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应深入分析中国消费函数 有针对性扩大内需

2008年12月28日 08:5621世纪经济报道【大 中 小】 【打印】

在上世纪末，中国通过扩大内需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0年后，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启动了更大规模的刺激内需计划。如何有效拉动内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如何有效配合，中国明年经济增长前景如何？

12月26日，在中国金融学会主办的2008中国金融论坛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央行副行长易纲、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中央财大校长王广谦、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陈雨露等金融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复杂的消费需求函数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消费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迅速地下降，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从过去接近60%的水平逐渐降到50%。相比居民消费，公共消费比重下降更快。第二，从消费结构看,居民消费比重较低，公共消费较高；物质型消费较多、服务型消费较少。本世纪初,服务业占GDP43%到44%,后来慢慢下降,降到了大概不到40%。

周小川指出，我们落实和贯彻扩大内需政策，必须深入研究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即要研究中国的消费函数：首先，它是否能够定量化，若不能，是否有一些横向或纵向的规律。

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消费函数中，影响消费有两个因素：收入和价格。

在上述两个因素外，周小川认为目前至少应关注以下四个因素：第一,消费者情绪。即统计上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这是一种相对比较主观的因素,它跟近期的经济预测和对未来就业前景预计有关，属于一个近期的变量。其次，居民对于中长期消费远景的看法。而它主要又与养老保障体制、医疗保障体制密切相关。另外与居民长远的职业生涯和环境保护等有关系。“这里面蕴含着一系列改革的题目。”周称。

第三,供给因素。多数产品是供给跟着需求走,但也有一部分是供给决定需求的。比如互联网供给所创造的大量需求。技术的创新也是创造出了新的需求；第四,消费和休闲时间的函数关系。研究表明,要想扩大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要取决于休闲时间。休闲带来了消费模式的变化,特别是在丰裕社会之后,休闲创造了多样化需求。

周小川强调，如果把这些变量都成功地反映在消费需求函数中,对于如何制定扩大消费的政策,以及金融业如何支持扩大消费,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受上述诸多因素影响，消费函数相当复杂，绝不是简单的线性函数。

“目前重要的是提高消费的增量而不是存量，因而要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周称。目前这一数值基本为75%。即居民新挣100元钱大概75%用于消费。央行统计部门的研究结果为：5%左右的贫困人口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超过了90%；在这5%以上,其中包括了农民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也在75%左右。城市人口的中产阶级和富裕人口,大体也在75%。这与人们平时的直观想象(收入越高消费倾向越高)并不完全一样。

他强调，要大胆创新，积累经验，充分发挥金融对结构调整、对创新的重要作用，扩大服务业消费对扩大内需和就业的拉动力度。

前三季度，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逐季下降，分别为94.8、94.1和93.8。中央财大校长王广谦认为，刺激消费要扩大人均收入，并要有很好的社会保障。他建议加大居民收入结构调整力度，并加快社会医疗和保障体系建设。

财政政策须与货币政策配合

在下行经济周期中，货币政策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财政政策应充分发挥作用。如何实施好4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避免浪费和产生新的投资热循环等负效应呢？

陈雨露认为关键是调整结构，实现无经济危机的增长。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贾康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在总量上做好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其次，大力优化结构，“这是财政政策更应该侧重的”。第三，抓住时机实行结构性减税和税制改革，在推出燃油消费税后，要抓住目前CPI和PPI快速回落的时机进一步推动资源税改革。最后，多方协同配合，积极推进调动市场潜力的政策性融资。

“10年来我们的金融政策体系框架不是更清晰了，而是更模糊，或者是更令人惶惑。应该争取尽快理清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思路和要点。”贾康表示。

“需要将政策性金融问题提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来处理。”他强调。因为政策性金融体系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可以以建立国家战略目标和降低社会成本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公平，支持我们国家按“三步走”的战略，贯彻“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赶超战略。

贾康建议从四个方面改进和完善政策性金融：第一，明确政策性金融的政策性目标和发展商业性金融业务边界。可根据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确定政策性金融的定位和目标，合理设计政策性业务以及政府对于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方式。应当以分工合作的思路，动态地分清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金融的边界，为政策性金融的设置、配套规定免责条款。第二，以市场为目标解决政策性金融的机制问题。建立市场化的评价体制、风险防范的体制和专业化管理机制。第三，大力构建风险共担机制和完善利益补偿机制，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市场目标的实现，避免出现道德风险的负作用。最后，合理地构建绩效评价体系保障政策性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