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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的任务，还是局限在工作本身，但是组织者就必须要有战略思维了。换句话说，眼前的事没有那么重要，你要把眼光放开，注意到更大范围的事情。
眼光放开，是指两个维度的放开。
第一个是时间维度。现在的工作也许顺利，也许艰难，但更重要的是未来趋势。
远处有没有还没出现的潜在对手？顺利发展，会不会正在积累危机？艰难前进，前方会不会柳暗花明？有了这些判断，再反过来做当下的决策，才是一个组织者的任务。
第二个是空间维度。组织内的资源，是看得见的，但是组织外的资源那可就是大海了。
和谁协作，拉谁入伙？在体外储备什么样的资源，预留什么样的可能？树什么敌人，交什么朋友？释放什么样的信息？等等等等。
在你有了这样的战略思维之后，第三级台阶又来了，同样拦住了很多人——就是从“组织者”变成“决策者”。
组织者的重点仍然是行动，但是决策者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判断。这个层次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水平，又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了。你关注的，应该是揣摩人心、局势和趋势。
做一件事，在理论上是对的，但是时机对不对呢？是该马上做，还是再等等？做一个动作，效果是好的，但是间接效果是什么呢？负面效果，能不能控制得住？两件事都该做，做哪个才是真正的重点？两方面的意见都有道理，该怎么表态，才能让各个方面都口服心服？
决策者、判断者有一个天然的宿命，就是极其孤独。别人都是在行动，在提意见，只要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行了。而决策者，要独自承担决策的后果和责任。这份压力，没法分担，也无处化解，必须一个人扛下来。
这就是“领导梯队模型”的三级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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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看起来靠谱的目标，领导人如果没有强悍的领导力，不能带领团队齐心协力往前走，一样没戏。反过来，一个看起来不靠谱的目标，领导力过硬的团队，没准也能打出一片天地，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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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钦阳 周五主动果断随便儿买，想买多少买多少，
精伦电子。周一你有一个亿，一股，你也买不到，这就是龙头股对于主动果断者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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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5年，一位西班牙人得意地夸耀说：“让伦敦满意地生产纤维吧，让荷兰满意地生产条纹布吧，让佛罗伦萨满意地生产衣服吧，让西印度群岛生产海狸皮和驮马吧……马德里是所有议会的女王，整个世界服侍她， 而她不必为任何人服务。”
结果，荷兰、英国的手工工场迅速兴旺起来。西班牙人从美洲弄来的大量金银，但只是过路财神，荷兰、英国却成了最终的受益者。他们的生产发展起来，在生产的推动下，英荷两国的政治持续改良，最终成为真正的强国，后来居上。
你看，财富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两副面孔的。来自美洲的金银，在西班牙只是用来消费的金钱。但是在英国和荷兰呢？财富转化为投资，成为发展生产所需的资本。
当财富只是金钱的时候，消费完了就完了，什么也没有留下。而当财富是资本的时候，它就像血液一样，在整个社会的体内流转。不仅生产出新的财富，而且还养活了大量的人口。不仅养活大量的人口，还让这些人参与广泛的协作，建构起有活力的社会组织。不仅有广泛的协作，还在为整个社会积累知识和制度环境，最后才是国强民富。
这就要说到我们中国了。
前些年有一个主流的声音说，我们中国虽然是世界工厂，但是干的都是苦活、脏活、累活，利润还非常微薄。我们生产的东西漂洋过海到了美国，美国就印点花花绿绿的美元给我们，我们还要把美元再去买美国的国债。到最后，其实是空忙一场。
是空忙一场吗？当然不是。
这些年我们亲眼所见，中国制造从只会生产点塑料盆、衣服、袜子，到建立起空前强大的生产体系，几乎什么都能生产。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化成了工业人口，参与到全球的协作链条中。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财富效应。
当然美国并不是西班牙，但是几百年前的那一幕，确实也在以另外一种形式上演。有人快乐地消费，有人辛苦地生产，消费者拥有现在，而生产者拥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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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兴衰起伏，这是大势所趋，没有办法改变。但是，过去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在是铁打的人才流水的行业。行业里的人才，既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又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啊。
人的命运和行业的命运，完全不是一回事，已经分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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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最近我看了郭灿金教授的一篇分析，发现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之间的完美关系，其实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它其实是当事双方小心翼翼维持的一种平衡状态。
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还要从头说起。
魏征在跟李世民之前，先后改换了五次主人，这在当时人看来，是很没有节操的行为。尤其在遇到李世民之前，魏征辅佐的是李世民最大的政敌，太子李建成。
眼见李世民一天天坐大，魏征曾多次建议李建成先行下手，除掉李世民以消后患。只是谁也没有想到，率先发起斩首行动的居然是李世民，而且得手了。
魏征建议李建成杀死李世民的事，李世民其实早就知道，所以李世民刚刚坐上皇位，就把魏征招来质问。这件事，在新旧唐书中都有记载，李世民问得气势汹汹：“你当年为何明目张胆的离间我兄弟感情？还要让他把我干掉？”
这应该是魏征一生中最重要、最惊险的时刻。一句话回答不好，可能命就没了。
你看，魏征是怎么说的。他说：“当日皇太子若听从我的劝告，哪会遭逢今日之祸？”你看，这话说得够硬吧？明显是不怕得罪李世民。
但是结果，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唐太宗居然“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居然让魏征升官了。
对此，《旧唐书》给出的解释是：“太宗素器之。”意思是李世民向来器重魏征的才能，所以魏征得以活命。
《新唐书》给出的解释是：“王器其直，无恨意。”意思是李世民被魏征的直率秉性所打动，因此放过了魏征。
可是这两种解释，我们现在看来，都说不通。要说李世民向来器重魏征的才能，为什么还要气势汹汹的质问？被魏征的直率打动就更说不通，政治家要是这么容易被打动，那还是政治家吗？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魏征的回答，正是唐太宗李世民想要的。
李世民是一代明君，这是我们后人的结论，但当时的人可不这么看。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杀兄害弟之后，又逼迫父亲李渊退位的。这样的情况下，李世民最急迫的事情，就是要论证自己的合法性。事实上，李世民当之后一系列英明的作为，除了他自己确实雄才大略之外，也有一个极为隐秘的动机，就是洗刷这个骂名。
那魏征的回答，说明了什么？
“当日皇太子若听从我的劝告，哪会遭逢今日之祸？”这正好说明，原来李建成集团也在对李世民磨刀霍霍，只是下手太慢，才让李世民得了手。这句话，正好洗刷了李世民的原罪。
更重要的是，这句话只有从魏征的口中说出来才有分量，因为他来自和李世民对立的阵营。有了这句话，“玄武门之变”才有了合法性和必要性，李世民的行为才成了当机立断的自卫反击。
有了魏征的这句话，李世民马上意识到让魏征活下来的巨大价值。而且他还意识到，赦免魏征，还可以向天下展示自己的宽容和胸怀，向天下证明自己是一代明君。连魏征这样曾经建议别人杀掉自己的人，都被宽容了，太宗还有谁不能容呢？
我们再反过头来看魏征。
他也是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要想活命，要想在李世民的手下获得一个安稳的位置，只有一个支点，就是要帮助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魏征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工具，让李世民能够通过自己这个工具，让自己显得像是一代明君。
那魏征该怎么做呢？首先，魏征给李世民来了个名词解释——他告诉李世民“忠臣”和“良臣”的本质差别。
能让自己获得美名，辅助君主获得尊贵的声誉，子孙相传，福禄无疆的臣子是“良臣”。
而自身遭受杀戮之祸，又让君主背上陷害忠臣的恶名，使“小家”和“大家”都遭受损失，只留下空名的臣子是“忠臣”。
你看，这话说的多么巧妙。从今天起，我将正式尽情进谏，就是说你不爱听的话。因此，我的脑袋随时有可能搬家。你如果杀我呢，就是让我成为“忠臣”，咱们彼此双输；你如果不杀我呢，就是让我成为“良臣”，咱们双赢。
魏征巧妙地说过：“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你让我说，我才敢说，你要是不听我说，我怎么敢冒犯你呢。
你看，这背后的意思就是和李世民达成一个默契：我尽情地说，你尽量地忍。我说到最后，你忍到最后，咱俩都能成就美名。
理解了这一层，你才能听得懂李世民两次对于魏征的评价。
第一次，李世民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其妩媚耳。”你们都觉得魏征举动很傲慢，我倒是觉得他很妩媚。“妩媚”是形容女人的，李世民用在魏征身上，你琢磨琢磨为什么。
第二次，李世民评价说：“我当前，功劳最大的是房玄龄，而我做了之后，功劳最大的非魏征莫属。”奇怪，没听说魏征有什么开疆拓土、出谋划策的功劳啊。只是不断地说李世民不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为什么功劳最大呢？你再琢磨琢磨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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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股都没有买，只买了一股，现在不是可以买一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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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聊聊唐太宗和魏征的故事。没办法，只要讲到中国古代，就不得不提唐太宗李世民，而讲到唐太宗，又不得不说他和魏征之间的君臣关系。
大家熟知的桥段有这么两个：
一个是魏征总是给唐太宗提意见。有一次，魏征把唐太宗给说急了，唐太宗就回到宫中发火，大喊几句“我恨不得杀了这个乡巴佬！”
以至于长孙皇后出来打圆场，说：“只因有你这样的好，才有他那样敢说话的臣子啊。”才使唐太宗，转怒为喜。
第二个我们熟知的桥段，是唐太宗留下的这段千古名言：“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今魏征逝，一鉴亡矣。”
你看，这是多么理想的君臣关系：臣子竭诚进谏，虚心接纳。两人互相成就，结果是一段千古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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