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5 | 《人间词话》(5):实用和审美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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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留下了三个问题:
(1)李白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真的“遗其关系、限制之处”了吗?
(2)在所有的文艺形式里,把“遗其关系、限制之处”做到极致的是哪一种?
(3)人为什么喜欢旅游?
(1)抽象的音乐
先看第一个问题。如果你已经领会了《人间嗜好之研究》的逻辑脉络,就会发现要回答这个问题还缺少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李白写这首诗的目的。如果他把孟浩然送走了,怀着怅惘的心情远眺地平线,悲从中来不可断绝,然后写下这首诗,那么,这首诗就可以看做是作者个人无拘无束的情感宣泄,也就做到了“遗其关系、限制之处”。但是,如果李白只是出于社交目的,在送别孟浩然的时候觉得照规矩应该写一首诗,或者想和孟浩然攀攀交清,拉近关系,以后可以跟人炫耀“孟浩然是我朋友”,那么这首诗就只是一件社交工具,非但没有“遗其关系、限制之处”,反而在强化着现实生活里的关系和限制,只因为李白的才华太高,才让这件工具在实用意义之外具备了审美价值。
我在前边讲过,古人写诗填词、吟诗作对,其实多数情况下都是在为社交服务,大家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但王国维特别厌恶社交性质的诗词,因为社交注定需要伪装,如果有哪位朋友得意洋洋地把自家的小衙内介绍给你,你一定不会真诚地说他讨厌。伪装是社会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也是文艺创作中绝不能有的。你应该还记得,文艺创作属于“精神的游戏”,游戏的特点必须是放飞自我,率性而为,把“真”发挥到极致。
那么,当我们要判断李白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到底是真是伪,有没有“遗其关系、限制之处”,难道还必须先要搞清李白的创作背景和心路历程吗?按照王国维的逻辑推演下来,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你一定会觉得这是强人所难,没关系,慢慢惯就好,因为文艺理论常常有这种情况,你只要理解理论家的用心就好,对逻辑的严密性和理论的可行性不必太苛求。
“遗其关系、限制之处”还有更深一层的美学涵义,这就要等过些天讲完柏拉图、康德和叔本华之后才能讲清楚,现在先按下不表。
再看第二个问题:在所有的文艺形式里,把“遗其关系、限制之处”做到极致的是哪一种?这个问题我以前简单提到过,答案是音乐,但歌曲不算。纯音乐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数学结构,而我们知道数学是最抽象的。一个
苹果加一个苹果等于两个苹果,这是具体的,但一加一等于二就是抽象的。宇宙当中并不存在一和二,只有具体的一个某某和两个某某,一和二是被我们的认知能力抽象出来的符号。任何一种乐器发出来的声音都是某种的特定的频率,频率是数学结构,而旋律也好,和声也好,同样都是数学结构。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是微积分的两位共同发明人之一,他有一个乍看上去很离奇的观点,认为人在听音乐的时候其实是在做一种下意识的、不自觉的算术练。莱布尼兹同时还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观点很大程度上就是从他的数学观点发展来的。但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莱布尼兹,而是莱布尼兹的反对派,德国哲学家叔本华。
我在前边讲过,王国维生活在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但他很反感这样的观点,认为学西方的先进文化就应该从地基学起,不该扔开地基,把天花板直接拿过来嫁接在中式房梁上。当时也有一些人持有类似的看法,认为政治、法律才是科技文明的地基,但王国维走得更远,认为在政治和法律之下还有地基,那就是哲学。所以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啃康德、叔本华那些人的书,《人间词话》的底子有一半都是由这些西方哲学家打造出来的。
(2)熟悉与陌生
叔本华的哲学经典叫做《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具体内容稍后再讲,现在我们只谈这部书里对所有艺术形式从低到高做了一个排序,位于顶点的是悲剧,但是,音乐独立于这套排序系统之外,因为相较于其他的艺术形式,音乐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叔本华的哲学里,世界的本质是意志,意志透过理念形成表象,其他艺术形式都是对理念的模仿,而音乐跨过了理念,直接反应出意志本身。这就意味着,音乐和理念处于同一个级别,而其他艺术形式既然都是对理念的模仿,级别自然就比理念和音乐更低。如果你没有深入读过叔本华的哲学,那么对这几句话一定理解不了。没关系,叔本华的哲学我会在稍后慢慢解释,现在你只需要知道,在这套哲学体系里,世界的本质和人的本质都是非理性的盲目冲动,而音乐最直接地表现出这种非理性的盲目冲动,理性和概念在音乐创作当中都不发生。用叔本华的原话说:“作曲家在他的理性所不懂的一种语言中启示着世界最内在的本质,表现着最深刻的智慧,正如一个受催眠的夜游妇人讲出一些事情,在她清醒时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一样。”
当然,叔本华的观点未必就对,在他对音乐的认知里肯定也不包括天怒人怨的广场舞音乐,但重要的是,王国维曾经很吃他这一套。你还可以想到,音乐既然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抽象的一种,也就意味着它并不传达任何实际的、确定性的内容。我们听《命运交响曲》的开头,你既可以理解为“命运在敲门”,也可以理解为“魔鬼在敲门”,更可以不做任何具象的理解,直接感受音符的律动。但如果你在看一首诗,看到“故人西辞黄鹤楼”,那就一定有一位故人在,也一定有一座黄鹤楼在,而“故人”这个词明确表达出作者和他的“关系”——他们一定是朋友,一定不是仇人。关系越多,限制也就越多,读者的理解限制也就越多。语言艺术需要借助具体的形象才能唤起读者的共鸣,但如果读者和作者的阅历有太大的悬殊,共鸣就不容易发生,而语言本身又是高度地域化的,一首让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贵族感动到潸然泪下的诗,拿到21世纪的印度农村就只会被人嫌弃。而音乐不一样,它是所有时代的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母语。交响乐之父海顿当初决定远赴英国,莫扎特担心他不懂英语,海顿的回答是:“我讲的语言,全世界都能听懂。”
所以艺术史上还有一个经典命题,那就是音乐是完美的艺术形式,其他艺术形式都归向音乐。音乐是由旋律、节奏、和声构成的,只有纯粹的声音而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形式美。我们被音乐打动从来不是被音乐的“内容”所打动的,而仅仅是被它的“形式美”打动。内容是具象的,所以是暂时的;形式是抽象的,所以是永恒的。诗歌、绘画的道理不外如是,内容的因素越少,形式美的因素越多,也就越像音乐,因而也就是一种更高级的艺术。而“内容的因素越少”,其实恰恰就是“关系”和“限制”最少。
这个问题还可以反过来看,切入点就是昨天留下的第三个问题:人为什么喜欢旅游?
当你还没有出发的时候,走上熟悉的街道,你看到的许多东西对你来说都有着功能性的意义,你知道某一条路是通往公司的,另一条路是回家的,左边有一家餐厅,你常去吃饭,右边是一座公交站,你每天要在那里等车。熟悉感总会为你营造出功能性的联想,你看到的每个东西,你都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也知道它“不能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关系”,“不能干什么”就是“限制”。而当你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走在陌生的街道上,陌生感会消解关系和限制,你不知道哪条路通往何方,也不知道推开一扇门会看到什么。当功能性的联想消失之后,审美的快感就会产生。俗话所谓“距离产生美”,在美学上的解释就是这样的。
恋爱关系也是同样的道理,当一对恋人彼此熟悉了,很多功能性的联想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随着恋人的工具意义越来越多,审美意义就越来越少。保持亲密关系的一个经典方法就是不断给对方制造惊喜,包括改变造型,第二个经典办法是别把双方的社交圈混在一起,这样做的本质其实就是制造陌生感。而文艺创作不要工具意义,只要审美意义,所以越能“遗其关系、限制之处”也就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