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记录

成功和失败的经验都是可以借鉴的，但是不可以“复制”。
复制是生搬硬套，借鉴是灵活运用。
复制是别人有什么我这里就想要有什么，借鉴是只提取他身上跟我有关的一点，结合我的具体情况。 
复制是“形似”，借鉴是“神似”。
毕加索有句名言: Good artists copy. Great artists steal.  
建筑师朱海峰把它翻译成“能工摹其形，巧匠摄其魂”。

决策和选择是非常消耗精力的事情，因此我们只应该对最重要的事情使用科学决策法。
如果要计较，生活中几乎每个事儿都值得计较一番，日常的每个行动都值得质疑、值得重新考虑——但是你犯不上。 
如果整天为了一些小事儿选来选去，就没法想重要的事儿了。
所以高手本来最讲自由，但是反而讲究惯，每天生活有很多仪式般的固定流程——也就是“不选择”——我在意的事情，我希望有控制感，但有很多事儿我不在意。
当有人询问你的意见，能估算对方的意愿，替对方做出决定，这就是充满爱心的行为。

自律带来自由这句话的意义，在亲身实践之后才深刻体会。将生活中不需要太计较的小事变成惯和自律，便可以将更大的精力投注在需要专注之处。

生活中需要自律的离不开：身体，时间和选择。身体状态的重点在于：呼吸，食物，睡眠，锻鍊。基本循环，顺应自然。明确对时间的看法和实践，弹性调整密度，衡量投入产出比。对于真正需要决策的事，事前分析，选择一个方向后不再犹豫，阶段性检查成果，反覆修正。最后有勇气开始，也要有勇气重头再来。

看清楚之后便明白，如何生活得更有意义，不只是活着。因为要选择，得到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时间是筹码，下注考验智慧。身体是本钱，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孤注一掷。
（Leaf）

我说让你别动那个数字，你偏要动，几次三番地动，为什么呢？
来，你告诉我原由好不好？

你看你，又不能讲话，每次都靠我来猜，我若不猜，你抓耳挠腮都没用，可怜。。。

隔壁阿婆，你又把这里的田耕了一遍？这么旺盛的精力可不可以用来发电？  ^_^

宴会结束之后，赵孟和本国大夫叔向开始对那几位郑国贵族评头论足，外交话语至此转入私人话语。宴会上给赵孟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伯有，这一点都不令人意外。赵孟对叔向说：“看来伯有难逃被杀的命运啊。诗是用来表明心志的，伯有对自己的国君心怀不满，通过诗歌把这种不满公之于众，甚至以此来取悦宾客。对于这种人来说，逃亡出境已经算是最侥幸的结局了。”叔向很赞同赵孟的判断，说道：“伯有确实太过分了，老话所谓‘到不了五年’说的就是他这种人。”
赵孟继续点评其他人说：“其他几位大夫都是福泽绵长的人，家族的地位再传几代也不会动摇。子展的家族应该是最后才会灭亡的，因为子展虽然身居高位却不忘记贬抑自己。印段的家族应该是倒数第二个灭亡的，因为印段享乐而不放纵。享乐是安定人民的必要手段，但只有把握好分寸才行。印段能够做到这点，他的家族能够比其他家族绵延得更长久，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赵孟之所以说子展虽然身居高位却不忘记贬抑自己，是因为子展赋诗有“我心则降”的句子；之所以说印段享乐而不放纵，是因为印段赋诗有“好乐无荒”的句子。通过这只言片语就来判断一个人，乃至其整个家族几代人的兴衰，这在我们看来简单得近乎幼稚，但这种看法一直绵延在中国诗歌史上，诗歌在古人心中一直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这神秘的力量其实也很有几分现实主义的依据，这在伯有身上体现得最是明显。当时在伯有赋诗的时候，赵孟虽然拂了他的面子，但毕竟碍于场合、身份，说话还是有所保留的。此刻宴会已散，身边只有自己的同僚，这才开始直言无忌地品评得失。在那首《鹑之奔奔》里，“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这是赤裸裸的诋毁、谩骂，语义明确，即便是后现代的文学批评家们也很难从中找出任何的歧义空间来为伯有辩护。当着外国大臣的面，在本国国君与若干大臣在场的情况下，毫不隐晦地批评本国国君品行不端，在外交场合上恐怕不会有比这更加失礼的事情了。
由此可见，伯有和郑君的矛盾已经彻底公开化了。哪怕换做任何人在赵孟的位置，做出伯有将会被杀的判断实在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并不需要多高的智慧。但值得我们留意的是，赵孟推理的大前提是“诗以言志”，所以，赋出“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这等大逆不道的话不会是任何权谋手段的体现，而是赋诗者心意的直接流露，也就是说，一个人赋出什么诗句，完全可以说明这个人的心志如何，因而也就完全可以说明这个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并且，一个人是怎样的人，就会有怎样的命运。于是，“诗”与“命运”就这样具有了神秘的对应性。
“诗”与“命运”的这种对应性在《左传》里不止一次地得到验证。在垂陇之会的三年之后，《春秋》有记载说：“郑国的伯有逃亡到许国，又从许国回到郑国，被郑国人所杀。”事情的前因后果，在《左传·襄公三十年》有详细的记载。当时的郑国，伯有与子皙争权夺利，互不相让。伯有嗜酒，专门修建了一处地下室以供长夜之饮，连天亮了也不知道，完全不把国事放在心上，他那骄奢淫逸、目中无人的行事作风也在郑国群臣心里激起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子皙终于忍无可忍，带着家族甲士攻打伯有，烧了伯有的房子。伯有先是逃到许国，随即带人潜入郑国都城，最后战斗失利，被杀死在卖羊的街市上。伯有死后，春秋历史上的著名贤臣子产主持郑国的国政，郑国总算乱后有治，过上了一段太平安定的日子。

依次，公孙段赋《桑扈》：
交交桑扈，有莺其羽。
君子乐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莺其领。
君子乐胥，万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为宪。
不戢不难（nuó），受福不那（nuó）。
兕觥（sìgōng）其觩（qiú），旨酒思柔。
彼交匪（fēi）敖（ào），万福来求。
这首诗大约是宴饮之歌，是贵族们在国宴上的祝酒辞，既有老生常谈的吉祥话，也有温和适度的告诫语。赵孟抓住诗的最后两句来做回应说：“如果一个人做到诗中所说的‘既不求侥幸也不骄傲’的话，福分还会跑到别处吗？只要以这句诗作为准则，福禄就算想推辞也推辞不掉啊。”

接下来是子大（tài）叔赋诗，赋《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tuán）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ráng）瀼。
有美一人，婉如清扬。
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这是一首标准的情歌，描写诗人偶遇了一位美女，为她动心，想要和她永结欢好。
以情歌来表达政治隐喻，这是中国诗歌一以贯之的传统。子大叔大约是第一次和赵孟见面，所以将赵孟比作邂逅相遇的美女，一番示好，表达自己的倾慕之情，既希望彼此之间永结欢好，当然也暗示着希望郑国和晋国永缔良缘。赵孟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兼顾了字面义和引申义：“这是您赐予的恩惠。”
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这真的是一场男女之间的邂逅，那么当男子表达了爱慕，女子居然既不是含羞不语，也没有自谦自卑，却回答说：“您愿意和我结好，这是您赐予我的恩惠。”这真不是后世儒家可以大胆想象得出的场面。

接下来是子产，这位孔子最佩服的政治家赋诗《隰桑》：
隰桑有阿（ē），其叶有难（nuó）。
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涵义简单而直接，相当于对赵孟说：“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而对这样似乎过于泛泛的客套之辞，赵孟的回答是：“我请求接受您这首诗的最末一章。”
《隰桑》的最末一章是：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意思是说：既然心里爱着这个人，为什么不对他讲出来呢？推想赵孟的言下之意，是希望子产不要只讲些泛泛的客套之辞，而是应该认真地对自己有所告诫。——当然，这也许仅仅是外交辞令上的必要的废话，但外交的特色就是这样，总是要以连篇累牍的必要的废话来小心翼翼地传达感情、维系秩序的。