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SARS的一个相似之处是，新冠疫情将通过改变消费模式来影响经济需求。人们将避免旅行或去餐馆、购物中心。但是，疫情对需求的影响可能并不总是负面的。恐惧和不确定感可能导致人们通过电子商务这种已成为中国零售业主要驱动的方式抢购日用品和其他商品，但是，冠状病毒持久、大规模传播所导致的对消费、旅行和商业行为的改变，可能导致服务、消费和出口的大幅减少。考虑到与SARS时期相比，现在服务业已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这种负面影响在中国要比SARS大得多。
国际上对大流行的缺乏协调的应对（例如，旅行限制、大规模隔离、关闭商业和学校、进口禁令）将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并导致市场反应过度，从而加剧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很显然，航空业、旅游业（包括酒店业、邮轮业和其他行业）将受到疫情的重创。如果这种大流行持续一年以上，则可能导致大范围的企业倒闭、大量人口失业和消费需求的进一步下降，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与SARS不同，未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将由于开工率下降而对劳动力供应造成严重影响。严格的防控措施（如封锁城镇）将使劳动力无法实现有效转运，从而对劳动生产率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工人生病、害怕回到工作场所或者由于防控措施严格而无法返工，正常的商业运作将受到严重影响。研究表明，如果美国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被感染，劳动力的减少将显著影响基本服务，例如燃料及食品供应链。
贸易和旅行面临的困难将中断商品和服务的流通，并对供应链严重依赖疫情发生国的国家和地区产生连锁效应。例如，由于世界经济对中国高度依赖，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将导致全球供应链极为脆弱。印度制药公司已经开始担忧，由于中国工厂的关闭，导致4月份以后制药原材料供应的中断以及仿制药价格的可能上涨——中国厂家的供货在印度原料药市场上占有70%的份额。
尽管从整体来看冠状病毒大流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但并不排除紧随疫情过后经济回升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讨论大流感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必须区分疫情爆发期间和疫情结束后两个不同时期。例如，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并未导致1920年代美国人均收入增长的下降。实际上，研究表明，在1919年至1930年之间，死亡率最高和商业失败率最高的美国各州人均收入增长最快。2003年，紧随着“非典”疫情的结束，亚洲尤其是中国出现了迅速和强劲的经济增长。社会和经济具有很强的复苏能力。经济恢复的速度和强度取决于疫情流行多久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制造业造成伤害。
尽管如此，重大疫情对经济的长期后果仍然无法忽视的。不同于SARS，未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会导致实物资本（由于投资者的信心降低）和人力资本（由于大量人口发病或死亡）的显著下降，从而降低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如果病毒持续影响一个国家并扰乱全球生产线，其带来的风险将表现在该国外国投资和出口产品的减少。在此次疫情中，包括
麦当劳、
耐克和
星巴克在内的美国公司已经关闭了在中国的许多商店。在人力资本方面，孕妇感染可能对胎儿和新生儿健康与发育产生不良影响。有研究指出，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被孕育的人群通常显示出较低的学历、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较高的身体残疾率。
但是，被中国所大力支持但被特朗普政府蔑视的全球化，很可能将成为此次大流行最大的受害者。紧密联系的全球经济不仅促进了新冠病毒的传播，而且加深了负面的经济影响。开放的经济体和服务业（如旅游业）占重要地位的经济体特别容易受到疫情的冲击。经济损失进而将使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得到强化。由于供应链缩短，全球生产可能会变得更加本地化区域化。
（作者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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