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亨特，接下来以我视角，让你看看当年的白银操纵案
交易大厅里人声鼎沸，电报机咔哒作响，我靠在豪华办公室的皮椅上，看着白银价格突破30美元大关，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整个世界都在我的掌控之中。1979年8月的一个午后，我，邦克·亨特，坐在达拉斯办公室内，手指轻敲着红木桌面。窗外是德克萨斯炽热的阳光，而我的目光却锁定在墙上的白银价格走势图上——每盎司6美元。我转身对弟弟赫伯特说：“世界正在贬值，而白银，被遗忘的白银，将是我们的诺亚方舟 。”我是邦克·亨特，一个在德克萨斯油田长大的亿万富翁之子。我的家族财富源自地下的黑色黄金，但我渐渐发现，纸币正在失去价值。上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通货膨胀如野火般蔓延。我清楚地记得，1973年的石油危机让油价翻了四倍——这给了我一个宝贵的教训：稀缺资源在恐慌时期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为什么是白银？”一位华尔街分析师曾这样问我。我的回答简单而坚定：“因为它是沉睡的巨人。”当时全球每年的白银产量仅能满足工业需求的80%，剩余部分依靠回收和库存。白银在电子、摄影、珠宝等领域不可或缺，而它的价格却仅为黄金的1/45。在我眼中，这不是商品，而是被严重低估的货币替代品。我与弟弟赫伯特开始悄悄布局。我们通过遍布全球的壳公司网络，像蚂蚁囤积粮食一样，一点一滴地积累着白银现货。苏黎世、伦敦、纽约——我们的代理人悄无声息地进入每一个主要市场。“邦克，我们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已经控制了3700万盎司。”赫伯特在电话中报告。“不够，远远不够。”我平静地回答，“继续买，不要停。”到1979年初，我们和沙特盟友已积累了近2亿盎司白银，相当于全球一年产量的60%。我们采用了精妙的策略：购买现货白银，然后将其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再用贷款购买更多白银。这种杠杆操作让我们能够撬动远超自身资本的市场。我清楚地记得1979年8月那个关键的会议。在我们的达拉斯总部，我与来自中东的合作伙伴共进晚餐。餐桌上没有讨论具体的数字，而是谈论着历史——古埃及人如何崇拜白银，西班牙殖民者如何为银矿屠杀原住民，摩根家族如何在19世纪末试图垄断白银市场。“历史正在重演，”我举起酒杯，“但这次，结局将不同。”1979年9月，白银价格突破10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华尔街开始注意到异常，但大多数人认为这只是昙花一现。《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神秘买家推高银价”的文章，但没能挖出我们的全貌。感恩节前，银价涨至15美元。我的办公室每天都会收到数十个来自经纪人的电话，有些是警告风险，有些是请求加入。我拒绝了所有警告。“他们不懂，”我对赫伯特说，“他们看到的只是价格，我们看到的是货币体系的崩溃。”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地缘政治危机让投资者蜂拥而至避险资产，白银价格在一个月内从20美元飙升至34美元。市场陷入狂热，交易大厅里挤满了红着眼的交易员，白银期货合约成为最热门的交易品种。圣诞节那天，当大多数人与家人团聚时，我独自在办公室里看着价格走势图。34.45美元——这是圣诞节前最后的收盘价。我打开保险柜，拿出一枚1892年的摩根银币，在指尖转动。这，就是新规则！1980年1月21日，白银价格达到前所未有的50.35美元。如果从我们开始大规模购买算起，涨幅超过700%。那天早晨，我收到了弟弟赫伯特的电话：“邦克，我们做到了。”我的情绪复杂难言。是的，按市值计算，我们的白银资产价值超过1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但我也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当所有人都疯狂时，清醒者反而成为异类。庆祝是短暂的。第二天，纽约商品交易所宣布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提高保证金要求、限制新开仓、强制大额持仓者减少头寸。我知道，真正的战争开始了。“他们改变了规则。”赫伯特愤怒地说。“不，”我纠正他，“他们只是暴露了规则的本质——规则永远服务于制定者。”2月，白银价格开始波动加剧，在40至50美元之间剧烈震荡。每一个百分点的波动都意味着数千万美元的盈亏。我开始减少公开露面，因为每次我出现在公众视野，都会引发市场的过度解读。3月初，我们的财务主管带来了坏消息：“邦克，追加保证金通知。我们需要在周四前存入1.35亿美元。”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资金的紧张。我们持有的大量白银现货虽然价值连城，但在危机中难以快速变现而不冲击市场。我们的现金流开始枯竭。“向银行申请更多贷款。”我命令道。但银行的回应令人心寒。曾经热情提供贷款的银行家们，如今要么拖延，要么直接拒绝。美联储开始向银行施压，警告他们对我们的过度敞口。3月26日，白银价格跌破20美元关键支撑位。这意味着我们抵押给银行的资产价值大幅缩水，触发了更多追加保证金要求。这是一个致命的恶性循环：价格下跌导致需要更多保证金，而我们抛售白银换取资金又导致价格进一步下跌。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眠。我走到阳台上，望着达拉斯的夜空。我想起了父亲的话：“在石油行业，最重要的是知道何时钻井，何时封井。”但在这个金融赌局中，我已经找不到封井的时机了。崩盘：“白银星期四”的审判日1980年3月27日，星期四。早晨8点，我接到纽约经纪人的紧急电话：“邦克，他们要求我们在今天收盘前清偿所有违约保证金，否则将强制平仓我们的头寸。”我知道末日来了。纽约商品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美联储已经达成一致，决心终结这场疯狂。上午10点，白银价格从15美元暴跌至10.80美元，单日跌幅超过30%。交易大厅里一片混乱，交易员们对着电话尖叫，纸片在空中飞舞。这是白银市场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后来被称为“白银星期四”。下午2点，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同意美联储组织的救援方案：由13家银行组成的财团提供11亿美元的贷款，帮助我们有序清算头寸，以避免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作为交换，我们必须交出所有白银资产的控制权。签下协议的那一刻，我的手在颤抖。这不是普通的文件，这是我们商业帝国的死亡证书。余波：审判、破产与反思1988年，在漫长的法律斗争后，我和赫伯特被判犯有操纵市场罪。我们必须支付1.34亿美元的赔偿，并被永久禁止交易商品期货。站在法庭上，我对法官说：“我们只是试图保护财富免受通货膨胀的侵蚀。如果这是犯罪，那么每个试图保护自己财产的美国人都应站在这里。”法官面无表情地回应：“亨特先生，法律不禁止投资，但禁止操纵。你们的错误不在于购买了太多白银，而在于试图控制市场。”离开法庭时，一群记者围了上来。有人问：“如果重来一次，你会怎么做？”我停下脚步，思考了片刻：“我会做完全相同的事，但会在49美元时退出。”这是我最后的倔强，也是我最后的自我欺骗。今天，当我回顾这一切，我看到的不仅是一场金融灾难，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70年代末的美国，通货膨胀高达13%，人们对货币失去信心，黄金白银成为避风港。我们只是比大多数人更早看到了这一点，也比大多数人走得更远。我们的失败并非因为判断错误——事实上，通货膨胀确实侵蚀了货币价值，贵金属确实具有保值功能。我们的失败在于低估了系统的反击能力，高估了自己对抗系统的能力。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仍然保留着一枚1878年的摩根银币。有时我会拿出来，感受它的重量。白银没有变，它的价值没有变，变的是围绕它的人类游戏规则。那些曾经称我为“白银之王”的人，后来称我为“市场操纵者”。历史由胜利者书写，而我在那场战争中失败了。但每当月光洒在银器上，我仍会想起那段日子——当我们几乎触摸到太阳，当整个世界都为我们屏住呼吸。野心与毁灭，不过是一枚银币的两面。我的故事结束了，白银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当时我们选的敌人太强了。以我们，中东的老爷们，那点实力根本无法对抗。强者制定规则，弱智只能遵守规则而现在，是中国央行和金砖各国加持黄金，对于美元霸权，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莫言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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