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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帖子又翻了上来了。
现在？
现在老家，苹果，3两以上，红果，松本锦，1.35元，从果园里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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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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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嫌萍果贵,你的房子,车子...很大部分本该是属于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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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菜市场，苹果4元一斤，还不太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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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LZ老乡,赫赫,碰巧也许是一个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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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以后中国的农民生活都是比较苦的，因为在小农时手工业占农民收入的50％左右，而18世纪以后这笔收入没了。一直到现在，所以还要要走出农村，工业化是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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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布满星，月芽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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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这个行业振兴计划 那个行业振兴计划 就是没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老百姓手里没钱 拿什么消费
社会保障体制说说而已 又不见动静了
老百姓对未来的恐惧 挣了点钱也不敢花 想着存起来应付未来的风险 其实也没用 但还是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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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转个关于“烤烟”的帖子，看看农民的苦和中间的黑！
种烟的成本
50岁的杜小琼正在自家院子里腌制咸菜，她的6亩地要一个月后才开始种玉米。虽然玉米的收入不如种烟，但丈夫去世后，种了10多年烟的她再也不想种烟了。除了家里没有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栽烟太苦了”。
“过去栽8亩烟，要请20多个人来帮忙。早上9点出去，晚上8点以后才回来，还要3辆拖拉机拉水。现在栽玉米，只要三四个人就行了，也不用拉水来浇，靠雨水就行。”杜小琼说。有了更多闲暇时间，杜小琼还可以做点小生意，省吃俭用地供着大儿子读硕士研究生。
杜小琼是云南陆良县农民，她所在的村烤烟品质在当地数一数二。该村每年种烟平均六七千亩，最多时达1万亩，而今年的计划则下降到4000多亩。“全村1000多户人家中有100多户出去打工。因为烟有控制，价格老是上不去，效益不好，有些人就不种烟了，农民希望能慢慢转产。”村委会主任钱保平说。
在烟农李伟家，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家里5亩烟地，去年收入6000多元，除去煤炭、薄膜、化肥、农药等成本，纯收入大约3000多元，也就是说，一棵烟的收入为六七角。“这真的是我们一家3口起早贪黑、风吹日晒的血汗钱。”
李伟觉得现在种烟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仅煤炭、薄膜的价钱贵，与其他村不同的是，他所在的村是个缺水的干坝子，水要向远处一个二级电站购买。有田的人每人要缴纳150元的水费，他们家3个人就要交450元。此外，如果请帮工的话，到烤烟栽完、收完，他们大约还要付出上千元的辛苦费。但是对许多烟农来说，在计算栽烟的成本里，他们几乎不把劳动力的成本算进去。
而且，种烟最怕的是碰上冰雹、大雨等天灾，“那就是血本无归了。”杜小琼内心最伤痛的事就是2003年的一场冰雹砸碎了他们全家的希望。那年七八千棵的烟叶被打死了5000多棵，“田里落满了绿色的烟叶，烟杆光秃秃的，满眼尽是凄凉”。七八月的田地，已经很难栽种其他作物，即使种点萝卜，也卖不了多少钱，一家人的生活变得很拮据。虽然政府给每棵烟苗补贴两角，5000多棵补贴了1000多元，但如果赶上好年头，可以卖到六七千元。那次天灾后，种烤烟20多年的杜小琼家，烤烟种植面积就逐年减少了。
“种烟，就像漂在水里的金子，捞到了就是钱。如遇天灾，就只能看着金子变成水啊。”她叹息道。
“蹲着栽烟，跪着卖烟”
“除了怕天灾，许多烟农还怕卖烟。”一名烟站收购员在与记者聊天时说。
“那你这个职业很吃香啊。”记者赞许他。
听了这话，这名烟站收购员一个劲儿地摇头，他坚持说自己只是收烟的时候在那里帮忙，没有工资。旁边一些村民听了这话脸上露出诡秘的笑。
傍晚，记者来到烤烟辅导员邓涌家。邓涌直言：“收购站工作人员的工资大概每月500元。其实收烟的工作很苦，在里面收烟，又呛又是灰，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感冒。但即使这样，大家都想加入，哪怕不拿工资也为烟站工作，无非就是想与公司有关系，在自家卖烟的时候能卖个好价钱。烟农把这叫做‘蹲着栽烟，跪着卖烟’。”
他说，压低烤烟级别是一些收购站赚取利润的主要方法。由于烟的等级分类很复杂，人为因素很多，一些收购站就把可以卖到2级的烟压为3级，3级的烟压为4级。当烟站再卖给烟草公司时，这些级别又会提高；烟站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压秤”，少了10~15公斤，每户烟农就要少收入一二百元。但是，若与烟站关系好，就可以免掉这些遭遇。所以，一些人为了自己的烤烟不被压级、压价，都要给收购站的点长和工作人员送钱送烟，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村民任建东说：“前年卖烟时，我在家里称的烟是180公斤，到了烟站就少了50公斤。我受不了这个气，去年，我把烟全部卖给二手烟贩了。”
据烟农们反映，有的烟站收购人员的随意评级，使烟农对烟草公司产生了积怨。一个乡镇就曾因烟站压价过低，发生了烟农阻断烟站的大规模群体事件。去年有个县一个烟点收烟车翻到河里，烟叶全部泡了汤。随后，这个烟点收烟的级别变得极为苛刻，“他们就是想通过压级的方式把公司的损失弥补回来。”该县一名收购站工作人员说：“再这样下去，农民可能就不再种烟了。”
烟农与烟站之间的矛盾，滋生了二手烟贩市场。一些不种烟的人因为和烟站有关系，收购了农民的烟再卖给烟站，一年可以赚二三十万元，比种烟的农民收入还高。所以农民们说，“种烟的不卖烟，卖烟的不种烟”。
但对于没有关系的烟农来说，他们仍然愿意选择烟贩，即使是次烟叶也可以卖个好价钱。而在收购站那里，次烟叶的价格则非常低，所以，他们不在乎烟贩从中赚取的那些差价。
邓涌说，另一个驱使烟农将烟叶卖给烟贩的原因是，烤烟生产历来都有合同收购数量控制—每户烟农在栽烟前都要与公司签订合同，规定每户每年只能售卖的数量，若超过合同规定，公司不予收购。烟农一般将合同之外的烟叶卖给了烟贩。
“合同的签订，对农民来说就是，丰收了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的烟，自己不能吃，又不能送亲戚；而欠收的时候，价格提高了，农民又没有可卖的。”邓涌说：“现在各县都有烤烟种植计划，按烟区分到不同的地方，而且必须连片规划；一旦规划了就要种，村委会就是租地也要雇人种，不种，公司就不给你烟水配套工程，不给你修路。”
禄丰县一个自然村的烟农证实了这一说法。他们说：“2007年4月下旬，由于村委会把合同数报多了，而他们的种植面积也不足，因此村里一块30亩的麦田被规划进了连片面积。为了保证全村同期完成烤烟生产预整地工作，烟草公司和乡上的工作组把大家快长熟的麦子全挖了。而实际上要麦子收完后10多天才会移栽烤烟，到那时老百姓割完麦子再请工来整地也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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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农村，认真种地的人很少了。很多从城市返回的民工每天就是打麻将赌钱，进行财富再分配，如同城里人炒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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