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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因化肥恶化 粮食因化肥增产 化肥身陷两难
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一奇迹的背后，我国化肥工业功不可没。但在施肥增产的同时，我国面临着耕地质量持续下降，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问题。在人口增长、耕地减少的严峻形势下，化肥应该如何既实现粮食增产，又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做贡献呢？
八月中旬，在“第九届全国肥料双交会”上，中国农业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张福锁做了精彩演讲，为我们点破了化肥与土壤、粮食之间矛盾的关键点。
粮食高产的代价有多大？
张福锁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解放后，党和政府花了50多年的时间，终于解决了粮食自给的难题。我国在1998年曾经自豪地宣布，中国不再是饥饿的国家，我们可以粮食自给了。所以，当时有人说“我们三年不生产粮食都够吃”，但到了2003年，我国库存粮食的70%—80%已经吃完了，粮食安全问题引起党中央、国家院高度重视。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略有回升。但能不能回升到我们的需求水平之上，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十分关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很难，因为我国人口还在增长，而耕地逐年下降。
根据对世界以及中国农业形势的分析，我国未来的农业只能依靠科技，保障食物安全、生态安全与农民增收，走现代集约化的可持续农业之路。
回顾一下我们50年走过的路，可以看出化肥用量增长较快，灌溉用水增长较快。这说明50多年来，中国农业走过了一条高投入、高产出、高速度、高资源环境为代价的路子。我们解决了粮食自给的问题，但是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今天，我们首先面临资源严重不足，生态环境负债极高，农民收入和组织化程度非常低，科技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仍不够等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我国水资源排在世界 121位，被列为13个贫瘠国家之一，而美国粮食总产量跟我国不相上下，但美国的粮食只用了17%的水，我国却用70%的水来灌溉，灌溉用水成为我国缺水的重要因素。
化肥工业的处境有多难？
张福锁 现在，化肥在我国粮食增产中发挥了50%的作用，也就是说，我国粮食生产基本靠水和肥换来的。今天，不管是氮肥还是磷肥，中国在世界上的贡献率都超过 50%，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真正是世界第一化肥生产消费大国。而国际上的化肥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增长速度下降，我国化肥总量现在超过了西方国家，还呈大幅度增长之势。我们预测，在未来的5年，全球60%的化肥由中国生产。也许我们感到很自豪，中国有能力生产这么多化肥。但大家很清楚，化肥是一个高耗能、高资源环境代价的产业，西方把很多化肥厂都关掉了，现在60%的化肥要由中国来生产。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不应该需要这么大的化肥产业，但为了保障粮食安全，我国化肥产业又必须保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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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化肥用量一直在大幅度增长，但粮食总产近10年没有大幅度的增加。比较1977年—2005年，我国化肥使用量增长了700%，而粮食增产71%，同时，种植面积下降了 13%。很明显，我国化肥用量增幅确实很大，但是农作物产量却没有相应增长，我们的养分效益持续下降，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环境污染非常严重。
滥施肥料到底多严重？
张福锁 我们通过对全国1333个实验地调查，发现氮肥利用率平均27.5%，比80年代有所下降；我国磷肥利用率也有所下降，钾肥利用率略有下降。由此看出，我国粮食作物的肥料利用率呈明显下降趋势。我们再算一下养分效率，发现养分用量急剧上升，但是单位养分生产的粮食大幅下降。我国在国际上属于“高投入低产出”状况，产出低于印度，远远低于日本、韩国，而我们的投入量全世界最高。为什么?原因之一就是，施肥不合理，尤其是在高产地区，我们施用的养分严重过量。我们在华北平原对小麦、玉米做了大量调查发现，以1公顷小麦用250公斤的氮肥作为标准（在欧洲一般都是180公斤），发现90%—92%的农户施肥过量。原因之二就是，环境来源的养分数量非常大，这是我们没能想到的。我们对华北平原作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发现大气沉降的氮，每公顷达到60—80公斤，相当于作物1年所需养分的30%左右。也就是说，作物吸收的养分30%可以从大气中来，农民根本不知道，所以他还在按惯大量施肥。
一位美国教授发表了《施肥到死》一文，其中有一句话说“中国一直没有减少氮肥用量的打算，甚至非常坚决地强调还要增加氮肥的使用量，因为中国需要粮食”。美国一位著名教授做了一个实验，每年每公顷耕地沉降10公斤氮，经过20年后，25%的物种没有了，尤其是双子叶植物都会死亡。所以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法律，规定英国的氮肥沉降量不能超过20公斤。中国的沉降量是多少?华北平原每公顷是60——80公斤，咱们的作物能不死吗?第三，经过20年的大量施肥，土壤里养分大量累积。我们对华北平原140个农户调查发现，每公顷累积氮280公斤，相当于一季作物需要200多公斤，土壤里面就累积了280公斤。当然，并非所有地区的耕地都有这么高的累积量，但从被调查地区可以看出全国整体上存在养分过量的问题。第四，农民把有机肥当成土壤改良剂，不去算到底有多少养分带到土壤里面去了。在山东寿光，我们发现60%过量的养分来自有机肥，40%来自化肥，所以，我们经常说化肥施用不合理，是因为我们有机肥施用更不合理，但有机肥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第五，我们施肥不是根据作物的生长规律来施肥，就像我们养孩子一样，不是按孩子的生长规律，而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把他一辈子要吃的食物喂进去了。我们一次把作物所需60%—90%的肥料全部施进去，但那时候作物所需养分非常少，这时就会发生抑制作物生长的情况。我们在玉米上发现，施肥太多，苗反而长不起来，少施肥反而长得更好。
高效施肥的出路在哪里？
张福锁 我们认为，合理施肥就必须考虑所有的养分资源，必须进行综合管理。现在不是养分不够，而是养分分配不合理，造成肥料养分没有发挥他的潜力。土壤里累积的养分没有利用，更没有把环境里的养分考虑进去；化肥用量大幅增长，但作物产量没有大幅度增长。要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用好所有的养分资源，减少环境的污染。采取多学科的手段，同时提高养分效率与作物产量。我们的目标是：作物高产、养分高效、环境安全，而不仅仅是为了生产更多粮食。
首先，我们要生产足够的粮食，但绝不能浪费那么多养分。因为浪费养分会造成环境污染，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养分资源的综合管理。怎么进行综合管理?就是我上面说的，我们必须考虑土壤养分、环境养分，用好化肥。第二，不能光讲化肥的使用，应该考虑多种养分资源，考虑各种营养元素，考虑各种技术措施，尤其是栽培信息技术的应用，还要考虑用政策引导农民用好技术。作物养分管理的基本原理就是，根据作物目标产量来确定到底需要多少养分，土壤与环境能供应多少养分，减掉土壤和环境里的养分后还应施多少肥。有了这个量之后，再进行分期调控，根据作物生长规律进行调控，把肥料的有效养分用到效益最大的时期，这样才能做好合理施肥、科学施肥。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华北平原做的养分总量控制研究发现，氮肥施用到一定量，产量达到最大，如果再施肥，产量就不增加了。但实际情况是农民平均施肥量超过了最佳需求量几倍。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向环境里释放的养分量非常大，而产量没有增加。分期调控就是必须把有效的肥料用在生长最快、效益最高的时候。我们在山东惠宁对460个农户做的调查结果显示，460个农户在小麦上平均每公顷用了425公斤的氮肥，超出标准量近200公斤(如表一）。
靠肥增产的潜力有多大？
张福锁 我国肥料问题引起了国家高度的重视，每年国家光给化肥工业的优惠就是400多亿元，国家还拿出了10多个亿来帮助农民搞测土配方施肥。现在，全国将近 1300县搞测土配方施肥，对我国农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我国面临的挑战仍然非常大，我们不仅仅是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下去，更重要的是用更高、更好的技术对养分进行综合管理，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减少污染，为我国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我国化肥施用量从每公顷100公斤增加到183公斤，粮食产量跃上一个台阶，从每公顷3吨增长到4吨。改革开放最近12年，化肥用量增加了100公斤，但产量仅增加0.3吨（如图一）。下一步要增加到6吨，靠施肥还能实现吗？我国现在1公斤养分生产27公斤粮食，法国1公斤生产 87公斤粮食，美国1公斤生产47公斤粮食，所以我们的潜力非常大，但我们必须同时提高作物产量及养分效率。举一个例子，华北平原的农民每公顷平均用 800公斤的氮肥生产6吨玉米，氮肥的利用率是15%，但我们研究时可以每公顷用将近1000公斤的氮肥生产18吨的玉米，氮肥的利用率还可达到25%— 30%。尽管化肥的用量非常高，但利用率比较原来高了，产出增加了3倍。这一关键技术是什么呢？
首先，农民的玉米每公顷 45000株，我们的玉米地是1公顷有8万株，密度很高；其次，高密度需要用水肥来支撑，你的水肥要增长，调控要到位。第三，土壤质量要优良，要保证在干旱、病虫害的情况下，保持稳产。土壤质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二年能完成的。尤其是高密度品种，必须做综合研究才能解决。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走了另一条路，希望玉米的密度小一点，棒子大一点，从而实现高产。今天我们需要一个小棒子、高密度的品种时，发现全国没有一个这样的品种，我们现在必须用外国的品种来做实验，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品种。今天，我们必须搞综合研究，如果我们搞施肥、土肥的人不去给育种的人提要求，育种的人就会培育出一些施用了大量肥料而不倒伏的品种，他们还认为是好品种。去年，在一次水稻育种专家会议上，他们拿出了一个“超级稻”，这个品种每公顷施430公斤的氮肥都不倒，他们很高兴。我在会上评论时说，这个品种就是在让农民大量施肥。因为，本来施100公斤氮肥就够了，而我们农民用了430公斤，多余近300公斤的氮肥进入环境，造成污染。如果培育一个品种，施到了100公斤就高产，再多施肥就倒了，农民就不敢多施肥了，这种品种对国家的贡献更大。我给农业部提了几次建议，希望品种选育考虑肥料利用率，但遭到强烈反对，认为我不是搞栽培的不了解。我觉得必须搞综合研究，大家必须共同来解决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我们所推荐的“增加密度，提高产量”行动将给我国农业生产带来一场革命，但是我们科学技术的储备还不够，我们的综合研究远远不够。搞栽培的人可以把产量搞到20吨，但是用的肥料太多；搞肥料的人能把肥料节省下来，但产量高不了多少。我们需要两者相结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合作不够。
化肥产业和谐之路多远？
张福锁 今年5月份，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国际肥料工业协会第75届年会，给我颁发了“2007年度国际作物营养奖”，奖励我在提高肥料效率技术研究上的创新。颁奖大会上，各国代表对中国化肥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担心中国氮肥产业高速发展，产能如此之高，会搅乱世界化肥市场，所以我的报告就是《中国化肥的高速发展对世界化肥工业的影响》。我对他们说，颁给我这个奖我很高兴，因为我们化肥快速发展、不合理施肥引起他们不安，所以想让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现阶段，可持续农业要求我国粮食必须大幅度增长，资源效率必须大幅度提高，生态环境必须大幅度的改善，农民还要大幅度增收，这三个问题的同时解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单一的成功都不可能发展可持续农业。要解决这些问题，国际上不会有“处方”。欧洲、美国解决的办法就是给大量的补贴，中国没那么多钱给农民大量补贴，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需要党和政府，以及肥料、栽培等各方面人士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文中图表此处省略，详见当期杂志）
作者：鲁国顺 来源：《中国农资》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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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三大汽车巨头正热衷于研发“弹性燃料（flexi fuel)”车型，而弹性燃料的主体就是号称“生物能源”的乙醇。
早在2003年3月，巴西汽车制造商推出弹性燃料汽车。这种汽车既可单独使用乙醇或汽油，也可以使用这两种燃料的任何比例混合物。从那以后，随着汽油价格的迅速飙升，这种汽车在巴西的销量骤增。在今年1月份的新车销量中，弹性燃料汽车占73%，而去年同期的27%，其中通用、福特、菲亚特、大众等汽车制造商在巴西共售出9.15万辆弹性燃料汽车，同比增长237%。目前，乙醇在巴西全国汽车燃料中比重占到了半壁江山，大量减少了石油进口，节省了1200亿美元外汇。
“弹性燃料”汽车目前主要以E85为燃料，由85％的乙醇和15％的汽油混合而成，这在中国市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国内的乙醇汽油中乙醇与汽油的比例为10% 90%。
在对发动机进行构造设计时，E85并非难以逾越的技术门槛，只要将发动机进行结构上的改进，便可以使用E85燃料，并且改进的发动机既可以使用E85燃料，也可使用普通汽油。虽然有国家政策的支持，但来源于生物的乙醇燃料有限，乙醇的来源，国内目前是依靠玉米、小麦等粮食，因此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粮食问题，而粮食问题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与国家经济的稳定，乙醇的生产关系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巨大的产业链，而这一产业链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之大，又是不容易控制的难题之一，事实上，E85已经开始影响美国的粮食价格，这也许是E85不能在华推行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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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循环冲击圈 消失的双季稻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7-09-04 12:26:31
特稿
本报记者 定军
湖北仙桃报道
随着CPI上涨和通胀压力增大，外间寄望高粮价能刺激更多的农民种粮，平抑粮价。发改委说，“今年秋粮是否丰收，将成为下半年物价走势的决定因素”。但魏贤太和他的农民伙伴们却不这么想，他们刚把最后一片双季稻田改成了单季稻。
一边是粮价高涨，一边却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削减了自己的种粮业务，以便腾出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收益更高的养殖业，或者去做工。双季稻的消失又将反过来助推粮价的上涨。
湖北仙桃郭河镇农民魏贤太今年种粮有了一个变化。拥有三亩口粮田的他，往年都是种双季稻。今年，他第一次改成了种一季中稻。
种粮少了，但魏贤太并不为少收了那一点稻谷而发愁。他已经不打算再靠种田赚钱。相反，家里那10亩鱼塘的收入才是大钱，还有8月份他每天到邻近的监利县赶场给别人挖藕，来钱都比种田快多了。
“现在粮价涨了，种粮是赚钱，但不多，而且太麻烦，不如腾出时间赚更多的外快。”魏贤太给记者算账说，“藕带今年收购价涨到3块多一斤，到武汉是7块一斤零售，挖藕是每挖一斤给钱在2－3毛钱，我每天挖几百斤，一天能赚80块，不比种粮好？”
在当地，魏贤太已经很“落后”了，他是村里最后一个实现“转型”的。在仙桃这个传统的产粮大市，如今双季稻(早稻、晚稻)正在逐步消失，郭河镇农民更是无一例外只种一季中稻，“外快”替代种粮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国家统计局8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5.6％。这其中，大幅上扬的粮价是一个助推器，7月份粮食价格上涨了6.0％。
随着通胀压力增大，外间寄望高粮价能刺激更多的农民种粮，平抑粮价。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说法，“今年秋粮是否丰收，将成为下半年物价走势的决定因素。”
但魏贤太和他的伙伴们并没有回头之意，因为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因为少种粮而减少。上半年，湖北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885.21元，快于同期城镇居民的 15.9％，同比增长18.5％，增幅比上年同期加快6.3个百分点，4个百分点。
随着农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古老的价格传导机制“失灵” 了，减产不减收的“少收了三五斗”新农村故事正在上演。
消失中的双季稻
在中部粮食主产区湖北，仙桃是闻名全国的产粮大市。当地粮价正在上升。7月份的仙桃农村的大米市场零售价格是1.7元一斤，比起去年同期1.2元一斤等于上涨50％。“现在吃的去年的陈粮价格还在涨，”一位当地农民告诉记者，因此估计9月份的中稻新米出来后价格可能要涨到1.7－1.8元一斤，甚至2元一斤。
尽管粮价暴涨，但根据仙桃市郭河镇农民魏光户的算帐，眼下农村由于农药、化肥、收割等成本上升，种粮收入的增长并不大，考虑到农业税取消的因素(目前每亩仍有提留，主要上缴给当地使用)，每亩稻谷一季的收益仍在200多元左右。种双季稻，也不过就是再多挣200块，而且时间、劳力投入巨大，不如干的别的划算。
“但是粮价上涨带动的农产品价格的全线上涨，还是使农民获益很大。”仙桃郭河养鸡协会会长马明爽说，“只是这种收益主要不是体现在种粮环节，而是在一些相关的农产品产业环节。”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45.2％，鲜蛋价格上涨30.6％，水产品价格上涨 5.4％。“由于猪肉价格上涨的替代效应，今年养鸡、养鸭的收入比起种植业要高得多。”马明爽说。
魏光户现在家里有10亩鱼塘，放养了 1000只鸭子。根据他的说法，10亩鱼塘养鱼的纯收入在2万元左右，鸭子的收入最少有2万，这不是好的品种，好的鸭子可以赚3－5万。
“1000只鸭子每天下蛋1000个左右，每个鸭蛋除去饲料成本可以挣2毛。这种情况是近年来最好的。”他屈指计算。今年鸭蛋价格上升很快，去年鸭蛋贩子给他鸭蛋的收购价是每市斤2.7－2.8元，今年7、8月份涨到了4.7元。
郭河的蛋鸡专业户也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年景，从每只鸡上面年获益 20块钱左右。郭河凤林村一名大的养鸡专业户在去年上半年经历过一场龙卷风之后，居然在去年下半年将受灾损失全部挽回，今年更是稳赚。
同样，受益于猪肉价格上升，仙桃目前生猪每斤8元的价格，仔猪价格更比去年上升接近10倍，使得养猪专业户每头猪多赚400块钱左右。
可是，一个奇异的现象是：尽管养殖比种粮收入高，但养殖也仍然不是当地农民最感兴趣的营生。在仙桃，上规模的养殖户仍然不多，并且散养鸡鸭猪鱼的农户还在减少。
因为还有成本更小收益更高的行当在招手。
脱离粮价的腰包
“如今仙桃这里的养殖户很少再自己动手养鸡养鸭的了，都是花钱在当地雇人来养，相应的工资也水涨船高”，马明爽介绍说，比如养1万只鸡的员工工资去年是5000元，今年涨到了7000元。“养殖业的收益主要就是通过养殖场大量聘用当地农民打工方式到达农民手里的。”
魏贤太到监利县赶场给别人挖藕，每挖一斤的人工涨到2－3毛钱，每天收入就达到了80块。
农民涉农打工收入的快速上升，除了粮价、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背景外，也缘于本土劳动力的紧缺。
湖北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秦尊文是荆门人，近几年来他回家也发现了这一个微妙的变化，前些年农村的青年劳动力几乎见不着了，有的甚至举家外出不回。今年，他发现一些出去的人陆陆续续又回来了。
仙桃通海口镇农民工马大平刚刚告别了在上海郊区打工的生涯，用所挣的钱回老家盖楼。作为瓦工的他在盖楼时没有雇一个工人，而他说以后自己也再不想外出打工了，因为“现在仙桃请小工的价钱已经升到每天70块钱以上，更高的有上百块钱，在家打工的收入不比外边低”。
“过去十几年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加上中西部地方经济发展，导致本地劳动力越来越短缺，本地打工的工资开始上升，农民在家打工的收入也水涨船高。”秦尊文说。比如农产品加工工业不断进入乡镇，仙桃郭河镇办起了大量的虾皮厂、醉鱼加工厂，在龙虾加工厂上班，月薪可以达到1500元。
一位在仙桃市区超市上班的农民工告诉记者，现在每天的收入在70块左右，如果是在户外工作，80块钱还不一定招得到人，“这些都比做农活强，也比到沿海打工强。”他说。
根据他的计算，尽管沿海每人每月的收入可以达到在1500元左右，但除去房租、通讯，以及每年春节回家的成本，一对夫妇一年落不下2万块，不如在家乡打工收入强得多。
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在杭州萧山打工的张志雄夫妇准备近期回仙桃老家打工，尽管萧山给出的工资每月每人有1600块。
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开始到本地乡下挖人，比如湖北麻城的一些初中高中生，经过培训成为海员，迄今有数千名到远洋公司上班，工作期间年薪在6－12万，其劳动关系建立在麻城的农村海员基地。
秦尊文介绍说，湖北各地的劳动力剩余情况区别很大，仙桃市还不是最紧缺的，汉川甚至打出“要上班，到汉川”的广告，应对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原来出去的青年人已经开始回乡了，过几年，当这些青年人变成中年人后本地劳动力会更缺，工资还要提高。”
在通胀压力日益增大的2007年，宏观决策层期待粮价的上涨的传导机制会撬动更多的农民来提供更多的粮食，以抑制食品价格的上涨。但一边是粮价高涨，一边却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削减了自己的种粮业务，以便腾出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收益更高的养殖业，或者去做工。双季稻的消失又将反过来助推粮价的上涨。在粮价杠杆失灵之际如何面对通胀，是摆在决策层面前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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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价格上涨源于一本糊涂账 几个留守人
2007年09月04日
当前农副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关注。目前宏观调控正在进行中，各界人士也对此轮价格上涨作了各种解释和原因分析。但我们在基层调研中了解到，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两个重要原因被忽视。
一个原因是，农副产品的统计数字确实存在“拍脑袋”、“想当然”、“每年往上加”的情况。一个乡镇或一个县市，产了多少粮棉油，养殖了多少猪禽鱼，可以说是一本“糊涂账”。各级政府的有关材料或统计数据非常可观，每年都在“增长”，可是真实产出数远小于统计数量。
另一个原因是，农村中有文化的青年劳动者太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数是妇女和老人，这造成了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村现代劳动者严重缺乏的矛盾。妇女和老人的任务是“留守”、“自给”、“完成国家粮食订购任务”，对于多数已成市场调节的农产品来说，他们根本就无力也无法批量生产，养猪养鸡只是为了自给，至于水产品养殖，根本就无力顾及。
我在一个县的农工部门工作五年之久，全县451个乡村跑遍380多个，深感以上情况的严重。比如养猪，全县统计数字是20万头，其实不到5万头，又比如养鸡，全县统计数字是600万只，其实只有50多万只。
农产品产出统计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造成了很多问题:决策部门的决策失误，研究咨询机构的分析错误，专家学者的结论失真，供给消费的长期失衡等等。依据这些“统计数字”进行分析提出的建议自然是没有实际效果的。
现在，发展现代农业是“上下很急中间不慌”。所谓“上下很急”，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很着急，农民很着急。所谓“中间不慌”，就是省市县三级政府，抓现代农业，抓农业生产，一级比一级弱化，到县乡镇一级，几乎就“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了。比如，统计数据表明一个县养了600万只鸡和100万头猪，即使对数字有怀疑，也没有人真正地下去查证。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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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价格与水稻生产现状调查
在调查中，我们与粮农一起算了一笔帐：如果每百斤普通早稻90元，普通晚稻100元，优质晚稻120 元以上，按照谷米价比1：1.6-1.7水平计算，普通早米零售价格将达1.5元/斤，普通晚米零售价将近1.7元/斤，优质晚米零售价将突破2.0元 /斤，分别较现在提高20%、21%、25%。如此价格城镇居民是否消费得起呢？如此涨价是否会带动其他物资的大幅度涨价呢？是否会招致粮食的大量进口呢？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分析。
一、随着大米年消费比重的逐步降低，绝大多数城镇居民完全有能力支付起口粮费用。现在，城镇居民人均月工资在600元以上，年可支配收入过了万元，年购买大米不足120斤，每斤大米1.5-1.7元，一年吃饭只要180-204元，全部吃优质大米，也只要250元左右，一年的粮食消费支出不过可支配收入的2.5%。用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吃一年的粮，没有什么支付不起的。矿泉水每瓶1.5元，蔬菜每斤 2-4元，这些东西吃得起，每斤1.5-2.0元的大米照样吃得起。再说，2000-2005年，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加661元，即便今后维持这样的增速，因提价而增加的粮食消费支出也只占收入增加值的7.5%，仍有九成多的增收额可用于其他消费。
二、粮食作为最基本的消费品，其价格的上涨会造成以粮食为饲料的肉禽蛋奶等食品以及以粮食为原料的副食品价格的上涨。在我国经济尚未达到小康之前，城镇居民的生活支出主要是食品消费支出，粮价上升直接推动食品价格上升，使居民生活消费增加，进而带动工资成本的上升，造成工业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物价总水平上涨。但小康之后，居民食品支出比重明显下降，粮价上升虽然食品价格会不同程度上升，但对居民的生活消费已经影响不大，对工资成本、工业品和服务价格的影响力正在减弱。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曾出现两次粮价的大幅度上涨：第一次是1993年下半年至1995年4月，早、晚稻收购价分别上涨72.8%、 61.2%，城镇米价上涨了1.69倍；第二次是2003年下半年至2005年2月，早、晚稻收购价分别上涨47.9%、30%，城镇米价上涨约40%。前一次粮食涨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10.6%，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表面上看“通货”是粮价上升引发的，实际上粮价对这次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率只有6.1%，之所以通货膨胀率高，关键是汇率变动，汇率变动使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普遍上涨，汇率对这次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率达76.5%。
后一次粮食涨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仅上升2.7%，社会反应坦然，物价总体稳定。粮价升百价升，只是短缺时代、经济落后时代的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粮价对其他社会物价的影响将越来越弱。适当的粮食价格有利于工业带农业、城市带农村，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三、国际大米贸易量少，适当的粮价不会导致粮食的大量进口。一方面我们大米价格提到1.5-2.0元/斤，也仍然低于泰国大米；另一方面，国际大米年贸易量只有 2600-2800万吨，即便我国米价高于国际市场，按我国入世承诺的配额全额进口，外国米也只占我国大米消费量的3%左右，对国内市场影响仍然是很小的。另外，现我国年进口大米约30万吨，如果进口上百万吨，国际米价将上升，低价不复存在。我国是大米生产、消费的头号大国，任何大米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不必看国际市场的“眼色”行事，国际市场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所以说，适当的粮食价格只会惠及农民，而不会伤害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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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灾变危及粮食安全
2007年04月04日 10:56
气候变暖，增加蒸发可能使北方江河径流量减少，各流域年平均蒸发量增大，因此旱涝等灾害的出现频率会增加，并加剧农田用水资源的不稳定性与供需矛盾。
今年2月的早春，北京最高气温就达到了10℃，上海最高气温21℃。就连冰天雪地的哈尔滨，最高气温也只有零下4℃，而沈阳最高气温已突破0℃，达到3℃。类似的气候异常，表明全球气候变暖正在走向中国。
一项最新科学研究显示，在过去的25年里，全球变暖效应已经导致世界上一些主要的粮食作物减产。从1981年至2002年，由于气温升高，小麦、玉米、大麦的全球产量每年共减产4000万吨，相当于每年26亿英镑的损失。
虽然这个数字对于世界范围内谷物年产量来说并不算大，但是科学家警告称，研究结果证明了气候变化已经对全球粮食产量造成了明显影响。
据江苏省气象部门监测，从去年12月开始，这个省的气温明显偏高，这是受厄尔尼诺影响的明显表现。气候专家对此认为，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春季出现连续阴雨天气，影响粮食作物生长，甚至导致减产。
不久前，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六部门发布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指出，由于气候变暖使农业需水量加大，供水的地区差异也会加大，为适应生产条件的变化，农业成本和投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
评估报告指出，今后气候变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很可能在未来50年至80年使全国平均温度升高2℃至3℃，平均降水量虽然会增加7%至10%，但并不能改变干旱化的趋势，特别是北方干旱化的趋势。
评估报告还认为，气候变暖,增加蒸发可能使北方江河径流量减少，各流域年平均蒸发量增大，其中黄河及内陆河地区的蒸发量将可能增大15%左右，因此旱涝等灾害的出现频率会增加，并加剧农田用水资源的不稳定性与供需矛盾。预计2010年至 2030年中国西部地区每年缺水量约为200亿立方米。
评估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沿岸海平面可能上升幅度为0.01米至0.16米，导致许多海岸区洪水泛滥的机会增大。
专家警告，气候变化将使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产量波动增大。最新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将对中国的农业生产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21世纪后半期，中国主要农作物，如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最多可下降37%；今后20年至50年间的农业生产也将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冲击，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气候变化将严重影响中国超长期的粮食安全。
气候缘何影响粮食减产
令人不解的是气温升高后，农作物的生长期延长了，怎么农业反倒会减产呢？
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是“毫无争议”的事实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日前发表的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梗概得出了这个结论。该报告梗概中指出，对全球大气平均温度、海洋平均温度、冰川和积雪融化的观测以及对全球海平面的测量等已证实，全球气候正在变暖。
令人不解的是气温升高后，农作物的生长期延长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加后植物光合作用所需的重要原料更为充足了，怎么农业反倒会减产呢？
农业气象专家解释说，全球气候变暖，将使世界主要粮食带向极地扩展，并且扩展的速度是年平均气温每提高1℃，北半球中纬度地区的农作物等将向北推进 150公里至200公里，会使较为寒冷的高纬度地区的农作物生长期延长，产量相应增加。但是气温的升高也会使中纬度地区极端天气增加，地表的蒸发加大，地下水位下降，旱情趋于加重。气温升高会使低纬度的高温和伏旱加剧。这些都会造成中、低纬度地区粮食产量下降。而世界上主要产粮地区是分布在中、低纬度地区，高纬度地区的耕地面积有限，因此高纬度地区所增加的粮食产量远远不能补偿其他地区粮食的减产。
此外，气候变暖不仅会使土地的荒漠化加剧，还会使农业病虫大量繁殖，因此对农作物的危害也会加剧。
气候变暖还会引起海平面上升，海水会向内陆倒灌，盐土向内陆扩展，使农作物生长地区的盐渍化和沼泽化更加严重，靠近沿海地区的种植面积减少，粮食产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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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全面审视
2007-06-21 00:00:00
[摘要]美国农业政策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 “新政”。2002年5月产生的“2002年农业法案”，是美国国会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的调整而产生的新法案。美国农业政策影响了美国农产品生产和贸易。了解美国的农产品贸易政策应该从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入手。
（中经评论·北京）美国的农业政策直接影响美国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影响农产品贸易，因此，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包含着农业政策。本文的分析思路是首先从分析农业政策与农产品贸易关系的基础上，认识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再从贸易协定的视角看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改变。
一、美国农业政策的基本框架
美国农业政策可追溯到20 世纪30年代的“新政”。1930年，美国农场在美国就业和GDP等方面都占据相当的比重，但农场的人均收益仅仅是全国平均收益水平的1／3。1920年代的农业萧条在1930年代的大危机时变得更加深化。1932年，农产品产量比1929年有所增加.但农产品价格指数却从100降低到44，农场主的可支配收入也在减少。1929年，农场的平均净收入为962美元，1932年下降到288美元。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新政”的一部分.193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加上1948年的“商品信贷公司特权法”和1949年的“农业法案”，这三个法律构成了美国永久性的支持农产品价格和支持农民收入的法律框架。之后的美国农业政策都是在这三个法律的基础上加以修改一般每隔四五年制定一个农业法来调整农业政策。农业调整法的主要内容有价格支持和收入支持。这些政策通过以下措施实施：
（1）限制生产耕地，实施休耕补贴。美国农场的耕地面积大，一些农产品因为产量过高、供给过多而造成市场价格下跌，农场主收入减少。因此，为了控制农产品供给，保护农产品价格.美国对部分农产品实行休耕，由政府对休耕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
（2）制订目标价格，提高无追索权贷款，对农产品实施差额补贴。无追索权贷款是一种抵押性贷款，即农场主以尚未收获的农产品作抵押，从政府的农产品信贷公司取得贷款。目标价格由生产成本和生产者利润组成。当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农场主可按市场价格出售农产品，用现款还本付息。如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农场主可把农产品交给农产品信贷公司，政府按目标价格和市场价格之差给予差额补贴，补贴对象主要是小麦、玉米、棉花及乳制品等主要农产品。
（3）实施农产品储备计划。农产品储备包括联邦储备和农场主储备。政府通过提供储存费以及无追索权贷款，鼓励自愿参加计划的农场主将部分谷物储存起来，使市场保持供需平衡。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支付储存费保护农场主利益，另一方面，又可以调节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稳定农产品价格。
2002年5月的“2002年农业法案”，是美国国会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的调整而通过的新法案。美国农业部必须按照新的农业法案实施农业政策。该法案的特点是推翻了“1996年农业法案”关于停止补贴和将农场主推向市场的方针，再次规定对农业实行补贴。1996年迫于财政负担和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需要，美国制定了被称之为“农业自由化法案”的“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与改革法”。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已经执行了60多年的农业补贴政策。这个法案规定：从2002年开始取消政府对农场主提供的全部直接补贴；法律制订了一个7年内向农场主提供总额为356.26亿美元的农业市场过渡计划；取消对作物耕种面积限制的农场主有完全的自由来耕种他们的土地；仅保留无追索权贷款和农产品销售贷款，但利率上调1个百分点。
“2002年农业法案”推翻了1996年农业法关于停止农业补贴和将农场主推向市场的既定方针，决定在今后继续向农场主提供各种补贴。该法案决定在继续补贴的前提下，对补贴的方法做了若干修改和补充：新农业法案继续沿用原来法律实行的直接补贴计划，但以固定的直接补贴代替1996年农业法案的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新农业法案新增加了反周期收入支持补贴计划.用以代替 1998－2001年向农场主提供的销售亏损援助补贴计划。新农业法案对花生补贴计划进行了重大修改。推出新的乳品计划。
二、美国农业政策与美国农产品贸易
美国农业在法律框架支持下.政府对农民支付了大量的资金。2004年，美国政府对农民的支付为133 亿美元，2005年为200亿美元，2006年估计为210亿美元。这笔支出占美国2005年联邦财政赤字3190亿美元的6%。美国政府对农民的财政支付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这导致了市场扭曲。政府的支付往往与生产和价格联系。生产的越多，政府支付得越多：价格越低，政府支付得越多。这样的机制向农民发出的信号是。他们不需要按市场运作的方式从事生产。这种条件下的生产导致市场价格扭曲，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美国政府的支持政策和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导致了美国农业生产产量提高，生产过剩。在国内市场无法调节过剩的产量情况下，只能通过出口解决。美国农产品的出口又压低了世界农产品的价格。引起了主要依靠农产品出口获得外汇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不满。
美国农产品出口对美国农民和美国经济的意义重大，出口不仅支撑了美国农产品产量。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且还增加了就业。因为美国农产品产量的1／3用于出口，具体而言，43.5%的小麦、53.3%的大米、 43.1%的大豆、20.1%的玉米和45.3%的棉花用于出口。美国是世界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国。25%的农业总收入来自出口。这就意味着美国农业比工业更依赖国外市场。出口还会产生非农经济活动，按照美国农业部的说法，每1美元产生的出口收入，会带来价值1.48美元的附加经济活动。美国农产品出口给美国提供了91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包括46个非农岗位。这就是说，2005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为629亿美元，而由此产生的附加经济活动的价值达930亿美元。从1950年以来，美国的农产品出口数量增加了8倍。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为世界之最，2005年，美国货物贸易出口为8926亿美元，进口为16743亿美元，逆差为7817亿美元。但美国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从表1近4年美国农产品贸易统计可以看到这点。农产品贸易顺差为美国经常帐户逆差的减少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样，美国的农业政策与农产品贸易联系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美国农产品的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前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主要是大宗产品，诸如小麦、大米、油菜籽、棉花和烟草。原因在于美国的土地优势和资本密集程度高。美国大宗作物的比较优势显著。这也导致了美国农产品出口以大宗产品为主的格局。但在过去10年里，美国向发达国家出口大宗产品的比重下降了，由原来占出口比重的43%，下降为34%。而美国大宗农产品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加了，比如，中国已超过欧盟成为美国大豆出口最大的市场。不仅如此，美国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出口稳步上升，这些产品主要是肉类、禽类、粗磨粉、活动物、油、水果、蔬菜和饮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出口已超过大宗农产品的出口。
三、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实施情况
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是WTO《农业协定》的“三大支柱”，因此认识美国的农产品贸易政策也从可这三方面入手。
1、市场准入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2004年，美国农产品最惠国平均税率为9.7%。这是非农产品关税税率的2.5倍。有195个税目采用关税配额。2004年超过配额的进口产品被征收平均49%的税率，配额以内的税率为9%。配额之外的税目 91%采用从量计征，配额以内的税目28%采用从量计征。关税配额应用于特殊产品，包括牛肉、奶制品、花生和花生油和烟草。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美国采用的关税配额被列入减让表受到约束。美国在与贸易伙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也对部分农产品使用关税配额。
2、国内支持
2004年.美国政府对农业生产者支付了133亿美元，几乎占农业净收入的16%。美国农业部估计，2005年直接支付为214亿美元。根据美国 2004年向WTO通知的内容，按当前的“综合支持总量”的计算，2000年美国为168亿美元，2001年为144亿美元。而美国在WTO做出的削减 “综合支持总量”的承诺规定，美国每年支持的上限可达到191亿美元。2000年和2001年，美国在“绿箱”名义下的支持达到了500亿美元。“绿箱” 支持是免于削减的。按“2002年农业法案”的规定，美国国内支持主要的手段是直接支付、反周期支付和贷款计划。这三项占政府对农业生产者支付的62%。此外，还有紧急援助和作物保险这两项支付计划。
3、出口竞争
出口竞争涉及出口补贴、出口信贷、出口保险、出口担保。根据美国在WTO作出的承诺，美国对13类产品组进行出口补贴。2000年以后，美国每年对出口补贴的支付上限为5.94亿美元。根据美国 2004年向WTO作出的通知，2002年美国的出口补贴为3150万美元。接受出口补贴的产品主要是奶制品。美国实施出口补贴按“出口促进计划”和“奶制品出口刺激计划”执行。按“2002年农业法案”的规定，这两个计划执行到2007年为此。出口补贴以现金支付，以出口量为计算依据。美国有三个主要的出口信贷担保计划：“出口信贷担保计划”（GSM102）、“中间出口信贷担保计划”（GSM103）和“供应方信贷担保计划”。美国“商品信贷公司” （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负责执行“出口信贷担保计划”和“供应方信贷担保计划”。公司并不提供生产融资但对出口产品提供支付担保，符合信贷条件的产品能取得商品信贷公司资金贷款。2004年，美国这种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额达到了37亿美元。
此外，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中还有一个“食品援助”。根据“1949年农业法案”，美国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用于采购美国的食品，或直接向发展中国家捐增食品。“食品援助”实际上构成了美国农产品出口的一部分，但是它体现着美国的外交政策意图。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食品援助国家，2004.年美国的食品援助占全球食品援助的 56%。2005年，美国的食品援助金额为21亿美元。
四、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
1、关税税率的比较
世界农产品关税结构基本特点是发达成员的约束税率要普遍高于发展中成员，由表2可知，美国的农产品关税约束税率比其他发达国家低。而中国农产品关税约束税率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低的。
由于乌拉圭回合谈判建立了农产品关税约束机制，因此，目前许多成员对农产品进口管理，既建立了约束关税，也制定了实施关税。关税削减淡判是对成员关税上限水平的约束，削减的对象是约束关税而不是实施关税。约束关税和实施关税之间的差额被称为关税“水分”。若成员关税水分越大，说明成员方实施关税比约束关税更低。从表3可以看到美国的水分并不大。
2、国内支持的比较
WTO《农业协定》对国内支持分为5种情况并加以区别对待：“黄箱”、“绿箱”、“蓝箱”、微量许可和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其中“黄箱”支持是各成员方要承担削减的主要义务。因为这种国内支持与扭曲贸易有关，被列入“综合支持量”，并规定，以1986年至 1988年为基期的“综合支持量”（AMS），在1995年至2000年的6年中，发达国家削减基期支持的20%，发展中国家在l0年内（到2004年）削减基期支持的13%。各成员方削减的承诺列入减让表第四部分。各成员方按年度计算的AMS及削减承诺都要向WTO农业委员会通报。由于“绿箱”支持被认为对贸易不扭曲或扭曲很小而被免于削减。“蓝箱”支持也被免于削减承诺.不列入“综合支持量”。
世界上对农业国内支持投入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欧盟（WTO中欧盟为一个成员方）和日本。因此，比较美国的国内支持只需在这三个经济体之间比较就能说明问题。根据成员方对WTO的承诺，2000年，美国“综合支持量”的上限为191亿美元，欧盟（15国）为598亿美元。日本为359亿美元。2000年这三个成员方的“综合支持量”上限占整个WTO成员方“综合支持量”上限的80%。上限是约束水平的规定，各国在实施时是都会根据本国具体情况进行支付。根据这三个成员方向WTO作出的通报，2000 年，欧盟的国内支持为389亿美元，占上限的比重为65%。日本的国内支持为64亿美元，占上限的比重为17.8%。美国的国内支持为168亿美元，占上限的比重为87%。因此，从绝对额看，欧盟的国内支持比美国高出许多。
3、出口补贴的比较
与国内支持一样，出口补贴也主要是发达国家使用的政策措施，目前在149个WTO成员方中只有25个国家使用出口补贴（欧盟为作为一个国家）。从1995－2000 年，WTO成员方每年平均使用了62亿美元的出口补贴。而其中欧盟出口补贴每年的平均数额为55亿美元，占整个WTO成员方出口补贴90%的比重。这一数额美国为8360万美元，名列第4。从以上“三大支柱”的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农产品贸易政策措施与货物贸易政策措施相比，美国对农产品实行了贸易保护主义，但与欧盟、日本等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比较，美国的保护主义并不十分严重，欧盟是世界上农产品保护主义最严重的经济体。从WTO角度看，美国要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理所当然地要削减自己的保护主义措施。
五、自由贸易协定促进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改革
自由贸易是美国对外贸易的基本理念，或者说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美国通过多边贸易体系、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实现贸易自由化战略。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美国积极发起了“多哈议程”的谈判。美国认为通过农产品贸易的谈判.削减或取消农产品贸易堡垒，扩大美国农产品的海外市场，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认为，如果全球取消各种扭曲农产品贸易的政策措施，将使全球农产品价格上升12%，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增加12%，美国会继续保持农产品的贸易顺差，农业生产的产量还会增加。因此。美国在谈判中确实作出了许多减少壁垒的承诺，由于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贸易谈判中的僵硬立场，导致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严重，以致“多哈议程”的前景暗淡，预计成果不大。但如果“多哈议程”最终达成了协定，意味着美国在谈判中也肯定作出了削减贸易壁垒的承诺。因此，多边贸易在给美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美国贸易政策的改变。
“竞争性自由化”战略就是为了弥补多边贸易体制进展缓慢的缺陷，美国从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中能获得在多边贸易体制中不能得到的利益。美国除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以色列和约旦的自由贸易协定外，目前又达成了若干个自由贸易协定。美国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获得了新的市场准入条件。2004年1月，美国与智利和新加坡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2005年1月，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新加坡在协定生效后，立即对所有的美国产品取消关税。美国对新加坡的大部分产品取消关税，其余的部分在3至10年内全部取消。智利在协定的生效后的4年内给予美国3／4的农产品免除关税，12年内分阶段取消对美国农产品的所有关税。美国分阶段取消对智利农产品的关税。两国取消对彼此间农产品贸易的出口补贴。澳大利亚在协定生效后对所有美国农产品的进口立即取消关税。美国对来自澳大利亚20%的农产品立即取消关税。对牛肉、奶制品和糖产品三个敏感产品，美国仍维持配额。随着美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增加，美国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领域中的收益还会增加。同样，美国在3个贸易协定中，也对这3国作出了承诺。如果多边贸易体制谈判进展不大的话，美国会更加注重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六、结论
农业占美国经济中的比重很低，但对美国经济仍具有意义。美国维持着对农业的保护，农业保护政策扭曲了农业生产，大量的农产品只能通过出口予以消化产量，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但与欧盟和日本比较，美国的保护主义并不严重。保护主义可以通过美国在多边、区域和双边3个领域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予以改变。
（国际贸易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朱颖，李艳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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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跌无人问 涨多头管"看农副产品调控得失
农副产品“跌价无人问，涨价多头管”的现象，显示出目前调控仍停留在“短缺调控与消费者调控”的层面；暴涨某种程度上源自此前对生产环节利益的漠视
连日来，我国各地粮油肉蛋价格轮番上涨，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严峻考验，并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这轮价格普涨有宏观经济偏快、流动性过剩以及世界食品价格上涨等客观原因，同时暴露了农产品市场调控思路的欠缺、动物防疫体系的薄弱，粮食能源化的负效应也开始显现。
源自对“跌”的漠视
对政府近期的肉价调控，长期从事生猪养殖的江西华绿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建生不无微词。他说，一年前养猪户们苦苦挣扎、赔本杀猪的时候，除了少数畜牧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微弱的呼吁，舆论无声无息，也未见政府扶持。现在猪肉一涨价，政府部门一边通过投放国家储备肉等措施平抑肉价，一边给城里人提高低保、发放“肉补”，明显有“重城轻乡”、“重消费轻生产”的嫌疑。
徐建生说，政府如果在去年把这些提高低保、发放肉补的钱，通过价格补贴、疫病补贴、种猪补贴或者疫病保险扶持农户“救市”，保护养殖户积极性，减少提前出栏，引导及时补栏，今年的暴涨行情或许可以避免，至少不会暴涨。他坦言，今年猪肉价格暴涨根本原因是供需有缺口，而供需缺口是由于去年猪肉低价和蓝耳病疫情造成猪贱伤农，是有关方面对去年肉价暴跌和疫病的漠视留下的“后遗症”。
江西省农业厅市场处副处长胡仲明说，猪肉“跌价无人问，涨价多头管”的现象，在当前我国农产品市场上并不鲜见。政府容易重视消费市场的反映，忽略生产环节的呼声；市场不会因价格低廉激起微澜，却能对价格上涨产生强烈波动；消费者只能感知价格上涨的苦楚，却难以体会猪肉价格下跌时农民的辛酸。农民既要承受下跌的亏损，又难享受上涨的红利……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跌的漠视，加上风险补偿机制缺失，导致了报复性的暴涨。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指出，各级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还惯于在供应短缺、价格上涨时，站在城市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而在农产品过剩时却要么不管少问，要么无能为力，“托市”、“救市”难见有作为。而农产品贸易条件恶劣是世界性的课题。虽然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但在全社会的舆论氛围、思维方式上，农民的话语权还是太弱，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还存在“以城压乡”，“二元结构”思维依然存在。
李国祥说，在城乡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今天，政府“有形的手”必须更多地从“短缺调控”转为“短缺调控与过剩调控相结合”，从“消费调控”转为“消费调控与生产调控相结合”。他认为，短缺调控是无源之水，只能头痛医头，治标不能治本，只有结合过剩调控，才能从根本上构建农产品产销平稳的长效机制，避免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
从去年底至今的粮油肉蛋轮番涨价的情况看，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正变得更加频繁，涨跌幅度也在悄然增大。李国祥说，过去，各地城市有“菜篮子工程”保障城市居民生活消费品价格稳定。这几年随着农副产品生产加速向农区转移，“菜篮子工程”的补贴机制名存实亡，而新的、全国性的补贴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
下一步，要研究是否需要建立对所有农副产品的生产补贴机制。
实际上，目前国家对粮食的补贴机制已经建立，并初见成效。对比去年底的粮价上涨和今年5月的猪肉价格上涨，两者表现迥异。
去年粮价上涨后，国家通过抛售最低收购价粮食，市场粮价很快得到平抑，至今仍在较高位稳定。而今年5月的猪肉涨价行情则是 “一天一个价”，虽然有关部门提出动用国家储备肉平抑市场，但迟迟未见行动，业内预测肉价至少要到8、9月份才能回落，有的甚至说要到明年，政府部门对 “疯狂的肉价”似乎束手无策。
这是由于目前政府对这两种农产品的调控机制不同。2004年春粮食价格上涨后，国家及时采取措施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每年发布重点粮食品种的最低收购价，粮食收获时如果市场粮价低于最低收购价，则由国家指定的粮食经营企业入市收粮。这一方面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保证了足够的粮食产量；同时，收购进来的粮食也成为政府重要的调控手段。因此，这几年我国粮食产量持续上涨，价格稳定。而包括生猪在内的许多农副产品生产完全市场化，又缺乏生产预警机制，因此不免大起大落，价格暴涨暴跌。
受访的有关人士提出，为了整个宏观经济的平稳协调发展，应该参照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研究对整个农业产业建立生产补贴制度，建立农副产品持续稳产稳价的长效机制：可以考虑出台最低收购价制度；可根据不同农产品的特点建立种猪补贴、疫病补贴等制度；积极引导销区与产区建立紧密的、有利益纽带的产销合作机制；抓紧建立和扩大推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降低农业生产风险。
粮食能源化“挤压”食品安全
粮油肉蛋价格普涨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粮食能源化。近年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处于历史高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将粮食产品用于替代能源的生产，生物能源产业方兴未艾，谷物需求大量增加，推动了粮油肉蛋涨价。
《瞭望》新闻周刊在去年底粮食价格上涨期间曾就粮食能源化问题作过调研报道，并发出警号。随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共同下发了《关于加强生物燃料乙醇项目建设管理，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要求立即暂停核准和备案玉米加工项目，并对在建和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清理。
最近的肉蛋价格上涨再次证明，燃料乙醇给中国带来的并不全是好东西，高油价和高粮价的双重压力给国计民生带来了困难，对整个宏观经济提出了新挑战。能源安全问题开始“挤压”包括粮食安全在内的食物安全问题。
长期以来，粮食是比较效益最低的农业产业，能源用途的开拓延长了粮食产业链，提高了附加值，适度发展，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是，目前盲目建设的势头，不仅不利于农业结构调整，也不利于玉米加工产业的健康发展，并有可能引发国家粮食安全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来说，吃饭问题永远不能掉以轻心。大量消耗粮食来加工工业用油、化工产品，不仅是“拆东墙补西墙”，更是“挖地基盖屋顶”。一定意义上，粮食安全问题属于生存的范畴，是“底线”；能源安全则更多的属于发展的范畴。中国农科院院长翟虎渠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说，中国粮食不能承受“能源化”之重。为了解决 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我国的土地已经筋疲力尽，我们“不能饿着肚皮开汽车”。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学者管清友最近说，在生物能源上，目前中国陷入了两难，如果大力发展乙醇等生物能源，则直接面临高粮价的威胁；如果不发展，则可能在替代能源领域落于人后。如何应对？他提出了三点思路：
一是增加粮食和能源产品的进口，尽可能减轻国内价格上涨的压力。食品价格走势关乎民生，应当作为首要考虑的政策目标。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如果能部分转化为储备油和储备粮，则既发挥了外汇储备的作用，又解决了燃眉之急。
二是把粮食问题等同能源问题来看，千方百计增加国内粮食供给，给种粮农民以实惠，保障他们的利益。通过补贴、限价收购和流通体制改革等手段，理顺粮食供需渠道，增加粮食供应。
三是重新思考和调整中国替代能源发展的思路，重新思考美国等粮食生产大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思路是否适合中国。
管清友说，中国的能源战略至少应该考虑到两个问题：首先是替代能源发展不可回避，要作为长期战略。其次是能源战略首先要保障国民福利，导致国民福利下降的能源战略没有意义。人是第一位的。尽管中国面临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但是粮食安全永远都比能源安全重要。本轮粮油肉蛋价格普涨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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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涨价的最大受益群体是农民，与农民存在“利益共振”的公司才能从中受益。
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中国基本的农业生产活动如种植、养殖大多由农民完成。上市公司基本分布在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的环节，一些从事农产品加工的企业利润在农产品涨价的情况下还受到挤压。因此，直接从农产品涨价中受益的公司并不多。
国泰君安---《农产品涨价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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