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环球企业家：拯救摩托罗拉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0日 17:45 《环球企业家》杂志
拯救摩托罗拉
“生存还是毁灭”的拷问悬在众多老牌手机厂商头上，昔日的先驱用一场异常决绝的冒险开始逃出生天
文 《环球企业家》记者 骆轶航
在46岁的印度裔工程师桑杰・贾(Sanjay Jha)出任摩托罗拉联席CEO的第8个月，他觉得这家在接踵而至的坏消息中踉跄跌落的公司终于“燃烧殆尽”(burnt thoroughly)了。
那是一个让他刻骨铭心的时刻：2009年第一季度，摩托罗拉的销售额54亿美元，持续性运营净亏损2.91亿美元；其中移动终端业务的销售额下滑45%，运营亏损高达5.09亿美元。此间，它的股价曲线始终在4美元上下颓败地颤动，甚至一度跌落至3.06美元的历史低谷。更重要的是，摩托罗拉已丧失了任何被讨论的价值——生死问题是个例外。
恶化的局面背后，是戛然而止的分拆行动——2008年7月，摩托罗拉董事会在激进股东卡尔・伊坎(Carl Icahn)的强势推动下公布了即将分拆摩托罗拉为移动终端和网络设备两家公司的计划。按照最初的安排，分拆将在2009年第一季度完成，但陷入巨亏的手机业务几乎没有任何独立生存的希望，股东们本已脆弱的信任旋即崩盘。
对从高通首席运营官一职跳槽到摩托罗拉出任移动终端部门负责人的桑杰・贾来说，那是一个愿景破灭的时刻：如果不是一心成为一家独立上市公司的CEO，让他赢得业内普遍尊敬的高通首席运营官职位似乎是更佳的驻留之地。而他重新挽救并塑造一家濒危公司的雄心，也被彼时触目惊心的亏损数据遮蔽。更何况，令人沮丧的现实直接影响了他传说中让外界乍舌的1.044亿美元“天价”薪酬——它包括48.46万美元的年度基本工资和41.21万美元补贴，其余绝大部分都以限售股和期权形式发放，而期权执行价是9.82美元。这意味着以摩托罗拉股价水平，它几无短期变现可能。
“谣传夸大了我的薪酬，这是问题的起源，”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桑杰・贾首度对《环球企业家》回应了这个曾经多少让他有些尴尬的话题。“如果你相信我的工资缩水了，那我只能说，我的预期就是拿我已经获得的那些工资，我对此不感到失望。”
被夸大的“降薪”传闻并非让桑杰・贾真正感到绝境边缘的信号——在他形容摩托罗拉燃烧殆尽的时候，一场来自内部的“断腕”变革已在他的策动下进行了半年：在2008年10月桑杰・贾第一次宣布摩托罗拉将转型开发Google Android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后，他停止了对其它任何业务的投资。而被绑架在Android战车上的最直接效应，是其它非智能手机销量在惯性下滑后的急剧跌落——如果董事会和投资者再稍微激进一点，站在资产负债表和追求短期回报的立场上投票，人们将来记住桑杰・贾的唯一理由恐怕就是：这个拿了天价高薪的印度人在摩托罗拉难以愈合的伤口上撒了最后一把盐，并彻底毁了它。
而戏剧性的变化是：摩托罗拉在那个“晦暗时刻”趟过了生与死的界河。2009年4月底，它的股价突破了5美元，此后曲线一路攀升，直至2009年11月9日的 9美元最高点——那正是摩托罗拉第一款真正意义的“复兴”之作Milestone在美国上市的第三天。
事实上，复苏之路仍然漫长无涯。2010年，摩托罗拉的股价一直徘徊在6.60美元到8.30美元之间，始终未曾达到桑杰・贾所拥有的期权可付诸执行的9.82美元，但比起2009年上半年，它的平均涨幅在75%以上。另一条运营利润的曲线也在疲惫而平缓的过程中爬升。尽管持续4年的终端业务的亏损额日渐缩小，但实现盈利则是相当煎熬的过程——2010年第二季度，摩托罗拉终端业务的利润达到8700万美元，22个月的“救赎之战”终于略现曙光。
另一些事实更可凸显“复苏”征兆：摩托罗拉2012年第二季度的手机销售收入从上一季度的16亿美元增长到了17亿美元，出货量从850万部下降到了830万部，但其中智能手机销售量从第一季度的230万部增长到了270万部，且比去年第二季度增长90%以上。这意味着摩托罗拉押注Android智能手机的战略正在奏效，而利润率也相应提升。此时的摩托罗拉已拥有10余款Android智能手机，其中Droid成为在北美乃至亚洲堪与iPhone媲美的明星机型，上市不到三个月卖出100多万部，它的升级版Droid X也在近期上市。
影响摩托罗拉终极命运的“分拆计划”，也在推迟两年后因财务状况扭转而重新启动——它将最晚于2011年3月31日完成。今年8月，摩托罗拉以12亿美元价格将其无线网络设备业务售予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这意味着未来摩托罗拉的品牌命运将几乎完全系于智能手机业务和桑杰・贾本人。
“一开始我并不确定能否生存下去；当推出Android手机的时候，我感到些许满足；而现在我们正在回归市场中心，”桑杰・贾对《环球企业家》说。
当然，残酷的生存游戏并没有止境。
决断
当桑杰・贾跳上摩托罗拉这艘在狂飙中迅速下沉的旧船之时，他需要面对的是太多悬而未决和枝蔓丛生的难题。更糟糕的是，他发现士气低落的管理层和员工已经完全沉沦在方向失控的混沌中。
“公司迫不及待的需要决定，他们准备接受任何决定，”桑杰・贾对《环球企业家》说。可恐怕他自己也难预料，第一个重要的“决断”竟会违背自己加盟摩托罗拉的初衷。
在高通用9年时间从普通工程师被提升为首席运营官、并持续多年创造高通无线芯片技术收入翻倍增长的桑杰・贾很清楚，他在这个犹太血统的“家族企业”永远没有也成为CEO的可能，但摩托罗拉的董事会很清楚地告诉他：他会成为一家独立上市公司的CEO，因为他未来掌管的手机业务将被分拆出去。
然而全球金融危机旋即爆发。2008年10月，摩托罗拉发布了巨额亏损36亿美元的财报。如果在这个时候启动几个月定下来前的分拆计划，公司可能遭遇更为岌岌可危的状态——窘迫的现实使它并不具备可以支持分拆的资本结构。
“我们必须向董事会报告，分拆不是谨慎的决定，”桑杰・贾对《环球企业家》说。在游说董事会里的激进投资者延缓分拆行动的过程中，他与负责无线网络设备业务的联席CEO格雷格・布朗(Greg Brown)达成了一致。事实上，延缓甚至中止分拆计划并无损布朗的意志与利益，但对于桑杰・贾而言明显不同。
“当时终端业务离收支平衡差得太远，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实现收支平衡也没有明确的预见，这样我们就很难从信贷市场上获取贷款，”桑杰・贾认为这是促成他果断向董事会建议暂停分拆的现实原因。不过他也承认，这与加盟摩托罗拉的初衷并不完全一致，也一度加深了他对这份职业未来的不确定性。
“可忙碌会阻止你胡思乱想，”他对《环球企业家》说。
无可选择，他投入到更棘手的决断当中——为摩托罗拉手机业务的未来制定相对清晰的方向。就像他曾力主加大无线应用芯片技术的研发，使上一家雇主高通公司成功地摆脱“专利收税员”形象那样。
而一个谐谑的事实是：在功能型手机(Feature Phone)世界里“鬼打墙”的摩托罗拉并非完全昧于智能手机的潮流——早在2003年，它就开始打造P2K的替代操作平台JUIX，但它在2005年被叫停。接下来它又开始投入EzX平台，甚至在中国推出了EzX平台的经典产品“明”系列，但随后它转而青睐Linux Java而放弃了EzX。再往后，它又去关注Windows Mobile和新兴的Android……那是一个同时在6-7个平台中盲打误撞的团队，“失焦”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一位离职的摩托罗拉中国籍高管对《环球企业家》表示：导致这一局面形成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管理层陷入了经典机型Razr带来的巨大成功中难以自拔。这款凭借工业设计取胜的功能型手机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市场，“它让摩托罗拉过了两年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获得销量和利润的日子，Linux Java开发的缓慢和智能手机的投机就不足为奇了，詹德上任后破坏了摩托罗拉的工程师文化。”
其实，纵使保留工程师基因，摩托罗拉也未必能在当时推出一款像样的智能手机。“Linux Java原本应该成为类似Android的开放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却被我们做得封闭，而且不适合智能操作，”摩托罗拉中国区移动终端事业部产品市场部总监廉羿对《环球企业家》说。“因此最重要的是，长达9个月从美国到中国，没人告诉我们该走哪条路，我们需要决策。”
于是人们看到了桑杰・贾的第二个重要决断——2008年10月，他向投资界宣布，摩托罗拉将只支持Android和Windows Phone操作系统。但当微软宣布推迟下一代移动操作系统Windows Phone 7的发布之后，桑杰・贾果断地将它从合作对象的名单中勾掉了。“当时只有HTC是真正在做Android手机的公司，而某种程度上我们将成为做Android手机的最大品牌，”桑杰・贾对《环球企业家》说。
你可以相信这是个富有洞见的决断：桑杰・贾对Android的代码结构、代码质量和可交付的性能都有充分的了解。这得益于他在高通工作时与安迪・鲁宾(Andy Rubin)带领的谷歌Android团队一段无缝合作的时光：在他们共同打磨世界上第一款Android手机——HTC Dream的过程中，工程师出身的桑杰・贾感知到了这款在当时还尚显粗糙的操作系统，能把人们在手机上使用互联网和应用程序的体验提升到一个怎样的高度。
幸运的是他并不孤独。在加入公司后不久在芝加哥市政厅召开的一次员工大会上，他第一次向员工表达了对押注Android的兴趣。散场后，37岁的工程师瑞克・欧斯特洛(Rick Osterloh)找到桑杰・贾，对这位新老板说这正是他的团队在摩托罗拉做的事情。他们很快熟络起来，在这个位于硅谷的团队身上，桑杰・贾找到了在摩托罗拉其它地方罕见的执行力和激情，这并不是一个糟糕的开端。
桑杰・贾的“老朋友”——负责Android的谷歌工程研发副总裁安迪・鲁宾自然很乐于见到HTC之后的第二个坚定背书者。但安迪当初并不清楚这位老朋友的内心决断。“我仍告诉他将同时采用Android和Windows Phone两个系统，因为我怕他吓坏了，”桑杰・贾告诉《环球企业家》。
博弈
但从拥抱Android的那一刻起，摩托罗拉便陷入了一场在冒险中反抗绝望的漫长弈局。
当时，在前任遗留的路线图上，摩托罗拉还有12-15款接近交付的产品。按照大多数公司转型经历的“传统智慧”，这些产品仍将被看作是新旧交替之际的缓冲地带：它们将被继续投入市场并获得可补充公司现金流的销售收入，甚至长期存在下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同样在智能手机潮流中陷落的全球最大手机厂商诺基亚——在打响“移动互联网反击战”的同时，诺基亚中低端手机出货源源不断，它们进一步拖低了手机的平均销售价格和利润率。
对任何主导转型的决策者来说，这都是无从逃避的两难境遇。唯一的区别在于，他是否愿意割断与历史的脐带，以及能否承受暂时甚至相当漫长的代价。
在最初的7、8个月，桑杰・贾从早到晚不间断地与这些产品团队开会，检查员工状况、项目进度、市场预期和产品细节。会议的间歇，他经常走到一旁对自己说：我看我们的团队无法按时交付这些产品，因此与产品相关的营收目标是不确定的；如果收入是不确定的，那么从长远看，这就不是我们正确的平台。
“如此的思考让我在决定取消那些产品时得到了一点安慰，尽管仍然是痛苦的决定”，桑杰・贾对《环球企业家》说。那段时间他砍掉了这10余款尚未上市的新产品，其中包括全部的Symbian手机和绝大多数的Linux Java手机，这同时意味着他放弃了那些原本已经到手的订单——哪怕是廉价的订单。
痛苦旋即袭来：2009年第一季度，摩托罗拉手机销售额下滑四成以上。市场份额锐减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些曾效力于被砍掉的项目与产品的员工，也在同时进行的裁员行动中离开了公司。而因为砍掉产品线而主动放弃的订单与销售，让摩托罗拉在一个季度里至少损失了3 .85亿美元的收入。而那也是桑杰・贾的个人职业经历饱受谤议的时光。
“我想他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我们从这些被砍掉的业务线中省去了15亿美元的运营费，比起损失的收入，这是一笔更巨大的开支，”桑杰・贾对《环球企业家》说。“你要做的是以最佳方式管理企业，获取收益和市场份额，然后再投资者们需要做的事。我们不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很好的管理投资者的预期。”选择未来与对抗现实之间的博弈是不可逆的，而他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此付出了时间、声誉和现实利益的代价。
接下来唯一的选择是：让源源不断的Android智能手机充斥着摩托罗拉被重新锻造的产品线，使它们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而摩托罗拉几乎是在做出一系列破釜沉舟决定的同时，获得了为全美第一大无线运营商Verizon生产一款在2009年第四季度上市的智能手机的潜在机会。可是在当时，除了确定它将是一款采用Android系统的智能手机之外，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为了扭转摩托罗拉长期在Verizon印象中产品乏善可陈且屡次不能按期交付的印象，桑杰・贾甚至在未拿到明确的订单前就指令团队迅速将其“变现”为真实的产品。直到他亲自拿着历经多次设计修改的原型机交给Verizon CEO伊万・赛登贝格(Ivan Seidenberg)之后，订单才最终落地。而这款机器就是挽救了摩托罗拉和重新诠释了Android生命力的经典机型——Droid。
此后，摩托罗拉找到了推出多元化Android手机的稳定节奏：从Backflip到Flipout到Droid Pro，人们逐渐恢复认识了它的产品交付能力与质量。目前在日益拥挤的Android阵营当中，尽管代工出身的HTC仍然宣称每两部Android智能手机中就有一部出自它的工厂，但毕竟难以否认，从品牌知名度和现实销售收入上，摩托罗拉已成为Android阵营的另一支强势力量。
“只要看一眼我们的产品线就会清楚，我们的产品线是满的，”桑杰・贾对《环球企业家》说。
但摩托罗拉的博弈进入了更微妙的境地。开发Android手机的本质是戴着谷歌的镣铐跳舞——谷歌决定了Android手机整体的原生界面与核心应用软件，还可增减界面开发的接口。这导致摩托罗拉即便在2009年推出了“MOTO Blur”的独有界面和信息整合解决方案，使用户能通过摩托罗拉而并非完全是谷歌的界面更方便连接社交网络等服务，但它仍然不得不在一些机型上应运营商或谷歌的需求放弃对MOTO Blur的定制。而且有消息称，谷歌为了发布自有品牌的智能手机Nexus One，曾试图与摩托罗拉“协商”推迟Droid上市的时间——在谷歌与硬件制造商关系日渐复杂的情况下，摩托罗拉显然无法独善其身。
觊觎
当然，工程师出身的桑杰・贾不会满足于“Android手机代工厂”的命运。当生存问题的压力渐行远去之后，他必然有一些新的觊觎。
尽管曾公开表示将“淡化”MOTO Blur品牌并引发业界关于摩托罗拉将停止MOTO Blur研发的传言，桑杰・贾和摩托罗拉的其它高管仍致力于强调MOTO Blur对摩托罗拉Android产品“差异化”的重要性：“我们在MOTO Blur上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些属于软件和服务，它是使我们区别于其它Android手机最重要的地方，” 摩托罗拉副总裁兼移动终端事业部软件及产品副总裁克里斯蒂・怀亚特(Christy Wyatt)告诉《环球企业家》。他们相信MOTO Blur能使摩托罗拉避免陷入即将到来的Android手机价格战当中。
但MOTO Blur仍然无法真正地涉足内容、软件应用和信息的创造服务当中，这也是同类的任何产品都小心翼翼避开谷歌核心领地的策略。HTC Sense是HTC提供的针对其Android手机的类似MOTO Blur的服务，HTC首席执行官周永明曾对《环球企业家》明确表示：“HTC Sense只是一个用户体验界面，不直接提供任何的信息、内容和应用服务。”
而对摩托罗拉而言，你很难想象这同样是它的价值观。
桑杰・贾表示，从长期来看摩托罗拉有必要推出自己的操作系统：“控制自己的操作系统非常重要，只要你希望用它创造自己的特色，它会让你的产品充满活力，你甚至需要使用自己的无线互联网服务，如搜索、地图、电子邮件、语音识别等，你更需要团队和资金让自己的操作系统保持领先，”他对《环球企业家》说，“如果这些要素都存在，操作系统对我们而言将是一件很积极的事，反之就成了资金和技术上的风险。”
当然，他现在多了另一个选择：Windows Phone 7——在旗帜鲜明地标榜摩托罗拉完全押注Android的两年后，桑杰・贾再度公开表示摩托罗拉将不排除与微软展开基于Windows Phone 7平台的合作——看看HTC与微软之间充满着知识产权与专利的恩怨却能相安无事，应该可以想见用Windows Phone 7平衡和分化Android带来的单一风险未必是个坏的选择。
只不过无论是摩托罗拉公司还是桑杰・贾本人，都还从未真正适应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附庸者”角色，对抗这一宿命的斗争仍将继续。
0
周小川在年会最后一天表示，虽然一些国家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但中国当前通胀率还在上升，升值只能循序渐进。从8月份的经济数据看，通胀率已经升至3.5％，若想将其保持在3％以下，至少需要两年时间，也只有通胀率保持在相对低位时，人民币升值预期才会加大。
周小川重申道：“我个人认为，只有保持低通胀和稳住经济发展，人民币才会稳步升值。”中国已经意识到扩大内需的重要性，也正在准备把投向制造业的资金挪向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服务业结构，促进服务业全面快速发展。周小川说：“因为财政刺激和货币政策已经发挥了相应作用，现阶段中国不能急于控制通胀率，不过，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份可行性高的中期计划。”他表示，今年内，中国不会加息，不过也承认说，房价涨速过快是宽松货币政策的一些负面影响，但坚信决策者有能力调控好房价走势。
0
央行决定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9日 18:59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0年10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由现行的2.25%提高到2.50%；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31%提高到5.56%；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据此相应调整(见附表)。
附表：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表
单位：%
调整前利率 调整后利率
一、城乡居民和单位存款
(一)活期存款 0.36 0.36
(二)整存整取定期存款
三个月 1.71 1.91
半 年 1.98 2.20
一 年 2.25 2.50
二 年 2.79 3.25
三 年 3.33 3.85
五 年 3.60 4.20
二、各项贷款
六个月 4.86 5.10
一 年 5.31 5.56
一至三年 5.40 5.60
三至五年 5.76 5.96
五年以上 5.94 6.14
0
房产的操盘和股票是一样的，想一下。
0
十多家中国重量级房地产开发商，超过千亿元的投资热潮，被海南的一场大雨迎面浇了个透心凉。
位于海南二线城市的万宁神州半岛，成为海南房地产开发热潮遭遇此次大雨重击的一个标本。
雨袭万宁
气象部门报告显示，海南万宁市是此次特大暴雨中心区。黄金周期间，万宁市连续7天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日降雨量也超过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造成全市多处水库出现险情，太阳河分洪堤下游洪水漫过堤坝，沿河两岸多个村庄被洪水所淹。
对于中信泰富[18.58 0.22%]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振明而言，万宁的雨灾不仅仅限于电视屏幕上数十万人抗洪抢险和各级领导关怀巡视的镜头那样简单。这个地方还关系到他所掌舵的企业高达百亿元的投资，这些投资遍布万宁市下属的神州半岛数十平方公里土地上。经过多次推迟开盘日期和改变销售策略，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他们刚刚开始启动“君临海”和“朝阳海岸”两个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的销售。让所有人始料不及地是，接踵而至的不是预期中扛着巨款买楼的投资客，而是汹涌而至的洪水。截至记者发稿时，这里的高速公路还被洪水所覆盖。
挑战迪拜神话？
中信泰富深耕神州半岛，始于2004年在香港举办的海南(香港)经洽会。时任香港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荣智健，将目光锁定这块宝地。次年9月，荣智健与万宁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由中信泰富投资100亿元人民币开发位于万宁市东澳镇的神州半岛。该项目规划范围约38.43平方公里，建设期为10年，以“高起点、高标准建设、高质量管理”为目标，将神州半岛建设成一个国际化、现代化、充分利用和保护自然景观资源的旅游综合开发区。
在这块3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累计超过百亿元的投资，荣智健的梦想是建设一个可以跟迪拜媲美的亚洲顶级旅游度假、商业中心。在神舟半岛的规划蓝图中，这里将有超过10家以上的世界著名五星级酒店；拥有250个国际标准泊位的游艇码头和海滩俱乐部；由2个18洞国际标准高尔夫球场和1个5洞豪华练场组成纯海景高尔夫球场；海南省四个获批的免税店之一神州半岛度假中心购物广场免税商业街；当然，这里还将建设数以千套计的海景别墅和豪华公寓。这些住宅的销售将给中信泰富带来数倍于投资的丰厚回报。
截至目前，包括福朋酒店、喜来登酒店、君悦酒店和四季酒店在内的多家世界著名顶级酒店集团已经落户。这些代表全球最奢华享受的酒店服务设施，足以挑战金融危机之前蜚声世界的迪拜。可惜他们迎来的第一批客人，不是来自中国和全球的有钱大佬，而是令人避让不及的洪水。
浇醒千亿投资热？
一场大雨，彻底暴露了海南基础建设的薄弱。大雨浇凉的不仅仅是中信泰富在万宁的神州半岛。中国数十家房地产开发商，在海南岛上砸下了总计超过千亿元的巨额投资，他们都感受到了大雨的凉意。
在过去的几年中，数十家中国一线房地产开发商，开始了在海南的豪赌。中信泰富、富力地产[11.28 1.99%]、雅居乐、新世界[13.74 -1.15%]中国地产、鲁能地产等大鳄级开发商，动辄投资上百亿，圈地数以平方公里计，再次掀起了海南房地产开发的热潮。
根据统计，仅2009年1至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同期海南全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31.5%，成为海南比重最大的投资行业。其中三亚、海口、琼海、陵水和万宁居前五位。
而这5个地区，却基本都是本次大雨的重灾区。例如琼海市，6小时内降雨量达400毫米，市区几乎全部被淹没，洪水期间市政交通等几乎全部瘫痪。
根据2005年的统计，海南省全省常住人口为828万人，家庭210.22万户。观察人士指出，即使不计算海南人已有并且在使用的住房，海南省最近3年动工和将要建设的房屋，总量将接近200万套。这么多的房子，基本上全部要靠岛外人来消化。
前所未有的特大雨灾，能浇醒海南岛的房地产开发狂热吗？
0
昆明假楼盘骗近3亿调查：开发商获市委书记批示
仇和、华西村、开发商，三位一体，一团浆糊。真相如何，只有天知道。
0
价值投资和破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就像自力更生和抓好外部资源类似。
0
根据鄂尔多斯[17.60 5.58%]市东胜区警方公布的信息，截至目前，已经报案的人数有300多人，其中为石小红揽贷的最大“户子”(为地下钱庄或是资金使用者揽贷的个人)曹丽琴一个人名下就有220位受害人，涉及金额也达到了6700万元人民币。其余100多人都是直接与石小红发生借贷关系的市民，这些人也是最早感知事态危险的一个群体。
除了上述300多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受害群体至今隐匿不现，记者通过权威渠道了解到，这一群体或是地下钱庄，或是与曹丽琴一样的“户子”。
据知情人透露，内蒙古自治区和鄂尔多斯市两级地方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石小红事件的影响扩大，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那些至今没有“暴露”，或是主动回避的受害群体可能牵涉多达上万的普通储户，一旦这些人都被曝光，牵涉面太广，可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据了解，鄂尔多斯的典当行、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就有上千家。关于鄂尔多斯地下钱庄的规模也存在多个版本，最低的是300亿元，最高的达到上千亿元。
上述知情人告诉记者，现在就怕大家产生恐慌情绪，一起来要钱，地下钱庄扛不住，整个地下信贷链条也就绷断了。
事实上，恐慌情绪已经在蔓延。记者走访了几家典当行，发现这些昔日风光的能人们都在焦虑中，未来怎么办？他们承担着对上游储户保值增值的责任，但对下游的借贷者却产生了信用质疑。
记者以借款者的身份在准格尔路的一家典当行咨询存贷款事宜，该店张老板称，现在已经将月息降为2分(2%，下文皆按此算法)了，而且吸储仅限于亲戚朋友，以及他们介绍的人，并严格控制放贷规模，而对于放贷，张老板告诉记者，不是谁给的利息高就给谁，最重要的是借款人的信誉和项目，“绝对不放给不熟悉的人，绝对不放给外地人”。
“高利模式”难维持
石小红非法集资案，被外界视为鄂尔多斯第一起大规模的与地下信贷直接相关的案件，对地下信贷圈子的冲击很大，而鄂尔多斯市财政局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石小红事件既是信用缺失，更是现有地下信贷模式的危机爆发。
“这两年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高利贷利率节节攀升，一度达到了月息2.5分至3.5分，地下钱庄放给的月息达到了3.5分至4.5分。”上述官员对记者表示，石小红的案子给了大家警示，过高的利息难以维持整个生态链条，“反应最快的就是地下钱庄，现在他们的月息回落到了2分，他们放出去的月息也降到了3分至3.5分。”
事实上，石小红在很大程度上也栽在了超高利息上。据东胜区警方透露，从2006年底起的3年里，石小红以2.5分至4.5分不等的月利息，累计吸收民间资金7.4亿多元，案发后能够追回的仅为3.41亿元。从2007年至案发时，石小红向借款人支付的利息超过4亿元。因此，很多人认为，石小红“挥霍”的4亿元实际上是用来支付利息的。
石小红的今天或许就是许多超大规模、 高利模式地下钱庄的真实写照，但其带来的危机实际上传导给了鄂尔多斯所有的地下钱庄。
一般而言，地下钱庄充当普通储户与资金使用者之间的桥梁，获取低于储户的利息，靠规模获取暴利。地下钱庄承担向储户发放利息和向资金使用者催缴贷款的双重压力，而贷款能否顺利收回，则取决于下游的获利情况。
在鄂尔多斯，地下信贷基本只进入煤炭和房地产两个暴利行业，也只有这两个行业能承受得起地下信贷高额的利息，这两个行业在终端上支撑着地下信贷的运转，这也是鄂尔多斯的特色。
但在2009年以前，圈内人士都不担心这样的高成本，因为谁都知道，只要钱是投资于煤矿的，收回来是绝对有把握的。据介绍，2008年鄂尔多斯煤炭坑口价格达到了每吨550元，一般中小煤矿每吨煤的成本在50元，利润率高达10倍。
但昔日依赖地下钱庄发展的暴利行业煤矿和房地产，都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获利的机会和幅度都大不如以前。
“煤炭行业不是一个需要持续投资的行业，就鄂尔多斯而言煤矿对资金的需求已经不那么强烈了。”内蒙古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能大量吸引地下信贷资本的只有房地产业，其他行业很难承受那么高的利息。
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鄂尔多斯市区的人口只有70万，东胜区基本满足了居民的住宅需求。有消息称，康巴什新区房子空置率高达70%。
于光军表示，鄂尔多斯的基础设施的大格局已经成型，未来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已经空间不大，而住宅的价格已经达到了每平方米8000元的高位，短期内大幅上涨的可能性很小，剩下商业地产的前景也不明确。
危险的发展轨迹
与江浙民间资本支撑中小企业发展不同的是，鄂尔多斯的民间信贷流向的煤矿和房地产业，都与当地政府的政策和规划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鄂尔多斯近年来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的能源重镇，“羊(羊绒)、煤(煤炭)、土(稀土)、气(天然气)”成为该地区的财富之源。而现在得到大规模开发的是煤矿，在市区每个出租车司机都能讲述一段因煤炭致富的“传奇”，这里有采矿获暴利的煤老板，也有获得土地补偿而一夜暴富的失地农民。
正是这些迅速富裕起来的人，拿着巨额的资金最先进入地下借贷领域。
在东胜区万利镇开煤矿的赵老板现在经营着一个200万吨的煤矿，从开始的小打小闹到如今规模，赵老板一直和东胜的地下钱庄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告诉记者，“从最初的投资不到100万元，到现在的数亿元，地下钱庄帮了很大的忙，没有这些钱，我也干不成。”
与此同时，鄂尔多斯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2004年前后开启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和房地产业又为日益壮大的地下信贷队伍提供了庞大的市场。这些钱源自煤矿，然后流进地下钱庄，再流进楼市，形成了从地下到地上的循环。
如今，鄂尔多斯已经成为一个靠资源和房地产驱动的高消费城市，2009年鄂尔多斯的固定资产投资为1562.4亿元，比2008年增长46%，2010年该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为比2009年增长20%。
“鄂尔多斯的城市发展与地下钱庄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这些民间资本的参与，这里的建设规模不可能这么大，速度也不可能这么快，我们的发展基本上是靠本地资本的内循环。”上述鄂尔多斯财政局官员也对记者表示，资本驱动的城市发展让整个经济处于高位运行，如果不能降温，叠加的风险会越来越大，对下游产业的暴利依赖会更强
0
今年所谓的股民的利润哪里来，就是基金的4000亿亏损，其他都是虚幻。所有的人都在说着医药的价值，小盘的成长，他们现在敢全部身家吃进吗？反正我是不敢。
0
应该是实用技术和市场的完美结合。段总的经济学方面的功底也是深不可测的，他能说出人民币十年之内不升值，是有内涵的，段的思想体系是一致和连续的，他和通用老总的会面的两个问题是他心中的疑惑。诚信和多元化。
20
评论(312)
收藏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