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记录

《穀梁传》与《公羊传》的小别与大异
“晋士匄帅师侵齐”，《穀梁传》也浓墨重彩地解释了那个“还”字，大意是说：“还”表示事情没办完满。士匄是奉了国君之命去杀敌的，他和齐侯并没有个人恩怨，所以，如果齐侯活着，那就前往诛杀，如果齐侯已死，那就收兵不打，这正是礼的精神。《春秋》之所以记载这件事，是因为它大有“合礼性”。

但是，既然给了赞扬，为什么又说事情没办完满呢？《穀梁传》又有解释，这是它比《公羊传》的说法更深入的一步：君主不主持小事，臣子不专享美名，事情办好了全要归功于国君，事情办砸了全要归罪于自己。只有这样，才会在民众当中鼓励起互相谦让的风气。士匄在这点上没做好，所以《春秋》才批评他办事没办完满。

《穀梁传》还给出了把事情办完满的可行性意见：士匄应当找一块地方，平整土地，设置帷帐，举行祭祀，然后派副手回国向国君汇报。

如果士匄当真按照《穀梁传》的要求做了，《春秋》的那个“还”字应该改成哪个字呢？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会觉得这种问题纯属无聊。但古人不是我们，他们怀着一颗真诚的心，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东汉末年有一位集大成式的儒学宗师郑玄，我们熟悉的刘备就听过他的课，提起这段经历的时候还很是引以为荣。郑玄说：如果士匄做到了，《春秋》就会用“复”字来说他。

让我们比照一下，《春秋》原文是“晋士匄帅师侵齐，至榖，闻齐侯卒，乃还”，如果士匄把事情办完满了，那就该是“晋士匄帅师侵齐，至榖，闻齐侯卒，乃复”，这真的有什么差别吗？古人认为这一字之差蕴含着本质性的不同，《春秋》的微言大义正该这样去钻研。

当然，反方意见也不是没有，比如公羊学大师何休就认为《穀梁传》这种责备求全的做派太不君子了！

《穀梁传》与《公羊传》两部书不但体例相同，内容相似，就连书名都相近。所以，两者有可能出自同一个源头，后来异地相传，方言口音上的差异导致了一为公羊、一为穀梁，口传心授的过程又必然形成内容上的细小差别，这才有了两者既相似又不同的样子。
但是，哪怕再微小的差异，只要进入意识形态的斗争，也会使山河震荡、日月无光，使人与人势同水火。我们看整个世界史上的意识形态斗争，往往敌对阵营之间的斗争反而不如同一阵营里不同派系的斗争更凶残。

而《左传》中，对‘纪侯大去其国’的解释是这样的：纪国领导人不愿意屈服于齐国，把国君的位子让给了弟弟，自己则为了躲避齐国的迫害而永远地离开了祖国。
试想一下，如果《左传》也是这一时期的官学经典，还和《公羊传》地位相同的话，那么一定会有异见分子搬出《左传》，说《公羊传》把‘大去’理解错了，那些借题发挥的内容便不能作准——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官方意识形态总是需要指定教材——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多一份材料就多一份参照，但站在官方意识形态的立场，显然多一种声音就多添一份乱。

退一步说，即便仅仅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我们还有必要知道的是，古人的学术观念不同于今天，彼此宽容、求同存异的态度并不多见。
人类天生的认知模式就是趋向于价值一元论的，又基于同情心和同理心，如果我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我把我的证据和推理过程摆给你看，你怎么可能不赞同我呢？如果你真的不赞同我，那么你要么是傻，要么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私心和立场，要么就属于魔鬼一党。
在这三者之中，傻也许还值得同情，但私心和邪恶就必须铲除！！！

我们今天对多元化的宽容实在是现实的多元化逼迫我们不得不如此的结果，于是产生出让理性高度抑制情感的思考方式，这确实更先进，但也确实很反人性。今天我们会看到，人口流动性高的大城市往往会比人口流动性低的小城市观念更开放，这其实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针对万同学的三个问题， 熊霸天老师熬了一宿，拟了长长的答案， 本周末公布，等待中。。。 

以上及以下内容来自熊逸，不过我根据自己的理解裁剪编排过了，跟原文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我的理解能力有限，难免会有多处错误，我留到以后重读时再调较，目前就这样了。

开学了一周才发现，差点错过，错过就可惜了。追课花了好几天，以后可以不必这么赶了。

《春秋》之微言大义
“微言”到底有多微，它会微小到一个字，甚至没有字。“大义”到底有多大，它会大到为万世垂法。
至于怎样为万世垂法，主要手段就是褒贬：表扬好人好事，批判坏人坏事。于是，在《春秋》各种各样的褒贬当中，政治该怎么搞，不该怎么搞，一切也就清晰明确了。
中国历史上深入人心的忠奸二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春秋》之学——或更准确地说，是由公羊学家奠定下来的。

Atlantis
亚特兰蒂斯

题外话：散户的数量再庞大，也只是增加猎物的基数，并不能改变被猎杀的命运。因为一盘散沙的散户要面对的是数量较少但有组织的狼群，和更高端的猎食者。 

《左传》的可信度
北宋欧阳修对赵盾弑君案提出的质疑，信《春秋》还是信《左传》？
从“郑伯克段于鄢”看没有破绽的破绽：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按剧本设定走向的完美演出？

揣摩情境，代角色拟言，这是小说家的手法，源头却在古代史家身上。历史与小说，本来就是同源而异流的。
人类天然就是以故事模板认知世界的。我们在天性上不能容忍残缺，而残缺又是客观必然的。解决此类矛盾的技巧所有人天生都很精通，那就是脑补。

归根结底，《左传》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只能算一部“半信史”，但依然不失信史的价值。就像一个患了失忆症的人，所回忆的人生历程未必值得信任，但他记得的乘法表、元素周期率等是不容易出错的。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这就是《左传》很可信赖地展示给我们的。

武王伐纣，周朝建国，诺大国土，如何统治？
化大为小的治国术——封建制：把子弟、亲戚、功臣分封到全国各地，分封建国。
周天子和同姓诸侯一般都是叔侄关系，和异姓诸侯一般都是甥舅关系，诸侯和大夫们又在原有的亲族关系上不断联姻。
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的“国际战争”很少你死我活的打法，双方各有节制，全没有战国以后的血腥味道，一来大家都沾亲带故，二来参战是贵族的特权，军队主力是最低一级贵族“士”——“士”打仗要遵循一整套优雅的贵族礼仪，秉持一种很不接地气的贵族精神，由此衍生出中国的士文化和日本的武士道。

在封建制里，分封是一种逐级向下的金字塔结构。正是在这样的逐级分封的封建关系里，《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才是合理的。
管好一个贵族之家不亚于治理一个小国，有齐家的能力也就可以试着治国了。
上至周天子，下至最低一级贵族“士”，家族关系才是政治关系的本质，“天下”是靠一整套宗法制度维系在一起的。之所以儒家礼学最重视丧礼，这是因为复杂的宗法关系必须仰赖复杂的丧礼来维系。这套礼仪，做过度了就容易造成僭越心理，做不足了就容易涣散凝聚力，所以才要格外讲究既不过分又不欠缺的中庸之道。
无心之失，人们只要看在眼里，就会疑上心头，信心的动摇很容易就会导致局面的变化。所以，再复杂的繁文缛节也必须保证全程不出任何闪失。

儒家学问最难学的既不是《论语》的“仁”，也不是《孟子》的“义”，不是任何高大上的政治哲学理念，而就是这些实实在在的、繁琐到无以复加、令人生畏的仪节。

语言奥古是读《左传》的难点之一，但远远不是全部。
《左传》所描述的那个春秋时代，无论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风俗道德、言谈举止，甚至细小到对一个人的称谓方式，都和秦汉以后的社会大相径庭，以至于我们理解春秋时代的古人困难重重。而这些难点，却往往都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