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00万实盘记录

盘龙，一心二用没盯着炸了，又是跟风小妹。  一心一意，谨慎上跟风小妹。

格尔，太关注大资金，加上炸板后想捡便宜。不仅要看资金强度，还要看隔日预期，放弃捡便宜的想法，而是博弈第二天，同时提升封板率。

我去排单，秒被砸穿撤单

大一我很认真，学年结束时绩点排学院前五，成功转到了土木工程专业。转专业 是因为同院也有同学从化学转去了土木，也听说工程类专业更好就业。其实关于专业选择，父母和长辈给不了我什么建议，而我作为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学生，见识有限，对各专业并不了解，多少有些稀里糊涂。

大学对我来说是个新的开始。我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服装设计比赛、迎新晚会跳舞（是团体舞，不是独舞）、英语演讲比赛。我英语成绩还行，四六级都过了，但口语普通，演讲表现其实不好，有些尴尬。不过当时比赛只有我一个男生参加，最后拿了个“最佳人气奖”。

大一时我过得挺开心。宿舍是十人间，我参加了社团、学生会，还参加了暑期“三下乡”。在学生会里，有位同部门的女生后来当了部长，一起组织活动时她问过我是不是喜欢她，我因为害羞怯懦，说了“没有”，其实当时是动心的。我也曾向班里一位文静的女生表白，在宿舍门口当着另一个同学的面说的。这段感情只持续了一个冬天，寒假结束后就分开了。我们没什么实质进展，只是打打电话、发发信息，是很懵懂的一段经历。

大一下学期，我还和班上另一位同学在一起过，后来也分开了。分开一部分是因为我父母觉得她个子矮、形象一般，但她性格其实挺好。她挽留过，我没同意。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那时做得不太好。

学上我挺认真，常五六点起床早读，也进了院篮球队（是替补队员）。大一整年我拿到了奖学金。但转去工程学院后，生活似乎没大一那么丰富了。

大学里我和同学相处还算平和，也有几个至今保持联系的好朋友。唯一一次冲突，是有同学给我起难听的外号并当众叫，我忍不住打了他。我知道动手不对，但好像不太擅长用语言处理这类事情。

大学有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旅行去韶山和长沙世界之窗，第一次当众演讲，第一次做爱（表现并不好，可能和长期手淫有关，状态也不太稳定，早上往往更好）。我经常去图书馆，看书很杂。有个讲座视频让我印象很深，讲台湾与大陆的民主差异，提到“一家人可以持不同观点，但仍坐在一起吃饭”，这给了我新的视角。我也爱读刘瑜的书，像《送你一颗子弹》《民主的细节》，喜欢她轻松又有深度的文字。还看过《21世纪资本论》《穷爸爸富爸爸》和一些哲学书，不过很多书当时有感触，后来就记不清了。整体而言，我的思想偏向右派，我崇尚上自由思想，个人和民主，我反对集体主义和专制。

整体来说，大一时我比较积极向上，大二到大四则有些随波逐流。找工作时，大多数同学在校内找，我独自跑到长沙，进了一家当时觉得不错的地产公司。因为我们学校不算突出，很少地产公司来校招，这个机会是我自己主动争取来的——我没有去施工单位，一毕业就进了地产公司。

除了学，我也一直喜欢运动，比如打篮球和乒乓球。

初中时沉迷过一阵网络游戏，但因为没钱，并不能常去网吧。到了高中，实验班的学氛围很浓，环境推着我往前走，上网的次数就更少了。

我对篮球和乒乓球的喜爱，倒是一直都在。小学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我回到乡下，体育老师曾特意打电话到村里，叫我去学校练乒乓球。他说我有点天赋。练了一个暑假，进步是有的，但不算惊人——我的天赋，大概也就比普通人多那么一点点。不过直到现在，我的乒乓球技术还是比没练过的人要好些。

真正让我投入的，是篮球。我的身高在初中时猛长，从刚入学坐在前排的1米45，到毕业时已经到了1米75。高中毕业，我长到了1米8——这让我很意外，因为父亲只有1米68，母亲1米52左右。我总觉得，是打篮球帮助了我长高。课间、饭后，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抱着球去场上。我跑步不算快，但对篮球的技巧和手感却掌握得不错。这项运动给了我难得的自信。直到现在，在球场上遇到一些年轻学生，他们还会叫我“老大”——这个称呼，最初是源于他们对科比的喜爱，后来不知怎的，也落在了我身上。

说到父亲，他有个嗜好：赌。象棋、六合彩，他都碰。我记得小学时，他和人下象棋，一盘赌一百，别人让他一个马，他连输五盘，五百块没了——那是他当时一个月的收入。买六合彩也是，中了就兴奋，没中就懊恼。这种对“赌”的执迷，仿佛也流进了我的血液里，只是后来我玩得比他更大——我炒股亏了一百五十万。这件事，我们之后再细说。

在情感和性教育上，我的家庭是完全空白的。我很早就学会了手淫，在洗澡时进行，这个惯断断续续持续了很多年。我知道它不好，是一种过度的消耗，却难以戒除。初中有一次，我甚至和一个同学晚上溜去厕所比赛，但环境太差，两个人都没成功。那种懵懂、羞耻又无处倾诉的感觉，笼罩了我的整个青春期。

我有过欣赏的女孩，却从来不敢表达。高中毕业时，有同学邀我去张家界旅游，但我没钱，父母也不同意。我家离张家界其实不远，那天晚上，我躲起来反复地唱任贤齐的《心太软》，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高中三年，整体是压抑的。我渴望融入集体，却总觉得被孤立在外。同学们和老师相处融洽，我却像个局外人。因为迟到，班主任物理老师当众扇了我耳光，我当时很气愤也很委屈。虽然我迟到不对，但是我知道老师的做法错误更大。毕业时，大家互相拍照、写纪念册，我没有去邀请别人，也没有人来邀请我。那张毕业照里，我的笑容大概也是僵硬的。

所以去上大学时，我抱着一种“重新开始”的决心。我的高考分数刚过一本线，被调剂到了化学专业。读了一年后，我转去了土木工程，并在那里完成了四年学业。

我童年时家里很贫困。直到上初中，家里每周也只能买一两次肉。父亲靠蹬三轮车载客维生，每天收入几十元。他抽烟，但不怎么喝酒；父母都爱打牌，闲暇时常常坐在牌桌旁。
我们在县城的一条街巷里租房住。因为穷，很长时间里只能租一个单间。上初中以前，我一直和父母挤在一张床上睡，直到初中才在屋里添了第二张床。租金最初每月几十元，后来涨到一百出头。我家始终买不起房子，在我的记忆里，至少在同一条街上换过五个住处。
小学时，因为父亲要回乡照顾瘫痪的爷爷，母亲外出打工，我曾被寄放在县城的姨妈家，在那里住了一年读书。姨妈对我管教很严，我总觉得和她不太亲近。高中时，我又先后在姑姑、叔叔婶婶租的房子里各住过一年左右。我似乎惯了这种寄住的生活——不知道是情感上的淡漠让我适应，还是我知道这是生活的不得已。这种“惯”，也许只是我在心里为自己披上的一层保护壳。写到这里，心里有些酸楚。
整体来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过得并不轻松。可回想起来，又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苦涩。或许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快乐终究是天性里的一部分。即便有贫穷、漂泊和不安，童年仍然保有着它天真、懵懂的一面——那些大人该操心的事，当时并不真的属于我。
在与人相处上，我从小就不太有朋友，直到现在也不擅长社交。自卑与骄傲奇怪地混合在一起：因为家境贫寒而自卑，又因为某些小事莫名骄傲。三年级回乡下读书时，我用的彩版课本和同学们黑白的不同，那一刻我心里竟浮起一丝优越感。可这种轻微的“不同”并没让我被接纳，反而常成为被欺负的理由。
这些经历不知不觉塑造了我后来的性格：害怕冲突，不愿表达真实想法，有时甚至在工作与做事中也不太能守住自己的界限。

我出生于1991年湖南的一个乡村，父母都是农民。父亲读过小学，母亲没有上过学。我是独生子，很小就随父母到县城务工。记忆中，同龄的玩伴也多是村里一同进城打工的孩子。

父亲最初拉人力板车，后来蹬三轮摩托车谋生。父母对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好好读书”。除此之外，关于生活和为人，他们并未给予太多教导。整个小学阶段，我转过三四次学：先在村里读一年级，之后到城里读过两所学校，三四年级又回农村，五六年级再次回到县城。频繁转学，一方面是因为瘫痪的爷爷需要照顾，另一方面也因父母关系不睦，父亲奔波生计，只能带着我不断变动。

六年级之前，我的成绩并不好，在五六十人的班里只能排二三十名。但到六年级时，我进入了前十。小升初时，父亲带我去拜访班主任，最终我进入了当地最好的实验中学。初中三年，我成绩稳定在班级前五到前十。现在回想，我似乎并非格外努力，或许只是惯了听从父母“好好读书”的要求——他们高兴，我便觉得安心。这种顺从，也让我渐渐形成一种讨好型的人格。

中考我考上了县一中，还进了重点班。高一成绩尚可，高二高三却有些落后——重点班里大家智力相当，别人更努力，我就显得跟不上了。但整体而言，求学这条路对我还算顺利，也给我带来了一些信心。

然而在生活里，我却是自卑的。因为贫穷，因为相貌，因为来自农村。这种自卑让我怯懦，甚至遭遇霸凌时也不敢反抗。因为自卑，我有时会撒谎，也会偷偷拿父亲的钱——有一次拿钱和老人们打牌，被父亲发现，在桥上被他开着三轮车追上，挨了一顿狠打。父母很少与我讲道理，教育方式多是动手。我也曾因贪玩，把买菜的钱省下去游戏厅，结果因为没配合一个年长者的游戏策略，被他抢走钱还被打了一顿。我不敢说实话，只说是被抢劫了。

童年里，我从未吃过生日蛋糕。家里会在我生日时做点好菜，但蛋糕始终是别人的。我没有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游戏机，也没有像样的礼物。这让我在与人相处时要么过度仰望，要么轻视他人——很难平常心地看待关系，情感上也显得笨拙。直到大学，有同学问我是否喜欢她，明明心动，我却脱口而出“没有”。

父母常在家里打牌，纸牌、跑胡子，我从小耳濡目染。至于高考，我发挥并不理想，因为时间安排失误，生物和化学共有约四十分的题目没做完。最终靠着少数民族加分，才勉强过了一本线。

我就想记录一下我的人生，下次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