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记录

（1）《诗经》哪一句最好？
本着“正确的”文学观，如果要我们在《诗经》当中挑选最美的一句诗，我们应该选哪一句呢？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喜欢“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或者“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样的句子，把小市民的肤浅趣味暴露无遗。^_^
当然，很多人会说“各花入各眼”，这种评选毫无意义。但是，我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当真发生过，而且很有来头。《世说新语》有这样一段记载：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xū）谟（mó）定命，远猷（yóu）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东晋名臣谢安问子弟们《诗经》以哪一句最佳。谢玄，这位将来以指挥淝水之战而著名的青年才俊答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诗经?小雅?采薇》里的名句，是今天任何一名诗歌爱好者都可以脱口而出的句子，的确是古往今来最为脍炙人口的《诗经》名句，弥漫着浅淡却马不停蹄的忧伤，美得让人心碎。

全景网4月17日讯 银信KJ周一晚间发布2016年年报，2016年营业收入99.2亿元，同比增21.7%，净利润12.49亿元，同比增19.27%。基本每股收益1.02元/股，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1.33%。公司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0元（含税）；同时，每10股转增4股。 

不清楚别人为什么要卖出，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利空。
A股价值投资的标杆茅台，每股收益13块，每股股价404，银信的合理股价应该在30块以上啊，哈哈

今天继续加仓银信，基本满了。 
中长线就是这样，看准一只股，就一直买到买不动为止，然后等待。
不理会大盘如何，高峰低谷寻常事，岂因祸福避趋之？  ^_^

儒学对思想的禁锢，对人性的摧残，是在宋朝理学的杰作，可笑朱老夫子，到老被人弹劾，居然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

在孔子的时代，民风是比较自由奔放的，想想孔子自己的来历。
敦煌出土的唐朝离婚协议书上写：“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扫峨眉，巧呈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这是三俗么还是高尚？情不之存，义字尚在，纵然相离，亦愿你我都过得好。
不似后世，未过门未谋面的女子，也要为早逝的夫君守寡一辈子，若无子息，分割财产时连名分都没有，生活都不有着落，苦不堪言。 

（3）《颜氏家训》提醒大家：千万小心文学的毒害
如果我们相信林语堂“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的论断，相信诗歌总是起到陶冶性情、排遣忧闷的积极作用，那么就会很难理解儒家对诗歌的一贯忧思。孔子既然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t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么，当一位林语堂的信徒尽情徜徉在文学世界里，陶醉在诗歌的华美篇章里时，这些文辞的魅力难道不会反过来浸润人心，使他日益变得“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吗，又何必非得强调“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呢？
是的，当林语堂饱含家国情怀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时候，感情蒙蔽了他的理智，使他只看到诗歌的积极一面，却淡化了诗歌的消极一面。一个人倘若当真教育子侄的话，对诗歌的消极性就必须慎重对待了。

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古代中国最著名的几部家训之一，其中以近乎危言耸听的口吻论及文学的危害。颜之推敏锐地看出，文学创作会充分宣泄一个人的才思与性情，这很容易使人进入一种自我膨胀的精神状态，性格变得浮夸，做事流于轻率；若是一个典故用得巧妙，一句诗文写得精彩，他们就会神采飞扬，目空一切，自吟自赏，浑然忘记了这世界上还有别人。

颜之推所描述的这种状态，即便时至今日，我们在诗人群体里依然屡见不鲜。考之古人，大诗人如李白、杜甫等等显然也可以对号入座。当然，出于对绝顶天才的仰慕，我们可以原谅李白、杜甫的一切，但世界上更多的却是徒有李杜之性情，却欠缺李杜之才华的人。颜之推举出一个反面典型来教育子侄说：最近在并州有一位士族子弟，写一手鄙俗可笑的诗赋而不自知。旁人一起谋划好来嘲弄他，假意称赞他的诗赋。这位士族信以为真，便大摆宴席，为自己延揽声名。他的妻子是个明白人，哭着劝他不要这样丢丑，他却仰天长叹说：“连妻子都容不得我的才华，更何况陌生人呢！”就这样，这位士族至死都不曾觉悟。这件事后来被冯梦龙收入《谈概》，纯粹当作笑话来看。

（2）乏味的好诗
以上结论看似荒谬，因为在我们对古典诗歌的最一般的印象里，任谁都想得到古典诗人当中最耀眼的两颗明星：李白和杜甫。我们脱口便背得出李白的“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还有杜甫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无非感叹人生苦短，正须对酒狂歌。

在我们近几十年来的文学史教科书里，总是将李白和杜甫分别认作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大巅峰，赞叹李白磅礴的想象力和杜甫刻画现实、揭露时弊的率真和勇气；我们当然也会欣赏他们过人的文学才华，但是在古代的儒家传统里，文学价值从来只是诗歌的副产品，任何一位立志以诗礼传家的正人君子非但绝不希望用诗歌把子弟培养成海子和顾城那样的人，也绝不希望子弟们成长为李白或杜甫。而正是这个在今天看来颇为反常的诗教传统，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真正主线。

这条主线一言以蔽之：诗，不是放纵，而是约束。所以，中国古典诗歌的正统与标准，既不会是“会须一饮三百杯”，也不会是“酒债寻常行处有”。要寻一个差相仿佛的样本的话，可以举出这样一首五律：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这是包拯传世的唯一一首诗。据朱熹讲，包拯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还只是一介布衣。

单纯从诗艺的角度来看，这首诗实在乏善可陈，无非是几句合辙押韵的座右铭，但是，在正统的儒家观念里，这样的诗才是真正的好诗，才是配得上“诗礼传家”的诗，是“诗言志”传统里的上乘言志之作，至于它在文学性、艺术性上的平庸，非但不该挑剔，反而值得嘉许。

是的，包拯的诗如果写得太有文采，反而会降低人们对他的评价。儒家理想中的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人”，其次才是一个文人，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1）诗艺与诗教
几乎和孔子同时代的柏拉图分明也是一个满怀政治理想的哲人，为什么对诗歌的态度完全和孔子相反，一心要把诗人和诗歌赶出城邦呢？到底是孔子搞错了，还是柏拉图搞错了？
事实上，孔子和柏拉图对待诗歌的态度在本质上高度一致，都要保存有益的，摒弃有害的，只是在表现上有偏重不同罢了。

孔子究竟有没有删诗，这是一个历史疑案，我自己偏向于认为孔子对《诗经》做过一定程度的编辑整理，至于删了多少，应该远没有古人说的那么多。
柏拉图想删的诗一定比孔子多，这倒不怪柏拉图更苛刻，而是由古希腊和古中国在诗歌方向上的差异造成的。《荷马史诗》是长篇叙事诗，我们可以理解成一种有韵律的评书。评书讲究的是故事性和角色刻画，越热闹、越扣人心弦就越好。如果再要迎合两三千年前普罗大众的下流趣味，“三俗”的作料就一定不能少。所以柏拉图对诗歌的挞伐可以简单归结成一句话：“我要反三俗！”

再看《诗经》，虽然也有少量叙事诗，但绝没有评书式的叙事诗，所以《诗经》里的“三俗”最多也只是郎情妾意、勾勾搭搭的小山歌。或许当初也有过“乡村二人转”级别的诗歌，但是，要么识字的君子不屑记录，要么虽有记录却被孔子删掉了。

无论孔子还是柏拉图，都不认为诗歌应当是一种文艺创作——不，它应当是一种辅助教化的工具。诗歌与生俱来的文学性常常使人陶醉，这是正人君子一定要警惕的。所以说，作为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为中国传统所塑造的与其说是“诗艺”传统，不如说是“诗教”传统。

中国古代素来有“诗礼传家”的传统，一个连续几代秉承了良好诗教的书香门第从来都会受到世人的尊重；然而今天的一些聪明家长严格控制着孩子的课外阅读，不愿意让他们过多地接触诗歌，因为他们生怕孩子会在阅读的潜移默化中养成或多愁善感、或狂放不羁的性格。这样的性格当然不很健康，甚至令人讨厌。那么，今天家长们的这些顾虑难道古人就不曾有过吗？尤其当我们考虑到“诗礼传家”是儒家思想里的经典传统时，我们又怎能相信儒家竟然也会喜欢诗人呢？

这也许就是现代与古典的区别所在，中国古典传统里的诗教绝不培养海子和顾城这样的诗人——恰恰相反，它所培养的是道德楷模式的诗人，是西服革履、规行矩步的诗人，也就是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最不是诗人的诗人。

熊逸书院还追踪不？ 
当然要继续。

人的思维容易固化，因此要保持开放的状态，随时接受各种观点的试炼， 随时准备打破旧有的体系、诞生出新的理念。

不过说辞总还是有的——花是植物的性器官耶 
欣赏一朵花时，如果有人提醒这句，必是大煞风景
呕吐，呕吐，惊起苍蝇无数
刚好给添点儿花肥呵呵~

自持理性深刻的人，总喜欢追本溯源，试图剥去一切表象，揭示事物丑陋的本质，却忘了享受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