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行为金融研究却表明,
情绪对金融决策有显著性影响,尤其是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时(Forgas,1995; Loewenstein et al.,2001)。譬如,Forgas(1995)的研究发现在人们处理熟悉的、低复杂度的事情时会采用低情绪唤起策略,
在处理复杂的事情时会采用高情绪唤起策略。
Lucey和Dowling(2005)认为,由于投资决策也包含风险性、不确定性,因此情绪也能影响投资者的决策。Mehra和Sah(2002)基于理论分析提出,当满足一定的条件,例如投资者没有意识到自身决策受到了情绪波动的影响时,投资者的情绪波动也能影响股票价格。
投资者情绪
在股票市场中,表现为在积极情绪下,投资者倾向于高估投资机会,低估投资风险,促进股票买入和卖出行为;投资者在消极情绪下,倾向于低估投资机会,高估投资风险,从而减少股票买入和卖出行为(Nofsinger,2005)。Alhakami和Slovic(1994)在研究人们如何评估风险时,发现情绪似乎同时影响着人们对风险和收益的感知。
当人们在评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时,就会认为它是高收益低风险的,而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则被认为是低收益和高风险的(Finucane,Alhakami,Slovic,& Johnson,2000)。他们的研究发现人们对风险和收益的感知是与情绪部分相关的,情绪强度越强,风险和收益之间的负相关越大,这与经典现代金融理论的高风险对应高收益的观点是相违背的。
背景情绪
对于股票市场而言,背景情绪范畴小到可以指投资者周围其他个体投资者的情绪,与投资者自身情绪相对;范畴大到可以指投资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普通大众的情绪状态,即社会情绪,与股票投资者的群体情绪相对。
Prechter提出的Socionomic理论认为社会情绪决定了宏观经济、金融、文化等各领域的社会行为,并总结出股票市场周期在上涨、顶峰、下跌、谷底四个不同阶段中投资者和社会情绪特点(Prechter,1985; 1999)。Olson(2006)在此基础上,把心理学研究中的情绪“效价—激活”模型①(Russell,1980)应用到股票市场周期的情绪特点分析中。股市在上涨时期,投资者和社会是处于高愉悦、低激活的状态;股市在顶峰时期,投资者和社会是处于高愉悦和高激活的情绪状态;股市在下跌时期,投资者和社会是处于低愉悦、低激活的状态;股市在谷底时期,投资者和社会是处于低愉悦、高激活的状态
情绪传染的研究可以很好地解释情绪是如何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相互影响的。情绪传染性是指获得(或者体验)到他人情绪的倾向,通常具有自动化、非故意、不可控、无意识的特点(Hatfield,Cacioppo,& Rapson,1993;张奇勇,卢家楣,2013)。临床心理学调查发现,抑郁、焦虑和愤怒的个体,其周围的人也容易产生类似的情绪(Coyne,1976)。情绪传染的基础包括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沟通,和现代社会的电话、新闻、报纸、电影等传播媒介。
互联网的出现和使用更提高了情绪传染的广度和速度。Shiller,Fischer和Friedman(1984)通过模拟流行病传染模型,提出了一个情绪扩散模型。该情绪扩散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社会大众情绪的形成、发展过程,以及如何影响个体投资者的情绪和金融决策过程,最终影响到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此外,行为金融中羊群效应的研究也揭示了由于投资主体间的相互影响,导致了大量投资者采取相同策略的现象。通常认为,羊群效应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非理性的羊群效应是指投资主体由于盲目模仿、群体压力、传染的存在,导致大量投资者采用同一策略的非理性行为的现象:理性的羊群效应是指在缺乏有效信息、行为主体存在激励因素以及支付外部性的条件下,投资者采取相同策略是理性选择最优策略的结果(吴福龙,曾勇,唐小我,2003)。
总之,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是属于社会大群体中的一个子集,而能影响到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投资者、上市公司经营管理者、产品的消费者、与投资者有过人际互动的他人等,这一系列群体都受社会情绪的影响(Nofsinger,2005)。因此,
社会情绪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最终影响股票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