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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展到这里，情绪已经解决了，方案也有了，但还有一件事没处理，那天他是在所有人面前被顶撞了，帐下那些人, 有的是老将的兄弟，有的是年轻的幕僚，两边都在看这事该怎么收场。
要是曾国藩私下和解完就这么算了, 外人不知道，那谣言肯定会传开有人会说老将被训斥了，有人会说大帅软弱，各种各样的说法都会出现。
他做了件让所有人都没话说之事
隔了几天，又一次营里议事，在满屋子将领面前，他主动说起一件事, 他说前几天讨论的那个进兵路线，某个将军（就是那个老将）事后找他交谈，提出好几个挺重要的要点，这几个要点此前幕僚这边确实没考虑到，是他有疏忽，今天的方案里已经按照那将军的意思做了调整，领兵打仗，就要听听前线将士的意见。
他给了什么，3分面子
第一分，公开给予肯定，不是「你态度有问题但我原谅你了」这样子，而是说他提的要点挺重要，这是把焦点从事情的态度转到事情的价值上，让老将在同僚面前不但没矮下去, 反倒被抬高了一层。
第2分，自己承担下来，一把手说出是我考虑不周全了这几个字，比任何安慰都更管用，这让老将感觉到, 自己那天说话虽然比较冲，但大帅不但没记仇，还反省了自己。
第3分，制定了新的规则，「带兵打仗，就是要听前线将士的意见」这话表面上是夸赞老将，实际是在给所有人定基调，以后谁讲真话都不会被事后算账, 他把一次冲突，变成了对团队文化的一次调整。
老将走出营帐的时候，眼睛周围是红通通的，后来打仗，他冲在最前面，
这事往后看，曾国藩从头到尾没说一句你要尊重领导, 没说一句下次不许这样子，
他就仅仅是做对了几件事
先让天气冷一天，不要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做任何决定，然后再问两句话, 不一直追问对方的态度，只追问对方心里的委屈以及解决的方案，最后给对方3分面子，公开地肯定对方、自己把责任揽过来、重新定下调子。
带团队这件事, 说到底并不是在管着人，而是在于理顺人心，人心这玩意儿，你压它一回它就离你远一点儿，你接住它一回它就靠你近一点儿，
有人顶撞你不是不尊重你，而是觉得你还能受得了他说的真话, 把这句话记着，很多让你心里发紧的时候，或许就没那么难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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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曾国藩把那个老将请到自己的签押房, 不是叫到议事厅当众交谈，而是在私下、一对一的场合，门是关着的，外面的人不清楚里面在谈些什么。
他既没拍桌子，也没讲大道理，他问了两句话
第一句，「那天你说那些话，是不是心里藏着什么事情」
这句话问得挺巧妙
他不是问你为什么顶撞我, 也不是问你觉得你错了没，他问的是「是不是心里藏着什么事情」，这里有着很细微的差别他把问题界定成了「你有情绪，你的情绪或许有缘故」，而不是“你挑战了我的权威。
老将愣了一下, 嘴唇动了动，最后说出了实话，之前有好几回和书生们讨论战术，他提出的意见都没被采纳，他觉得大帅越来越不把他这类老弟兄放在心里了，那天拍桌子，不是因为那一条进兵路线，而是因为憋了太久。
这就是第一句话的作用把不服变成委屈，把对抗变成对话，很多人处理下属的情绪，一开口就问你错没错, 这个问题一提出，对方所有的话都会被顶回去，但要是你问他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他就有话能说了。
等对方把情绪发泄完，曾国藩才问了第二句, 「你觉得那天争论的事情该怎么处理更好」
注意这句话包含的力度
他不是说完我知道了就自己拿定主意，而是直接问对方有什么方案，这就等于跟对方表示，我不是来责问你的，是来解决问题的, 你就算拍桌子骂我，我还是觉得你的意见值得听。
这两句话，一句是给情绪找个出口，另一句是给对方一个台阶下，没人在被真诚倾听后, 还能保持攻击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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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有人觉得他会连夜叫人谈话, 或者写一封长信讲道理，但是他什么都没做，他就跟平常一样批公文，平常一样翻几页书，平常一样熄灯睡觉。
第二天整整一天，他也没有召见那个老将，大营里一切都跟平常一样，好像前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
这不是冷暴力，也不是躲避, 他很清楚一个道理，当情绪冲到嗓子眼的时候，说什么都是错的，你追出去骂一顿吧，对方会觉得你度量小，你立刻去安抚，对方又会觉得你心里有鬼，你在公开场合再提这事，就好像把刚结痂的伤口又撕开一样。
他给自己留出一天时间，也给对方留出一天，
这一天里那老将是什么心态
早上醒来或许还憋着气，觉得自己说得没错，到了中午，没人找他，他就开始嘟囔，大帅到底怎么想的，到了晚上，气消了不少，开始考虑自己是不是话说重了，人最怕的不是被骂，而是被冷落，一旦被冷落, 就开始反思
这就是曾国藩的第一招，把时间当作缓冲，让情绪自己降降温，不追、不问、不表态，一天之后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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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年间，曾国藩在衡阳练湘军, 那时候，他手底下有两类人，一类是跟着他从
湖南老家出来的老弟兄，打仗靠经验，文化不高但资历深，另一类是他从各处招揽来的读书人，年轻有锐气，肚子里有墨水，可没上过战场。
两类人互相看不顺眼可是常有的事情，
有一回大营议事，讨论进兵路线，一个老将主张稳扎稳打，一个年轻幕僚站起来反对，说这样会耽误战机，两人争了几句后，老将性子急, 一掌拍在桌子上，当着满堂将领的面，冲着曾国藩就喊了一句，「大帅只听这些书生空谈，我们这些老弟兄的性命难道就不是性命」
这就好像当众质疑统帅的判断力以及对下属的情分一样，比方案不行严重很多, 直接就往你不把我们当作兄弟那方面去扯。
帐下所有的人都盯着曾国藩看
他那时候已经年过四十了，带兵打仗都已经3年了，在长沙还曾经受过排挤，在靖港打了败仗后差点投水自尽，所有的屈辱都咽下过，可就这么一个时刻, 还是觉得特别难为情。
他所做的第一个举动，是不说话，站起来，说了句今天议事到这里，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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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蒙正这人从乞丐做到了宰相做了宰相已后，
有个官员想走他的路子，托人送了一面古铜镜，说这镜能照二百里。
吕蒙正回了一句，我的脸不过碟子大，用不着照二百里。
我在《宋史·吕蒙正传》里看到这段的时候，注意到另一处。
有人在朝堂上当面骂他，旁边人劝他查是谁。
吕蒙正说了一句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的话他说，一旦知道了名字，我一辈子都忘不掉，不如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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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最有价值的能力并不是自律，
而是在遇到烂人烂事的时候不会马上翻脸。
越是有判断力的人，就越容易对别人不满，也越会在心里给周围的人打分。曾国藩厉害的地方就是，即使看透了，也不会马上翻脸。成事不等于考试，不是谁对谁错马上就能分出高低来，而是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能不能先稳住自己。带兵的时候，他也不是没有被质疑过；办事的时候，也不是没有遇到敷衍、拆台、抢功的人。换作脾性急躁之人，此刻恐怕早已按捺不住，愤而拍案，以泄心中那股急切与不满了。但是曾国藩总是先退一步，先看大势，再看人心，最后才决定怎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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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太后是四轮循环中最大的一个"悲剧"，而不是最大的一个"反派"。
她是四个太后里能力最强的一个。《通鉴》和《后汉书》里对她的评价明显高于其他三位。她在位期间，朝政尚可维持，对外关系、赈灾救荒、约束外戚，都做得比较到位。她甚至主动提出要还政。
但正因为她能力强，她掌权的时间就特别长——十五六年。这十五六年里，整个朝政围绕她建立了一套运转体系。她的兄弟们在各个要职上待了十几年，她提拔的大臣、她建立的政策框架、她形成的决策流程——这些东西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根系深入到朝廷的每一个角落。
等她一死，这棵树突然被连根拔起。
安帝清算邓家的烈度之大，远超和帝清算窦家。窦家的清算基本上限于窦宪兄弟几人。邓家的清算则波及整个家族和大量相关的官员。权力真空更大，填补真空所需的替代势力也更庞大——所以安帝对宦官和乳母的依赖程度，又比和帝高了一个台阶。
邓太后越能干、掌权越久，她留下的真空就越大，后面的反弹就越剧烈。
一个人的能力如果嵌入在一个有缺陷的系统里，能力越强，对系统的扭曲就越深——等这个人离开，系统反弹的力量也越大。
这可能是对所有"能人"最残酷的一个真相：你不是在解决问题，你只是在推迟问题爆发的时间，同时让问题在地下积蓄更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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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愿意主动放权的太后。邓太后试过了。《后汉书·邓太后纪》记载，她曾"欲还政"，但"群臣以为不可"。
这个"群臣以为不可"特别值得琢磨。
为什么群臣不让她还政？是群臣觉得她当得好？还是群臣怕变化？
我觉得两者都有，但后者更关键。邓太后临朝十五六年，整个朝廷的权力格局已经围绕她重新配置了——谁的官是她提拔的，谁的职位是靠邓家的关系拿到的，谁在这套体制下活得很舒服。你突然说要还政给一个二十出头的，所有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太好了，终于恢复正常了"，而是"我的位子还保不保得住？"
况且安帝本人也不见得准备好了。他十三岁被邓太后从宗室中选出推上皇位，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跟外廷大臣直接打过交道。他对朝政的了解全靠太后允许他看到的那些东西。这样一个认知地图残缺的人，你把全部权力交给他，他能接得住吗？
所以邓太后不是"不想放权"，而是"放不了"——整个系统已经长在了她身上，你拔掉她，系统也要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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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临朝这个事，在东汉不是意外，而是常态。
范晔在《后汉书·皇后纪》里有一句总结，我觉得比任何分析都狠："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
"皇统屡绝"四个字，翻译过来就是：们接二连三地断种。不是没儿子，就是儿子太小，小到连站都站不稳。
这时候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东汉的一个比一个短命？
前面的文章分析过——和帝二十七岁死，安帝三十二岁死，顺帝三十岁死。这不是巧合。后宫争宠的生存压力、从小被架空的精神折磨、早婚早育对身体的透支、甚至某些说不清楚的"暴疾"——这些东西叠在一起，把一个个年轻往棺材里送。帝国最高权力的持有者，恰恰是整个体制里最脆弱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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