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估算我国FDI存量的时候,一方面我们需要考虑估值效应带来的FDI市值的增加,另一方面,我们亦需要将FDI产生的留存利润计算在内。考虑到过去人民币资产的赚钱效应,资本的逐利性使得FDI将大量利润留存在国内。而这部分利润随时可以无条件汇回国外母公司。
我们以2004年底3692亿美元FDI作为原始数据估算。首先,以70城市房价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作为资产价格和汇率变化重估存量FDI,初步测算出这项大概有1.4万亿漏损。然后以18%的年化收益率和七成比例计算留存收益,最后以两成折算考虑到外管局2011年对留存利润修正,我们发现仍未被统计到的累计留存收益大约有3500亿美元。
以虚假贸易的形式通过经常账户流入的热钱则是另一个不反映在对外金融资产负债表表内的隐形负债。具体这里用的是吴海英(2014)的估算方法来估计虚假出口。根据该测算,中国的虚假出口以2005年为分水岭,由出口低报变为出口高报,并且高报规模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迅速上升。虚假出口的金额由2009年的749亿美元扩大至2013年的3272亿美元,而这些流入我国的热钱叠加与之形成的留存收益虽然形成的是我国的外汇储备,但与其说是我国对外金融资产,不如说是美元债务。
FDI重估与虚假贸易规模之和大约是1.7万亿美元,和中国对外金融净资产规模是相同的,虽然这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是对外金融负债国,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对外金融资产相应的收益。但考虑到外汇储备年化收益率可能仅为3%左右,与对外金融负债端FDI年化 20%左右的年化收益率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庞大的外汇储备的背后或积累了规模更为庞大美元债务。
隐忧二:外汇占款减少是否会加剧信用链条的脆弱性?
中间价时点发生在资本市场信心较为脆弱、实体经济缺乏时赚钱效应时,此时汇率形成机制由管制到市场化决定就必然会引发市场对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预期。一般来说,资本外流是依照流动性强弱次序:存款——股票——债券——
房地产依次抛售,本轮的市场调整反映了过去套利的美元流动性集中平仓带来的压力。
此外,考虑到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一定是万能药,市场对潜在资金面压力和经济信用链条的维系也会存有一定担忧。资本外流在基础货币层面,外汇占款流出会导致银行间资金面偏紧,资金面偏紧会影响到银行信用投放。实体层面,资本外流会导致银行存款来源减少,存款挤兑会导致如果没有央行宽松助阵银行可能不得不变卖资产(抽贷)来兑付。
考虑到一个企业资产是无法随时变现的,而且对资产的定价来自于未来现金流的贴现,但恰恰是处于深度通缩,有金融风险的重工业产能的资产是没有合理现金流来源的,但过去产能扩张积累的债务却是确定的。如果实体存在大量需要借新还旧的主体,不稳定的资金面可能会加剧信用链条的脆弱性。
隐忧三:无法扭转的风险偏好
央行通过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提高套利成本,通过干预离岸人民币汇率拉平与在岸汇差,这些都有助于缓解人民币贬值预期。但如果按照之前的分析,要彻底扭转人民币贬值预期,中长期的焦点还是在于能否提高人民币资产的赚钱效应。
要对未来汇率水平有一个判断,这里用历史对比的方法,寻找一个相似的节点。目前的汇率绝对水平与2012年接近,资本外流也有一定的相似性,经济基本面也都经历了青黄不接的过程。但2012年下半年后,人民币又重回升值通道,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了2013年底。如果后续的经济基本面无法与2012年下半年趋同,那么人民币汇率可能会走向与2012年相反的情形。
得益于此前挤压的购房需求集中释放,2012年房地产销售转暖,2012年下半年房地产开工也滞后反弹,并且还带动了2013年制造业投资企稳。但与现在最大不同房地产销售传导不到投资端,库存和人口的长周期因素起了主要作用。22-29岁婚龄人口在2014年见顶于2.3亿人之后在2020年要下降到1.7亿人,以现在的待售加上在建衡量的潜在库存按现有的销售水平购卖十年(考虑到在建里面预售的部分,可能会有高估)。
从一般的产能周期来看,需求的扩张会先于产能的扩张,观测历史数据也能够发现房地产投资领先制造业投资半年。8-9月高频数据显示的房地产销售再度走弱,如果后续房地产投资还有下行压力,那么后续制造业产能会继续去化。
2012年下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和2013年制造业产能走向再扩张为后续人民币升值奠定基础。毕竟金融危机后的外汇占款以投机性为主,那么这种总需求扩张为在金融层面提供了很多高收益资产。但目前实体的主要压力源于去杠杆,无风险收益下降安全资产稀缺和人民币资产风险溢价上升使得套利资金有兑现浮盈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