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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大幅加息是必然 A股3000点不便宜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06日 01:40 中国经营报
徐瑾
放虎容易，擒虎难。
这边中国央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刚有收缩苗头，那边美联储11月3日敲定将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预计每月购买75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总量共计6000亿美元。
货币之争背后，全球通胀重来已是不争事实，《中国经营报》记者在上海专访了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他刚刚出版了《再危机》一书。
大幅加息是必然
《中国经营报》：当前大家对于通胀高企的预期不断加强，虽然官方宣称对于CPI(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容忍度是3%，事实上7月以来的数据一直高于这一目标，统计局最新公布的9月份CPI为3 .6%，您怎么看当前中国面临的通胀问题？
谢国忠：通胀不是预期，而是已经可以看得到了。可以说当前中国已经进入通胀时代，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当然，老百姓对于CPI数据的真实性也不太信任，这样一贯的不信任会影响大家行为的变化，可能会引发危机。从房租、食品之类价格的增长来看，我觉得当前通胀幅度可能会是两位数，况且现在有些领域已经出现囤积商品行为，这可能会导致通胀加速膨胀。
《中国经营报》：中国央行近期发布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强调价格上行压力不容忽视，需加强通胀预期管理。此前央行宣布加息0.25%，也引发是否进入加息周期的议论，您认为当前的加息对于通胀有无实质性作用？
谢国忠：央行近两年来一直提倡重视通胀，但这次加息幅度太小，只起到了安慰作用。我此前就说过央行年内会加两次利率，这次之后应该还有一次，但同样不会有太大的幅度。有人说加息只这一次，不代表进入加息周期，但是历史上中国一般如果开始加息或者减息，都会经历几年的周期，没有只加一次的例子。
我认为，应对通胀，当然应该加息，而且只有加息幅度足够时，才会真正抑制通胀预期。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大幅加息是必然的，拖得越久的话加得越多，因此不要以为这次会跟以前不一样，这其实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历史上每次都这样。一旦老百姓醒悟过来，出现抢购风潮，很可能形成通胀危机，那么通胀就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A股3000点不便宜
《中国经营报》：假如进入通胀时代，有观点预计资产价格随即会被推向高点，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谢国忠：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的资产价格已经上升很多。过去两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就提高了50%，导致资产价格被推高，现在这些钱已经开始流入其他领域，会引起整体经济的通胀，这是货币重新分配的概念，但并不必然导致资产价格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大概是18%，低于名义GDP 20%的增速，这意味着央行已经开始在收紧货币，这种情况下资产泡沫会受到抑制。
《中国经营报》：在房地产市场，今年以来一系列调控政策受到很多关注。您一直说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在今年已经见顶，不过很多导致房价下跌的货币条件却不存在，您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谢国忠：中国楼市是一个新房市场，需要大量货币来支持购买，2009年新房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5%，超过当年实际GDP的14%。现在房地产开发商盈利以及新房销售、成交价等数据很多时候没有意义，因为那都是一年以前的数据。由于现在没有证据可以有效证明房价的涨跌，所以大家都可以讲很多故事。但是我认为，房地产市场的大部分资金还是来自银行系统。这次的楼市调整，政府态度是很坚决的，中央严控了信贷的投放，比如上海就决定不让外地人购买房子。我认为，随着资金的收紧，今后五年之内中国房价可能下跌50%，但不是一下子跌下去，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同时二线城市的房价会比一线城市的房价跌得更多，因为它们过去的涨幅也比较多。
《中国经营报》：今年大部分研究机构预计中国GDP增速还是在10%以上，基于基本面向好，很多人也看好今后股市的表现，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谢国忠：两年前他们也是这样预测的，这已经没有意义了。股市的情况比楼市好一点，前两年已经从6000点打压到1600点过，但是过了3000点后，中国的整体股票价格也不便宜了。今年在2300点时，我就说过秋天会有一波行情，就像我在2007年时说过股市会涨一倍一样，但仍然有泡沫。近期，中国的股市上涨已经超过20%，这已经不寻常了。以亚洲经济为例，这十多年来整体GDP增长了两三倍，但各国的股票指数并没有大涨，来来回回的涨跌往往是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引起的。进一步来看，亚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比如韩国、中国台湾，股市真正增值部分来源于很少的股票，比如韩国三星、中国台湾台积电等几家公司。长期来看，股市和GDP增速有关，但是短期之内还是与货币有关。
《中国经营报》：现在国际上又有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您怎么看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变化？
谢国忠：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受到冲击其实比较小，但是货币却放得比别人多得多，这几年的货币增加非常快，引发了当前中国的诸多经济问题。我认为，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在于家庭收入过低，总量不到GDP的40%——这个问题所引发的其他一系列问题往往就用钱来掩盖，这就是为什么货币要放那么多的原因。大量的货币并没有进入老百姓口袋，而是用于国家投资，随后又变成很多灰色收入，这些灰色收入会再去炒房等，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调整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如果理顺了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和民众的收入分配关系，那么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就可以健康发展了。通胀的情况也不例外，过去大量的释放流动性就是等于剥夺储户的钱，今后大幅加息也是在平衡过去的行为，市场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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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自主化助推东北装备制造业实现新跨越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10年11月04日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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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１１月４日电（记者 王晓明 石庆伟 范迎春）“一汽集团已研发出中国第一个IT化发动机智能专家系统，汽油直喷技术实现节油１５％－２０％。”一汽集团副总经理许宪平告诉记者。去年以来一汽的自主品牌技术研发取得显著成效，Ｊ６重型系列商用车获得２００９年度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特别奖，在城市垃圾车、洒水车上率先突破，一汽卡车销售量随之大幅上升。
一汽的巨大变化是东北装备制造业大发展的一个缩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东北振兴司巡视员王树年近日表示，“十一五”期间，东北地区实施了机床高速加工中心、重大装备精密轴承、特大型变压器、汽车发动机及大型铸锻件等一大批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项目，鞍钢、一重、哈电、一汽、长客、沈鼓、沈阳机床、大连机床、北方重工、大连船舶重工、瓦轴等国有重点老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生产制造能力和产品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取得重大成果。
记者在东北采访了解到，东北的核电设备、风电机组、电站空调、盾构机械、高速动车组、大功率机车、大型船用曲轴、乙烯裂解气压缩机、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的自主化研发不断取得突破。一重集团自主研制的具有当代技术水平的１．５万吨水压机，成功攻克百万千瓦级核电全部锻件；沈鼓集团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套百万吨乙烯装置的乙烯裂解气和丙烯裂解气压缩机；大连重工起重研制成功国内首个９０级船用曲轴；华锐公司研制成功３兆瓦风电机组，去年风电机组产量位居世界第三；特变电工沈变集团研制成功１０００千伏特高压变压器，产能达到１０万兆伏安，位列世界第一；沈阳机床、大连机床、齐重数控、齐二机床研制成功一批高档和重型数控机床，填补国内空白。
吉林财经大学校长宋冬林告诉记者，目前，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和哈大齐工业走廊正在以装备制造业为主导产业加快发展，鼓励和支持企业推进自主创新，着力建设国内一流的现代产业基地，形成一大批自主化新产品，这对于提高东北区域经济竞争力意义重大。东北具有传统优势的装备制造产业正迎来新一轮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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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龙(经济学家)：浙江等地的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主要是在制鞋、服装等传统产业，这些产业的资本边际效益正在降低，民营资本希望转移到新的行业中，以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但是，新行业的资本壁垒、人才壁垒、技术壁垒甚至是政策壁垒，都比原有产业高许多。现在浙江民营企业的投资联盟化，其实是在冲击壁垒。
柳传志(企业总裁)：从实业运作到资本运作是有一定规律的，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IBM公司董事长郭士纳后来都转向投资领域，在做过实业之后，这些管理者过去的经验能让他们把企业看得更深透，把项目看得更宏观，我自己也是这样。
樊纲(经济学家)：没有哪个行业更高级，没有哪个行业永远的利润率更高，制造业利润来的慢一点，可能风险更稳定。世界过去这几十年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业发展严重泡沫化，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基础，产生了大量的风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观念被撒向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金融业赚钱快，一等的人搞金融，三等的人搞制造等等，然后就攀比。我们中国金融业是落后的，我们继续发展，但是更要大力发展制造业。
贺军(投资专家)：为什么从做实业转向做投资？每个实业家可能都有各不相同的原因，但从宏观上看，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的繁荣。现在中国实业乱相纷呈只是一个过渡状态，只有当优胜劣汰的机制促使产业资本的盈利能力回升到一定的平衡点，那些脱离产业的资本才会回到产业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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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快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杭州最大数额的非法生产经营假药案，查处药品价值达2781万元。
主犯丁某，47岁，美国著名医科大学博士后，美籍华人。
7年前，丁学成归国，在杭州某高校担任博导，同时，也是杭州一家生物医药技术开发公司的老总。
22日，丁出现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号庭。瘦高个，颧骨很高，穿蓝色衬衫。标准普通话，声音有磁性。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11月间，丁在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指令胡×（丁公司员工）生产埃罗体等治疗肿瘤用药，而后邮寄给深圳的××进行分装对外销售。……鉴定价值2781万元，有效成分达到同类正品标准……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丁嗫嚅：“不能那样估价，实际上我卖给病人家属，只有市场价的十分之一不到……我不是要扰乱市场秩序，而是正品药的价格，病人没法承受啊。”
丁生产的药，都是相当昂贵的进口处方药，如埃罗体（治疗肺癌）、依玛体（治疗白血病）、索伦尼克（治疗肾癌）等。一瓶药，三十来片，市场价一两万。
2008年下半年，丁开始用自己的技术炮制进口抗癌药。他掌控原料和配方，然后让所在公司的一名职员在江苏宜兴的两间出租屋内生产药片。再把药片快递到深圳去，让人负责包装和销售。2009年11月25日，丁邮寄药片时被抓获。
法庭辩论环节，丁缓缓地说了很长一段话：
“我是一名科学家，回国后只想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做违法的事？我的人生规划里从来没有这一项。
“只是，后来我不得不这么做。我一直从事新药研究，一天一位护士长找到我，说自己妹妹得了癌症，用的药一瓶就要两万多，一个月一瓶，家里实在负担不起，让我帮帮她。那个护士长给我下跪……
“我触动很大。我有这个技术，我有能力帮他们，但是由于专利垄断，我没有办法取得这个药的生产经营权……后来我自己的姐姐也得了癌症，她的经济条件也不好，我就用自己的技术给她做药，效果很好。
“我没有主动去卖药，都是我的学生、同事或者听过我讲座的人，慕名找上来。他们希望我帮助他们，很多次我都无偿为他们提供药品，从来没有出过事故……我帮助了将近一两百个人。这个只是我的副业，我的主要精力还是科研，我没有想过牟利，只想帮他们……”
丁的律师擦了一下眼睛，有些动情地说：“他是在做善事，他是在救人，只因为原本救人的药定了个要人命的价格……虽然他的小作坊，环境上可能达不到国家要求，但是药品质量是没有问题的，药监局也证实了这点。”
丁的父亲在旁听席上不住抹眼泪。
检察官说：“不管动机如何，结果如何，都必须在国家法律的框架内，因为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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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利的转身离开，让整个私募界为之惋惜。
重阳投资合伙人、首席投资官李旭利已于10月22日辞去在该公司的职务，正式离开重阳投资。
重阳投资向《华夏时报》表示：“对李总的离开表示无奈和不舍，接下来的主要工作是进一步完善投研团队。”而李旭利本人的手机则长时间处于关机状态。
有知情人士向本报透露，坊间传闻李旭利被证监会调查违规交易并非空穴来风。该人士表示，明年就要出台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管理体系，证监会近期有意遏制愈演愈烈由公转私的浪潮，其基金监管部正在调查一批公募转私募相关人士，李旭利或不幸牵扯其中。
昔日公私募双栖明星
他曾经是横跨公私募两界的双栖明星，与王亚伟等人同被称做是公募基金的黄金一代，而他本人则戏谑自己只是“最早的一代”。
与裘国根一样毕业于人民大学投资经济系，之后，李旭利进入素有中国金融界黄埔军校之称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那个人才济济的班级集结了当今基金界人数众多的从业精英，莫泰山、李学文、郭树强、姜文涛、史博……他们都与李旭利同一班级，有些甚至是同一宿舍。
上世纪末，李旭利是较早意识到基金业即将迎来爆发潮的基金开拓者之一，他在研究生毕业之后放弃进入央行的机会，直线南下进入尚在筹建之中的南方基金，并且在公募基金一扎就是11年。
从交易员一路干到投资总监，刚跨入而立之年的李旭利又转战上海，成为交银施罗德基金投资总监。他以自上而下的投资理念著称，对宏观经济研判相当见长，在此趋势下进行资产配置和行业选择也几乎一向精准。在公募基金界，他获得过颇多赞誉，诸如，最长寿的基金经理、意见领袖等，“稳健”则是他一直以来的风格标签。
2009年6月是李旭利职业生涯极其重要的转折节点。他选择自己创业，与裘国根共同创办“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裘国根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他本人则出任首席投资官。
这一被业界称为“双剑合璧”的合作，促成了2009年招商银行(14.57,-0.36,-2.41%)对阳光私募的“破冰”之举，重阳3期产品首发即达到了11.5亿的规模，震惊业内。
有如此强强联合的重阳投资一度被视为阳光私募的典范。近日，原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莫泰山加盟重阳，更是让各界对新的重阳系充满期待。不料此时，风云突变。
巅峰时刻戛然“离去”
不可否认的是，李旭利离开重阳投资的消息震动了整个私募界乃至基金界。
记者在今年5月份曾见到李旭利，彼时神采奕奕的他作出了对A股市场的乐观判断，也作出了重阳系缘何重仓宝钢股份(7.17,-0.12,-1.65%)的解析。那个阶段，市场巨幅震荡，步步下跌。宝钢股份、中国南车(5.98,-0.06,-0.99%)、青岛啤酒(36.07,0.30,0.84%)等皆为重阳系当时的重仓股，李旭利说，他愿意耐心等待市场重新青睐蓝筹时刻的到来。
他提到转做私募之后，对投资水准要求更高，也提到自己对重阳及整个私募行业寄予的厚望。
“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做成中国一流的专业财富管理机构。”当时的李旭利这样描绘其美好的愿景，“想做成优秀企业是我跟裘一致的想法。”
“我可以直白地说，我们的目标从来不是按100亿来设定，如果按照这个来设定，意义就不是很大。”他一脸严肃，或许他曾憧憬着重阳投资有朝一日步入千亿时代。
李旭利还说道，一个基金经理要经历三个十年周期，“第一个周期基本还在学，第三个周期则已错过时代，第二个周期是最为关键的。”无疑，随性坦诚的他正处于第二个周期，用努力打磨的事业巅峰期。
只是，事与愿违。
李旭利离职重阳的消息传出之后，不少基金界人士都表示担忧、惋惜，相关传闻四起。
一位与裘国根、李旭利两人都熟识的私募人士在谈及此事时表示：“此事涉及公募、私募，原因十分复杂，我们都希望私募行业往好的方向发展，现在只能静观其变，两三个月之后事情大概就会清晰明了。”
制度性缺陷才是最根本的
范晓曼
李旭利，辞职！在市场渐显好转之时，私募风云人物悄然出走，业界一片哗然，猜测纷纷，李旭利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他选择了沉默。重阳投资给出的答复非常简单：身体及个人原因。
谁都明白，背后的事绝非偶然。
私募快速成长很快变成小公募的规模，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出现了……
坊间传出了不利消息，此番突然消失在众人视线之外，与其原来就职公募期间有瓜葛，但尚不知是牵涉到“老鼠仓”还是利益输送？
长着一张阳光的脸，略显敦厚，以重阳投资合伙人身份聚焦媒体镁光灯一年之久的他，在投资者眼中显然是位不可多得的“私募天王”。
和裘国根合伙成立重阳投资，募集额一度达50亿左右，李旭利如此大的号召力让许多有着行业优势的公募基金经理多少有些汗颜。没有银行强大的渠道支撑，没有公开宣传的渠道，这些并不妨碍重阳集聚的人气。只是投资者没有想到，有一天，李旭利会黯然离去，还要相信重阳吗？这是摆在投资者面前非常现实的问题。
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重阳会继续延续李旭利时代的风格，但笔者却以为，更多成熟的投资者会有自己的选择。
50亿，几乎是小公募的水平，虽然相较公募在契约上有很大的灵活性，但这一规模在市场反复时也不是很好把握，笔者曾想过，私募的规模究竟该多大为宜？
其实，对私募，从监管层到市场及舆论环境都给予了很大的空间，笔者曾与公募基金的老总聊过私募崛起的现状是否会影响公募的积极性这个话题，一位非常乐观的老总对记者表达了她的愿望：希望私募能顺利地发展，在此过程中总结经验，或许有些是公募可以慢慢接受的，相互促进。但李旭利的出走让其非常意外也很惋惜。
不过，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主任洪磊最近的一次讲话似乎预示着什么：随着《基金法》修订工作的完成，离开公募基金的那些高级管理人、基金经理，只要没有违法违纪的，可以注册自己的基金管理公司。
笔者同时获悉，证监会此次“调研”恐怕会涉及到几位从公募转投私募的人士，或许，这是监管层为了封堵这种一窝蜂“私奔”潮的开始，更严厉的措施还在后面。
有基金界老总为笔者分析，出现这样的状况，其实制度缺陷才是根本。
他用了一句很形象的话：要把基金经理当人看，许多公募基金经理其实在冒着人身风险，因为不知道哪一天，查下来，就会认为有利益输送的嫌疑。同时，舆论上和业绩排名上的压力更多地把人逼向了私募界。
看过《华尔街2》的人都知道，迈克尔·道格拉斯所扮演的戈登，8年后出狱，虽然已经落伍但依然不能舍弃金融博弈的那种情怀，因为它甚至要超越亲情。
既然基金经理们也是人，而且凭借他个人的专业，让他无谓地放弃交易股票，眼看着大把可以赚钱的机会，就从眼皮底下溜走，岂非可惜！
笔者的意思，并非鼓励基金经理们搞利益输送或老鼠仓。其实，监管层可以尝试备案及抽查制，如果基金经理们个人操作股票已经提前向公司报备，并在突击检查时没有与公司操作股票有利益关系，又何尝不可呢？这样就不会有大把的好基金经理冲向私募，也不会让留守在公募的基金经理们冒险进行利益输送。
作为监管层，洪磊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大股东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重视投资人的利益，甚至不尊重职业经理人的正确理念，并已经损害投资人以及职业经理人队伍的信心。
的确，有时候，总经理插手投研的事亦非偶然，有些投资总监和基金经理的确很为难，他们在很多投资思路和决策上做不了主，并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
据透露，下一步监管层要探索创新公司型的基金，公司型的基金是职业经理加独立董事构成基金信托的方式，让更多的职业经理人能够把自己对市场的理解注入进去，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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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曾经展出过一套价格为“8000万元”的老挝“红酸枝”家具，令人记忆犹新的是，这套家具的现场明确标出“价格不打折，卖给有缘人”。
2010年10月，同样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会场，《经济参考报》记者再次看到了包括“酸枝木”、“鸡翅木”、“紫檀木”、“黄花梨”在内的成套“红木家具”。而这一次，鸡翅木的17件套，开价最高不超过17万元人民币；紫檀木的19件套，标价也不过19万元人民币。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认为：红木家具从天价暴跌的背后，是游资爆炒后撤离的恶果，而这一恶果，让整个家具行业付出了惨重代价，数年都难以平复。
原来能买架“空客”，如今买不来一辆车
博览会参展商家阮文成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当年标出8000万元10件套的‘天价家具’，现在不到60万元就能买到19件套，价格缩水了100多倍还不止。原来卖一套家具能买一架‘空中客车’，现在可能还买不到一台越野车！”
当年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红木家具经销商黄鹏曾经介绍：“酸枝木是广义上的红木家具，此类木材生长周期很长，成才基本上都要上百年，2003年的酸枝木价格还不过7000元/吨，2007年的间隔已经飙升到35000元/吨。”
而在本届博览会上，参展商家阮文成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红木家具系列中的酸枝木，价格已经从当年的近80万元/吨，跌落到不到10000元/吨，价格缩水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
原料价格的缩水带来的自然是下游产品的销售价格迅速跳水。《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广西凭祥、东兴等边境口岸和南宁、柳州、桂林等家装展会、家具场采访时，绝大部分红木家具销售商认为，从2007年上半年达到巅峰以来，就一路下滑，目前为止，价格已经“跌落”到只有当年的百分之一甚至二百分之一。
凭祥红木家具销售商黄翔告诉记者，2006年至2007年是价格疯涨的一年，2005年黄花梨、紫檀木的价格不过10万元至20万元一吨，2007年8月，黄花梨就达到每吨250万元至270万元，紫檀超过每吨70万元至80万元，那几年，红木家具行当产生了一个接一个一夜暴富的神话。
黄翔说：“但现在的价格，低得让人心痛，不仅原料价格超跌，家具市场也呈现出有价无市的局面。”
黄翔告诉记者，2006-2008年上半年，几乎每个月都能有200-300万元的进账，江浙、福建一带的老板，看到店家有红木原料，不管品质怎样，不管能否按时交货，直接就砸钱购买。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市场迅速萎缩，如今一年到头可能都进不了100万元的货款。
“泡沫破灭”引发价格回归
曾经多次在电视台“收藏”、“家珍”一类的栏目推荐红木家具的收藏爱好者蔡利强说：“现在我再也不说红木家具能保值增值了，因为2006-2007年入行的亲戚朋友抢购的红木家具，现在都在骂我呢。”
《经济参考报》记者对多位业内人士进行采访时，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红木家具”从“天价”到“地价”的迅速变化，与大量游资涌入其中进行疯狂炒作密切相关，如今，炒作的游资早已纷纷离场，但由此导致的红木家具“产—供—销”环节的混乱，使整个产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常年在福建、广东、北京、云南等地拥有多家“红木家具”销售场所的商人胡斌琳告诉记者，2003-2007年是“红木家具”飙升最为迅猛的时间段，按照“红木家具”市场的基本规律，一般来说，家具每年增值15%-25%之间，属于较为正常的速度。但2003-2007年之间，“红木家具”的势头几乎每年都是以“翻筋斗”的速度在飙升。
胡斌琳说：“以最贵的海南黄花梨为例，2003年的价格不过3万多元/吨，但2004年就涨到6万元/吨，2005年飙升到12万元/吨，2006年涨到80万元/吨，2007年迅速飙升到近300万元/吨。完全不符合这个市场的运行规律。”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收集红木家具的收藏爱好者杜成峰分析认为：从后来了解的情况看，完全是因为有大量场外资金涌入红木家具市场，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通过囤积居奇、买空卖空、拉高出货……等一系列手法，将红木原料和家具炒到了“天价”。
杜成峰说：“当年流入红木家具市场的资金，要比原来已经入场的资金多200-300倍，由于行业内对这样的资金流向很不清楚，相互之间也缺乏原料信息的互通有无，因此，在很短时间里，行业的所有原料几乎都‘节节看涨’，实际上是因为原料都垄断到职业炒家手中，缺货的业内人士只能眼睁睁看着价格飙升。”
最让这些红木家具经销商、收藏爱好者们懊悔的是：最初他们认为“稀缺”、“绝技”、“保存年代长”、“增值速度稳定”的“推销说法”，成为“职业炒家”们将价格“吹高”的最大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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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意见有三：一是调低周边的容积率，建议“不要用高密度的规划方案破坏华为本身的景观气场”；二是充分考虑华为自身产业发展用地，关联企业配套用地，以及华为员工的居住生活娱乐等各方需求；三是不要将眼光局限于龙岗，“要依托这一项目，带动周边的龙华、宝安等地发展”。
新的方案规划说，“核心在于实现以华为带动地区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而非简单的‘华为＋地产开发’的模式。”
而原名“华为科技城”也不再提及，新的设计方——具有市政规划甲级资质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深圳分院给出了一个全新的名字：“深圳特区扩容示范区”。
高明，极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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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区城改办副主任陈耀进介绍，任正非对规划方案意见最大的，是华为周边即将兴建的那些高楼。
知情人透露，任也希望，“华为科技城”——如果要用这个名号的话——保持低密度。任甚至提出，希望将周边杂乱的建筑物推倒重来，以华为基地的高标准进行改造。他甚至拿出葡萄牙的里斯本作为规划建设的参照标准。
这个欧洲小镇是葡萄牙的首都，也是葡萄牙最大的旅游城市，整个城市分布在7个小山丘上，绿地占了这个小城面积的近20%。
而任之所以提出不要用华为的名号，据知情者透露，一是其奉行的低调风格使然；另一方面，任也觉得，这个“城”，绝大部分与华为无关。
根据目前正在编制的规划，华为科技城的定位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功能的城市复合型片区。其中，包括至少五家四星级以上酒店、一批大型贸易综合体项目和众多楼盘。
坂田区街道办旧改办负责人连永京告诉记者，规划中将会为华为留出产业发展用地，但“留出多少，要视华为需要以及旧改推进力度”。
但不管留出多少，“华为科技城”中属于华为的地肯定是一小部分——华为坂田总部基地占地不过1.3平方公里，而设计中的这个“城”，占地为21.9平方公里，这几乎相当于华为所属的整个坂田街道(相当于镇)的面积。
“华为的事就是深圳的事”
“没有华为，深圳市就拿不下自主创新城市这块牌子。华为现状，政府有愧！”蒋尊玉说。
22年前，从部队转业的任正非以2.4万元资本注册深圳华为公司，开始代理香港HAX模拟交换机时，根本不可能想到有一天会受到如此礼遇。一个广为流传的细节是，那时任正非到银行请求贷款时，见谁都发名片，非常谦卑。
1998年，华为成为中国最大通信设备制造商。到了2009年，华为销售收入已达近1500亿元，其中一大半都来自于全球100多个其他国家。
毫无疑问，坂田，龙岗，深圳，早已满足不了它的野心。在华为的全球布局中，深圳的地位逐渐弱化。
但恰恰与此相反的是，对于深圳来说，华为这样的企业却越来越重要。“华为咳嗽，龙岗区就开始打摆子。”龙岗区区长张备在媒体公开形容说。他们不可忽略的现实是，华为所创造的产值和出口分别约占到龙岗区工业产值的40%和35%。
据龙岗区税务部门的一位官员介绍，这个区的年税收计划甚至都是根据华为的销售额来制定。去年初，龙岗制定的目标是12.5%，因为华为年初预定的增长率为40%。但没想到，随后，占华为工业总产值约17%的一个分公司华为移动通信搬迁出去，导致这部分产值也转了出去，使得龙岗区保增长的难度遽然加大。
刚刚上任的区委书记蒋尊玉原打算去考察辖区的11个街道，获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哪儿也不去了，先去华为——也正是这次视察，促使其提出了建设“华为新城”的设想。
在这次座谈会上，蒋坦诚地说，“华为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华为的事就是深圳的事。”
除了税收的现实支撑，华为对龙岗和深圳的意义，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时期的到来，而愈发变得举足轻重。
到现在，华为已经是深圳市单位面积产出最高的企业。更重要的是，华为的存在为周边的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火车头”。
在制造业遍地的深圳，华为是其中并不多见的科技企业。华为已经连续6年蝉联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第一，连续3年蝉联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第一。其所创造的专利数目占了深圳专利数的一大半，有公务员开玩笑说，如果华为搬离深圳，每年的汇报材料都不知道怎么写，至少，这些专利都将会是“零”。
当全国上下都提出要转型升级，而深圳更是提出要做创新型城市时，华为就成为了一张最拿得出手的名片。蒋尊玉在媒体公开表示说，“没有华为，深圳市就拿不下自主创新城市这块牌子。华为现状，政府有愧！”
其实，这几年来政府对华为已经是无微不至。
2005年，深圳专门成立了“服务华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就是市长。依次而下，区里和街道都设立了同类机构。
2006年，原本在距离华为十几分钟车程办公的坂田街道办干脆在华为对面租了栋厂房，改装成了“第二办事处”。这个办事处很快就成为主要办事处，街道办的领导都集中在此办公。街道办还专门成立了“华为周边整治办公室”，其中包括一支特别为此成立的城管执法机动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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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来低调的华为总裁任正非可能没有想到，会遇上这么一桩“好事”。
去年末，热情的深圳政府——准确说是华为所在的龙岗区政府——对外高调宣称，要为明星企业华为造一座“城”，并且希望直接冠上华为的名号。
今年4月份，当龙岗区政府官员拿着规划图前往华为商榷时，任正非亲自接待。但他对华为周边即将兴建的那些高楼提出了异议，并明确表示“造城可以，但不要用华为的名号”。
但这并不能阻止政府的热情。当区里将方案上报到市里，没想到后者更加重视——8月中旬，深圳市给出新的意见：充分尊重华为的意愿，重新修改规划方案。
天上掉下个“华为新城”
热情的深圳市龙岗区政府，主动提出要造一座“华为新城”
“一开始规划面积为华为周边7平方公里。后来区里向市里汇报，后者非常重视，规划面积一下子翻了三倍多。”
造城的想法，源于新上任的龙岗区区委书记蒋尊玉。
去年10月24日，蒋接到委任状。12天后，他将第一次视察的第一站选在华为。
一位陪同的记者介绍，与以往的官员视察不同，蒋没有直接到华为总部，而是先坐车绕着华为周边转了一个多小时。
现年53岁的蒋尊玉自称是“华为的老朋友”。1998年，华为在龙岗坂田圈下1.3平方公里土地，建设总部基地，蒋正担任该地区规划国土分局局长。
彼时，坂田尚是布吉下属的一个镇，偏安于深圳关外，“荒地”一望无际。华为与富士康在同一年来到这里，给周边带来巨大商机，村民们不再种庄稼，转而开始“种房子”。几年时间，华为和富士康就被包围在了一片“握手楼”中。
但这种共生共长，却让华为片区变成了一个泾渭分明的两极地带，华为员工们描述说，“进门是欧洲，出门是非洲。”
华为基地如一座梦幻之城，宽阔干净的双向四车道两边，是四季常青的树木和花草，一大片欧式建筑掩映其中。在它周围，马蹄山村，新围仔、中心围、禾坪、风门坳等城中村形成一个包围圈，将华为那些建筑的光芒打了回去。
一个多小时的转悠中，蒋尊玉感受到了这样的逼仄。参观完华为，他主动提出，龙岗区会争取市里支持，通过改造周边环境、引进有实力的开发商、建设医院等生活配套设施，高标准打造一个“华为新城”，让华为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上都能享受良好的环境。
接待他们的华为常务副总裁郭平当即开玩笑道，“华为总部周边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消费。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多建设点好吃好玩档次高一些的设施，华为人都比较喜欢吃，有几家上档次的餐馆就好了。”
然而，让华为没想到的是，两个月后，龙岗区政府对外组织了招标，开始研究华为周边的规划，并直接冠上了“华为新城”的名号。
龙岗区城改办副主任陈耀进介绍，一开始规划面积为华为周边7平方公里。12月下旬，龙岗区政府向市里汇报，市里也非常重视，规划面积一下子扩大到21.9平方公里，翻了两倍还多。
而且，名称也发生了改变，考虑到华为周边还有十多家高科技企业，干脆将名字改为“华为科技城”。
大部分与华为无关的“华为城”
绿草莺莺的华为深圳坂田总部，被城中村包围着。员工们戏说为“进门是欧洲，出门是非洲”
然而，让龙岗区政府没有想到的是，它们的一番“好意”，华为却表达了不同意见。
今年4月份，拿着规划图，龙岗区领导专程前往华为，任正非亲自接待。据知情者透露，对这一方案，任正非提出了批评，他明确表示，“造城可以，但不要用华为的名号”。
华为并不是没有建设热情——在其全球总部坂田基地的建设上，华为用心至深，累计投入已近100亿元。连由市政府投资建设的片区主干道，华为都自掏腰包几千万买来珍稀树种种在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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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丰田刚刚起步时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像的。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技术，没有订单，却依然想造汽车。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丰田的领导去美国转了一圈，得到的却是相反的东西。他们看到美国汽车巨头有太多的资金、太多的设备、太庞大的生产线。他们有堆积如山的存货，可以有上千上万辆制造出来的汽车在仓库里。他们有实力养尊处优，有资金囤货，这些跟丰田都不相关。最后丰田发现，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一线员工的地头力和创造力。没有资金囤货，就只能抛弃推式生产方式，只能生产有订单的汽车。丰田汽车的现场，也没有那么多仪器设备，出现问题可以科学严密排查。他们只能在出现问题的现场，靠一线员工的敏锐触觉，抓住问题点。一旦出现问题，丝毫不能拖延，发现问题的员工可以直接停止生产线的运转。把生产线的开启和停止权力交给一线员工，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也没想到，当时那些被逼出来的做法：只生产必要的东西（准时化）与一线自动停机（自动化），竟成为后来闻名于世的丰田方式的两个轮子。
美国汽车业高管曾经在70年代就注意到了拉式体制的好处，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一直到出现了金融危机，几大汽车巨头濒临倒闭，美国汽车业也没有学到丰田的拉式生产。因为，拉式生产骨子里是反官僚的，是不承认官僚体系的。而那些熬了许多年总算获得锦衣美食的高管，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切身的利益。所以，一年又一年，没有任何变化。
任正非对丰田方式有着独特的偏好。他曾几次去丰田考察学，那篇著名的文章《华为的冬天》，就是在考察了丰田如何过冬之后写出来的。一般人去日本丰田考察可能醉心于一系列的工具，而任正非关注的却是丰田方式背后的心智。
对“丰田方式授予一线员工独立思考和追求最佳的权力”这一条，他有着强烈的共鸣。他一直想保持一个创造者的冲力，一直想让华为所有的一线员工都成为最强大的创造者。
任正非要让地头力再次成就华为！他不要玄虚的东西，他要团队，但不是依赖资讯的团队，而是充满地头力的团队。地头力的全部意义在于：做好一件事，一个人做一件事，坚持做好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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