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言自语莫围观

作为研究互动行为的一种方法，博弈论有着特色鲜明的前提假设。
这些假设（完全理性假设）主要有三个：
（1）博弈的每一个参与人是工具理性的；（理性人要有一个明确的（well-defined）偏好。然后在给定约束条件下，该人总是追求自我偏好满足的最大化。这就是我们对理性人最简单的定义，有时候我们叫做最大化问题。偏好满足连续性假设假设=>效用函数。个人的最优选择是由偏好和约束条件共同决定的。人们的选择不一样，既可能是因为偏好不一样所致，也可能是因为约束条件不一样造成。在我看来，现实中人们偏好之间的差异小于人们面临的约束条件的差异，人们之间不同的选择往往是约束条件不同所致。）
（2）“每一个参与人是工具理性的”这一点是所有参与人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共同知识假设则是说，双方都有无限的推理能力，都看得很远，谁也不比谁差。如果现实社会中满足这一假设的话，一方想在博弈中赢得另一方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3）所有的参与人都了解博弈的规则。（现实中的很多互动情形，当事人可能并不知道所有相关的规则，比如无知的犯罪。）

在现实中，人的行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
对理性人提出批评，主要三方面：
第一个是有限理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erbert Simon）创造了一个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来描述人的行为。他认为，人的大脑加工能力、记忆能力均有限，所以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只能是有限理性。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人们经常模仿别人的所作所为，以致出现盲从和迷信等现象。
第二个是有限毅力（bounded willpower）。完全理性意味着人们能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进行精确的计算，但现实中人们做一些事情经常是由于毅力不够，抵挡不住眼前诱惑所致。为了减少这种自身毅力不足导致的问题，人们就会采取一些措施。比如为了防止自己乱花钱，控制自己少用信用卡，口袋里少带现金。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承诺行为（commitment）——博弈论的一个重要概念。
第三个是有限自利（bounded self interest）。有限自利包含很多的含义，一种含义是利他主义，一种是情绪化行为（emotional behavior）。很多人都有情绪化行为。我们经常讲鸡蛋碰不过石头，胳膊拧不过大腿，为什么有人就要碰一下呢？为什么有人非要拧一下呢？因此，我们好多人的行为不是完全理性的。情绪化行为的存在也是对理性人假设的批评。但如我们将看到的，在重复博弈中，情绪化行为也可能是非常理性的，有些社会规范是通过情绪化行为维持的。

理性人假设的意义
尽管理性人假设有些极端，但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的选择理论仍然为我们预测人的行为和评价制度的优劣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经济学家并没有幼稚到相信现实的人像他们假设的那样具有完全理性，但他们仍然坚持这个假设。为什么？
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在没有更好的其他可选择的理论的时候，接受理性人假设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尽管我们知道人不是完全理性的，甚至经常会干傻事，但目前还没有发展出来一个建立在非理性假设上的、可以信赖的、准确的、具有更好处理能力的研究框架。虽然有限理性更符合现实，但以此构造理论的努力目前并不成功。非理性假设可以描述许多现象，但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有分析能力的理论体系。在思想市场上，在众多可选择的假设中，理性人假设仍然是最具竞争优势的假设。这是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出现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理由是，从社会演进的角度来看，尽管人不是每时每刻都是理性的，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不理性的话，他（她）就很难生存。一个人尽管不是每时每刻都是理性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人们应该从生活中得理性。
第三个理由是，我们整个社会科学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预测人是如何行为的，还要分析社会制度的优劣，评价各种政策和改革方案。为此，我们要对人性有一个前提假设和判断。如果我们假定人都是不理性的话，什么社会弊端都可以归结到人的问题，那么制度就没有办法设计了，人类也就没有办法改进了。比如说，如果中国与美国相比，不仅资源效率低，而且道德水平也差。如果我们假定人是理性的，我们经济落后，我们道德水平低，就说明我们的体制有问题，我们的激励制度有问题，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当然，也可能是我们的文化有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进行体制和制度变革，改变我们的政策，改造我们的文化。因此，有了理性假设，我们就可以更多地关注制度、政策的作用，从而使社会科学可以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基于以上原因，尽管我们必须意识到理性人这个假设不是没有问题的，也并不是处处适用的，我们还是需要接受人的理性假设。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证明市场是人与人合作最有效的手段。

《博弈与社会》


社会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协调和合作。
协调的关键是如何形成一致预期，合作的关键是如何提供有效的激励。
协调问题的核心是人们如何预测他人的行为。解决预测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合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激励问题。
协调问题和合作问题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
解决协调问题需要正确的预测，为此需要掌握相关的知识和规则。显然，在小范围的社会内，涉及的互动对象较少，一般而言需要掌握的相关知识也较少，这样就比较容易做出正确的预测，从而相对容易协调。
协调要求预期的一致性，合作要求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一致性。
解决社会的这两个基本问题，人类主要依赖的是制度性手段（包括文化、惯等）。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人类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制度，这些制度可以分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或者称为明规则和潜规则。大致来说，前者如法律、各类规章制度，后者指一些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包括地方俗、社会规范等。与法律等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的执行成本相对较低。

《反脆弱》

“做好最坏的打算，最好的情况总能水到渠成”。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们往往做最好的打算，而希望侥幸逃脱最坏的结果。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人们反感小的损失，但对非常严重的“黑天鹅”风险却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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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脑“很不擅长”处理概率问题。
比如对“小概率”的估计会受到情感的影响。
因此会“高”估小概率的“好”事情，并“低”估小概率的“坏”事情。

杠铃策略


杠铃策略（双峰策略）：一面是极端的风险厌恶，一面是极端的风险偏好，而不采取“中等程度”或“温和”的风险态度。
中等风险则有很大的迷惑性，因为它受巨大的测量误差的影响

杠铃策略并不一定是以部分投资于抗通胀的现金、部分投资于投机性证券的形式呈现的。
任何消除毁灭性风险（爆仓）策略都属于杠铃策略。
（比如，如果你 90% 的资金以现金形式持有（假设你不会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或以所谓的“保值货币”储存起来，而剩下 10% 的资金则投资于风险很高或极高的证券，那么你的损失不可能超过 10%，而你的收益是没有上限的。如果某个人将 100% 的资金都投入所谓的“中等风险”的证券，那么他很可能由于计算错误而承受毁灭性的风险。）

《反脆弱》

基础的不对称性

想知道为什么不对称性能像波动性一样带来回报？
只要想一下，如果你失去的比得到的少，有利因素比不利因素少，那么你会喜欢波动性（波动性总体来说会给你带来好处），你也就是反脆弱性的。......

用基础不对称结构将以下4个要素联系起来。
脆弱性等于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等于不利因素比有利因素更多，即等于不利的不对称性。

反脆弱性等于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等于有利因素比不利因素更多，即等于有利的不对称性。

《反脆弱》：非预测性的世界观
你很难预测未来有什么东东，但比较容易预测未来没有什么东东。
因为脆弱的事物特别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关键不在于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在于系统自身的根本性缺陷。
但是公众往往看不到系统自身的缺陷，公众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最后一根稻草”。
为啥会这样捏？
因为“最后一根稻草”通常是某个具体事件，而且往往很具有戏剧性，自然很吸引眼球并让人印象深刻；
而系统内在的根本缺陷，往往是抽象的东西，而且比较学术化，当然无法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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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此次疫情引起的美股大跌。

人能力或智力的欠缺无法区别噪声和信号，往往是过度干预背后的原因。

你越频繁地寻找数据，你会发现，你找到的噪声（而非被称为信号的宝贵数据）的比例就越高，信噪比就越差。 

社交媒体也存在同样的弊端——非常差的信噪比。

系统性错误：
经济体系容易爆发系统性错误。
借用控制论的术语就是——这类错误具有正反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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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系统性错误：
对失败者的特征描述就是，失败者往往在犯错后不内省、不探究，觉得难堪，听不得批评，试图解释自己的错误而不是用新的信息丰富自己，并开始新的历程。

如果能够理性地进行试错，将错误当作一种信息源，那么，试错过程中出现的随机要素其实并没有那么随机。如果每次试错都能让你了解到什么是行不通的，渐渐地，你就接近有效的解决方案了——这样，每次努力都变得更有价值，更像是一笔投资而非一个错误。显然，在此过程中你将不断地有所发现。

系统之所以善于吸取教训，是因为它们具有反脆弱性，它们本身就能够利用微小的错误改进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