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
登录/ 注册
主页
论坛
视频
热股
可转债
下载
下载

ZT:格林斯潘说了什么?

08-10-30 09:10 1185次浏览
hora
+关注
博主要求身份验证
登录用户ID:
ZT:格林斯潘说了什么?

辉格

上周四,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承认自己没能预见到金融危机以今天如此剧烈的程度暴发,并承认他曾给以最大信任的参与者自我约束机制没能预防危机的酝酿和暴发。格老的这一表态被许多人解读成他对自己过去所信奉的理论和所执行政策的“悔悟”,或者说他“认错了”。从类似的报道和评论中,人们似乎可以读出这样几层意思:作为金融系统的首席监管者,格老当初应该认识到却没有认识到或忽视了某些危险信号,他在若干可行的决定中选择了错误的一种,并因而未能避免危机的发展和暴发,所以格老及其所领导的美联储对危机的暴发负有责任,如果他们当初更明智和谨慎一些,危机或许可以避免,进而,如果由持另一套宏观经济理论的人来领导美联储,并执行更严格的监管政策,危机本可以避免。

是不是这样呢?格老的国会证言是否暗示了上述意思?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今年3月,格老曾在《金融时报》撰文详细说明了他对本次危机的看法,如果我们对照阅读该文与他的听证会发言稿,就会发现他的观点根本没变,两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基本一致,许多段落甚至原文照搬,因此,将他的国会证言解读为“幡然悔悟”或“终于认错”是不得要领的。格老的确承认了他做出了错误的预见和判断,也承认了他没能采取恰当措施避免危机,但他并不认为存在另一套更好的理论和模型,能让他或其他监管者做出正确预见,也不认为存在可行的措施来避免危机,换言之,格老承认他不是上帝,如果不是上帝也是错误,那他的确错了。(讽刺的是,不久之前的确有很多人将格老奉为上帝)。

是的,人不是上帝,人的理性十分有限,美联储委员个个博学多智,但他们的政策和措施也只能依赖于现有的知识系统,特别是宏观经济理论,然而经济理论总是滞后于经济实践,这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是市场先发展出了金融衍生品,才有了经济学家关于衍生品的理论,和以此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模型和监管模式,同样,是市场先经历了波动和周期,发生了危机,才有了关于周期和危机的理论,以及相应的货币政策。此次危机之后,人们自然会对先前的理论和模型做出修正,如格老所言,监管政策也须做出调整。但这些都是事后之明,事前,任何理论都无法预见在一个全新的、充斥着衍生品并持续了数十年繁荣的市场中,危机会以何种方式酝酿和蔓延。

监管政策必须调整,但如果将之理解为必须向强化监管的方向调整,则是错误的,如格老所言,随着危机深入,银行和投资者已变得极其谨慎,远比任何可能的监管政策所希望的更加谨慎,此时任何强化监管的措施都没有意义,同时,银行和投资者对于旧理论和模型的反思和怀疑将比经济学家和监管者更加激烈,无须监管者提醒便会远离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那些金融产品。因此,强化监管,对于已被危机所揭示的风险是多余的,而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风险,则是无知和无效的,只要继续容许金融创新,那么下一次以全新方式发生的危机仍将无法避免。监管当然能避免危机,但代价只能是扼杀一切创新。次贷危机绝不可能发生在朝鲜,但没人希望把美国变成另一个朝鲜。

和生物系统一样,经济系统是在连续的创新和淘汰浪潮中得以进化和发展的,进化赖以继续的前提是,未来对于创新是开放的。许多生物创新曾在短期造就了物种繁荣,随后当生态系统和环境条件改变时便不再适应而遭遇灭绝。今天,当我们赞叹自然之神奇和生物之丰富多彩时,或许已经忘了数十亿年的生物进化史上,曾经历过的无数次物种灭绝,99%以上的物种早已不复存在。同样的,当我们反思金融危机甚至痛批那些创造了衍生品的投行时,可曾记得它们创造了数十年的繁荣?假如上帝当初把那些变异生物个体视为怪物而加以清除,他可以避免生物大灭绝,但他将永远见不到脊椎动物、灵长类,当然,还有我们人类。
打开淘股吧APP
0
评论(1)
收藏
展开
热门 最新
hora

08-10-30 12:51

0
亚洲的复仇(上)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2008-10-30 

“那些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事情,不会永远继续下去。”——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

过去30年来,一系列金融危机周期性地对世界造成冲击,我们目前面临的这场危机,可以看作是其最新一轮体现。这场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动荡,其所影响到的经济体至少占全球总产出的一半,这使之成为比此前历次危机都更为严重的一次。然而,与那一系列危机相比,无论是在起源还是结果上,当前的金融危机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让人十分沮丧。

为了找出相似之处——同时有助于思考如何解决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我们需要回顾一下20世纪70年代末的情景。石油美元,即石油输出国在原油价格急剧上升时赚取的外汇,通过西方银行被转移至较不富裕的新兴经济体(主要是拉丁美洲)。

1982年,墨西哥政府宣布无法偿还债务,迫使纽约和伦敦的货币中心银行(money centre banks)陷入困境,导致了近30年来的第一次大危机。

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学的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了(与此次的)相似之处*。他们侧重研究的是此前发生在高收入国家中的历次危机,但也注意到了发生在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同样具有的一些特点。

这一次,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有巨额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因此,他们指出,“大量货币已被有效转移至存在于美国境内的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内”、“超过1万亿美元被输送到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该市场由美国最贫穷、信用最差的借款人组成。最后的索赔人不同,但在许多方面其运作机制是相同的。”

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此前新兴市场危机之间的联系意味着,目前银行业和经济所遭受的创伤,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高风险的货币政策、监管不力和缺乏责任感的金融业的产物,虽说这些因素很重要。它们的产生,起源于全球经济在金融自由化时代的运作方式。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收到大量持续流入的国外贷款,便承担着随后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因为外部和内部的金融脆弱性都将增加。目前,美国和其它一些高收入国家(包括英国)所经历的,正是这种危机。

最近发生的危机,也与此前那些有关——尤其是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正是在那场危机后,新兴经济体才成为庞大的资本输出国。这种模式因中国选择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有所加强。中国做出这一选择的部分原因,也是由于担心面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邻国所遭遇的困境。该模式因最近油价的变动,以及随后石油输出国经常项目收支顺差激增,而得到进一步巩固。

这十年来,全球宏观经济大环境是这样的:美国和其它一些高收入国家作为支出者和最终借款人的抵消作用出现。债务激增的美国家庭通过动用他们的住房“储蓄罐”,进行着前所未见的疯狂支出。

当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还是美联储理事而非主席时,他为了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提到了“储蓄过剩”的出现。这种描述很准确。新旧千年交替后,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长期名义和实际利率处在较低水平,而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廉价资金鼓励无节制的金融创新、借贷和支出。
刷新 首页上一页 下一页末页
提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