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为什么被称为先知?

。我有快三十年没有同女人睡觉了，你信不信？而且，我也不想找女人睡觉。”
温斯顿向窗台一靠。再继续下去没有什么用处。他正想要再去买杯啤酒，那老头儿忽然站了起来，趔趔趄趄地快步向屋子边上那间发出尿臊臭的厕所走去。多喝的半公升已在他身上发生了作用。温斯顿坐了一、两分钟，发呆地看着他的空酒杯，后来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双腿已把他送到了外面的街上。他心里想，最多再过二十年，“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好”这个简单的大问题就会不再需要答复了，事实上，即使现在，这个问题也是无法答复的，因为从那“古代世界”过来的零零星星少数几个幸存者没有能力比较两个不同的时代。他们只记得许许多多没有用处的小事情，比如说，同伙伴吵架、寻找丢失的自行车打气筒、早已死掉的妹妹肠上的表情，七十年前一天早晨刮风时卷起的尘土；但是所有重要有关的事实却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以内。他们就象蚂蚁一样，可以看到小东西，却看不到大的。在记忆不到而书面记录又经窜改伪造的这样的情况下，党声称它已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你就得相信，因为不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任何可以测定的比较标准。
这时他的思路忽然中断。他停下步来抬头一看，发现自己是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两旁的住房之间，零零星星有几家黑黝黝的小铺子。他的头顶上面挂着三个褪了色的铁球，看上去以前曾经是镀过金的。他觉得认识这个地方。不错！他又站在买那本日记本的旧货铺门口了。
他心中感到一阵恐慌。当初买那本日记本，本来是件够冒失的事，他心中曾经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可是他一走神，就不知不觉地走到这个地方来了。他开始记日记，原来就是希望以此来提防自己发生这种自杀性的冲动。他同时注意到，虽然时间已经快到二十一点了，这家铺子还开着门。
他觉得还是到铺子里面去好，这比在外面人行道上徘徊，可以少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他就进了门去。如果有人问他，他满可以回答他想买刮胡子的刀片。
店主人刚刚点了一盏煤油挂灯，发出一阵不干净的然而友好的气味。他年约六十，体弱背驼，鼻子很长，眼光温和，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他的头发几乎全已发白，但是眉毛仍旧浓黑。他的眼镜，他的轻轻的，忙碌的动作，还有他穿的那件敝旧的黑平绒衣服，使他隐隐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味，好象他是一个文人，或者音乐家。他讲话的声音很轻，好象倒了嗓子似的，他的口音不象普通无产者那么夸。
 “你在外面人行道上的时候，我就认出了你，”他马上说。“你就是那位买了那本年轻太太的纪念本子的先生。那本子真不错，纸张很美。以前叫做奶油纸。唉，我敢说，五十多年来，这种纸张早已不再生产了。”他的眼光从镜架上面透过来看温斯顿。“你要买什么东西吗？还是随便瞧瞧？”

知道，他说的是工党。”
温斯顿知道他们说的不是一码事。
“我要想知道，”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比那时候更自由？他们待你更象人？在从前，有钱人，上层的人——”“贵族院，”老头儿缅怀往事地说。
“好吧，就说贵族院吧。我要问的是，那些人就是因为他们有钱而你没有钱，可以把你看作低人一等？比如说，你碰到他们的时候，你得叫他们‘老爷’，脱帽鞠躬，是不是这样？”
老头儿似乎在苦苦思索。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作答。
“是啊？”他说。“他们喜欢你见到他们脱帽。这表示尊敬。我本人是不赞成那样做的，不过我还是常常这样做。你不得不这样，可以这么说。”
“那些人和他们的人是不是常常把你从人行道上推到马路中间去？这只不过是从历史书上看到的。”
“有一个人曾经推过我一次，”老头儿说。“我还记得很清楚，仿佛是昨天一般。那是举行划舟赛的晚上——在划舟赛的晚上，他们常常喝得醉醺醺的——我在沙夫茨伯雷街上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是个上等人——穿着白衬衫，戴着高礼帽，外面一件黑大衣。他有点歪歪斜斜地在人行道上走，我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怀里。他说，‘你走路不长眼睛吗？’我说，‘这人行道又不是你的。’他说，‘你再顶嘴，我宰了你。’我说，‘你喝醉了。我给你半分钟时间，快滚开。’说来不信，他举起手来，朝我当胸一推，几乎把我推到一辆公共汽车的轱辘下面。那时候我还年轻，我气上心来正想还手，这时——”温斯顿感到无可奈何。这个老头儿的记忆里只有一堆细微末节的垃圾。你问他一天，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党的历史书可能仍是正确的；也许甚至是完全正确的。他作了最后一次尝试。
“可能我没有把话说清楚，”他说。“我要说的是：你年纪很大，有一半是在革命前经过的。比方说，在1925年的时候，你已几乎是个大人了。从你所记得的来说，你是不是可以说，192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还是坏？要是可以任你挑选的话，位愿意过当时的生活还是过现在的生活？”
老头儿沉思不语，看着那投镖板。他喝完啤酒，不过喝得比原来要慢。等他说话的时候，他有一种大度安详的神情，好象啤酒使他心平气和起来一样。
 “我知道你要我说的是什么，”他说。“你要我说想返老还童。大多数人如果你去问他，都会说想返老还童。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劲儿又大。到了我这般年纪，身体就从来没有好的时候。我的腿有毛病，膀胱又不好。每天晚上要起床六、七次。但是年老有年老的好处。有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发愁了。同女人没有来往，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七的号码没有中过彩！”
“中过了！”
“不，没有中过！我家里全有，两年多的中彩号码全都记在一张纸上。我一次不差，一次不漏，都记下来了。我告诉你，末尾是七的号码没有——”“中过了，七字中过了！我可以把他妈的那个号码告诉你。四O七，最后一个数目是七。那是在二月里，二月的第二个星期。”
“操你奶奶的二月！我都记下来了，白纸黑字，一点不差。我告诉你——”“唉，别吵了！”第三个人说。
他们是在谈论彩票。温斯顿走到三十公尺开外又回头看。他们仍在争论，一脸兴奋认真的样子。彩票每星期开奖一次，奖金不少，这是无产者真正关心的一件大事。可以这么说，对好几百万无产者来说，彩票如果不是他们仍旧活着的唯一理由，也是主要的理由。这是他们的人生乐趣，他们的一时荒唐，他们的止痛药，他们的脑力刺激剂。一碰到彩票，即使是目不识丁的人也似乎运算娴熟，记忆惊人。有整整一大帮人就靠介绍押宝方法、预测中奖号码、兜售吉利信物为生。温斯顿同经营彩票无关，那是富裕部的事，但是他知道(党内的人都知道)奖金基本上都是虚构的。实际付的只是一些末奖，头、二、三等奖的得主都是不存在的人。由于大洋国各地之间没有相互联系，这件事不难安排。
但是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你得死抱住这一点。你把它用话说出来，听起来就很有道理。你看一看人行道上走过你身旁的人，这就变成了一种信仰。他拐进去的那条街往下坡走。他觉得他以前曾经来过这一带，不远还有一条大街。前面传来了一阵叫喊的声音。街道转了一个弯，尽头的地方是一个台阶，下面是一个低洼的小巷，有几个摆摊的在卖发蔫的蔬菜。这时温斯顿记起了他身在什么地方了。这条小巷通到大街上，下一个拐角，走不到五分钟，就是他买那个空白本子当作日记本的旧货铺子了。在不远的一家文具铺里，他曾经买过笔杆和墨水。
 他在台阶上面停了一会儿，小巷的那一头是一家昏暗的小酒店，窗户看上去结了霜，其实只不过是积了尘垢。一个年纪很老的人，虽然腰板挺不起来，动作却很矫捷，白色的胡子向前挺着，好象明虾的胡子一样，他推开了弹簧门，走了进去。温斯顿站在那里看着，忽然想起这个老头儿一定至少有八十岁了，革命的时候已入中年。他那样的少数几个人现在己成了同消失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联系了。思想在革命前已经定型的人，在党内已经不多。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清洗时期，老一代的人大部分已被消灭掉，少数侥幸活下来的，也早已吓怕，在思想上完全投降。活着的人中，能够把本世纪初期的情况向你作一番如实的介绍的，如果有的话，也只可能是个无产者。突然之间，温斯顿的脑海里又浮现了他从历史教科书上抄在日记中的一段话，他一时冲动，象发疯一样：他要

在一条小巷尽头的什么地方，有一股烘咖啡豆的香味向街上传来，这是真咖啡，不是胜利牌咖啡。温斯顿不自觉地停下步来。大约有两秒钟之久，他又回到了他那遗忘过半的童年世界。接着是门砰的一响，把这香味给突然切断了，好象它是声音一样。
他在人行便道上已经走了好几公里，静脉曲张发生溃疡的地方又在发痒了。三星期以来，今天晚上是他第二次没有到邻里活动中心站去：这是一件很冒失的事，因为可以肯定，你参加中心站活动的次数，都是有人仔细记下来的。原则上，一个党员没有空暇的时间，除了在床上睡觉以外，总是有人作伴的。凡是不在工作、吃饭、睡觉的时候，他一定是在参加某种集体的文娱活动；凡是表明有离群索居的爱好的事情，哪怕是独自去散步，都是有点危险的。新话中对此有个专门的词，叫孤生(ownlife)，这意味着个人主义和性格孤癖。但是今天晚上他从部里出来的时候，四月的芬芳空气引诱了他。蓝色的天空是他今年以来第一次看到比较有些暖意，于是突然之间，他觉得在中心站度过这个喧闹冗长的夜晚，玩那些令人厌倦吃力的游戏，听那些报告讲话，靠杜松子酒维持勉强的同志关系，都教他无法忍受了。他在一时冲动之下，从公共汽车站走开，漫步走进了伦敦的迷魂阵似的大街小巷，先是往南，然后往东，最质又往北，迷失在一些没有到过的街道上，也不顾朝什么方向走去。
他曾经在日记中写过，“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他不断地回想起这句话，这说明了一个神秘的真理、明显的荒谬。他现在是在从前曾经是圣潘克拉斯车站的地方以北和以东的一片褐色贫民窟里。他走在一条鹅卵石铺的街上，两旁是小小的两层楼房，破落的大门就在人行道旁，有点奇怪地使人感到象耗子洞；在鹅卵石路面上到处有一滩滩脏水。黑黝黝的门洞的里里外外，还有两旁的狭隘的陋巷里，到处是人，为数之多，令人吃惊——鲜花盛开一般的少女，嘴上涂着鲜艳的唇膏；追逐着她们的少年；走路摇摇摆摆的肥胖的女人，使你看到这些姑娘们十年之后会成为什么样子；迈着八字脚来来往往的驼背弯腰的老头儿；衣衫褴缕的赤脚玩童，他们在污水潭中嬉戏，一听到他们母亲的怒喝又四散逃开。街上的玻璃窗大约有四分之一是打破的，用木板钉了起来。大多数人根本不理会温斯顿；有少数人小心翼翼地好奇地看他一眼。有两个粗壮的女人，两条象砖头一般发红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在一个门口城着闲谈。温斯顿走近的时候听到了她们谈话的片言只语。
“‘是啊，’我对她说，‘这样好是好，’我说。‘不过，要是你是我，你就也会象我一样。说别人很容易，’我说，‘可是，我要操心的事儿，你可没有。’”“啊，”另一个女人说，“你说得对。就是这么一回事。”
 刺耳的说话突然停止了。那两个女人在他经过的时候怀有敌意地看

没有完的信，没有人会读，但是是写给一个具体的人，因此而有了生气。
党叫你不相信你耳闻目睹的东西。这是他们最后的最根本的命令。他一想到他所面对的庞大力量，一想到党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能轻而易举地驳倒他，一想到那些巧妙的论点，他不仅不能理解，因此更谈不上反驳，心不觉一沉。但是他是正确的！他们错了，他是对的。必须捍卫显而易见、简单真实的东西。不言自明的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必须坚持！客观世界存在，它的规律不变。石头硬，水湿，悬空的东西掉向地球中心。他觉得他是在向奥勃良说话，也觉得他是在阐明一个重要的原理，于是写道：
 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

，能够收听得到。他等了一会儿估计大约有十分钟之久，一边却担心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会暴露他自已，例如突然在桌面上吹过一阵风。然后他连那盖着的纸揭也不揭，就把那张照片和一些其它废纸一古脑儿丢在忘怀洞里去。大概再过一分钟就会化为灰烬了。
这是十年——不，十一年以前的事了，要是在今天，他大概会保留这张照片的。奇怪的是，今天这张照片同它所记录的事件一样，已只不过是记忆中的事了，可是在手中遗留片刻这件事，在他看来仍旧似乎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似的。
他心里寻思，由于一纸不再存在的证据一度(hadonce)存在过，党对过去的控制是不是那么牢固了？
可是到今天，即使这张照片有办法从死灰中复活，也可能不再成为证据了。因为在他发现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不再同欧亚国打仗，而这三个死人是向欧亚国的特务出卖祖国的。从那时以后，曾有几次变化——两次，三次，他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很可能，供词已一再重写，到最后，原来的日期和事实已毫无意义。过去不但遇到了篡改，而且不断地在被篡改。最使他有恶梦感的是，他从来没有清楚地理解过为什么要从事伪造。伪造过去的眼前利益比较明显，但最终动机却使人不解。他又拿起笔写道：
我懂得方法(HOW)：我不懂得原因(WHY)。
他心中寻思，他自已是不是个疯子，这，他已想过好几次了。也许所谓疯子就是个人少数派。曾经有一个时候，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发疯的症状；而今天，相信过去不能更改也是发疯的症状。有这样的想法，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如果如此，他就是个疯子。不过想到自已是疯子并不使他感到可怕；可怕的是他自己可能也是错的。
他拣起儿童历史教科书，看一看卷首的老大哥相片。那双富有魅力的眼睛注视着他。好象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压着你——一种能够刺穿你的头颅，压迫你的脑子，吓破你的胆子，几乎使你放弃一切信念，不相信自己感官的东西。到最后，党可以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他们迟早会作此宣布，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所处的地位必然要求这样做。他们的哲学不仅不言而喻地否认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可怕的不是他们由于你不那么想而要杀死你，可怕的是他们可能是对的。因为，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呢？怎么知道地心吸力发生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只存在于意识中，而意识又是可以控制的——那怎么办？
 可是不行！他的勇气似乎突然自发地坚强起来。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奥勃良的脸，这并不是明显的联想所引起的。他比以前更加有把握地知道，奥勃良站在他的一边。他是在为奥勃良——对奥勃良——写日记，这象一封

、手枷脚栲、踏车鞭笞、市长大人的宴会、跪吻教皇脚丫子的规矩。还有拉丁文叫做“初夜权”的，在儿童教科书中大概不会提到。所谓“初夜权”，就是法律规定，任何资本家都有权同在他的厂中做工的女人睡觉。
这里面有多少是谎言，你怎么能知道呢？现在一般人的生活比革命前好，这可能(might)是确实的。唯一相反的证据是你自己骨髓里的无声的抗议，觉得你的生活条件在无法忍受以前一定有所不同的这种本能感觉。他忽然觉得现代生活中真正典型的一件事情倒不在于它的残酷无情、没有保障，而是简单枯燥、暗淡无光、兴致索然。你看看四周，就可以看到现在的生活不仅同电幕上滔滔不绝的谎言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同党要想达到的理想也无共同之处。甚至对一个党员来说，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中性的，非政治性的，单纯地是每天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在地铁中抢一个座位、补一双破袜子、揩油一片糖精、节省一个烟头。而党所树立的理想却是一种庞大、可怕、闪闪发光的东西，到处是一片钢筋水泥、庞大机器和可怕武器，个个是骁勇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团结一致地前进，大家都思想一致、口号一致，始终不懈地在努力工作、战斗、取胜、迫害——三亿人民都是一张脸孔。而现实却是城市破败阴暗，人民面有菜色，食不果腹，穿着破鞋在奔波忙碌，住在十九世纪东补西破的房子里，总有一股烂白菜味和尿臊臭。他仿佛见到了一幅伦敦的田景，大而无当，到处残破，一个由一百万个垃圾筒组成的城市，在这中间又有派逊斯太太的一幅照片，一个面容憔悴、头发稀疏的女人，毫无办法地在拾掇一条堵塞的水管。
他又伸下手去搔一搔脚脖子。电幕日以继夜地在你的耳边聒噪着一些统计数字，证明今天人们比五十年前吃得好，穿得暖，住得宽敞，玩得痛快——他们比五十年前活得长寿，工作时间比五十年前短，身体比五十年前高大、健康、强壮，日子比五十年前过得快活，人比五十年前聪明，受到教育比五十年前多。但没有一句话可以证明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例如，党声称今天无产者成人中有百分之四十识字；而革命前只有百分之十五。党声称现在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是千分之三百——如此等等。这有点象两个未知数的简单等式。很有可能，历史书中的几乎每一句话，甚至人们毫无置疑地相信的事情，都完全出之于虚构。谁知道，也许很有可能，从来没有象“初夜权”那样的法律，或者象资本家那样的人，或者象高礼帽那样的服饰。
一切都消失在迷雾之中了。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谎言便变成了真话。他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掌握了进行伪造的无可置疑的具体证据，那是在发生事情以后：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证据在他的手指之间停留了长达三十秒钟之久。这大概是在1973年——反正是大概在他和凯瑟琳分居的时候。不过真正重要的日期还要早七、八

误。
 他又把手指按在跟皮上。他终于把它写了下来，不过这仍没有什么两样。这个方法并不奏效。要提高嗓门大声叫骂脏话的冲动，比以前更强烈了。

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防止男女之间结成可能使它无法控制的誓盟关系。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上是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不论是在婚姻关系以外还是婚姻关系以内，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党员之间的婚姻都必须得到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批准，虽然从来没有说明过原则到底是什么，如果有关双方给人以他们在肉体上互相吸引的印象，申请总是遭到拒绝的。唯一得到承认的结婚目的是，生儿育女，为党服务。性交被看成是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象灌肠一样。不过这也是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但是用间接的方法从小就灌输在每一个党员的心中。甚至有象少年反性同盟这样的组织提倡两性完全过独身生活。所有儿童要用人工授精(新话叫人授(artsem))的方法生育，由公家抚养。
温斯顿也很明白，这么说并不是很认真其事的，但是这反正与党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党竭力要扼杀性本能，如果不能扼杀的话，就要使它不正常，肮脏化。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是觉得这样是很自然的事。就女人而论，党在这方面的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
他又想到了凯瑟琳。他们分手大概有九年，十年——快十一年了。真奇怪，他很少想到她。他有时能够一连好几天忘记掉自已结过婚。他们一起只过了大约十五个月的日子。党不允许离婚，但是如果没有子女却鼓励分居。
凯瑟琳是个头发淡黄、身高体直的女人，动作干净利落。她长长的脸，轮廓鲜明，要是你没有发现这张脸的背后几乎是空空洞洞的，你很可能称这种脸是高尚的。在他们婚后生活的初期，他就很早发现——尽管这也许是因为他对她比对他所认识的大多数人更有亲密的了解机会——她毫无例外地是他所遇到过的人中头脑最愚蠢、庸俗、空虚的人。她的头脑里没有一个思想不是口号，只要是党告诉她的蠢话，她没有、绝对没有不盲目相信的。他心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人体“录音带”。然而，要不是为了那一件事情，他仍是可以勉强同她一起生活的。那件事情就是性生活。
 他一碰到她，她就仿佛要往后退缩，全身肌肉紧张起来。搂抱她象搂抱木头人一样。奇怪的是，甚至在她主动抱紧他的时候，他也觉得她同时在用全部力气推开她。她全身肌肉僵硬使他有这个印象。她常常闭着眼睛躺在那里，既不抗拒，也不合作，就是默默忍受。这使人感到特别尴尬，过了一阵之后，甚至使人感到吃不消。但是即使如此，他也能够勉强同她一起生活，只要事先说好不同房。但是奇怪的是，凯瑟琳居然反对。她说，他们只要能够做到，就要生个孩子。这样，一星期一次，相当经常地，只要不是办不到，这样的情况就要重演一次。

脸上表情不适当(例如在听到胜利公告时露出不信的表情)本身就是一桩应予惩罚的罪行。新话里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脸罪。
那个姑娘又回过头来看他。也许她并不是真的在盯他的梢；也许她连续两天挨着他坐只是偶然巧合。他的香烟已经熄灭了，他小心地把它放在桌予边上。如果他能使得烟丝不掉出来，他可以在下班后再继续抽。很可能，隔桌的那个人是思想警察的特务，很可能，他在三天之内要到友爱部的地下室里去了，但是香烟屁股却不能浪费。赛麦已经把他的那张纸条叠了起来，放在口袋里。派逊斯又开始说了起来。
“我没有告诉过你，伙计，”他一边说一边咬着烟斗，“那一次我的两个小叫化子把一个市场上的老太婆的裙子烧了起来，因为他们看到她用老大哥的画像包香肠，偷偷地跟在她背后，用一盒火柴放火烧她的裙子。我想把她烧得够厉害的。
那两个小叫化子，嗳？可是积极得要命。这是他们现在在少年侦察队受到的第一流训练，甚至比我小时候还好。你知道他们给他们的最新配备是什么？插在钥匙孔里偷听的耳机！
我的小姑娘那天晚上带回来一个，插在我们起居室的门上，说听到的声音比直接从钥匙孔听到的大一倍。不过，当然罗，这不过是一种玩具。不过，这个主意倒不错，对不对？”
 这时电幕上的哨子一声尖叫。这是回去上班的信号。三个人都站了起来跟着大家去挤电梯，温斯顿香烟里剩下的烟丝都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