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板开启重磅改革，七年之痒焕发新春！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会主席、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

10月27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会主席、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在首届外滩金融峰会上指出，未来，在供应链金融、医疗信息化、教育资源共享等产业变革中，区块链技术均有发挥作用的潜力。但同时也需警惕新技术的安全漏洞，加强对新技术的引导和规范。

陈元表示，新经济正在成为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中的增长亮点。2019年前三季度，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2.8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3.1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互联网行业迅速发展，数字经济规模稳步提升，得益于中国网民数量的增长和技术的增长。互联网行业不仅重构了传统行业，也在不断地衍生出新模式。中国的数字经济保持活力，正在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推动了经济增长，并带动了就业。中国涌现了一批非常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并在数字经济的前沿领域保持优势。

陈元分析认为，*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目前，区块链技术已被广泛应用到多个领域，区块链技术能提高结算清算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区块链技术有力推动了数字货币的创新与应用。未来，在供应链金融、医疗信息化、教育资源共享等产业变革中，区块链技术均有发挥作用的潜力

10月27日，国家外汇局副局长陆磊在首届外滩金融峰会演讲时表示，外汇局正在推进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在跨境贸易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等应用场景。

陆磊指出，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业态，汇兑和市场，现在要特别需要关注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近期天秤币引发了各方对未来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全球货币体系的浓厚兴趣，外汇局正在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在跨境贸易融资、宏观审慎管理中的应用场景。

为此外汇局的建议是：当我们不太清楚某一种业态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必须注意风险管控。而风险管控的基础是真正有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所以建议上海要真正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应该进一步面向未来，抓住现代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核心环节。进一步加强面向数字金融时代的支付清算，存管结算、交易报告库和中央对手方，也就是CCP建设，以实现更低的交易成本和更低的系统性风险概率。

以下为演讲全文：

今天参加这个会，我感觉学到了很多。之所以我们选择在外滩，是因为上海的特殊区位。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龙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重大的国家战略。新形势下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推动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创新，在全面提升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进程中，上海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今天，借此机会就当前金融改革开放、外汇管理改革及通过金融改革和外汇政策，如何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也许不对，仅供大家参考，也请大家批评。

一、金融发展的基本趋势，一定是在更广的范围内配置资源，所以开放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

在经济学意义上，开放进程就是资源配置在国内、国际更大范围内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不断优化的过程。从更广泛的视角看，我们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持续引进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企业和商品更多地参与国际竞争，市场监管理念和制度更好地吸收了国际经验，并将之与实际情况进行结合。*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回顾历史，开放是我国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金融业也在开放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作为总体改革框架的有机部分，我国金融40年来，一直走自主、渐进、风险可控的金融开放之路。金融体系在支持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一是改革开放中形成了功能齐全、适度竞争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2017年我们国家的银行系统已经超越欧元区，成为世界上资产额最大的银行系统，2019年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达到了281.58万亿元，居世界第一。2019年9月末，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值总额达到了55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经济改革最原始的动力在需求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经济改革最有效的推手一定在供给端，通过劳动力资金、技术要素重组，形成新的产出体系，推陈出新，通过新的要素投入和成本分担，金融业发挥了现代经济的核心引领作用。从传统的经济体系，巨额历史成本的跨时空分担，到重大改革进程中突破发展瓶颈的大规模投资，再到全社会资金有效配置当中的风险定价和效率提升，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直观看，300多万亿的金融业总资产也就意味着300多万亿的社会资本形成，所以金融业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3、逐步开放金融体系为开放经济不断发展创造了条件。在金融业不断提高贸易投资服务能力的同时，与开放经济相适应的货币金融调控框架逐渐形成，在有效整合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包括体制性资源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我们大家都记得，40年前的1949年，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第一笔外债借入，第一家外资银行驻华代表处成立，国家外汇管理局也成立了。一年中同时出现几件事，恐怕不是历史的巧合。系统性对外开放，推动了系统性的全方位改革。

展望未来，金融业将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金融改革开放可能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环节。一方面，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提高金融市场和机构的风险定价能力，并以此完善金融对新动能、新产业、小微企业、民营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服务质量，也加强在复杂环境下金融自主高效运行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更好的兼顾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性的要求，是在开放发展中有效防控风险的重要保障，要以防控系统性风险为底线，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以微观放活理念，完善市场友好的审慎和行为监管。在管住底线的前提下尽量开放，在开放进程中避免重大风险，走可持续开放发展的道路。防控系统性风险的能力越强，经验越丰富，开放的胆魄也就越大。

二、我国外汇管理改革的基本战略趋向是在风险防控基础上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40年来外汇管理部门，始终服务于国家事业大局，在促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高效集约配置外汇资源的同时，有效应对了多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与开放性经济新体制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基本形成了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体系。在开放条件下，金融宏观调控框架经受了经济和金融周期的考验。下一步政策取向主要是三方面：

1、持续促进跨境投资，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支持跨境货物和服务贸易方式创新，配套落实外商投资法，不断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和境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管理，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鼓励有条件、有能力的境内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积极服务区域开放创新和地方经济发展，大力支持自贸实验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在外汇管理改革方面的先行先试。

前几天经国务院通过外汇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推出了12项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政策措施，是我们推进实施高水平贸易投资的最新举措。

2、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和外汇市场建设。当前我国直接投资已基本实现可兑换，证券投资项下形成了以机构投资者制度(所谓的QDII、QFII)、互联互通制度(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债券通)，这样一种跨境投资制度安排基本成型，跨境债务融资由市场主体在全口径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框架下自主进行。下一步我们将统筹交易环节和汇兑环节，以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为重点，有序推动不可兑换项目的开放，适度增加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丰富外汇交易品种，支持科创版的建设发展，鼓励境外投资者参与科创板。

3、完善外汇市场的“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宏观审慎管理，以维护外汇市场基本稳定，防止大规模不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为总体目标，针对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波动，采取必要的数量和价格工具，逆周期、市场化调控外汇市场上的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等各类主体的交易行为。而微观监管基于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基本假设，主要采取的是外汇市场的合规与行为监管，目的是维护可兑换政策框架的稳定性和可信度，维护外汇市场的竞争秩序，并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新形势下，我们如何积极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上海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在全国发展格局中占据特殊和重要的地位。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关注上海发展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进展情况。*上海的开放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并宣布增设上海自贸实验区的新片区，设立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以及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等重大举措。近年来，在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全球产业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配置作用正在持续优化。上海已经形成了格局完整、品种完备，交易活跃的金融市场体系，上海自贸实验区在扩大金融业开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试验田作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继续位居世界第五位，仅次于纽约、伦敦、香港和新加坡。金融管理部门近年来持续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上海自贸实验区建设，去年在上海自贸区推出了25条举措措施，实现金融开放重大措施率先落地，并印发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汇局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面向新形势，更好地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自贸实验区的先行先试，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1、与各监管部门一道，配合上海市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业的高水平开放，在监管部门已经设定的相关改革事项，如商业银行设立理财子公司，外资金融机构和大型银行在上海合资设立理财公司的基础上，进一步支持外资机构设立或控股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在上海的率先落地。支持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集团在上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

2、进一步提高汇兑的便利化水平，推进开展货物贸易外汇收支的便利化试点，研究在上海全市范围内实施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业务。

3、进一步促进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中心建设，继续扩大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整合债券市场投资渠道，QDLP试点将在上海常态化。发展人民币利率外汇衍生品市场，研究推出人民币利率期权，进一步丰富外汇期权等产品类型，建设开放的、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此外，支持上海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在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提升金融配套服务水平，支持科创企业上市融资，建立完善长三角区域金融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方面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金融业态，汇兑和市场，我们特别需要关注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近期天秤币引发了各方对未来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全球货币体系的浓厚兴趣，外汇局正在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在跨境贸易融资、宏观审慎管理中的应用场景，为此我们的一点建议是：当我们不太清楚某一种业态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必须注意风险管控。而风险管控的基础是真正有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所以建议上海要真正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应该进一步面向未来，抓住现代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核心环节，进一步加强面向数字金融时代的支付清算，存管结算、交易报告库和中央对手方，也就是CCP建设，以实现更低的交易成本和更低的系统性风险概率。

@顺势爾為  兄好，已处理。谢谢。

@股天乐  兄好，还有第五楼说的这个没有加，麻烦加一下，谢谢！

图形都还可以啊

1959年，刚刚加入兰德公司的巴兰（Paul Baran）加入了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受到美国空军的委托，目的是建立一套在核战争下让通信指挥系统保持运转的方案。
苏联在1957年率先发射人造卫星，这意味着苏联人能够把核弹头送到地球的任何地方。美国人在冷战的压力下，在可能随时遭遇核打击的前提下，研究应对策略。在核打击下，指挥中枢一定是优先打击的目标，再怎么修建防空设施，都难以保证指挥中心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陷入瘫痪。那么，如何在指挥中心或通信线路的中枢被破坏后，仍然保持各地的通讯呢？巴兰最终给出的方案是“分布式通信”。
巴兰提出核心概念是“讯息块”（message blocks），即把要传递的讯息先分成一块一块分开发出，而不是像传统电话系统那样在两点之间建立一个持续的连接关系。
后来这个词被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数据包”概念所替换，每一“块”数据好比一个邮包，寄信人并不指定唯一的传递路径，而是指定确定的“终点”。同一块数据可以同时经由不同路径传播，只要最后到达收件人即可。
比如A要向D发消息，不一定非得通过中心的O转接，而是可以通过A→B→C→D，也可以通过A→F→E→D，或者通过A→C→E→D等等。这样一来，无论其中哪一个节点出了故障，讯息总还能找到其它路径传递。这样一来，整个通信系统的抗打击性或者说容错率被强化了。
当然，远距离传递信息总会出现错漏问题，因此还需要设计一系列指令规范，以便及时校验数据，在出现问题时要求重发或中断连接。
这套分布式通信系统就是“网络”的原型，在类似思想下诞生的通信网，是后来互联网的前身。简单来说，互联网技术的出发点，是解决“通信的去中心化”这一问题。
讯息分块保证了去中心的网络化，但是，把连续的讯息拆散成一块一块，马上就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如何判断块与块之间的先后次序呢？当第一块数据沿着A→F→E→D传输时，第二块数据也许已经通过A→C→D抵达了目的地。于是接受者需要复原它们的原始顺序，这样才能准确地还原出完整的讯息。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容易解决，只要A在寄出信息时，在每个“邮包”上盖上“时间戳”就行了，接受者按照邮包上盖的戳重新整理，自然就还原出准确的顺序了。
但这是建立在寄信者不做假的前提之下的。而如果寄信者有意或无意地发出错误的讯息，又该如何处理呢？
如果在网络通信中交换的只有数字信息本身，那么错误和矛盾的信息无非是添了点乱，最终清理掉就行了。但关键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我们通过互联网所交换的不再只是单纯的数字，或者说，一些数字拥有了额外的价值。
比方说，我银行存折上的那一串数字，就大有价值。如果这段数字稍微错了点位，变了变次序，我可能就要发财了。而当我大笔一挥，在支票上写下一串数字并寄给某位朋友，那么这一封信也就拥有了额外的价值。当然，收信者最终还要到银行去兑现，才能保证我这张支票不包含有意或无意的错误。
无论是填写支票还是兑换支票，无非也都是信息的传输和校验的过程，那么，这些过程能不能全部放在网络上进行呢？当然可以了，我们现在早已经对网络银行、网络支付以为常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中心”又回来了。当发信者有可能造假时，为了信任或校验，我们必须诉诸第三方。于是往往就需要一个核心节点O（如银行）来提供最权威的判断。
那么这个核心裁判者能否再“去中心化”呢？例如，我们让B、C、E、F等节点都有权进行裁判，以至于即便失去了中枢节点，各节点之间仍能建立可信的交易。
比方说，A的“存折”不止保存着O那里，B、C、E、F都保存一份副本，当A签发一张支票时，他们都可以与记录中的余额对比，只要A的存款够用，就把相应款项划到D名下，确认这笔汇款的完成；如果A的存款不够用，就否决这笔汇款，判定A作假。
这种用“公共账本”取代“中心账本”的方案并不难想到，但其中的问题也很容易想到——当验证者之间再出现矛盾又该如何？
例如，A向B发送一条信息，说把我的存款都划给C；同时A向F发送一条信息，说把我的存款都划给E，结果就是C和E同时收到A的全部存款，究竟该判给谁呢？
或许可以这样：我们等待一会儿，等全网各个节点都收到信息后，再一起投票表决，得到支持更多的信息更加优先。但问题是，如何判断信息已经足够广泛地传播到了“全网”？节点的计数又如何比较呢？（因为互联网上能够随时开设无数虚拟的节点）
于是，许多人放弃了进一步推进网络的去中心化，认为只有在那些不涉及信任问题的单纯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去中心化才是有可能的，而一旦涉及信任和裁判，就还是必须确立一个最高的权威才行。
直到2008年，中本聪提出了“区块链”的概念，终于为“分布式网络”补上了这一环。
区块链之“块”当然不是巴兰的“讯息块”，但其思路却异曲同工。巴兰对连续的讯息进行分块处理，而中本聪对“公共账本”进行分块。公共账本不再是连续的一笔一笔记录的累积，而是若干时间之内的记录打包成块，一块一块地累积起来。
基本方案仍然是——网络中的所有节点都有权验证每一条信息，最后根据“投票”，让多数的一方决定账本的内容。但是，“投票”和“记账”都是以“块”为单位的，而不是连续进行的，每一个“账本块”被打包完成之后有充分的时间被全网确认。投票权也并不是以节点数量为准，而是以某种“计算竞赛”的方式进行。
这个账本分块和计算竞赛的具体细节，涉及到密码学技术，在这里不多展开了。本文只想讨论区块链技术达到的结果，那就是在权威中心缺席的情况下，在分布式网络中实现了“信任”的传播。
有人把区块链技术说成“Web3.0”的标志，这不无道理，但我宁愿说，直到区块链技术，“Web1.0”才真正完成。使得这个“去中心化交流网络”不只是“有效的”，更是“可信的”。
当然，和互联网一样，区块链技术作为某种底层设计，有可能支持完全不同的应用方向。好比说互联网既可以受到军方和政府的欢迎，受到学者和商人的欢迎，也同时受到无政府主义者和犯罪者的欢迎。区块链也是如此。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心态，积极推进区块链相关技术开发和立法进程。

一家领先的制药公司宣布，他们在阿尔茨海默病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发现了一种据称可以延缓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这种药物有望在两年内问世。
Biogen周二发布的医疗试验结果让医学界大吃一惊。试验结果显示，高剂量的这种药，aducanumab，能“显著改善认知和功能，如记忆力、方向感和语言能力”。
这一发现被称为“开创性的”。
该公司目前计划在明年初向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监管机构申请批准使用这种药物——这本身将是一个重大突破，如果获得批准，它可能是有史以来批准的首个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
目前，药物的存在只是为了治疗症状，而不是治疗核心疾病本身。
“这种毁灭性的疾病影响着全世界数千万人，今天的消息在与阿尔茨海默氏症的斗争中确实令人振奋。这是突破性研究的结果，证明了Biogen的坚定决心，遵循科学，为患者做正确的事情，” Biogen的首席执行官米歇尔·沃纳索斯说。
Aducanumab的工作原理是针对“β淀粉样蛋白”，这种有毒的蛋白质会在大脑中形成有害的斑块，进而导致脑细胞受损。
这种新药将会阻止这些沉积的发生。
这一发现令人惊讶，因为aducanumab的试验原本在3月份就已经停止了，最初的结果似乎表明它不起作用。
然而，在扩大了试验范围并覆盖了更大的数据集之后，他们得到了新的结果，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Biogen在其声明中表示：“接受aducanumab治疗的患者在认知和功能测试（如记忆、定向和语言）方面都有显著改善。”
“病人在日常生活活动中也体验到了益处，包括处理个人财务、做家务，如打扫、购物、洗衣服，以及独自出门旅行。”

阿尔茨海默症概念股有哪些？
 重点关注康弘药业（ 002773 ）、京新药业（ 002020 ）、通化东宝（ 600867 ）、翰宇药业（ 300199 ）等概念股。

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属不治之症。而如今，这一现状或将改变。
近日，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百健公司(Biogen)宣布，将重新启动有关治疗阿兹海默症药物Aducanumab(以下简称“A药”)的审批上市申请工作。而就在7个月前，该公司宣布终止该药3期临床试验。
如果顺利上市，A药或许将成为市面上首个能改善阿尔茨海默症临床症状的药物。
上述重启消息宣布后，百健公司股价一度上涨超30%，几乎挽回了3月宣布终止研究后损失的180亿美元市值。截至当地时间10月23日收盘，百健公司收于278.82美元/股，跌幅1.08%，最新总市值约503亿美元。 

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症，是一种进行性神经疾病，对患者影响较大，不仅影响思考能力，还会影响寿命。百健公司称，它是超过65岁人群的第三大死因，仅次于癌症和心脏病。
根据中国阿尔茨海默症协会网站数据，目前，全球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达5200万人，且呈爆发性增长，每3秒新增一个患者。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患者人数达1000多万，占世界总病例数的20%，每年给中国造成的社会经济负担高达1.2万亿元。
预计到2050年，全球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将达到1.5亿人。
放眼全球，在阿尔茨海默症药物研发的道路上，写满了制药巨头们惨败的故事。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至2017年间，全球有146个阿尔茨海默症药物在临床研发时失败，40%夭折于早期临床阶段，39%在中期临床宣布失败，18%在后期临床失败。
强生与辉瑞联合研发的Bapineuzumab及罗氏Gantenerumab，分别于2012年和2014年止步于临床试验III期。
2016年，被称之为“阿茨海默症特效药”的LMTX同样在III期临床试验时以失败告终。最遗憾的是，在这之前，其临床试验II期已显示，轻度和中度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在服用该药后，发病速度可以下降87%。
同年，阿斯利康和礼来联合宣布其III期临床药物Solanezumab因没有达到主要临床终点而宣告失败。
2017年，默沙东宣布停止开发BACE抑制剂药物Verubecestat。
2018年，辉瑞宣布停止对阿尔茨海默氏症的药物研究，并解雇了300名相关研究人员。随后，强生也宣布终止BACE抑制剂Atabecestat的临床试验II/III期。紧接着，阿斯利康和礼来宣布停止BACE抑制剂Lanabecestat的全球III期临床试验。
显然，能够有效抑制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物，是摆在制药巨头们面前的难关。
首个有效药或将上市
早在2017年10月，百健公司和日本制药公司卫材(Eisai)就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A药的开发和商业化。曾有分析人士表示，A药的价值将达103亿美元，超过比其更有效且风险更低的化合物。
但今年3月，百健公司和卫材宣布，基于独立数据监测委员会进行的无效分析的结果，将停止A药的3期临床试验。停止临床试验当天，百健公司股价最大跌幅达29.94%，最终收跌29.23%，创2005年2月以来的14年最大单日跌幅，报收226.88美元，创2013年8月以来最低，市值抹去近180亿美元。
但是，在试验停止后，3285名患者中的2066名患者还有机会完成整个18个月的疗程，于是百健公司仍然得到了新的临床数据，并通过对新数据的分析，得到了与停止试验前完全不同的结果。
新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3期EMERGE研究达到了它的主要终点，显示了临床衰退的显著减少。接受A药治疗的患者在认知和功能测试(如记忆、定向和语言)方面有显著的改善，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更好地处理个人财务，做家务、购物、洗衣服及独自出门旅行。
因此，百健公司宣布将重启A药的临床研究，预计于2020年初提交该药的上市申请，并将继续与欧洲、日本等地区的监管机构进行协商。
百健公司该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者、罗切斯特大学阿尔茨海默病治疗教授Anton Porsteinsson表示，“临床3期试验中新的大数据集首次证明，清除聚集的淀粉样蛋白可以减少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症状，为医学界、病人及其家属带来新的希望。”
百健公司首席执行官Michel Vounatsos也表示，“阿尔茨海默症使全球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影响，今天我们终于获得了突破性的研究结果，这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们希望能为患者提供减缓阿尔茨海默症临床症状的疗法，或者获得其他针对减少脑内淀粉样蛋白的方法，来治疗阿尔茨海默症。”
若A药获得FDA批准上市，那么它将成为全球首个能改善阿尔茨海默症临床症状的药物。
国内研究取得突破
有业内人士表示，从数据来看，A药的效果微乎其微。但目前市场上该种类型的药物很少，在百健公司疗法安全的情况下，FDA可能会被迫在一项阳性试验的基础上批准它上市。
某券商分析师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A药能够获批上市，必将成为百健公司的重磅产品。”
公开资料显示，百健公司在全球多发性硬化症药物治疗市场中约占38%，其一半以上的收入都来自该领域。
虽然侧重一个疾病领域更容易占领龙头位置，但近年来，随着诺华、新基、赛诺菲等公司不断加大在多发性硬化症领域的研发投入，百健的龙头地位也受到了威胁。
根据百健最近发布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该公司在多发性硬化症方面的拳头产品如Tecfidera、Interferon、Tysabri及Fampyra的营业收入增长缓慢，其中Interferon的营业收入甚至出现了下降的情况。今年前三季度，上述四款产品分别实现营业收入32.71亿美元、15.85亿美元、14.19亿美元及0.71亿美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3.4%、-10.23%、1.41%以及1.86%。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本土药企在阿尔茨海默症领域的研究也在快速推进。
2018年7月17日，中国本土研制的抗阿尔茨海默症原创新药GV-971临床3期成功揭盲，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GV-971通过重塑肠道菌群平衡、降低外周相关代谢产物苯丙氨酸/异亮氨酸的积累，减轻脑内神经炎症，进而改善认知障碍，达到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效果。
2018年10月25日，在巴塞罗那举行的第11届国际阿尔茨海默病临床试验大会上，GV-971第一发明人、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耿美玉研究员首次在全球披露GV-971临床3期数据，获得了与会顶尖国际专家的高度认可。
从GV-971被发现到临床3期成功，再到如今，历时22年。《国际金融报》记者了解到，该药物目前还在CDE审批阶段。

央视网消息：在25日的证监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常德鹏表示，证监会将启动全面深化新三板改革，重点从五个方面进行改革。


五个方面为分别为：优化发行融资制度，构建多元化的发行机制，运行符合条件的创新层企业向不特定的投资者发行股票，提高融资效率，支持不同类型的挂牌企业融资发展；二是完善市场分层，设立精选层；三是建立挂牌公司的转板上市机制；四是加强监督管理，分类监管，切实提升挂牌公司质量；五是健全市场退出机制，完善摘牌制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新三板符合规定的企业可转板上市

证监会发言人昨天（25日）表示，借力挂牌公司的转板上市机制，挂牌一定期限，且符合交易所上市条件和相关规定的新三板企业，可以直接转板上市。

MSCI纳入A股是市场行为

证监会昨天（25日）回应了“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指责MSCI公司在帮助美国资金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相关报道。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表示MSCI纳入A股是顺应全球配置的市场行为，人为妨碍美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不符合美投资者利益。常德鹏表示，金融开放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人为妨碍美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开展正常投资的行为，并不符合美国投资者的自身利益。改革开放是我国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中国资本市场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欢迎全球投资者

没事，以后还会有科创板七年之痒，科创板改革也会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