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文化的态度

（1）钱穆巨作《国史大纲》翻开第一页写着几句告诫读者的话：“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这是学本国史和外国史的一种本质区别。

（2）中国国故精神，除了《刺客列传》中极端洁净的血性，多数都能在经史中找到映射。这种对本国历史的敬意，也可以视作对本国文化的敬意，即便当下已经礼坏乐崩，即便礼失甚至无法求诸野，即便专家学者都沦为斯文走过，有这种敬意就还有一点文心种子，就还有一丝重建的希望。
（3）中国至今没有能力批判五四精神，因为政治、文化和科学的精神，均普遍处于比比五四还低的基准线上。不管是鲁迅还是胡适，随便翻翻他们的话，仍然适用。五四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之痛切，在于强烈的危亡感，在于那一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极深湛的了解。而几十年后真正带着歹徒的恶趣实施了文化自宫和自戕的，是一个对文化毫无敬意和知觉的农民政权。今天如果还要批判，仅仅是针对这样一个玉石俱焚的残骸。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既希望重返五四起跑线，又试图重建中国文化构架、延续文明血脉的原因。
（4）就像很多地方为了经济发展或者政绩，推倒了千百年的建筑（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是只爱保存档案不爱保存建筑，这倒是传统），新建楼房的时候，因为领导全无审美，只认识茅台，自己都不知道该干什么，就随便听了某个小舅子开发商的话，或者盖起一个水泥阳具一样的大广场，或者盖起一栋蓝幕墙玻璃贴瓷砖的大厦——如果做最彻底的自我否定，不认识到文化构成的复杂，继承和摒弃都是极为复杂的事业，最后就是在这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