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中欧大学演讲连载1--讲序

我在人生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理念架构，它既帮助我经营对冲基金去赚钱，又使我作为一名以政策为导向的慈善家去用钱。但是这个理念架构本身不是关于钱，而是关于一个哲学家们早已深入研究过的主题，即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对这一哲学命题的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在伦敦经济学院学时开始的。我提前一年完成了毕业考试，所以在拿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自主时间。我可以自己选导师，于是选了出生于维也纳的哲学家卡尔·波普。他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我影响甚深。

波普在书中论述，经验性的真理不可能是绝对确定的。即使是科学原理，也不能毫无疑义地被证实：只能通过检验来证伪。一个失败的检验就足以证伪，而再多的确认性例证也不能完全证实。科学原理具有假设条件，其真实性要能经受证伪的检验。有人声称某种意识形态掌握绝对真理，这样的断言是错误的，所以它只能被强加于社会。所有这类意识形态都会导致压抑。而波普提出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可以自由地持有不同的见解，法律允许观点不同和利益各异的人们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因为我在当时德国和苏联占领下的匈牙利生活过，所以开放社会的理念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

我在读波普的著作时也研究经济学理论。波普强调人的认知的不完美，经济学中的完美竞争理论则假定存在完美的认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触动了我，使我开始对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前提产生质疑。这是激发我进行哲学思考的两个主要的理论动因，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次要的原因。

我的哲学理念的形成也深受我个人经历的影响。我的个性形成时期是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时，那时我还不到14岁。我来自经济状况尚可的中产阶级家庭，突然之间，只因为我是犹太人，就要面对被驱逐和被杀害的可能。幸亏我父亲对这一动荡早有准备。他经历了俄国革命，那是他的个性形成时期。在俄国革命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自愿参加了奥匈帝国军队，结果被俄国人俘虏，作为战俘被送到西伯利亚。因为有抱负，他成了战俘们自办报纸的编辑。报纸是手抄的，贴在一块木板上，叫“木板报”。这使他很有威信，被选为战俘的代表。后来附近一个集中营的一些战俘逃跑，他们的代表被枪毙作为惩戒。我父亲没有坐等同样的事在他所在的集中营发生，而是组织领导了一个越狱小组。他计划做一个木筏，顺着河道漂往大海。但是他的地理知识不够，不知道在西伯利亚地区所有的河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泊了几个星期才发现是朝着北极漂流，后来又用了几个月才穿过针叶林带回到文明世界。这时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又被卷入其中。历经艰难险阻，我父亲最后终于回到匈牙利。其实，如果当初他留在集中营可能早就回家了。

父亲回家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在俄国革命中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雄心抱负，只希望享受人生，别无他求。他传递给孩子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完全脱节。他没有积累财富或在社会上成名的愿望。相反，他只求能养家过日子。我还记得父亲让我去他的一个主要客户那里借钱，好让全家滑雪度假。回来后他抱怨了好几个星期，因为得多工作来还债。所以尽管我们家境不错，但不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而且我们以与众不同为荣。

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时，我父亲立刻意识到这是非常时期，以往的规则不再适用了。他为家人和其他一些人准备了假身份证，有钱的付了钱，没钱的他免费帮忙。他们大多数都幸存下来。这是我父亲一生中最自豪的事。以虚假身份生活的经历，对我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我们随时有生命危险，周围的人不断消失，而我们不但幸存下来，还可以帮助别人。我们很幸运，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险。这令我感到自己很独特，我们的经历太惊险了。父亲是我可靠的向导，我们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一时期。一个14岁的孩子还能奢望什么呢？

有了在纳粹魔爪下逃生的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在苏联占领下的匈牙利生活开始变得乏味。我开始寻找新的挑战，并且在父亲的帮助下成功地离开匈牙利，17岁时到了伦敦去上学。我学的主要兴趣，是想对我生长的这个奇怪的世界有所了解。但必须坦白，我也幻想成为一个大哲学家，我相信自己有与众不同的见解。

在伦敦的生活使我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很孤独，而且没人对我想说的话感兴趣。即使生存压力迫使我去做一些平庸的事，我也没有放弃自己在哲学上的抱负。学业结束后，我找的几个工作都不对路，最后我终于在纽约做起了套汇交易，但业余时间还是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就这样我写了第一篇重要论文，题为“意识的重担”。论文试图按照波普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框架，将有机社会与传统思维方式相对应，将封闭社会与教条式思维相对应，将开放社会与批判式思维相对应。我未能很好地解答的是，思维方式与现实情况之间相互关系的本质。这个问题继续吸引着我，促使我后来提出了反身性的概念。下面我会对这一概念进行更详细的阐述。

恰恰是反身性使我对金融市场有了比现行的主导理论更好的新认识。这让先是作为证券分析师，后来作为对冲基金经理的我拥有了一些优势。我觉得自己掌握了一个新的重大发现，也许可以使我实现成为一个大哲学家的梦想。有一段时间生意受挫，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哲学理念的研究上，但是我太看重这一发现以至于到了无法摆脱的地步。我感到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反身性。我钻得越来越深，以致迷失在自己复杂的思维之中。早上醒来时，我无法理解前一天晚上写的东西。这时我决定放弃哲学探索，集中精力赚钱。直到多年之后成了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后，我才又回到我的哲学研究中。

我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是在1987年出版的。在书中，我试图解释自己看待金融市场的内在哲学基础。对冲基金行业中的很多人都读过此书，商学院也将其作为教材，但是其中的哲学论述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这些论述被忽视，读者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成功商人的自负，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哲学家而已。

我也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有一个新的重大发现。毕竟我所涉及的主题是自古以来众多哲学家一直在研究的。我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有新的发现，尤其是别人并不这样认为？毫无疑问，这个理念架构对我个人来说十分有用，但其他人似乎并不像我一样觉得它有价值。我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判断。但我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哲学兴趣，而是将其作为个人爱好来对待。在我的生意和慈善事业中，我继续受这一理念架构的引导，而且慈善事业在我生活中占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我每写一本书都努力阐述我的观点。这有助于我拓展这一理念架构，但我仍然把自己看成一个失败的哲学家。有一次我讲座的题目就是“一个失败哲学家的又一次尝试”。

这一切都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改变了。我的理念架构不仅使我预见到了这场危机，还能在它最终到来时有能力应对。它还使我比大多数其他人能更好地解释和预测事件的发展。这让我改变了我自己以及别人对此理念的评价。我的哲学理念已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它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应该被认真对待。正是这一点促使我来做这个系列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