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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问询显威 昌九生化股东蒙面举牌现原形·面对监管机构问询，昌九生化的异常股东榜终于揭开“底牌”。昌九生化5日晚发布公告，就此前上交所问询的三组股东或存一致行动人关系一事给出回复。正如监管机构和市场猜测的那样，“蒙面举牌”一事的确存在，而其余两组股东多有辩解之词，但其解释是否可信仍需进一步核实。（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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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监管机构问询，昌九生化的异常股东榜终于揭开“底牌”。昌九生化5日晚发布公告，就此前上交所问询的三组股东或存一致行动人关系一事给出回复。正如监管机构和市场猜测的那样，“蒙面举牌”一事的确存在，而其余两组股东多有辩解之词，但其解释是否可信仍需进一步核实。
承认“蒙面举牌”
根据此前问询函，上交所在对昌九生化股票交易情况进行核查中发现，上市公司股东周勇、赵海月与赵平等人，蔡雪秋、蔡晓兰与蒋惠平等人，曹洪波与曹洪涛等人，在开户交易情况等方面存在关联性，疑似一致行动人。
对此，上交所在问询函中要求昌九生化分别向上述三组股东核实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记者发现，在昌九生化一季报中，周勇、赵海月、蔡雪秋、曹洪波、曹洪涛等均系其前十大股东。季报之中，昌九生化称，公司第一大股东昌九集团与其他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上市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上述问询果然收到效果。周勇、赵海月与赵平在回复中证实，周勇与赵平为夫妻，赵海月则是其女儿，三人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公告显示，三人的建仓时间集中于2015年7月和8月，其后由于股价下跌，赵海月、赵平均有止损操作，而周勇并未有后续操作。
根据上交所监察发现，截至目前，周勇、赵海月与赵平三人合计持股比例已达昌九生化总股本的6.269%。对此，上述三人并未予以否认，仅表示，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尽快补充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尽管承认一致行动关系，但周勇等三人仍难逃责罚。根据相关规则，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家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时，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向证监会、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通知上市公司，并予以公告，并且不得在上述期限内买卖公司股票。
显然，周勇、赵平和赵海月隐瞒一致行动关系，未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明显违反了上述规则，预计将被监管机构予以相应的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苍白辩解无效
与周勇等三人承认一致行动关系不同，蔡雪秋、蔡晓兰与蒋惠平以及曹洪波与曹洪涛，两组股东却对一致行动关系不予完全认可。
例如，据蔡雪秋、蔡晓兰介绍，二人为父女，存在一致行动关系，其将股票账户交给一个名为“潘满全”的朋友代为投资，而潘满全也是蒋惠平的朋友，使得三人的IP和电脑MAC地址一样。基于此，蔡雪秋、蔡晓兰认为，二人和蒋惠平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对此，蒋惠平也表示，其是委托潘满全协助投资，IP和电脑MAC地址一样，并不代表其和蔡雪秋、蔡晓兰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此外，经蔡雪秋、蔡晓兰二人核实，潘满全和周勇、赵平、赵海月、曹洪波、曹洪涛不认识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曹洪波和曹洪涛二人的回复则更为简单。二人均承认兄弟关系，但不是关联方，不是一致行动人。
不过，是否为一致行动关系并不完全由股东自己说了算。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存在类似近亲属关系的股东，监管机构完全可以直接推定其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记者注意到，目前，曹洪波和曹洪涛虽系公司前10大股东，但合计持股比例仍不足5%，尚未达到规定的权益变动报告的披露标准。如果二人继续增持公司股票达到5%，或者还存在其他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达到5%，则应遵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除此之外，周勇、赵海月与赵平，蔡雪秋、蔡晓兰与蒋惠平，曹洪波与曹洪涛，这三组股东均表示与其他组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昌九集团、赣州工投和中国农批也均表示，公司及关联方以及董监高和上述三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一线监管显威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除了昌九生化外，莫高股份、*ST山水和博通股份等公司也因举牌方涉嫌隐瞒一致行动关系被上交所监管问询。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市场举牌风起，诸如“蒙面举牌”、“马甲增持”、拒不披露等情形也时有出现。针对此类违规情形，上交所及时进行监管问询，将信息披露监管，与股票二级市场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等手段进行有机结合，取得了较好的监管效果。
以昌九生化为例，“蒙面人”和“马甲”面对监管问询函提出的开户和交易等客观事实，不得不承认一致行动关系。
“隐瞒一致行动人等违规举牌行为不仅影响了投资者的知情权，还很可能诱发后续的表决权、控股权之争等一系列问题。”有市场专业人士表示。
 该人士认为，过去监管机构仅靠信息披露，很难发现股东隐瞒一致行动关系的问题。现在，上交所发挥其一线监管的信息和数据优势，运用多位一体的监管手段，提高了发现此类违规问题的效率。这不仅有利于规范股东的举牌行为，也有利于促进证券市场正本清源，维护市场的透明和公正。

房地产税知易行难 立法和清费两大前提尚均不具备 
立法和清费：两大前提尚均不具备 房地产税知易行难
无论从立法完善还是房地产市场角度，房地产税的开征似乎都是理所当然；但真要做起来才知道，目前存在的障碍太多了。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一句“义无反顾推进房地产税制改革”，一石激起千层浪。《华夏时报》记者随后获悉，目前房地产税草案正在拟定过程中，经过审议后将出台《房地产税法》，此后才会正式公布并执行。
“要想征税，先要立法，新税种的设立、税法的制定等都必须经过法律程序。目前，《房地产税法》并未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年立法计划，即使明年能列入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最快也要在2018年才能开始施行。”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施正文称。
“房地产税实际上是对现行税制以及有关的收费体系的再设计，因为围绕着房地产的税收有很多，还有附加在土地上的各种各样数不清名目的费用。可以说，房地产税的出台，是对现行税费体制中的一些税费项目所做的必要调整和整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过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表示。
上海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甚至认为，在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税之间的关系尚未厘清时，谈房产税仍有些过早。此外，房地产税将成为首个税务局直接面对居民个人征收的税种，这样征收难度对比现在不用直接缴纳的“间接税”无疑要高很多。
草案尚在胎中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时，人大发言人傅莹表态，房地产税将尽快纳入立法程序。不过，时至今日，相关草案还在拟定。
“中国房地产税征收是大势所趋，但尚未完成立法，而立法需要多次审议，按照2个月召开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节奏，房地产税几乎不可能在年内出台。”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原副会长朱中一表示。
按照今年启动立法程序的节奏来看，草案出来以后，要进行一审，一审之后，要征求社会意见，随后综合意见进行二审。如果意见比较纷乱，则有可能进入三审、四审。最后，还要经过全国人大审议批准，通过后开始实施。
“本届人大任期是到2017年底，因此，预计房地产税法最快将在2017年底前通过，慢的话可能会在2017年底提交审议，在下一届人大任期内通过。”刘剑文表示。
按照设想，房地产税将增加第二套、第三套房子的持有成本，从而使投机者减少，增加有效供给。“房地产税其实包括房地产业营业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等多项税种。征收房地产税将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盘活存量，进而使房子回归居住本质，长远看有益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朱中一指出。
不过，在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看来，中国的房地产税，是土地国有制下对私人住宅征收的财产税，这在国际上难以找到借鉴先例。即便将来全面开征，规模也远不及私有制下的房产税规模大小。此外，因为目前全国房地产投资持续放慢，加上销售难度大，且住房库存多，也给征收房地产税带来了影响。
“现在急迫地想开征房地产税，主要在于‘营改增’后地方税缺乏主力税种，急需增加新的收入来源。”一位业内专家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事实上，房地产相关税收在地方财政占比仍在不断增加。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团队研究的相关课题成果显示，近年来，地方财政构成已一改土地出让金一家独大的情况，对房地产相关税收依赖度正慢慢超过土地出让金依赖度。上海、北京、海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6地房地产相关税收已超过土地出让金比例。
不过，以往的税收几乎都是针对法人进行征收，即便是个人所得税，也是通过单位财务部门代扣代缴，现在面向个人直接征收房地产税，税务机关的征收能力和管理水平都需要加强。
在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看来，如果不解决投资长期依赖房产，热点城市有效供应少于需求的问题，房地产税的作用会逐渐削弱，最终会转嫁给买房者。
重复征税待解
在施正文看来，房地产税的征收应该设立一定的免税面积，以保证居民第一套住房不用缴税。可以设定一个中央的最低标准，在此标准之上，各地免征面积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上浮。按照上海的试点，对人均超过60平方米的进行房产税征收，税率为0.6%和0.4%。比如一个居民家庭原来已拥有的住房面积共计180平方米，刚好人均60平方米，现又新购一套100平方米的住房总价100万元，那么其一年应缴房产税4000至6000元左右。
不过，在谢百三看来，即使第一套住房不用征税，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假离婚，夫妻一人一房，就成了‘满5年唯一’，结果是免征此税。我相信北京这几年离婚率一定会升高。”谢百三表示。
更重要的是，房子里包含着70年的土地出让金，再每年征税，并不合理。
“北京郊区的小产权房与市区大产权房，房价差8-10倍，就是后者缴了这笔费用。而这笔70年土地使用费缴了后，再缴房产税，是一只羊身上多剥张皮，并不合理。”谢百三称。
中国的房地产税，是土地国有制下对私人住宅征收的财产税，这在国际上难以找到借鉴先例。在土地国有的条件下，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多年以来严重依赖土地出让金，2014年上海共收入土地出让金1763.9亿元，地王频出，被认为是推高房价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思路是出台房产税，同时合并其他税费。近几年关于房产税的改革，却悄然转换成“增税”的思维，只谈房产税，不谈合并或者取消其他的税费。如果房产税的改革只是增加一个新的税种，这意味着在已经很重的税收上再加税。
因此，在房产税立法的时候，土地出让金，包括契税、土地增值税等如何处理，应该严密论证，慎重推行。
 “房地产税应广泛征求老百姓意见，时机成熟再开征，并避免误伤合理改善与正常投资需求，不影响生活品质与市场健康，还应该防止重复征税增加老百姓负担，同时不增加自住型购房者买房购房成本。”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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