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关于转基因的好文-----基因为谁而"转"

基因为谁而"转"

记者：侯福龙 来源：《世界博览》

一场并不新鲜的科技伦理争论，被一纸"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悄然唤醒。这里，科学家的职业道德与商业利益、公众的科学素养和知情参与、国家的粮食问题及生态环境，又一次交织在了一起。
正 文
北京的冬天寒气逼人，天气状况和蒋高明教授的心情有几分相似。坐在香山脚下的办公室里，满脸愁容的他向记者娓娓道来这个冬天发生的大事件--农业部为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转基因水稻颁发了安全证书，预示着转基因大米搬上餐桌已为时不远，此事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担忧。"转基因水稻其利在商，对于食用者和整个生态环境而言，弊大于利！"蒋高明教授言辞坚定。

蒋高明教授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生态学家。这次农业部颁发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在科学界内部，只有他和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薛达元教授，对该证书的获批、其商业化种植前景提出了公开的质疑；此外，绿色和平组织也对此事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媒体一片沸腾。

面对大众和媒体的呼声，以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为代表的国内科学界，通过撰文对此事进行了辩驳和澄清。另外，人民网还于近期邀请了三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就转基因水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在毒理学评价方面，转基因水稻的大鼠试验结果表明，对试验动物未见不良影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杨晓光，以确凿的动物实验数据，推测出转基因水稻对人体没有负面影响，"长期食用也没有任何危害！"

受雇于美国某生物公司的方舟子也指出，转基因水稻大鼠、小鼠都能吃，为什么人就不能吃呢？尽管迄今还没有以人为实验对象的转基因食物实验，但是方舟子以"严谨的科学逻辑"推测出了"确凿的科学结论"。

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转基因水稻的食用安全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

谁动了上帝的种子

在欧洲传统中，任何生物作为上帝的作品，都是神圣的；而转基因技术则是企图干预上帝精心的设计，按科学家的意愿再"创造"和"改造"生物。

"由于基因决定蛋白质合成，水稻的基因组中‘转‘入一个外源基因片段，这个水稻就会生长出特定的蛋白质。吃了这种水稻的叶子，害虫就可被毒害致死。这便是转基因技术的基本原理。"蒋高明以科普式的语言给记者解释道。

转基因技术作为生物技术时代的标志之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1983年，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第一次培育出了转基因烟草，标志着转基因植物的诞生。1994年，美国孟山都生物公司推出了转基因大豆及转基因番茄，并获得美国国家准许的推广资格，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就此开始。

以孟山都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公司在生物产品商业化应用的前景下应运而生。"时至21世纪，转基因农作物产品作为生物公司的主要商品之一，已成为世界贸易竞争的主角。生物公司商业化研发并生产转基因作物，引领了植物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潮流，又为公司收获了巨大的经济利润，从而形成了一套动力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功民研究员告诉记者。

然而，就在商业化生产的同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引发了一系列科技伦理方面的争议。抛开人类能否干预自然、扮演上帝的角色不说，单是发生在1998年的"转基因马铃薯事件"就让全球民众恐慌了一把--英国科学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电视节目上宣称，用某种转基因的马铃薯喂养大鼠，会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

该事件是第一个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案例，它使得人们对转基因的抵制从英国波及到了整个欧洲。查尔斯王储曾这样说，"人类企图插足某个神圣的领域，然而我不打算让朋友和家人食用转基因食品。"

查尔斯的言论得到了很多公司以及欧洲民众的响应，此后，关于反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生物实验的呼声和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因此，欧洲得转基因技术一般仅限于实验室，在商业化种植方面则较为保守。而在生物技术公司大行其道的美国，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商业化种植都较为积极。

但是，争论不曾停止。

奇妙的"科学共同体"

1998年，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的实验结果并没有获得业界科学家的认同，相反，有很多生物学家指出其实验的漏洞，并指责其结论不够严谨；当然，英国皇家学会最后组织专家调研，也没有完全推翻他的实验结论。
该事例成为了华中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传媒中心反驳蒋高明教授的例证。

博文《蒋高明对转基因的质疑可以休矣》有这样的句子，"由于普斯陶伊的实验工作差错百出，其结论是不可信的。随后，其所在的研究所宣布劝退普斯陶伊，并声明不再对其言论负责。这个10年前已有定论的事件，现在还被蒋博士和其他一些人拿来炒作，显然是很不严肃、很不负责的，有‘忽悠‘公众之嫌。"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著名黑猩猩研究专家珍古道尔在最近发表的著作《希望的收获--食品安全关乎我们的心灵》中写道，普斯陶伊教授被除名后，有些科学家出面为其辩护，极力维护其科学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发表。"一方是生物技术公司的商业利润，另一方是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健康，争论会持续下去。"珍古道尔在无意间揭示了科学领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1962年，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共同体"进行了全面的定义--有共同的探索目标、掌握着大致相同的文献并且接受相同的科学理论的一群科学家，就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如果以政治作比喻的话，科学共同体相当于党派，科学革命则相当于政治制度的变革。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替代另一个的过程，库恩将其称为"科学的革命"。比如，牛顿和爱因斯坦就属于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因为他们对物理学的基本假设持不同观点；如果他俩能见上面，一定会吵得面红耳赤。

现代社会，以生物技术公司为背景的转基因科学家群体，也形成了奇妙的"科学共同体"。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田松副教授告诉记者，"研究某领域的科学家，绝对不说该领域的坏处，只有说他好，才会拿到基金，拿到课题。而个别有道德感的科学家，即使站出来，指责自己领域的问题，也会迅速地被边缘化，被这个领域所抛弃；所以从科学共同体内部反思本领域的科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悖论。"

这就解释了普斯陶伊被除名的根本原因--他的实验引起的恐慌使转基因公司损失惨重，也使受雇于生物技术公司的转基因科学家群体丧失大量资助。

受雇于美国某生物公司的方舟子，在倡导转基因方面呼声颇高。从2001年开始，方舟子就公开发文，极力支持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销售。有关人士指出，以"学术打架斗士"闻名的方舟子，是打着科学家的名义为美国生物转基因公司唱赞歌的典型；他的周围形成了大批的拥趸者，也在暗中结成了强大的利益链条。
方舟子对转基因植物的观点，在一个名叫"亦明剥壳"的博客中阐述得十分详尽。亦明将方舟子的观点总结如下：其一，转基因食品安全、绿色、营养全面，而且能解决世界粮食危机，对此，在国内销售转基因食品，完全可以不加标注；其二，反对转基因的人都是无知的、反科学的、制造恐慌和玩弄阴谋的分子；其三，对于支持转基因的人，都归为无私的、正值的和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而对于基因污染问题，方舟子的观点是，不能排除转基因生物对环境造成的基因污染，即使污染了，也无所谓。

"亦明是一位神秘的人物，我们谁也不知道此人的真正身份。不过从他的文章看，他有深厚的生物学背景，在专业领域内应该做得很出色。而且，此人对方舟子的研究，表现了精深的文献考证功力，心理分析功力，逻辑推理功力，这份功力，做史学家，做记者，都是一流的。他对方舟子的剥壳，是对当今中国的一大贡献。"田松副教授告诉记者。

从普斯陶伊与方舟子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科学共同体"维护其团体利益的过程的过程。" ‘干什么的吆喝什么‘，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三分之二是搞转基因的科学家，很多人持有转基因专利，或正在申报专利，有些还有自己的转基因公司。在生物安全委员会里，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非常少。"蒋高明阐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