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发言要点:
1、新冠疫情和以往的危机是有不同的,以往出现危机往往是由经济因素传导到
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引发金融机构出问题、金融市场出问题。而这次主要是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对就业产生影响,这个现象在其他有些国家可能更加明显。
2、过去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建设以及市场化改革,是针对常规经济运行情况的,也考虑针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但对新冠疫情这种特殊的情况,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和研究方面的准备,因而传导机制还不够有效,执行机制还有所欠缺,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在多方面加强研究。
3、根据过去的经验,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需要有原则明确的机制设计,从而使这个机制能够得到落实、能够执行到基层。这中间,包括一些针对受疫情影响特别大的相关行业政策,也应该进一步能够明确,以便金融机构能够执行。
4、金融机构除了平常的运行机制以外,还应该考虑加强应急功能,从而能在应急过程中,比如在应对新冠疫情这种应急事件过程中,推进目标和原则的明确化。此外,还要有一个损失承担机制。损失承担机制越明确,执行就会更加有力。同时,还应该设计足够好的激励机制,毕竟经过这么多年市场化的改革,金融体系是面向市场的,需要通过金融激励机制,而不仅仅依靠号召或者是行政命令来执行。此外,检查和监管机制也要相应跟上。
5、我们也有很多创新业务出现在政策性机构和开发性机构,比如棚户区改造、助学贷款、支持金融危机中的相关行业等。如何用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助学贷款,过去开发性银行使用的办法实际上是批发,也就是说,尽管它自己没有基层的信息优势,没有落实到基层的传统和特长,但它也可以通过作为批发性机构来把这件事做起来。
6、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执行政策方面并不是完全不能做的,例如就金融政策来讲,像反洗钱、反恐融资、现金管理、外汇管理,还有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出了问题,需要别的金融机构去帮助监管和救助。这些实际上都是带有政策性的内容,都是和商业性金融机构自身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内容,如果设计得好,他们在这些方面也能够做好。
7、在应急情况下,第一是要把目标和原则、政策的尺度设计得更加明确、清晰,尽可能地详尽,能够分解,也能够进行检查和监督。第二是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市场的激励机制使它能够实现地更好。第三就是风险承担机制,特别是最终损失的承担机制。对于最终损失需要有鉴别,也需要有明确的承担,包括需要有兜底的政策,这样的话,就能够使得现有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抗击疫情中有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引,使得他们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周小川表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已经出台了相当多的有关宏观政策和金融体系方面的政策来应对疫情。在流动性和价格机制上货币政策出拳及时并且很有力度,当中有一部分是克服疫情提振总需求的政策,也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代行救助的功能,应该说总体效果是不错的。
周小川认为,社会上对金融体系的期望值也是比较高的,提出了希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有效,对于受疫情冲击的中小企业化个体救助能够更加精准,更加有针对性,同时也要注意节约弹药,防止后续产生的副作用。
在周小川看来,新冠疫情和以往的危机是有不同的,以往出现危机往往是由经济因素传导到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引发金融机构出问题、金融市场出问题。而这次主要是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对就业产生影响,这现象在其他有些国家可能更加明显。
他表示,应该说,我们过去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建设以及市场化改革是针对常规经济运行情况的,也考虑针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但对新冠疫情这种特殊的情况,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和研究方面的准备,因而传导机制还不够有效,执行机制还有所欠缺,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在多方面加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