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独股一箭”就是塔勒布所说的“打字机前的猴子”们的杰出代表。。。打字机上的猴群
——幸存者以及其他认识偏差
如果有人把不计其数的一群猴子放在一些打字机（要造得结实）跟前，让它们胡乱敲击键盘，肯定其中有一只猴子会打出一篇一字不差的《伊利亚特》》推敲起来，这种想法就不像乍看上去那么有趣了：因为这种概率是非常低的。不过让我们把这处揄再推进一步：就算我们找到了那只出类拔萃的猴子，有哪位读者肯拿出比重的积蓄来打个赌，认为这只猴子下和篇就能打出《奥德赛》来呢？
在这个故事里，有意思的是那第二步。已经完成了的业绩（在这时指的是打出了一篇《伊利亚特》）对于预测未来能有多大关系呢？做任何决策的时候，如果是以过去的业绩为根据，仅仅依赖于过去时间序列的一些属性，那么就会面临与此相同的问题。试想那只猴子出现在你家门口，带着它那令人民绝的过去的业绩。嘿，它写出了《伊利亚特》，赶快，跟它签合同让它写出续篇来。
一般做推论的时候有个主要问题，就是那些以从数据中找出结论为职业的人，通常比其他人更快而且带着更强的自信落入陷阱。我们拥有的数据越多，就越有可能陷进去。在对概率法则略知一二的人们当中，以后面这种原则为基础来做决策的想法比较普遍：如果一个人的业绩以一种一贯的方式表现得相当出色，那么他肯定在哪些方面做得对路子，否则就是非常不可能的事。于是人们就格外看重优秀的业绩纪录。他们把这样的成功运营业绩作为判断的准绳，并且认为，如果某人过去比其他人做得好，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他比多数人做得好的可能性就很大——应该说是大得很。不过，一般来说，对概率的一知半解带来的危害比一点不懂更大。
它取决于猴子的数量
我不否认，如果有人过去比众人都做得好，那么就可以推想他有能力在未来也做得好。但是在做决策的时候这种推想的说服力有可能很弱，非常弱，以至于毫无用处。为什么呢？因为它完全取决于两个因素：他的职业中随机成分有多少，以及参与运作的猴子数量。
初次采样的规模关系极大。如果这场游戏中只有五只猴子，那么我对写出伊利亚特的猴子会格外地另眼相看，以至于怀疑它是不是古代那位诗人的转世。如果有十亿十亿十亿只猴子，那么我就不一定那么大惊小怪。事实上，如果连一只猴子都没有全凭侥幸（无法事先指定）敲打出一篇名著（例如，卡萨诺瓦的《往事回忆录》之类），我反倒会感觉意外。我们甚至于可以指望其中一只猴子为我们提供一份前副县长总统戈尔的《均衡地地球》，说不定还删除了原文中的一些空洞套话。
这个问题进入商业圈子以后带来的恶果比对其他各行各业更严重，因为它高度依赖随机性（我们已经不厌其烦地将依赖随机性的商业活动与牙医行业做了对照）。从商的人数越多，就越有可能从中产生纯侥幸的大明星。我很少看到有人去数猴子的数目。与此一脉相承的是，很少有人去数市场中投资人的数目，以便计算出在一段市场历史和投资人数已经给定的条件下，成功运营的条件概率，而不是成功概率。
现实生活是险恶的
猴子问题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其他猴子是无法计数的，更不要说看到它们了。它们都被隐没起来了，因为人们只看到胜出者——败下阵去的人就完全消失掉，这很正常。于是人们看到的是幸存者，也只有幸存者，他们使我们留下关于机遇的一种错误认识。我们就对概率做出反应，只对社会对概率的评价做出反应。就像我们从尼洛·杜立普身上所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受过概率训练的人，在社会的压力面前也会有不理智的反应。
股海游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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