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为什么被称为先知?

种人，随时随地都可以睡觉。
在同他说话中，他发现假装正经而又不知正经为何意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可以说，在没有理解能力的人身上，党把它的世界观灌输给他们最为成功。最明显不过的违反现实的东西，都可以使他们相信，因为他们从来不理解，对他们的要求是何等荒唐，因为他们对社会大事不发生兴趣，从来不去注意发生了什么事情。正是由于缺乏理解，他们没有发疯。
 他们什么都一口吞下，吞下的东西对他们并无害处，因为没有残渣遗留，就象一颗玉米粒不加消化地通过一只鸟的体内一样。

说，每天落在伦敦的火箭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发射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吓唬人民”。这个念头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也使他感到有些妒意，因为她说在两分钟仇恨中她最大的困难还是要忍住不致大声笑出来。但是她对党的教导有怀疑只是在这些教导触及她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她经常是容易相信官方的无稽之谈的，那只是因为在她看来真假之间的区别关系不大。例如，她相信飞机是党发明的，这是她在上小学的时候学到的。(温斯顿记得，在他上小学的时候，那是在五十年代后期，党自称由它发明的还只有直升飞机；十多年以后，裘莉亚上小学时，就是飞机了；再隔一代，就会说蒸气机也是它发明的了。当他告诉她，在他出生之前，早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已有了飞机的存在时，她对这一事实一点也不发生兴趣。说到头，飞机究竟是谁发明的有汁么关系呢？但是比较使他吃惊的却是有一次随便聊天时他发现，她不记得四年之前大洋国在同东亚国打仗，同欧亚国和平相处。不错，她认为整个战争都是假的；但显然她甚至没有注意到已经换了敌人的名字。她含糊地说，“我以为我们一直在同欧亚国打仗。”这使他感到有点吃惊。飞机的发明是在她出生以前很久的事，而战争对象的转换却才只有四年，是她早巳长大成人以后的事。他同她辩论了大约有半小时，最后他终于使她记起来说，她隐约记得有一阵子敌人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是她认为这一问题无所谓。她不耐烦地说，“谁管它？总是不断地打仗，一个接着一个，反正你知道所有的消息都是谎话。”
有时他同她说到记录司和他在那里干的大胆伪造的工作。她对这种事刹？”裘莉亚说。“我敢冒险，但只为值得冒险的事冒险，决不会为几张旧报纸冒险。即使你留了下来，你又能拿它怎么样？”
“也许没有多大用处。但这毕竟是证据。可能在这里或者那里撤布一些怀疑的种子，那是假定我敢拿去给别人看。
我认为在我们这一辈子要改变任何现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可以想象，有时在某个地方会出现反抗的小集团，一小批人集合在一起，人数慢慢增加，甚至还留下一些痕迹，下一代的人可以接着干下去。”
“我对下一代没有兴趣，亲爱的。我只对我们自己有兴趣。”
“你只是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他对她说。
她觉得这句话十分风趣，高兴得伸开胳膊搂住他。
 她对党的理论和细枝末节毫无兴趣。他一开始谈到英社的原则、双重思想、过去的默默无声和客观现实的抹杀，或者一开始用新话的词儿，她就感到厌倦，混乱，说她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这都是废话，因此操这个心干什么？她只知道什么该高兴，什么该不高兴，这样就够了。如果他老是谈这种事情，她往往就睡着了，这个惯真叫他没有办法。她是那样的一

赛默消失了。一天早上，他没有来上班；有几个没头脑的人谈到了他的旷工。第二天就没有人提到他了。第三天，温斯顿到纪录司的前厅去看布告板，上面有一张布告开列着象棋委员会委员的名单。赛默过去是委员。这张名单看上去几乎同以前一模一样，上面并没有谁的名字给划掉，但是名单上少了一个人。这就够了。赛默已不再存在；他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天气十分酷热。在迷宫般的部里，没有窗户，装有空气调节设备的房间保持着正常的温度，但是在外面，人行道热得烫脚，上下班时间，地铁的臭气薰人。仇恨周的准备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各部工作人员都加班加点。游行、集会、军事检阅、演讲报告、蜡像陈列、电影放映、电幕节目都得组织起来，模拟人像赶制出来，口号起草出来，歌曲编写出来，谣言传播出去，照片伪造出来。小说司里裘莉亚所在的那个单位已不在制造小说，而在赶制许多暴行小册子。
温斯顿除了经常工作以外，每天还要花很多时间检查《泰晤士报》过期的旧报存档，把要在演讲和报告中引用的新闻篡改修饰。深夜里喧闹的无产者群众在街头闲逛，整个城市奇怪地有一种狂热的气氛。火箭掉下的次数更多了，有时候远处有大声爆炸，谁也不知什么缘故，谣言却很纷纭。
仇恨周主题歌(叫做“仇恨歌”)的新曲已经谱出，电幕上正在没完没了地播放。歌曲的旋律象野兽的吼叫，很难叫做音乐，而有点象击鼓。配着进军的步伐，由几百个男声大声合唱，听起来怪怕人的。无产者很喜欢它，在夜半的街头，同仍旧流行的《这不过是没有希望的单恋》竞相比美。派逊斯家的孩子用一只蜂窝和一张大便纸白天黑夜地吹奏着，使人无法忍受。温斯顿每天晚上都比以前排得更满了。派逊斯组织的志愿人员在为这条街道准备仇恨周，缝旗子、画招贴、在屋顶上竖旗杆、在街上架铁丝准备挂横幅。派逊斯吹嘘说，单单胜利大厘挂出的旗加起来就有四百公尺。他兴高采烈，得其所哉。天气热，再加上干体力活，使他有了借口，在晚上也穿着短裤和敞领衬衫。他同时出现在几个地方，忙碌不堪，推啊拉的，缝啊敲的，出主意想办法，用同志间劝告的口吻鼓动每个人，身上无处不散发出似乎无穷无尽的恶浊的汗臭。
 伦敦到处突然出现了一幅新的招贴，没有文字说明，画的只是一个欧亚国士兵的庞大身躯，有三、四公尺高，蒙古种的脸毫无表情，跨着大军靴向前迈步行进，腰上一挺轻机枪。你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那招贴，机枪的枪口总是对准着你，由于透视的原理，枪口很大很大。这张招贴画贴在每道墙上的每个空位上，甚至比老大哥画像的数目还要多。无产者一般不关心战争，这时却被鼓动起来，进发出他们一时的爱国热情。好象是为了要配合流行的情绪，火箭炸死的人比平时更多了。有一枚落在斯坦普奈一家座满的电影院里，把好几百人埋在废墟下面。附近的居

铜板蚀刻画，还有那镇纸本身。那镇纸就是他所在的那间屋子，珊瑚是裘莉亚和他自己的生命，有点永恒地嵌在这个水晶球的中心。

。他把它从她手中取过来，又给它的柔和的、雨水般的色泽吸引住了。
“你认为这是什么东西？”裘莉亚问。
“我认为这不是什么东西——我是说，我认为从来没有人把它派过用处。我就是喜欢这一点。这是他们忘掉篡改的一小块历史。这是从一百年以前传来的讯息，只是你不知道怎么辨认。”
“还有那边的画片——”她朝着对面墙上的蚀刻画点一点头。“那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吗？”
“还要更久。大概有两百年了。我说不好。如今什么东西你都无法知道有多久的历史了。”
她走过去瞧。“那只老鼠就是在这里伸出鼻子来的，”她踢一踢画下的板壁说。“这是什么地方？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它。”
“这是一个教堂，至少以前是个教堂。名字叫做圣克里门特的丹麦人。”却林顿先生教他的那只歌有几句又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有点留恋地唱道：“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她把这句歌词唱完了：
“圣马丁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老巴莱教堂的钟声说，你什么时候归还？——
“这下面怎么唱，我已忘了。不过反正我记得最后一句是，“这里是一支蜡烛照你上床，这里是一把斧子砍你脑袋！”
这好象是一个分成两半的暗号。不过在“老巴莱教堂的钟声”下面一定还有一句。也许恰当地提示一下，可以从却林顿先生的记忆中挖掘出来。
“是谁教给你的？”他问。
“我爷爷。我很小的时候他常常教我唱。我八岁那年，他气死了——反正，他不见了。我不如道柠檬是什么，”她随便又说一句。“我见过橘子。那是一种皮很厚的圆形黄色的水果。”
“我还记得柠檬，”温斯顿说。“在五十年代很普通。很酸，闻一下也教你的牙齿发软。”
“那幅画片后面一定有个老鼠窝，”裘莉亚说。“哪一天我把它取下来好好打扫一下。咱们现在该走了。我得把粉擦掉。真讨厌！等会我再擦掉你脸上的唇膏。”
温斯顿在床上又懒了一会儿。屋子里慢慢地黑了下来。
 他转身对着光线，懒洋洋地看着玻璃镇纸。使人感到无限兴趣的不是那块珊瑚，而是玻璃内部本身。这么深，可是又象是空气一般透明。玻璃的弧形表面仿佛就是苍穹，下面包藏着一个小小的世界，连大气层都一并齐全。他感到他可以进入这个世界中去，事实上他已经在里面了，还有那红木大床、折叠桌、座钟、

。”
“宿舍里是二十三点。不过你得早些进门，因为——嗨，去你的，你这个脏东西！”
她突然扭过身去到床下地板上拾起一只鞋子，象男孩子似的举起胳膊向屋子角落扔去，动作同他看到她在那天早上两分钟仇恨时间向果尔德施坦因扔字典完全一样。
“那是什么？”他吃惊地问。
“一只老鼠。我瞧见它从板壁下面钻出鼻子来。那边有个洞。我把它吓跑了。”
“老鼠！”温斯顿喃喃自语。“在这间屋子里！”
“到处都有老鼠，”裘莉亚又躺了下来，满不在乎地说。
“我们宿舍里甚至厨房里也有。伦敦有些地方尽是老鼠。你知道吗？它们还咬小孩。真的，它们咬小孩。在这种街道里，做妈妈的连两分钟也不敢离开孩子。那是那种褐色的大老鼠，可恶的是这种害人的东西——”“别说下去了！”温斯顿说，紧闭着双眼。
“亲爱的！你的脸色都发白了。怎么回事？你觉得不好过吗？”
“世界上所有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是老鼠！”
她挨着他，双臂双腿都勾住他，好象要用她的体热来抚慰他。他没有马上睁开眼睛。有好几分钟之久，他觉得好象又回到了他这一辈子中不断做过的恶梦之中，梦中的情况总是一样。他站在一道黑暗的墙前，墙的那一边是一种不可忍受的、可怕得使你不敢正视的东西。他在这种梦中总是深感到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因为事实上他知道黑暗的墙后是什么。他只要拼命努力一下，就可以把这东西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就象从自己的脑子里掏出一块东西来一样。他总是还没有弄清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就醒来了，不过这东西有些同刚才他打断裘莉亚的时候她正在说的东西有关。
“对不起，”他说，“没有什么。我只是不喜欢老鼠而已。”
“别担心，亲爱的，咱们不让它们呆在这里。咱们等一会走以前，用破布把洞口塞上。下次来时，我带些石灰来，把洞好好地堵上。”
 这时莫名的恐惧已经忘掉了一半。他感到有些难为情，靠着床头坐起来。裘莉亚下了床，穿好了衣服，做了咖啡。锅子里飘出来的香味浓郁而带刺激性，他们把窗户关上，深伯外面有人闻到，打听是谁在做咖啡。加了糖以后，咖啡有了一种光泽，味道更好了，这是温斯顿吃了多年糖精以后几乎忘记了的东西。裘莉亚一手插在口袋里，一手拿着一片抹了果酱的面包，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随便看一眼书架，指出最好怎么修理折叠桌，一屁股坐在破沙发里，看看是不是舒服，有点好玩地仔细观察一下座钟的十二小时钟面。她把玻璃镇纸拿到床上来凑着光线看

“你现在可以转过身来了，”裘莉亚说。
他转过身去，一时几乎认不出是她了。他原来以为会看到她脱光了衣服。但是她没有裸出身子来。她的变化比赤身裸体还使他惊奇。她的脸上除了胭脂，抹了粉。
她一定是到了无产者区小铺子里买了一套化妆用品。她的嘴唇涂得红红的，脸颊上抹了胭脂，鼻子上扑了粉，甚至眼皮下也除了什么东西使得眼睛显得更加明亮了。她的化妆并不熟练巧妙，但温斯顿在这方面的要求并不高。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或者想过一个党内的女人脸上涂脂抹粉。她的面容的美化十分惊人。这里抹些红，那里涂些白，她不仅好看多了，而且更加女性化了。她的短发和男孩子气的制服只增加了这种效果。他把她搂在怀里时，鼻孔里充满了一阵阵人造紫罗兰香气。他想起了在地下室厨房里的半明半暗中那个老掉牙的女人的嘴。她用的也是这种香水，但是现在这一点却似乎无关重要。
“还用了香水！”他说。
“是的，亲爱的，还用了香水。你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吗？我要去弄一件真正的女人衣裙，不穿这捞什子的裤子了。
我要穿丝袜，高跟鞋！在这间屋子里我要做一个女人，不做党员同志。”
他们脱掉了衣服，爬到红木大床上。这是他第一次在她面前脱光了衣服。在此以前，他一直对自己苍白瘦削的身体感到自惭形秽，还有小腿上的突出的青筋，膝盖上变色的创疤。床上没有床单，但是他们身下的毛毯已没有毛，很光滑，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这床又大又有弹性。“一定尽是臭虫，但是谁在乎？”裘莉亚说。除了在无产者家中以外，你已很少看到双人大床了。温斯顿幼时曾经睡过双人大床，裘莉亚根据记忆所及，从来没有睡过。
接着他们就睡着了一会儿，温斯顿醒来时，时钟的指针已悄悄地移到快九点钟了。他没有动，因为裘莉亚的头枕在他的手臂上。她的胭脂和粉大部份已经擦到他的脸上或枕头上了，但淡淡的一层胭脂仍显出了她脸颊的美。夕阳的淡黄的光线映在床角上，照亮了壁炉，锅里的水开得正欢。下面院子里的那个女人已不在唱了，但自远方街头传来了孩子们的叫喊声。他隐隐约约地想到，在那被抹掉了的过去，在一个夏日的晚上，一男一女一丝不挂，躺在这样的一张床上，愿意作爱就作爱，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觉得非起来不可，就是那样躺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外面市廛的闹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正常。肯定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这种事情是正常的时候。裘莉亚醒了过来，揉一揉眼睛，撑着手肘抬起身子来看一眼煤油炉。
“水烧干了一半，”她说。“我马上起来做咖啡。我们还有一个小时。你家里什么时候断电熄灯？”
 “二十三点三十分

一会儿，”她说。“我给你看我带来了一些什么。你带了那恶心的胜利脾咖啡没有？我知道你会带来的。不过你可以把它扔掉了，我们不需要它。瞧这里。”
她跪了下来，打开工具包，掏出面上的一些扳子，旋凿。
下面是几个干净的纸包。她递给温斯顿的第一个纸包给他一种奇怪而有点熟悉的感觉。里面是种沉甸甸的细沙一样的东西，你一捏，它就陷了进去。
“不是糖吧？”他问。
“真正的糖。不是糖精，是糖。这里还有块面包——正规的白面包，不是我们吃的那种次货——还有一小罐果酱。这里是一罐牛奶——不过瞧！这才是我感到得意的东西。我得用粗布把它包上，因为——”但是她不用告诉他为什么要把它包起来。因为香味已弥漫全室，这股浓烈的香味好象是从他孩提时代发出的一样，不过即使到了现在有时也偶而闻到，在一扇门还没有关上的时候飘过过道，或者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神秘地飘来，你闻了一下就又闻不到了。
“这是咖啡，”他喃喃地说，“真正的咖啡。”
“这是核心党的咖啡。这里有整整一公斤，”她说。
“这些东西你怎么弄到的？”
“这都是核心党的东西。这些混蛋没有弄不到的东西，没有。但是当然，服务员、勤务员都能揩一些油——瞧，我还有一小包茶叶。”
温斯顿在她身旁蹲了下来。他把那个纸包撕开一角。
“这是真正的茶叶。不是黑莓叶。”
“最近茶叶不少。他们攻占了印度之类的地方，”她含含糊糊地说。“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我要你转过背去，只要三分钟。走到床那边去坐着，别到窗口太近的地方。我说行了才转过来。”
温斯顿心不在焉地看着薄纱窗帘的外面。院子里那个胳膊通红的女人仍在洗衣桶和晾衣绳之间来回地忙碌着。她从嘴里又取出两只夹子，深情地唱着：
“他们说时间能治疗一切，他们说你总是能够忘掉一切；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仍使我心痛象刀割一样！”
 看来这个女人把这支废话连篇的歌背得滚瓜烂熟。她的歌声随着夏天的甜美空气飘了上来，非常悦耳动听，充满了一种愉快的悲哀之感。你好象觉得，如果六月的傍晚无休无止，要洗的衣服没完没了，她就会十分满足地在那里呆上一千年，一边晾尿布，一边唱情歌。他想到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党员独自地自发地在唱歌，真有点奇怪。这样做就会显得有些不正统，古怪得有些危险，就象一个人自言自语。也许只有当你吃不饱肚子的时候才会感到要唱歌。

“吹了，”她看到情况比较安全时马上低声说。“我是说明天的事。”
“什么？”
“明天下午。我不能来。”
“为什么不能来？”
“又是那个。这次开始得早。”
他猛一下感到很生气。在认识她一个月之内，他对她的欲望的性质已经有了变化。开始时很少真实的感情。他们第一次的作爱只不过是意志行为。但第二次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她头发的气味、嘴唇的味道、皮肤的感觉都似乎钻到了他的体内，弥漫到周围的空气中。她成了一种生理上的必需，成了一种他不仅需要而且感到有权享有的东西。她一说她不能来，他就觉得她在欺骗他。正当这个时候，人群把他们一挤，他们的手无意中碰了一下。她把他的手指尖很快捏了一把，引起的似乎不是欲望，而是情爱。他想到，你如果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这种失望大概是不断发生的正常的事，因此突然对她感到了一种深厚的柔情，这是他从来没有感到过的。他真希望他们是一对结婚已有十年历史的夫妇。
他真希望他们两人象现在那样在街上走着，不过是公开的，不带恐惧，谈着琐碎的事儿，买着家用的杂物。他尤其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地方可以单独在一起，而不必感到每次相会非作爱不可。他想到租却林顿先生的屋子的念头倒并不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而是在第二天。他向裘莉亚提出后，她出乎意料地马上同意了。他们两人都明白，这样做是发疯。好象是两人都有意向坟墓跨近一步。他一边在床边坐着等待她，一边又想起了友爱部的地下室。命中注定的恐怖在你的意识中时现时隐，真是奇怪的事。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里，这种恐怖必然会在死前发生，就象九十九必然是在一百之前一样。
你无法躲避，不过也许能够稍加推迟，但是你却经常有意识地、有意志地采取行动，缩短它未发生前的一段间隙时间。
就在这个当儿，楼梯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裘莉亚冲了进来。她提着一个棕色帆布工具包，这是他经常看到她在上下班时带着的。他走向前去搂她，但是她急忙挣脱开去，一半是因为她手中还提着工具包。
 “等

温斯顿看一看却林顿先生的店铺楼上的那简陋的小屋。
窗户旁边的那张大床已经用粗毛毯铺好，枕头上没有盖的。
壁炉架上那口标着十二个小时的老式座钟在滴答地走着。角落里，在那折叠桌子上，上次买的玻璃镇纸在半暗半明中发出柔和的光芒。
壁炉围栏里放着一只破旧的铁皮煤油炉，一只锅子，两只杯子，这都是却林顿先生准备的。温斯顿点了火，放一锅水在上面烧开。他带来了一只信封，里面装了胜利牌咖啡和一些糖精片。钟上的指针是七点二十分；应该说是十九点二十分。她说好十九点三十分来。
蠢事啊，蠢事！他的心里不断地这么说：自觉的、无缘无故的、自招灭亡的蠢事！党员可能犯的罪中，数这罪是最不容易隐藏的。实际上，这一念头当初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是由于折叠桌光滑的桌面所反映的玻璃镇纸在他的心目中所造成的形象。不出所料，却林顿先生毫不留难地出租了这间屋子。他显然很高兴能到手几块钱。当他知道温斯顿要这间屋子是为了幽会，他也不觉得吃惊或者反感。相反，他装做视而不见，说话泛泛而谈，神情非常微妙，使人觉得他好象有一半已经隐了身一样。他还说，清静独处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人人都想要找个地方可以偶而图个清静。他们只要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别人知道了也最好不要声张，这是起码的礼貌。他甚至还说，这所房子有两个入口，一个经过后院，通向一条小巷。这么说时他好象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一样。
窗户底下有人在唱歌。温斯顿躲在薄纱窗帘后面偷偷看出去。六月的太阳还很高，在下面充满阳光的院子里有一个又肥又大的女人，象诺曼圆柱一样壮实，胳膊通红，腰部系着一条粗布围裙，迈着笨重的脚步在洗衣桶和晾衣绳之间来回走着，晾出一批方形的白布，原来是婴儿的尿布。她的嘴里不咬着晾衣服的夹子时，就用很大嗓门的女低音歌唱：
“这只不过是没有希望的单恋，消失起来快得象四月里的一天，可是一句话，一个眼色却教我胡思乱想，失魂落魄！”
这只歌子在伦敦已经流行了好几个星期了。这是音乐司下面的一个科为无产者出版的许多这种类似歌曲中的一首。
这种歌曲的歌词是由一种名叫写诗器的装置编写出来的，不需要一点点人力。但是那女人唱得那么动听，使得这些胡说八道的废话听起来几乎非常悦耳。他可以听到那个女人一边唱着题，一边鞋子在石板上磨来擦去，街头孩子们的叫喊，远远什么地方隐隐约约的市声，但是屋子里仍异样地静寂，那是由于没有电幕。
 蠢事，蠢事，蠢事！他又想了起来。不可想象他们能够几个星期来此幽会一次而不被发觉。但是要想在室内而且在近在咫尺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