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师北上之前,杨
广大帝洋洋洒洒发布了一篇讨逆檄文,相当于战前全国电视讲话。
这篇檄文事实清晰、逻辑严谨,不仅谴责了高句丽是个十恶不赦的侵略者、无父无君的乱臣;还反复强调了以战止戈、师出仁义的大道理。
原文说“帝王之用干戈,盖非获已”。
我出兵不是为了占领你高句丽,美化我个人的历史功绩,是为了解除你的非法武装,阻止你继续袭击我边疆地区的人民。
核心目的就是一句话:
我不得不出兵,否则历史即将重演。
诏令最后还强调“只惩元凶,协从不问”的宽容政策,并申明了“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
按照杨广大帝的战略构思,这场战争“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也就是说,杀伐与征服不是目的,我要让你心悦诚服、匍匐于地。
御驾亲征,携天子之威,陈兵辽河之畔。到时候高句丽这样的蕞尔小国,还不望风而降?沿途百姓,还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所以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没有打大仗、打恶仗的预期,而是把重点放在如何受降才能彰显帝国威仪上。
但杨广大帝显然错估了形势和高句丽抵抗的决心,尽管大军包围了高句丽的军事重镇辽东和
首都平壤,但进攻屡屡受挫,战果并不明显。
更要命的是,高句丽守军还摸清了大隋战略摇摆的漏洞,一旦感觉顶不住了,马上摇白旗请求谈判。背地里却加紧整修战备,扭头又翻脸不认人。
一方面有碍于国际观瞻,另一方面还要时刻秉持人道主义精神,隋军打起仗来放不开手脚,关键据点久攻不下。
原本希望兵临城下,高句丽内部政权迅速崩溃、改朝换代,新政权跪地称臣,大隋扶植一个新的代理人。
结果被逼到墙角的高句丽,成功动员了一场抗隋救亡、民族图存的卫国战争,和隋军打得有来有回。
到了夏末,大雨泥泞使得战机尽失,杨广大帝只能丢下数十万将士的尸骨,铩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