于但是不到72%就达到峰值。下降是从2015年以后就开始逐年下降，到2030年大概是67%。

　　而所谓“刘易斯转折点”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表面上的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实际上，从农村改革那一天起，农民就已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先是转向乡镇企业，接着向小城镇转移，再接着大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转移。因此，经济增长的每一步都是吸纳了大量的城乡劳动力。虽然从个人来说，工资水平似乎增长不快，但从整个国家来说，由于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就业规模，总体上还是使得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就此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也是“人口红利”的受益者。

　　但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人口生育意愿的下降，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迅速下降以及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的情况，过去上述两大因素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与高储蓄率优势，将使未来的情形有所逆转。

　　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将耗竭可能在2013年就会体现出来。“人口红利”如果消失，将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不会像原来那样源源不断而且那么廉价。因此，若没有其他措施，过去那种用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迫切需要转移到依靠生产率提高及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必然过程。对此，我们要准确地判断，未雨绸缪。

　　“人口红利”是理论概念

　　刚才我说的人口红利是一个理论概念。其实比人口红利的抽象程度更低一点的应该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多，相对便宜，而且中国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来说也比较好。

　　长江商报：很多经济项的增长都是以“人口红利”为由头，我国的人口红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显现的？

　　蔡昉：其实人口红利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概念，是人们从理论上构造的概念。主要的意思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得比其他年龄的人口快一些。那么它的总量加大，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增大，这样会形成一个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因为人口的负担轻，生产中的剩余可以储存下来。

　　在这个期间，人们常常说如果有其他好的制度条件，其他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那么经济增长可以得到一个额外的源泉。这个额外的部分就叫做人口红利。

　　如果说获得人口红利，那么就要从人口结构开始说，中国比较有利的人口结构其实早在6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人口抚养比（分子是劳动年龄前和以后的人，分母是劳动年龄人口，这个抚养比是越低越好）就开始在下降。但是那个时期在经济上我们犯了很多错误，所以也没有形成一个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好的制度条件。

　　在这期间，什么时候有了好的经济增长的环境，人口红利就可以得到好的利用。因此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在客观上我们就已经拥有了比较好的人口结构。由此我们高速的经济增长就已经获得了人口红利。改革开放的高增长，就是开始，过去我们30年GDP的高增长，也都是获益于人口红利的。

　　刚才我说的人口红利是一个理论概念。其实比人口红利的抽象程度更低一点的应该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多，相对便宜，而且中国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来说也比较好。同时我们具有高储蓄率，使得我们的资本积累也是充足的。因此我们依靠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

　　再具体一些，我们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头，最直接看到的一个表现就是随着农村改革的开始，逐渐推向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其实我们从80年代初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农村劳动力已经在调整他们的就业结构。随着90年代逐渐放宽政策，这些人从原来的离土不离乡，到开始长途贩运，外出打工，从本地走向外地，从中西部走向沿海地区，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有1.5亿6个月以上在外打工的农民工。这个很显然，劳动力的转移给我们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是比较便宜的，中国以劳动力密集为主的制造业就具有了比较优势，因此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竞争力。中国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就因为此。

　　长江商报：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影响，有没有具体的数据来说明？

　　蔡昉：简单地说，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抚养比算是人口红利的指标。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下降，我们的研究模型显示：人口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的增长率就增加0.115个百分点。我们的数据不是整个改革阶段的，但是至少是改革以后的，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中，我们的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不能把宝都押在人口政策上

　　我们虽然已经有这样一个好的人口结构，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前提是把它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

　　长江商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

　　蔡昉：过去是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在增加，当它不增长了，人口红利很显然就要消失。

　　但是我一直在强调，中国还有另一半人口红利。

　　首先，即使是在2015年以后，我们的劳动人口的总量也是很大的。就算这个比例占总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按照国际情况来比较，仍然是处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这是其一。

　　再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过去是不是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我们虽然已经有这样一个好的人口结构，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前提是把它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制度因素还没有能充分发掘出人口红利，那就是说我们只是打个折扣地利用已有的人口红利。

　　长江商报:我们怎样才能100%利用?

　　蔡昉：人口红利的具体体现是农民工进城打工。我们目前农民工进城打工的表现主要是他们转变了就业的身份和结构。从生产率比较低的务农转向生产率比较高的非农产业，提高了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但是，首先这种职业的转换是不彻底的，他们没有得到城市居民的身份。他们都还存在一个回去的预期，每年还要回去过年，照顾家里的老年人还有孩子。因此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比较残缺的和割裂的，不是一个非常充足的利用。

　　其次，我们讲人口红利的时候，还要讲他们作为消费者对产品市场的需求，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他们没有转变成市民，那么他们的消费行为也不是市民的。我们也知道农村消费水平是比城市要低很多的。

　　目前的农村常住人口虽然超过总人口的一半，但是他们的消费支出只占全国消费支出的20%，除了他们的收入低一些的原因外，他们在城市打工赚钱，主要还是会回去消费。实际上，他们的消费行为还不是城市化的消费行为。因此他们对消费内需的贡献也是没有充分反映出来的。

　　再次，我们目前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当多的情况下是按户籍人口来安排的，没有把农民工算在内。除此之外包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农民工的覆盖率仍然很低，他们的贡献也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虽然大家都在说，农民工需要社会保障。其实我们想一下，农民工是一个年龄最小的群体，大部分的农民工还没有退休，那么其实他们应该是社会保障的净贡献者。但是现在还没有把他们纳入我们公共服务的对象中，他们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还比较低，这也是没有充分利用农民工这部分的人口红利。

　　再一个就是中西部和沿海差异这么大，特别是表现在资源禀赋上的差异。因此，当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劳动力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时候，中西部地区其实还有机会。如果在今后十年能够有大规模产业转移，中西部能像过去沿海十年那样发展，就可以大幅度地把“未富先老”的差距缩小。就是说富裕化程度和老龄化程度能更加协调起来。那么，这就是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

　　因此我说还有一半人口红利没有充分发掘出来，就是针对这个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之前的人口红利，主要是因为人口年轻造成的，我把它叫做第一次人口红利。

　　虽然未来，老年人占的比重比较高了，其实还可以发掘出新的人口红利。也就是我提出的“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那么第二次人口红利也就可以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其实这也是人口红利的重要含义。因为它来自于人口，人口老龄化了以后人们其实就会未雨绸缪，为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做准备。如果社会保障制度是好的，是安全的，是吸引人的，同时又是积累型的（所谓积累型的不是说我今天缴纳了社会保险同时就支付给今天退休的人，而是说每个人不仅支付给当前，还给自己的未来进行积累）。如果是这样的养老保障制度，仍然可以保持高的储蓄率。

　　除此之外，人口老龄化就意味着人的寿命的延长，那么也是劳动力供给的一个重要补充部分。

　　我也模拟过这个数据，比如延长几岁，可以多增加多少劳动力供给。现在的问题是说目前接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他们的教育水平比较低，他们在人力资本上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因此我们为了创造未来第二次的人口红利，从今天开始，就要大力地深化教育，也包括对工作中的劳动者进行培训，使得他们的教育水平提高，为将来延长退休年龄做好准备。这样也是在创造新的人口红利。

　　长江商报：虽然我们可以发掘出第二次人口红利，但是面对严峻的老龄化趋势，是不是最终还是要从人口本身来解决问题？比如调整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

　　蔡昉：我们归根结底还是要从人口上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不是太愿意去提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首先，我认为人口生育政策终究还是要调整的。我国的独身子女政策始于1980年。后来的人们把独身子女政策归纳为“一代人政策”。我国会在恰当的时机调整生育政策。但是不能把宝都押在人口政策的调整上。

　　人口的转变有一个过程，但是不管实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必然会到来。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实行过我们这样的计划生育政策，也走了这么一条路。这意味着，即使我们调整了人口政策，我们处于三低的人口转变阶段，也是必然的。我们不太可能扭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现在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历史上都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政策，而现在他们发现人口老龄化了，或者劳动力短缺了，都在鼓励生育，但是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我们应该着眼于靠经济发展，靠社会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高人力资本去应对老龄化。

　　再就是可以通过提高实际退休年龄来应对老年化危机。现在发达国家的公民多在65岁以上才退休，而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低于60岁，实际退休年龄很可能小于55岁。如果把实际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劳动力供给会大幅度增加，不是一点点，而是非常明显。养老的负担也会明显减轻，同时也意味着他们退休后被养老保障制度供养的时间也减少，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措施都是足以应付老龄化的。

　　金融危机不能掩盖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虽然金融危机产生的意外冲击会造成大量农民工返乡，但是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波动。现在又出现了“民工荒”，说明长期趋势已经压过了短期的波动了。

　　长江商报：您如何看待目前时有发生的“民工荒”、“保姆荒”问题？

　　蔡昉：“民工荒”、“保姆荒”问题出在哪里呢？分析人口结构可以看到，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慢。

　　我推算过，大概就是2015年，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向外转移的量和城市增长的量正好大致相等，就是说以后转移出的人数比不上城市增长的人数了。那就变成负增长了，这些都是“刘易斯转折点”的内容。

　　当然现在也有制度因素，还是城市化的问题，城市用的劳动力，它归根结底不能变成市民，也就是说，劳动力需求是沿海，是城市，而劳动力供给归根结底是中西部，是农村。不要说其他的因素，从信息传播的速度就表明，劳动力市场在地域上已经被分割了。

　　因此，会出现当东莞大规模的农民工失去工作要返乡的时候，在泉州还可以看到“民工荒”情况。如果有一个好的劳动力市场和充分的信息，人们就会很快地把空缺的位置给补上，进行重新调整。现在只能说劳动力市场化水平还不够高，尤其是在地理上分布不均，才会出现这种“民工荒”和“保姆荒”。

　　这些现象表明：虽然金融危机产生的意外冲击会造成大量农民工返乡，但是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波动。现在又出现了“民工荒”，说明长期趋势已经压过了短期的波动了。

　　大概一年多以前有人对我说，你很不幸，大家刚开始相信你这个“刘易斯转折点”了，就赶上金融危机。但是，从现在事后的结果看，即使金融危机这么严重的一个中途插入的危机，也没有能够掩盖住“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事实。这是一个大的趋势，短期的波动只是给它增加了一点小小的波澜而已。

　　长江商报：在金融危机时您曾提出要防止“无就业的经济复苏”，我们做到了吗？

　　蔡昉：我提这个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金融危机打击最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央已经开始出台刺激方案，地方也会努力地去落实这个政策。但是他们可能更多地把精力盯在抓GDP上面。

　　但是我一直在强调说，同样的GDP增长速度，你不同的结构，不同的产业发展，不同规模的企业，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是劳动密集型一些的，还是资本密集型一些的，还是重工业。是去资助大项目大企业国有企业，还是去资助第三产业、中小企业、私人企业，产生的就业效果肯定不一样。

　　现在不管怎么说，过去一年总地来说，我们就业形势还是不错的。

　　美国现在是最典型的无就业复苏，它的GDP已经开始恢复了，经济也见了一些起色，但是失业率保持在10%以上，为什么呢？

　　因为在发达国家，对于企业来说，在金融危机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活下来，活下来的办法就是提高自己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办法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体现在技术结构上，那些更有竞争力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留下来了，但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就转移出去了，因此金融危机也是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会出现当经济已复苏的时候，大家发现GDP回来了，但是岗位没了的情况。

　　我也担心过中国沿海地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去年我在武汉时就讲过，一定要利用这个时机，中西部的发展要把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接过来。

　　当时我们还以为这个金融危机会拖得很长，如果是中西部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把产业链承接过来，跑到其他国家了，很可能我们恢复了经济增长以后，岗位就会减少。

　　从今天来看，金融危机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峻，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中西部也的确加快了产业的承接。

　　最近安徽获批了一个产业承接示范区，我觉得总地来说还是做得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